【内容提要】《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在文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墓志记载文学家的事迹，可以对唐代文学名家诸如贺知章、李白、杜甫、韦应物等具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唐代是诗人辈出的时代，但因仅靠写本文献的流传而埋没了很多诗人和诗作，从新出墓志中挖掘被埋没的诗人和作品，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墓志是特殊的人物传记，它在程序规范和变化发展的交融过程中不断演进；墓志出土的偶然性以及未经选择的原始状态，最有助于文体发生和演变的研究；通过墓志以钩稽唐代文人的著述，也可以展现唐代文学与学术繁荣的状况。
【关 键 词】《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文学名家/传记文学/文体演变/文人著述
【作者简介】胡可先，男，江苏灌南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唐代长安的集市有西市和东市，西市尤为繁华。创建于这一遗址上的大唐西市博物馆，不仅可以使得人们领略逝去千年的繁华，更可通过其中收藏的文物而跨越遥远的时空回到盛世的长安。在为数众多的收藏品中，墓志堪称一大宗，计有九百五十余方。大唐西市博物馆理事会选择其中五百方，由胡戟和荣新江两位教授主编，数十位学者参加，整理而成《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三巨册①。胡戟教授写了一篇分量很重的前言，带领读者“走进隋唐人的精神世界”，重点论述了墓志所反映的唐代政治事件、唐人的财富观和价值观、唐人的隐居习尚、唐人的门阀观念、唐代的妇女生活、唐人的宗教信仰等。因此，我在这里就着重阐述该书在文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文学名家研究的视阈拓展
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至为繁盛，名家辈出，导引了传统的古典诗学对于唐诗高度推重，千百年来，传世文献也被利用殆尽，而出土文献则打开了新的视野。《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收录的墓志，涉及唐代的文学名家众多，仅诗人就有贺知章、李白、徐坚、徐彦伯、杜甫、常衮、韦应物、刘长卿、杨巨源、杨嗣复、裴夷直、张文规、蒋防等多达数十人，通过新出墓志，可以对唐代文学家有更为全面的了解，从而拓展传世文献的研究视阈。特别重要的文学名家，我们举出贺知章、李白、杜甫和韦应物四人为例。
就贺知章而言，本书收录贺知章撰写的《大唐故司空窦公夫人邠国夫人王氏(内则)墓志铭并序》，对于全面研究贺知章的文学成就，颇为有用。贺知章的作品，历代传世者以诗为主，其文仅有《上封禅仪注奏》及《唐龙瑞宫记》两篇，而新出土墓志公之于世者已有《唐故朝议大夫给事中上柱国戴府君墓志铭并序》、《大唐故中散大夫尚书比部郎中郑公墓志铭并序》、《唐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曹州诸军事曹州刺史上柱国颍川县开国男许公墓志铭并序》、《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大理少卿上柱国渤海县开国公封□□□□并序》、《大唐故大理正陆君墓志铭并序》、《□□□银青光禄大夫沧州刺史始安郡开国公张府君墓志铭并序》、《皇朝秘书丞摄侍御史朱公妻太原郡君王氏墓志并序》、《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行鄜州刺史赠户部尚书上柱国河东忠公杨府君墓志铭并序》、《唐故光禄少卿上柱国虢县开国子姚君墓志铭并序》等九篇。贺知章作为盛唐著名散文大家的面目逐渐为人们所了解。本书收录了贺知章撰写的《王内则墓志》则更应该引人注目，其要有如下几点：一是该志题署：“右庶子集贤学士皇子侍读贺知章撰。”②墓主卒于开元十五年二月廿三日，葬于同年三月廿九日。该志提供了贺知章仕历方面更多的信息。因为此前出土贺知章开元十五年所撰的《杨执一墓志》，题署“右庶子集贤学士贺知章撰”，而《王内则墓志》除了“右庶子集贤学士”，又多了“皇子侍读”。这与《新唐书·贺知章传》所记：“开元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一日并谢。……玄宗自为赞赐之。迁太子右庶子，充侍读。”③颇相吻合。二是该志是贺知章所撰墓志中文字较多的一方，朱拓影印，更显书法精美，尤其能够凸显唐玄宗时期流行八分书的风气。三是这篇墓志体现了贺知章叙以散文、述以骈体的文章风格，相比贺知章其他以散体为主的墓志如《戴令言墓志》，则又别具特色。
