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观音题材小说在观音信仰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中产生，其发展演变与观音信仰在中土的传播、变化密切相关，并成为观音信仰的重要表现形态与传播媒介。观音题材小说创作经历了从解说佛经、宣传宗教到融入理想、自由发挥的过程，可分成四种类型。小说中的观音形象由宗教概念化趋于性格丰满、生动、亲切。
【关 键 词】观音题材小说/观音信仰/观音形象
【作者简介】罗立群，暨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观音信仰是中国社会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一直以来，学术界对观音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宗教研究，如楼宇烈《〈法华经〉与观世音信仰》、南怀瑾《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杨曾文《观音信仰的传入与流行》、郭绍林《论唐代的观音崇拜》、李利安《中国观音文化基本结构解析》、韩秉方《观世音信仰与妙善的传说》、孙修身、孙晓岗《从观音造型谈佛教的中国化》等。也有学者从文学的角度展开研讨，如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夏广兴《观世音信仰与唐代文学》、江灿腾《观音信仰与佛教文学》等。从文学视角研究观音文化大多侧重小说文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整体上看，尚缺乏对观音题材小说的发展脉络、演变趋势的全面、系统研究，对观音信仰与小说创作的关联也缺乏深入分析，对观音形象的发展变化也没有认真探讨。基于此，本文拟从小说类型、演变趋势和形象阐释的角度，对观音题材小说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
一 观音题材小说的四种类型
观音菩萨是大乘佛教济世思想的具体实践者。中土观音信仰的弘传是随着佛教观音经典的传入而兴起的。依据文献，最早在中土流传的观音信仰是《法华经》中的“普门救苦观音”，随后是宣传西方净土教义的“净土观音”。唐代，佛教密宗传入中土，形象奇特、咒语神奇的“千手千眼观音”广为传播。此外，以简明的文字高度概括大乘般若思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开篇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①经文称观音菩萨般若智慧，洞识诸法性空，具备解救一切苦难众生的本领。《心经》体现了观音信仰中依持佛教义理教化众生的一面，即以般若智慧唤醒世间痴迷，度脱芸芸众生。
观音信仰的核心是“现世他力救济”。在汉传佛教中，观音信仰既有古印度佛教的本色，又有中土佛教的增色，尤其融汇了民间理想，明代谢肇淛说：“佛氏之教，一味空寂而已。惟观音大士，慈悲众生，百方度世，亦犹孟子之与孔子也。”②蒲松龄认为：“佛道中惟观自在，仙道中惟纯阳子，神道中惟伏魔帝，此三圣愿力宏大，欲普度三千世界，拔尽一切苦恼，以是故祥云宝马，常杂处人间，与人最近。”③观音菩萨出世间不离世间的品性，无量神变与伟力，观音经典中奇妙的宗教玄想，生动简明的故事，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创作热情，从汉魏至晚清产生了大量观音题材的小说。
观音题材小说是否可以看作一种类型小说呢?按照小说类型学的理论，类型小说是一组时间上具有一定历史延续、数量上形成一定规模、呈现出独特审美风貌并能在读者中产生相对稳定阅读期待和审美反应的小说集合体。只有具备相当的历史时段、稳定的形式和内涵样貌，并有一系列典范性作品的小说样式，才可以称做“类型小说”。④以此标准衡量，涉及观音信仰的小说虽有历史延续，数量也不少，但其审美特征在不同时段显示出较大差异，也没有形成稳定的叙事模式和形态规范，因此不能视为“类型小说”。
