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裴登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战国策》文自高诱注时已涉及辞主问题，其后代有其人，以至于今。特别是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整理小组以为司马迁所未见，便将其与《战国策》、《史记》相参照，对帛书的一些“无主辞”予以归名，对《策》文的相关辞主更名。但如此做法，无论是对材料的性质、文学与史料的观念、文学与史料关系认识的理念层面，还是在具体论证方法层面，都存在一定问题。一
学者对帛书辞主的变动，主要是将十五章“无主辞”归名苏秦。原因如杨宽云：“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十四章苏秦资料，起首皆未署名，惟其中有六章游说者自称秦或苏秦，其为苏秦所作无疑。帛书第二十二章‘谓陈轸’云云，内有‘今者秦立于门’，而《史记·田世家》改属于苏代，并改作‘今者臣立于门’。帛书第二十一章‘献书赵王’云云，《赵策一》第九章作‘苏秦为齐上书说赵王’，而《史记·赵世家》改属于苏厉。《史记》中，其他类此者尚有多处，皆当加以校正。”①其他学者如曾鸣云：“帛书四这篇文字，确很重要，首先与帛书一至三有密切关系，另外，它是苏秦治齐交五年中的详细记录。也是他为燕反间的确实证据。”②唐兰认为“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除了这十四章外，还有四章也与苏秦有关。除了第二十章是后世拟作，此外三章，也应是真正可信的有关苏秦的史料。”③但即使苏秦为燕反间于齐为事实，自称“秦”之人为苏秦，也不能断定帛书一些“无主辞”即为其所作。帛书有与《战国策》、《史记》相同内容的“无主辞”材料，后者人物非苏秦，即可说明这一点。如帛书二二“谓陈轸”者自称“今者秦立于门”，《史记·田完世家》作“苏代谓田轸”，自称“今者臣立于门”。
具体而言，帛书四部分内容亦见《战国策·燕策二》。二者最大区别在：帛书为“无主辞”，《燕策二》为“苏代”；帛书言“臣秦拜辞事”，《燕策二》无。缪文远云：“据帛书，献书者自称其名为‘秦’，则此‘苏代’当作‘苏秦’。”④但帛书中的“秦”是否即为本字?是借代还是实指?为什么帛书与《策》文不同?帛书比《策》文篇幅长得多，且文章结构也大相径庭。《燕策二》已经有人改动，选取了其中几段材料，组合成一篇文章并加了主名。
帛书五内容同时见《战国策·燕策一》、《史记·苏秦列传》，辞主不能改动为苏秦。首先，同归《燕策一》内容，帛书作“人有恶苏秦于燕王”，《燕策一》作“苏代谓燕昭王”，《苏秦列传》作“苏秦见燕王”，差别较大；其次，《史记》记载苏秦材料，基本上采用了与今本《国策》拟托苏秦之名而成的相同材料，只不过为了体例统一的需要，将材料予以排序。这类材料不具备真实史料价值，钱穆曾言：“《史记·秦传》载秦说齐国辞，皆本《国策》，其辞皆出后人饰托，非实况。”⑤所以，根据拟托苏秦之名游说各诸侯王合纵的长篇《策》文，以及《苏秦列传》推断其事迹，既不可行、也不可信。
帛书一六为“无主辞”，《战国策·魏策三》为“朱己”，《史记·魏世家》为“无忌”。整理小组注释云：“《荀子·强国篇》杨倞注引《史记》作朱忌。朱与无形近而误，己与忌通，疑当以朱己为是。”⑥出现这种情况，或是材料来源渠道不同，或是在一篇材料基础上，人为改动。帛书“无主辞”可能为“底本”，其他材料据此改动时加了主名。
帛书二○为“无主辞”，《战国策·燕策一》、《史记·苏秦列传》均作“苏代”，整理小组定为“无主辞”。原因如唐兰所说：“此篇似摹拟苏秦的口气所作，《燕策》和《史记》均作苏代是错的。此与有名的苏秦合纵八篇，张仪连横诸篇，以及其它，当都是战国末纵横家的拟作，气势都很盛，跟真正的苏秦文笔，宛转而有条理，风格截然不同。”⑦也就是说，整理小组认定前十三章为“真正的苏秦文笔”，但此篇因气势很盛而定为拟作，理由过于牵强。