就李白而言，本书收录的《许肃之墓志》是探讨李白与许氏家族婚姻的绝好材料，由此能够进一步研究李白生平的一些问题如安陆见招的真相④。墓志云：“曾祖圉师，金紫光禄大夫，左相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柱国，平恩县开国公。祖自然，尚辇直长，常州司仓。考止栖，朝议郎，襄阳郡安养县令。”(563页)参以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⑤这一墓志的出土，为研究李白的婚姻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和思考的空间，在李白身世的考证上，也体现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就杜甫而言，本书收录的《杜该墓志》云：“京兆杜陵人也。曾祖懿，随殿内监，甘棠公。祖乾福，皇大皇太中大夫，曹、遂二州司。父嗣及，皇曹、宁、青三州刺史。……嗣子韶等。”(531页，原书校记：“皇大”二字衍。)杜该先世与杜甫相关⑥，杜该之子杜韶是杜诗直接提及之人。杜甫有《季夏送乡弟韶陪黄门从叔朝谒》诗：“令弟尚为苍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比来相国兼安蜀，归赴朝廷已入秦。”原注：“韶比兼开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峡舟船。”仇兆鳌注引张远曰：“乡弟，故乡同姓之弟。”⑦再如，杜甫的著名诗篇《饮中八仙歌》吟咏饮中八仙之一李琎：“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⑧饮中八仙都是富于文才之人，但以前我们读杜诗时没有李琎的作品加以印证，本书收录李琎《让皇帝第十一男琯母夫人韦氏墓志铭并序》，题署“兄昆孤子光禄大夫前行秘书监上柱国汝阳郡王琎撰”(525页)。这是迄今所见的第一篇李琎的作品。志主韦贞范作为一位女性，可以叙述的经历并不多，墓志的主体就侧重其品行的描写：“二八之年，容华婉丽，属椒房妙选，皆是良家。宸眷一临，便参紫掖。授礼经于保傅，习女诫于姆师。去泰去奢，守真守素。”(525页)而且通篇以骈体文字出之，诸如“均雨露于万方，布风猷于百郡。兔园修竹，岂独在于宋郊；桂苑文台，亦□闻于岐部”(525页)，俪偶而不繁缛，整饬又显凝重，说明李琎也是骈文名家。这篇仅见的李琎之文，对我们解读杜甫的诗篇具有重要的印证作用。
就韦应物而言，本书收录了《韦端夫人裴氏墓志》，末署“大理评事韦端□”，志云：“唐京兆韦氏，曾祖待价，皇朝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祖令仪，梁州刺史。父锜，京兆府兵曹参军。嗣子宣德郎、行大理评事端，娶河东裴氏。”(659页)韦端是韦应物族人，参以新出土《韦应物墓志》：“皇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待价，[君]之曾祖。皇梁州都督令仪，君之烈祖。皇宣州司法参军銮，君之烈考。”“堂弟端，河南府功曹，以孝承家。”⑨知韦端与韦应物是堂兄弟。韦应物诗中，赠与韦端的诗作有《休沐东还胄贵里示端》、《九日沣上作寄崔主簿倬二季端系》、《将往滁城恋新竹简崔都水示端》、《闲居寄端及重阳》、《岁日寄京师诸季端武等》、《送端东行》、《答端》等。这篇《裴氏墓志》，不仅证明韦端长于作文，而且说明一个文学家族对于造就韦应物文学成就的影响。再如二○一《韦嘉娘墓志》：“五代祖夐，周处士，逍遥公。遗荣知足，乐道全真。志不屈于万乘，节独超于千古。曾祖挺，皇朝吏部侍郎，银青光禄大夫，黄门侍郎，御史大夫，扶阳公。祖待价，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丞相，扶阳元公。父令仪，司门郎中，少府少监，银青光禄大夫，宗正少卿，褒州都督，扶阳肃公。”(445页)也是了解韦应物家世的重要材料。且其五代祖“遗荣知足，乐道全真”的志节，对韦应物淡泊心境的形成或许不无影响。
内容摘要：《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在文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墓志记载文学家的事迹，可以对唐代文学名家诸如贺知章、李白、杜甫、韦应物等具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唐代是诗人辈出的时代，但因仅靠写本文献的流传而埋没了很多诗人和诗作，从新出墓志中挖掘被埋没的诗人和作品，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墓志是特殊的人物传记，它在程序规范和变化发展的交融过程中不断演进；墓志出土的偶然性以及未经选择的原始状态，最有助于文体发生和演变的研究；通过墓志以钩稽唐代文人的著述，也可以展现唐代文学与学术繁荣的状况。