尽管观音题材小说不属于类型小说，却也有着类型小说的“恒定因素”——观音信仰(虔诚皈依观音，观音会在危难时刻显灵)，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观音题材小说的创作，使其成为内容有所关联、叙事手法接近的一类小说作品。⑤观音题材小说大致可以分四种类型：一是叙述观音菩萨现世救济灵验故事；二是描写观音菩萨出身修行证道经历；三是借观音信仰表达世俗理想和生活情趣；四是世俗与辅教纠缠相间。
《法华经》最初由竺法护译于晋太康七年(286)，此后汉译六次，全经二十八品中读诵、讲解、注疏最多的是《普门品》，有关观音灵验的传说及小说创作差不多与《普门品》同时流行于世，是最早描写观音信仰的文学作品。观音灵验故事，先由僧侣宣扬，后播散于民间，人们争相传说，社会反响强烈，文人则加以记录整理。南北朝志怪小说集如《宣验记》、《冥祥记》、《冤魂志》等均有记载，《太平广记》中也大量保存，而记录全面的是刘宋傅亮《光世音应验记》、刘宋张演《续光世音应验记》和萧齐陆杲《系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应验记》共有86个故事，文字长短不一。作者采用史书笔法，在每个故事开篇点明人物、时间、地点，或作者亲身经历，或记录别人见闻，在背景真实的框架下进行细节臆造。如《系观世音应验记》“释开达”条：
道人释开达，以晋隆安二年北上垄掘甘草。时羌中大饿，皆捕生口食之。开达为羌所得，闭置栅里，以择食等伴肥者，次当见及。开达本谙《观世音经》，既急，一心归命。恒潜讽诵，日夜不息。羌食栅人渐欲就尽。惟余开达与一小儿，以拟明日当食之。开达急，夜诵经，系心特苦。垂欲成晓，羌来取之。开达临急愈至，犹望一感。忽然见有大虎丛草趋出，跳距大叫，诸羌一时怖走。虎因栅作一小穴，足得通人，便去。开达仍将小儿走出，逃叛得归。⑥
小说以羌中饥荒，捕食百姓的真实历史为背景，释开达遭遇灾难真实可信，在真实可信的背景中，叙述者开始细节臆造——危急关头，观音施展法力，猛虎跳出救人。这细节描述不是作者的创作虚构，而是记录“实事”。作者记录“实事”时有着强烈的宗教体验和信仰，正如鲁迅所言：“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因此，鲁迅将这类小说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认为其作用在于“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⑦
在宣传宗教的“实事记录”创作法则下，这些灵验故事情节公式化，叙述类型化，人物概念化。小说中的人名、事件、时间和地点作为“可变因素”可以变换：如晋元康年间，竺长舒家居洛阳，遭遇火灾；晋太元年间，徐义在野外被乱军捕获；刘宋孝建年间，费淹坐船赴任遭遇风浪等。而小说中的“恒定因素”(虔诚信仰观音、终于获救)不会发生变化。于是，六朝观音灵验小说的基本情节模式可分为三段式：遭难——信仰——获救。在这一叙事模式中，人物毫无个性可言，所遇灾难也大多雷同，但叙述者为了表现宗教的震撼人心的威慑力，叙述中采用夸张和对比手法，使主人公灾难深重，陷入绝望，此时，情节突然逆转，主人公意想不到地获得观音菩萨救助，绝境逢生，产生强烈的反差效果。灾难越深重，情势越危急，观音的无边法力就越凸显，而这一切都决定于主人公是否虔诚皈依，宗教信仰因此就表现出强烈感染力。
六朝以后，描写观音灵验的小说仍不断被搜集整理或重新创作，如僧侣著作《法苑珠林》《辨证论》《高僧传》，文人作品《广异记》《异物志》《报应录》《夷坚志》《子不语》《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均有描述。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观音灵验故事表现出的报应观念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是不相符的。中国传统的报应观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⑧，主张“天道福善祸淫”⑨。而在观音灵验小说中，中国传统的善恶伦理观根本不起作用，起决定因素的是主人公的宗教虔诚程度。信仰坚定与否决定人物的命运，只要虔诚皈依，哪怕是恶人，一样可以得到观音菩萨的救护。如此描写与大乘佛教宣扬的众生平等，人人均可获得解脱的佛性观是一致的。