帛书二一为“无主辞”，《战国策·赵策一》为“苏秦”，《史记·赵世家》为“苏厉”。整理小组据《赵策一》定为“苏秦”，唐兰对改动理由予以陈述⑧。《战国策》中三苏事迹混乱，有时甚至互为对立面，而且三苏材料，有许多为传闻故事，因之很难说《赵策一》、《赵世家》何者为是。综合观之，帛书应是原貌。
至于历代学者对《战国策》文辞主的变动，主要集中在“三苏”(苏秦、苏代、苏厉)及“苏子”。具体可分为：1.改模糊的“苏子”为某人。如《秦策二·甘茂亡秦且之齐》之“苏子”，高诱注以为“苏代”，姚宏、鲍照同其说。《楚策三·苏子谓楚王》，鲍照以为“苏秦”。《楚策二·女阿谓苏子》，缪文远以为“此苏子当指苏秦。⑨”《燕策二·客谓燕王》之“苏子”，郑杰文以为“苏秦”⑩。2.改“苏秦”为“苏子”。如《东周策·苏厉为周最谓苏秦》，《西周策·楚请道于二周之间》，《齐策三·楚王死》，《齐策四·苏秦自燕之齐》，《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等，鲍照改“苏秦”为“苏子”。3.改“苏代”为“苏秦”。如《燕策一》、《燕策二》多篇出现的“苏代”，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改为“苏秦”。《秦策二·陉山之事》、《齐策五·苏代说齐闵王》、《赵策四·五国伐秦》、《燕策一·苏代谓燕昭王》、《燕策二·苏代为奉阳君说燕于赵以伐齐》、《燕策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的“苏代”，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以为皆应作“苏秦”。4.为“无主辞”加辞主。如《魏策二·五国伐秦》“谓魏王”者，鲍照注、吴师道《战国策补正》以为苏代，徐中舒、杨宽、缪文远均以为苏秦。何建章引徐中舒、唐兰之说，以为“徐说或是”(11)。郑杰文以为《东周策·谓薛公》辞主当为苏秦，《秦策三·谓应侯曰》为苏代，《秦策四·说秦王曰》为黄歇，《赵策三·说张相国》为鲁仲连，《魏策二·五国伐秦》为苏秦(12)。5.变“苏代”为“无主辞”。如缪文远以为《魏策二·苏代为田需说魏王》之“苏代”，“疑皆旁注字混入正文”(13)，《韩策一·公仲数不信于诸侯》之“苏代”，“或后来所附”(14)。其他变动情况，不一一例举。
对《策》文辞主做如此变动，实际上存在很大问题。如《秦策一·张仪说秦王》，《韩非子》做“初见秦”，鲍照注本删“张仪”。自古至今，学界有韩非、吕不韦、范雎、蔡泽、张仪，张仪作而韩非袭用之，以及“纵人为齐、燕说秦”之说(15)。因为许多情况不明，给每个人都留下了证明自己观点的空间，各自也能找出一些证据来立论。“可是都没有直接证据能确切定为某人，还当各依本书为是。”(16)此《策》文应是模仿横人口气作的揣摩游说的无辞主、无题目的一篇练习稿。其中“臣”不是确指，而作为练习游说之辞的惯用语，《战国策》中俯拾即是。“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是设置了“说”和“听”的语境，也是创作练习游说辞的惯用手法。“今秦地形，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是当时行文的一种套语。《墨子·非命上》、《孟子·公孙丑下》、《战国策·楚策四》都有类似说法，只不过《国策》夸张多了。“愿大王有以虑之也”，特别是“大王试听其说”，是游士模拟创作游说辞的熟语与标志。文中之所以两次出现重复，可能是有人连缀不同材料而成，故《张仪列传》未采用。《国策》辞主为张仪，有几种可能：1.本为托名张仪而为辞；2.先有此文，后加张仪游说背景；3.编《国策》者所加；4.注释入正文。此类《策》文，辞主不仅不可随便改动，内容也不能轻易增删。如《燕策一·宋伐齐》不能据帛书二十删结尾几句。因为这样的思路，是认为帛书为“真”，故“自‘燕昭王善其书’至章末，帛书无，《策》文当据《史记》录入，所言俱不符合史实，当据帛书删。”(17)
