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史记》与《汉书》是中国史书的两大典范，《史记》成书较早研究却相对滞后，《汉书》晚出但在汉魏六朝广泛流行，并于隋唐之际形成影响深远的“汉书学”。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汉书学”特征渐趋凸显：注音、释义为主；著书、授徒并举；抄撮、抄撰盛行。“汉书学”的繁荣为后起的“文选学”奠定基础，是“文选学”迅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关 键 词】汉书学/《汉书》/文选学
【作者简介】肖瑞峰，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杭州 310032）；石树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史记》与《汉书》是中国史书的两大典范，历来《史》、《汉》对举，班、马并称，然而二者的学术地位在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此起彼伏，境遇迥异。《史记》屡遭非议，《汉书》受到追捧，中唐之前《汉书》影响远超《史记》，并且率先形成影响深远的“汉书学”。
“汉书学”的兴起与《汉书》的自身特点密切相关，同《史记》相比，《汉书》具有更多易于流行的先天因素，班固与司马迁在编撰体例、语言风格、修史立场、思想倾向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自黄帝至武帝约三千年的兴衰沿革，《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叙述始高祖终王莽二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两书均有开创之功，然而朝代更迭，时间累积，修撰通史日益困难，断代史优势渐趋凸显。正如刘知几所言：“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①此后列朝正史全部沿袭《汉书》体制，最终导致《史记》一枝独秀，寂寞身后，《汉书》垂范千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②《史记》本为私撰，怨刺之情贯穿其间，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而《汉书》堪称首部官修史书，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遭到抵制，班固力求全面展现西汉统一社会的规模与成就，揭示皇权制度的完善与国家壮大的历程。“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③可见宣扬汉室、润色鸿业是《汉书》的重要任务，班固的追求完全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因此《汉书》获得官方极大的肯定与赞赏。三国时期东吴孙权认为治国修身必读《汉书》，特令其子孙登学习。蜀汉刘备临终遗诏诫子刘禅曰：“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④东晋甚至波及少数民族首领：“(石)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其天资英达如此。”⑤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民间研习之风愈盛。《三国志·魏书》记载司马朗之父司马防：“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⑥又《晋书·刘宣传》：“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复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二公独擅美于前矣。’”⑦《梁书·陆倕传》记载更甚：“尝借人《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⑧陆倕居然能够一字不差地默写并不常见的章节，足见对《汉书》的精熟程度。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孩童亦精《汉书》，《南史·韦载传》：“载字德基，少聪慧，笃志好学。年十二，随叔父稜见沛国刘显，显问《汉书》十事，载随问应无疑滞。”⑨韦载年仅十二却能对答如流，表明《汉书》已经普及到童稚阶段。又《博物志》：“汉末发范友明冢，奴犹活。友明，霍光女婿。说光家事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似。此奴常游走于民间，无止住处，今不知所在。”⑩内容虽荒诞离奇，却表明《汉书》在民间广为流传。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汉书》受到社会各界非同一般的欢迎与喜爱，《汉书》研究已经具有相当良好的民众氛围，为隋唐时期“汉书学”的成熟奠定基础。
内容摘要：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汉书学”特征渐趋凸显：注音、释义为主；著书、授徒并举；抄撮、抄撰盛行。“汉书学”的繁荣为后起的“文选学”奠定基础，是“文选学”迅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汉书学;《汉书》;文选学 作者简介：《汉书》何时以及如何发展成为“汉书学”？各类著作鲜少涉及，“汉书学”更是无人重视。其实凭借学界对《文选》与“文选学”的精深研究，可以初步推求《汉书》与“汉书学”的演变轨迹。骆鸿凯《文选学》是传统选学的里程碑，其《源流》一章以时代为序，追述“文选学”发生、发展的整个历程：“自《文选》书成，至隋即有萧该著书，首加研讨，实开文选学之先河。”(11)萧该撰有《文选音》十卷，惜已散佚，目前仅存数条注释，如《思玄赋》：“行颇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注曰：“颇，倾也。离，遭也。殃，咎也。萧该音本作陂，布义切。”(12)又《汉书·张衡传》：“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注曰：“萧该音义曰：‘焜音昆，火貌也。’”(13)萧该注释兼涉音义。萧该之后，骆鸿凯进一步指出：“文选之学，盖自曹氏开其朔，而李氏集阙成。”(14)则“文选学”滥觞于萧该，始于曹宪，成于李善。倪其心认为最初阶段的文选学是“从萧统的从弟萧该撰《文选音义》开始，经隋、唐之际曹宪撰《文选音义》，授之许淹等，至李善注《文选》”。(15)骆、倪二人一致认为萧该作注、曹宪著书授徒、李善撰《文选注》是“文选学”形成的关键。如此看来，“汉书学”的发展亦有迹可循。延笃是目前已知最早注释《汉书》之人，延笃本为马融学生，“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16)马融是班昭弟子，班昭乃《汉书》四位著者之一，可见延笃与《汉书》渊源颇深，唯其所注留存极少。《汉书·天文志》曰：“后流星下燕万载宫极，东去。”注：“李奇曰：‘极，屋梁也，三辅间名为极。或曰，极，栋也，三辅间名栋为极。寻栋东去也。(延)笃谓之堂前阑楯也。’”(17)又《汉书·酷吏传》曰：“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注：“邓展曰：‘延笃读坚曰甄。’”(18)则延笃对《汉书》既有注音又有释义，方法与萧该类似，堪称“汉书学”先驱。延笃之后服虔、应劭、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等人先后继起，各有著述，至晋灼始合并众家勒成一部，至蔡谟首将注、文合并，《汉书》注释之学蔚为大观。隋唐时期萧该、包恺、刘臻、刘纳言等人著书、授徒并举，推动《汉书》向更为深广的范围流传，《汉书》研究随之出现高潮。颜师古广辑兼收，在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五种之外增加荀悦《汉纪》、崔浩《汉纪音义》以及单行的部分汉书注本共计二十三家，增益发展为集大成之作——《汉书注》，是书在文字校勘、训释疑难、史实考订等诸多方面凌越前人，使得长期困扰读者的训读问题基本解决，代表《汉书》研究的最高成就。千百年来《汉书》与颜注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最终形成注以文传、文以注显的繁盛局面。颜师古《汉书注》在“汉书学”中的地位基本达到李善《文选注》在“文选学”中的高度。综上所述，《汉书》成书之后，延笃作注，首开“汉书学”先河，萧该、包恺、刘臻、刘纳言等人的著述传授使得《汉书》迅速推广，“汉书学”渐成规模，而颜师古《汉书注》标志“汉书学”的成熟。“汉书学”一词唐时业已出现，《新唐书》卷一九八《敬播传》：“是时汉书学大兴，其章章者若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纳言，皆名家。”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中对唐初“汉书学”的发展有精辟论述：
自隋时萧该精《汉书》，尝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包恺亦精《汉书》，世之为《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为“汉圣”。又有张冲撰《汉书音义》十二卷，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是《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解释详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汉书决疑》，师古多取其义。此颜注《汉书》，至今奉为准的者也。房玄龄以其文繁难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大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与弟J2XB01.jpg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者，非其指授，以为无法。又有刘纳言，亦以《汉书》名家。姚思廉少受《汉书》学于其父察。思廉之孙班，以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其姓氏，攘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其家学。又顾胤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李善撰《汉书辨惑》三十卷。王方庆尝就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官，方庆仍随之卒业。他如郝处俊好读《汉书》，能暗诵。裴炎亦好《左氏传》、《汉书》。此又唐人之究心《汉书》，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者也。(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