有关观音菩萨出身修行证道的传说，是观音小说反复表现的另一类重要题材。与观音灵验小说的内容不同，此类小说主要叙述观音本人虔诚修道、终成正果的经历。北宋年间蒋之奇根据传说润色加工撰成《香山大悲菩萨传》，叙述千手千眼观音修道缘起，今作品已佚失，只能从南宋朱弁《曲洧旧闻》中略知梗概。大体是说过去国庄王三女儿妙善，虔诚修道，为救父疾，献出自己的手眼，最终化身千手千眼观音，而香山即大悲观音成道之地。至元代，赵魏公夫人管道升据此撰成《观世音菩萨传略》。此外，卷首题记“宋崇宁二年天竺寺普明禅师编撰”的《香山宝卷》也是表现大悲观音本缘故事。宝卷是我国民间的一种说唱文学形式，由唐代俗讲变文发展而来，在明清两代广为流行。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曾对《香山宝卷》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作品“描写一个女子坚心向道，历经苦难，百折不回，具有殉教的最崇高的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⑩明代朱鼎臣依据上述传说故事，撰写了章回小说《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将观音修道地点从香山改成南海，情节上又多有发挥，增加了点化善才、龙女故事，以及平妖护国救民等神魔内容。清代曼陀罗室主人编写了《观音菩萨传奇》，亦写观音出身修道、普度众生之事，小说舍弃了断手抉眼救父疾的内容，时间提前到周朝末年，地点则是西方兴林国，观音最终成道地仍是南海普陀山。清末民初又有江村著述的《观音得道》。
描写观音出身修行证道的文学作品，基本脱离了佛教经典的格局，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土特产品。作品内容顺应中土信众的文化心理，将观音菩萨的籍贯从古印度搬到中国，为这位外国神祇安上了中国国籍，并在其修行证道的过程中，把佛教普度众生的教义与中土孝道伦理结合起来，按照中国伦理文化去解释观音产生千手千眼奇特外形的本源，巧妙地融合儒释观念，使观音成为中土信众乐于接受的遵循孝道伦理的典型。(11)
还有一类观音题材小说，在观音信仰的外包装下，作者按照世俗的意愿自由地发挥想象，从而表达出民众自身的世俗理想、生活情趣以及社会道德观念。《拍案惊奇》二十四卷“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是一篇颇为有趣的小说。叙仇氏夫妇，年登四十，并无子嗣，由于乐善好施，虔诚供奉观音，生得一女，取名夜珠。会骸山中妖猴依持法术，强抢夜珠并众妇女，夜珠及仇氏夫妇祈祷观音，于是大士显灵，诛杀妖猴，救出一干女子。小说虽以仇氏夫妇礼拜观音得庇护为线索，但情节发展中包含了公案、才子佳人、女子贞烈、男士豪侠等种种奇情异事，实为一篇内容庞杂的小说。而观音显灵、诛杀妖猴的情节描写，则把观音的身份从救苦救难的菩萨扩展为斩妖除恶的剑侠，表现出浓郁的世俗情趣与社会伦理道德评判。
《聊斋志异·瞳人语》篇，叙长安人方栋有才名，行为放荡，不拘礼节，经常在郊外尾随美丽女子。一日，见一辆小车内有美貌女郎，便“或前或后，从驰数里”，惹怒女郎侍婢，怒斥道：“这是芙蓉城主，秀才怎能如此无礼!”更掬土扬灰，使方栋目眯难开。方栋回家后，眼中生出小翳，竟致双目失明。方栋深自忏悔，念诵光明经。一年后，左眼重见光明。小说结尾道：“芙蓉城主，不知何神，其菩萨现身耶?”吕湛恩于此注曰：“南无清凉宝山白衣自在观世音菩萨现身。”此篇小说写观音化现人间，薄惩淫徒，当犯戒者改过自悔，一心念佛，又为其解除厄难。但评曰：“此一则勉人改过也。”何评曰：“此则罚淫。与《论语》首论为学孝悌，即继以戒巧言令色意同。”(12)此篇观音菩萨现身人间，不是为百姓救苦救难，而是以世俗社会的道德标准考察世人，惩治顽劣。《聊斋志异·菱角》叙观音促成人间美满婚姻；《子不语·刘刺史奇梦》讲述观音菩萨为世间凡人剔除恶魂，使人心向善。《阅微草堂笔记》卷三“沧州董氏”条，写观音给沧州董氏托梦，嘱其不用供观音像，多救济寺外灾民，“功德胜供我十倍也”，表现出救贫济穷的仁爱之道。此类小说借观音信仰叙人间趣事，依循世俗社会伦理道德予以褒贬，生活气息浓厚，宗教观念较为淡薄。