再如《燕策二·客谓燕王》，前为“客”后为“苏子”。缪文远等均认为“客”与“苏子”属同一人，且在认定了苏秦于前284年被齐车裂前提下，将“客”、“苏子”均改为苏秦。但《策》文客谓燕王的首句，与苏子谓齐王的首句重复，似不应出于同一人之口。其时间跨度自“三覆宋，宋遂举”，一直到“燕王闻之，绝交于齐，率天下之兵以伐齐，大战一，小战再，顿齐国，成其名”，显然是讲述故事的口吻。要将“客”与“苏子”考实为苏秦，既不符合史实，也非文章原貌。再如《燕策二·赵且伐燕》。缪文远以为“此‘苏代’盖策士虚拟，嫁名之者”。却以为《齐魏争燕》“苏子谓燕相”“当是苏秦使人告燕相”。(18)主观随意性太强。此类情况，非止一端。
内容摘要：《战国策》文自高诱注时已涉及辞主问题，其后代有其人，以至于今。特别是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整理小组以为司马迁所未见，便将其与《战国策》、《史记》相参照，对帛书的一些“无主辞”予以归名，对《策》文的相关辞主更名。但如此做法，无论是对材料的性质、文学与史料的观念、文学与史料关系认识的理念层面，还是在具体论证方法层面，都存在一定问题。
关键词：苏秦;帛书;国策;缪文远;列传;苏子;张仪;以为;游说;家书 作者简介：二
对帛书辞主改动，最主要的原因是整理者先设定了如此前提：苏秦一生主要是为燕昭王反间于齐，帛书为“苏秦的原始资料”，且为司马迁所未见，所以变“无主辞”为“苏秦”。但出土文献为“真”，不代表记载之事必为“真”。至于历代对《策》文辞主的变动，原因更为复杂。
帛书二十四章的二十章为“无主辞”，《策》文也有许多“无主辞”，开创了一种新的行文体例。帛书“无主辞”，《策》文、《史记》加了辞主，从文章形态的演进而言，帛书为原始。帛书内容见于《史记》者有八篇，至少说明这部分司马迁已见。假如果真为司马迁所未见，而其下葬时间又在汉初，更能说明帛书为原貌，不能据《国策》、《史记》变帛书。帛书是与《国策》性质接近的材料之一，所记不一定为史实。用帛书、《策》文、《史记》互证，是将性质相同、来源渠道或不同的材料强为之类比。但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材料，可以作为真正的材料来“核实”其他材料。在材料“真”、“假”难辨，事实不明情况下，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帛书出土后仍悬而未决，难以定论，也不好“拨乱反正”。梁启超曾云：“即如研究历史，当然凭藉事实，考求它的原因结果；假使根本没有这回事实，考求的工夫岂非枉用?或者事实是有的，而真相则不然，考求的工夫亦属枉用。”(19)如关于苏秦、张仪行事，先秦文献《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臣道》、《吕览·知度》等有零星评点式记载。银雀山汉墓竹简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之语。《史记·苏秦列传》、《张仪列传》以为二人开始“俱事鬼谷先生”，《张仪列传》还以为苏秦比张仪先死。当代许多学者对苏秦、张仪年辈予以推断。如范祥雍称苏秦为张仪的前辈(20)，但唐兰(21)、杨宽(22)、徐中舒(23)以为苏秦晚于张仪。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24)，事迹更为扑朔迷离。其为燕反间于齐，帛书、《国策》未详其事。《苏秦列传》则记因与易王母、文侯夫人私通，恐诛，乃说服燕王，使之齐，“齐宣王以为客卿”。“其后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这两点学者也许以为小说家言，未引起重视。事实真相，今日仍不明。