关键词：《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文学名家;传记文学;文体演变;文人著述 作者简介：二、被埋没诗人诗作的重新发现
唐代是诗人辈出的时代，但唐诗因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前主要靠写本的流传而埋没了很多诗人和诗作，从新出土墓志中挖掘被埋没的诗人和作品，钩稽出隐而不显、潜而不彰的诗人事迹，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通过本书收录的墓志，我们可以对唐诗研究作四个方面的挖掘。
首先是诗人事迹的考证。唐代不少诗人，因史料缺乏，有些事迹不为人知，本书则提供了新的材料。如二五五《王婉墓志》，题署“左卫仓曹参军摄监察御史郭密之撰”(559页)。其题署也颇有助于考订郭密之的仕历。郭密之作为一位诗人，《全唐诗》卷八八七仅收其《永嘉经谢公石门山作》一首，编入无爵里世次诗人之中，亦无作者小传。而这篇墓志志主葬于天宝五载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这篇墓志的题署，即可确认郭密之的仕历和年代。再如三三○《唐故处士陆公墓志铭并序》，题署“将仕郎前守同州夏阳县尉杨巨源□”(715页)。杨巨源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但他在贞元中的事迹，除了贞元五年及进士第之外，大多难以详考。本志志主为陆翘，贞元十六年四月廿一日卒，十七年二月四日葬，是知杨巨源在贞元十七年前曾为同州夏阳县尉。
其次是作诗过程的钩稽。有些唐代诗人，因为诗作散佚而文学声名不显，墓志对这些诗人作诗过程的记载，能够使我们了解这些长期被埋没诗人的生活和创作状态。本书四一七《于汝锡墓志》：“季父少知名，尤工诗赋，赋累百、诗至千首。京师人喜仿有司意，每岁采时事声称，私第贡士名，以季父为唱，十八九焉。季父高简夷淡，脱略时势，洞然无所蓄。尝治城外小墅，与子弟讲磨议论，或时引水移竹，啸歌终日，尽忘其所趋。秋至，及期方来，不第辄复去，未尝以得失动于色，士流乐推之。”(899页)这样的文字，无疑是唐代诗人诗歌创作过程的原生态记录。我们阅读唐诗文本，通常少见作诗过程的记述。这篇墓志尽管没有具体写出志主所吟诵唱酬的具体诗作，但对其作诗过程的叙述，诗歌交往的记载和诗歌数量的呈现，已经将这位诗人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而其中有关贡举进退的描写，更让我们能够了解诗歌在唐代科举选才过程中的作用。
再次是群体交往的考察。有些墓志不仅可以考察个体的诗人，还可以考察以诗人为中心的各种相关群体。四○四《李从易墓志》，就能够为一个诗人家族提供交游还往的线索。该志题署“山南东道节度行军司马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吕让撰”，又“朝议郎行尚书左司员外郎上柱国赐绯鱼袋裴夷直书”。(871页)这位李从易是让皇帝的后人，属于唐代皇室家族，而吕氏家族在中唐以后是源远流长的文学世家，因而这一墓志提供了唐代宗室家族与文学世家交往的见证。⑩
最后是散佚作品的辑集。本书最大的作用是所收墓志大多是《全唐文》等唐代总集所未曾收录的作品，而墓志本身就是特定的文体，这一重大价值乃学者所共知，故不烦费辞列举，仅就诗歌辑集以作论列。四四一《崔文龟墓志》记载了崔文龟的诗作：“大中十二年冬，君始被疾，不果与计偕。明年三月□极，四日谓璐曰：‘予之疾不可为也。前十一月时，赋咏题诗云：“惆怅春烟暮，流波亦暗随。”’是日嗀血，盖有征焉。……读浮图书，雅得其奥。每自咏曰：‘莲花虽在水，元不湿莲花。但使存真性，何须厌俗家。’旨哉斯言，可以味于人矣。”(949页)崔文龟是一位既早逝又被埋没的诗人，墓志的出土，使得这样一位“不第不宦，不后不婚”的年轻诗人的事迹和文学得到了彰显。这篇墓志不仅留存了他的诗篇和诗句，还记载了“君生平所为古文七十首，赋十首，歌诗八百二十首，书启文志杂述共五十三首。又作《玄居志》十八篇，拟诗人之讽十篇，尚未绝笔”。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唐代文人应举之前在文学方面所作的努力。其诗“惆怅春烟暮，流波亦暗随”，感伤意味非常浓厚；“莲花虽在水，元不湿莲花。但使存真性，何须厌俗家”，是其读浮图书以后的感悟之作，颇具禅意和玄味。诗仅两首而内容极为丰富，韵味亦颇醇厚，确为难得的佳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