世俗与辅教紧密纠缠类型的作品以《西游记》为代表。《西游记》是一部宗教理念与世俗情趣交融互动的小说，一方面它有着明确的宗教背景，充斥着大量的宗教性术语，文本叙述中形成了具有宗教倾向的主旨意蕴；另一方面，作者的宗教态度并不恭敬，对佛教道教时常讥讽，字里行间饱含着浓郁的文人情怀与民间气息，其诙谐嘲讽的笔意不时地消解宗教的庄严。观音菩萨是《西游记》中的重要角色，她是取经事业的策划者、组织者与实际操控者，对小说的情节框架、基本主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游记》可以说是传播观音信仰的小说。此书对观音信仰和观音形象的描述，义理与奇幻融合，庄严与幽默杂陈，“既包涵特定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也不乏社会批判意识和人文情怀，更具有浓郁的大众趣味和质朴气息”(13)。
值得注意的是，在观音题材小说中，有些作品借写观音信仰破俚俗流传之妄，传递出一种怀疑、否定的信息。唐代小说《辩疑志·双圣灯》写长安城南灵母谷灵应台上有一塔，塔中有观音铁像，“众传观世音菩萨曾现身于此台，又说塔铁像常见身光，长安市人流俗之辈，争往礼谒”。大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俗众齐聚台上礼念，近塔西南方突现双圣灯。一六军健卒口念观世音名号，“步步趋圣灯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见者乃是虎目也”(14)。小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唐代长安百姓对观音信仰的迷狂，同时，对这种狂热的迷信进行了无情的嘲弄。类似作品如《子不语·狐仙冒充观音》，《阅微草堂笔记》卷九“悍妇虐待翁姑”条等，都以讥嘲的笔法透露出对观音信仰的怀疑心态。
内容摘要：观音题材小说在观音信仰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中产生，其发展演变与观音信仰在中土的传播、变化密切相关，并成为观音信仰的重要表现形态与传播媒介。一直以来，学术界对观音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宗教研究，如楼宇烈《〈法华经〉与观世音信仰》、南怀瑾《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杨曾文《观音信仰的传入与流行》、郭绍林《论唐代的观音崇拜》、李利安《中国观音文化基本结构解析》、韩秉方《观世音信仰与妙善的传说》。尽管观音题材小说不属于类型小说，却也有着类型小说的“恒定因素”——观音信仰(虔诚皈依观音，观音会在危难时刻显灵)，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观音题材小说的创作，使其成为内容有所关联、叙事手法接近的一类小说作品。
关键词：小说;观音信仰;观世音;观音菩萨;观音题材;佛教;创作;变化;伦理;西游记 作者简介：二 观音题材小说的演变
观音题材小说的不同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类小说的发展阶段与演变趋势。这种发展及演变，与观音信仰在中土的传播、变化密切相关。
唐代以前的观音题材小说主要敷演佛经有关观音灵验的内容。汉魏六朝时期，由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和流行，有关观音灵验的故事都是讲述救苦观音的内容。至唐代，佛教密宗传入中土，观音题材小说的内容有了一些变化，出现了念诵观音大悲咒免灾脱难的内容：
唐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咒。有人患疟鬼，昕乃咒之。其鬼见形，谓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为惧李十四郎，不敢复往。”十四郎即昕也。昕家在东都，客游河南，其妹染疾，死数日苏，说云：“初，被数人领入坟墓间，复有数十人欲相凌辱。其中一人忽云：‘此李十四郎妹也，汝辈欲何之?今李十四郎已还，不久至舍。彼善人也，如闻吾等取其妹，必以神咒相困辱，不如早送还之。’”乃相与送女至舍。女活后，昕亦到舍也。(15)