另外，关于三苏长幼，《战国策·秦策一》苏秦自言“嫂不以我为叔”。但此《策》文类小说，不能做真实史料。《史记·苏秦列传》则言“苏秦之弟曰代，代弟苏厉，见兄遂，亦皆学”。《索隐》引谯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厉及辟、鹄，并为游说之士。”唐兰云：“《史记·苏秦传》说苏代是苏秦之弟，事实上苏代当是兄。”(25)在注释十他还引用了《魏策二》之“苏代为田需说魏王”，“田需死，昭鱼谓苏代”，以及《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证明“苏代游说诸侯较早，在前四世纪末期，已来往于楚魏燕齐各国，苏秦的事迹要晚得多”。但缪文远针对“苏代为田需说魏王”云：“苏代，相传为苏秦弟，然苏代事本在若有若无间。”(26)针对“田需死”云：“此章与史实不合，乃晚出拟托之作。此章载苏代曰：‘君其为梁王，代请说君。’则已类于戏剧矣。”(27)《策》文载“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但据《韩非子·内储说下》，犀首死于田需前，用《魏策二》材料来证明苏代活动则不妥。以《战国策》、《韩非子》、《史记》观之，记载苏代活动材料远比苏秦多，其事迹早至燕王哙(前320-前312年在位)，晚至燕武成王(前271-前258年在位)，时间跨度有六十馀年。但以现有资料，苏氏兄弟序齿难以确定。《国策》中他们有时互为对立面，有时又坚持儒家主张。相关的基本事实不清，就不能贸然改动帛书、《策》文辞主。
再从性质看，帛书、《国策》不是史官实录、记载的材料。1.尽管“战国纵横，史职犹存”(28)，但战国之前，史官除“君举必书”(29)及记载诸侯国聘问、祭祀、兵戎等重大事宜，还有“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故有《世本》、《牒记》、《历谱牒》、《五帝系谱》(30)。“牒者，纪系谥之书也。下云‘稽诸历谍’，谓历代之谱”。至战国“废文任武”(31)，各诸侯国即使有史官，也很难履行上述职责。故《七国考》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七国云扰，策士纵横。中间一二百年，典章制度，荡然不可复征。”2.史官记言主要是具“教诫”(32)性质的“先王之制”、“先王之训”、“先王之教”、“先王之令”，还有“嘉言善语”、“治国之善语”(33)，《策》文显然不具如此性质。先秦“史记”记事的体式，应像《春秋》、《竹书纪年》、《编年记》、《史记·秦本纪》部分材料。即某年、月、日、某地、某事，《战国策》则完全不是这样。纵横家大多出身社会底层，且都不是史官。《策》文应该不是史官的记载，却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司马迁感叹“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犹甚”，虽未将“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的“权变”之类《策》文前身材料当做“史记”看待，但又称“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34)3.许多《策》文为传闻故事，而先秦同一模式的故事会不断变化。如《秦策四·顷襄王二十年》说顷襄王者为黄歇，《史记·春申君列传》、《新序·善谋第九》均以为黄歇上书秦昭王，《文选·辨亡论》李善注引“楚、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校”以为“顿子说秦王”。《齐策三·孟尝君将入秦》劝其勿入秦者为“苏秦”，《史记·孟尝君列传》为“苏代”，《说苑·正谏》为“客”。这说明不仅司马迁与刘向所见材料不同，刘向本人所见材料也不同。此故事又与《赵策一·苏秦说李兑》基本相同。向宗鲁云：“窃谓本书不记姓名为得，《齐策》以为苏秦，乃传闻失实，史公知其误，改为苏代，子政不敢臆断，故止称客，若《赵策》所载，则误中又误矣。”