将此篇小说与汉魏六朝的观音灵验故事相比较，可看出，其中的观音信仰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以后，在观音灵验的小说里，人们除了继续关注刀、兵、水、火、劫贼等重大灾难外，也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琐事，如治病、送子、姻缘、家庭和睦等，上引《广异记》“李昕”条就是记叙李昕凭借大悲咒威力，治病祛鬼，保佑家宅亲人平安。又《异物志》“李元平”条，叙述李元平在东阳寺与一女子相爱，女子自称是鬼，并向李坦陈两人的前世姻缘：“顷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为门吏长直。君虽贫贱，而容色可悦。我是一小女子，独处幽房，时不自思量，与君戏调，盖因缘之故，有此私情。才过十旬，君随物故。余虽不哭，殆不胜情。便潜以朱笔涂君左股，将以为志。常持千眼千手咒，每焚香发愿，各生富贵之家，相慕愿为夫妻”。大悲咒确实显示了神力，二人“他年果为夫妻”。(16)描述观音大悲咒灵验小说的出现，表明中土观音信仰已经由早期单一的救苦观音信仰趋向观音信仰多元化，这些变化与佛教的普及、社会环境与文化思潮的变迁、世俗功利的文化心理息息相关。
宋代以后，佛教的发展在总体上走向衰落，禅净合一乃至三教调合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如宋初禅师延寿援儒道入佛：“儒道仙宗，皆是菩萨；示助扬化，同赞佛乘。”(17)“三教虽殊，若法界收之，则无别原矣。若孔老二教，百氏九流，总而言之，不离法界，其犹百川归于大海。”(18)云门宗禅师契嵩认为，儒释道三教虽名目不同，却“同归于治”。他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19)从宋至清，三教合一的思潮不仅影响了佛教的发展走势，而且渗透于中国社会的知识阶层和民间教派。在这种文化环境里，观音信仰的中土化迅速加剧，“观音在民众间更加普及，以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他的重要性不只超过了其他众菩萨，而且超过了佛陀。另一方面，他被普遍地纳入道教和民间教派以及民众一般的信仰之中，成为普通的善神、福神”(20)。
观音信仰的变化当然会对观音题材小说创作产生影响。宋代以后虽仍有大量的有关观音灵验的小说出现，但已基本脱离了对佛典的依附，不再是佛教宣传的辅助读物，其故事内容明显蕴涵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小说情节更贴近百姓日常生活，更加世俗化、本土化。比如南宋洪迈的《夷坚志》里有关观音灵验的故事，送子和疗疾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送子情结是中华民族重视传宗接代的宗法伦理意识的体现，与佛教追求彼岸解脱的终极关怀有很大差别，送子观音的出现，反映出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的某些变化：家族意识浓郁，宗教内涵淡薄。(21)
除了送子观音之外，宋代以后的观音题材小说，还根据民间传说演述了民众极为喜爱的杨柳观音和白衣观音。南宋洪迈《夷坚志·陶彖子》叙嘉兴令陶彖之子被女鬼缠身，“形色语笑非复平日”，陶家“聘谒巫祝，厌胜百方，终莫能治”。后请天竺僧人元净前来驱邪。元净至陶家，“除地为坛，设观音菩萨像，取杨枝霑水洒而呪之，三饶坛而去”，女鬼终被驱逐。(22)从元净驱鬼治病的方法，可以看出杨柳观音信仰在民间社会的盛行。《夷坚志·观音断臂》描写了白衣观音：
湖州有村媪，患臂久不愈。夜梦白衣女子来谒曰：“我亦若此。尔能医我臂，我亦医尔臂。”媪曰：“娘子居何地?”曰：“我寄崇宁寺西廊。”媪既寤，即入城，至崇宁寺，以所梦白西舍僧忠道者。道者思之曰：“必观音也。吾室有白衣像，因葺舍误伤其臂。”引至室中瞻礼，果一臂损。媪遂命工修之。佛臂既全，媪病遂愈。(23)
在民间，杨柳观音和白衣观音的主要功能是治病祛邪，虽然没有多少佛典依据，却是广大民众理想化的象征，也反映出观音信仰在中土流传的变化。(24)
最能体现观音信仰变化的，是有关观音本缘的小说创作，这是观音信仰中土化的重要标志。佛经对观音本缘的记述不多，刘宋时期，沙门昙无竭译《观世音菩萨授记经》云：往昔世界有国王名威德王，忏信佛法，入于三昧，“左右有二莲花从地踊出，杂色庄严，其香芬馥，如天旃檀。有二童子化生其中，跏趺而坐，一名宝意，二名宝上。”威德王后来修成正果，成为佛陀，二童子分别成为观世音菩萨和得大势菩萨。阿弥陀佛正法灭后，观世音菩萨成等正觉，号普德功德山王如来。(25)按此经描述，观世音菩萨是由莲花化生的童子修成正果的。刘宋昙无谶所译《悲华经》对观世音的出身有不同的记载。《悲华经》云：往昔恒河沙阿僧祗劫有转轮圣王，名无诤念。王有千子，第一王子名不绚，第二王子名尼摩，第三王子名王象，第八王子名泥图。转轮圣王皈依佛陀，发下誓愿，要解除众生的一切苦难。后修成正果，成为阿弥陀佛。不绚成为观世音菩萨，尼摩成为大势至菩萨，王象成为文殊菩萨，泥图成为普贤菩萨。此经说观世音是王子出身。关于千手千眼观音形象的由来，唐代僧人伽梵达摩翻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这样叙述：千光王静住如来为观音说大悲心咒，嘱观音持此心咒普度众生。观音此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于是发愿定当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发是愿已，应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26)观音题材小说有关观音本缘的叙述，完全抛开了佛教经典，根据中国民间传说以及传统道德文化观念，自出机杼，全新创造，不但改变了观音的性别、国籍与道场，而且把观音的出身、修道与中华民族的孝道伦理紧密结合，既表现其虔诚的宗教信仰，也突出了尽忠至孝的人伦理念，真正完成了观音信仰的本土化。(27)
自明代始，作者有意识地在观音题材小说中融入自己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及对现实社会的讥讽与道德评判，在观音信仰的叙事框架下尽情地抒发内心的感触。此类作品文言小说有《子不语》、《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白话小说有《西游记》、《雷峰塔传奇》、《天妃济世出身传》等。如《聊斋志异·江城》写高蕃与江城，因前世孽缘，今生配为夫妻。婚后，江城泼悍无比，对丈夫百般虐待，又经常冒犯公公婆婆，致使合家不宁。观音托梦婆婆告知前世因缘，嘱其“每早起，虔心诵观音咒一百遍，必当有效”。公婆依嘱而行。于是观音化身老僧宣讲佛果，用清水喷射江城脸面，使其变更肺腑，悔悟自新。从此夫妇恩爱和谐，家庭生活美满。蒲松龄于篇末感慨道：“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亦以见人世之能修善业者少也。观自在愿力宏大，何不将盂中水洒大千世界也?”(28)这篇小说讲述的不是战争、灾难等重大事件，而是百姓的日常生活，家庭的道德伦理。蒲松龄创作此篇小说显然是对不良世风提出针砭，篇末发出的感叹则是希望观音以宏大愿力改造社会、善化人心。
观音信仰在中土流传过程中，不断融入儒、道意识和民众理想，信仰的核心“现世他力救济”虽然没有改变，但信仰的内涵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观音信仰的变化，使其日渐脱离佛教经典，越来越中土化、世俗化，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吸收、改造的巨大能量。观音信仰的变化影响了观音题材小说创作，宋代以后的作者大都以一种世俗的眼光审视观音菩萨，用传统文化心理去表现和阐释观音信仰；另一方面，观音题材小说又成为观音信仰的重要表现形态和传播媒介，有效地推动了观音信仰的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