(35)《齐策四·先生王斗》王斗之语，与《齐策四》公孙弘、鲁仲连语差不多，《说苑·正谏》以为淳于髡。《赵策三·平原君谓平阳君》公子牟告应侯之语，《说苑·敬慎》以为告穰侯。《战国策》与《韩非子》相同的故事有三十馀条，这些材料绝大多数见于平时收集备用的故事集——《说林》及《内、外储说》。其中与《国策》相同的材料，二者辞主等方面多有不一致者。如《燕策一·燕王哙既立》自燕王哙立叙述到燕昭王即位，其间“苏代为齐使于燕”。《外储说右下》一作“苏代为齐使燕”，另一作“苏代为秦使燕”，徐中舒以为“秦”指“苏秦”(36)；说燕王者，《燕策一》为“鹿毛寿”，《外储说右下》作“潘寿”；引禹之事说燕王者，《燕策一》作“或曰”，《外储说右下》作“潘寿”。而最大变化是《韩非子》仅为短篇故事，《战国策》则成为一篇完整叙事文。这样的传闻故事，有些情况早已不明，若没有新材料出现，后人就更不清楚了。若以为帛书中出现“秦”或“苏秦”字样就考实为“苏秦”，那么，先秦流传的类似故事中出现的人物是否均为实指?先秦典籍中提到的人与事，有其人未必有其事，有其事未必其人所为。4.游士揣摩的练习之作也占《战国策》一定的比例。刘向《战国策叙录》以为“权变”之人，“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将“中书”的部分材料当作个人创作看待。《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著录“《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也许初具后世“别集”性质。5.《战国策》为材料汇编，若按材料性质分类，可分为不同的“类”。《策》文的形成过程、来源渠道不同，在流传过程中会发生变化。背景与结果，或其中一项是否为后人附益都未可知。其中同一《策》文，版本不同就会有变化。如《秦策四·顷襄王二十年》鲍本无“顷襄王二十年”至“臣闻之”一百十字，有“说秦王曰”四字，或许鲍本别有所本，或许依照他《策》体例改动。《秦策五·谓秦王》谈“始”与“终”一段，与“顷襄王二十年”谈“始”与“终”一段材料，意思基本相同，所以“顷襄王二十年”为模拟游说辞。《齐策五》只有一篇“苏秦说齐闵王”，且为《战国策》文篇幅最长者。缪文远言：“姚宏云：一本无‘苏秦’二字。……鲍彪改‘苏秦’为‘苏子’，吴师道以为‘苏代’并非也。”(37)除了上述原因，战国中、后期拟托创作成为一种风气，《汉书·艺文志》著录了许多拟托之作，《战国策》也有许多虚构、拟托的作品。《策》文不仅拟托人物，还虚构了事实、地理、时间、事件。如拟托苏秦之文，《秦策一》极力鼓吹“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齐策五》又宣言“故明主察相诚欲以伯王为志，则战功非所先。战者，国之残也”。像“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38)之类现象，从史实看存在真实性的疑问，但若从文学创作看，正好说明人们模拟苏秦之名撰作游说辞。
就史实而言，《策》文大多以当时的“新闻事件”为背景或话题，人物、事件“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但史料不等于史实，更不能将传闻当成史实，将文学人物当成历史人物。退一步说，若帛书二十七章中的十五章果真为苏秦的书信、谈话，那么苏秦分别自赵、齐、梁献书燕王，其书信应在燕，自赵献书齐王，应在齐。不管在何国，这些书信应在朝廷，属于国家最高秘密，一般人不得而知，要将分散在燕、齐两个朝廷的苏秦书信收集到一起，难度太大。假如前284年乐毅攻破齐都临淄与苏秦反间有关，至前279年齐田单反攻燕，尽收齐之失地，历经多年战乱，即使有这样的书信，也难以完整保留下来。因为朝廷文件与游说之士的揣摩练习之辞，与人们口耳相传，有人收集、整理的传闻或故事，性质应该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