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是朱东润先生1960—1961年度为复旦中文系五年级学生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讲义的第六章，后另写专文，拟单独发表，并在1970年所撰类似本人学案的《遗远集叙录》一文中，列为学术代表作，但生前一直没有发表。本文针对当时拔高刘勰“是一个辩证唯物论者”的看法，加以澄清，对其文学批评贡献重加评估。认为《文心雕龙》的出现是与两晋以来形式主义文学斗争的产物，刘勰提出复古的文学标准，“是回到更朴素、更接近于自然，而不以修饰打扮为美的社会去”。解释《原道》的道“止是自然存在的现象”，《宗经》、《征圣》是“以复古为革新”。对创作论和批评论的开拓意义，给予高度礼赞。与先生早年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比较，本文对刘勰的认识有了新的提升。
【关 键 词】刘勰/《文心雕龙》/中国文学批评史
【作者简介】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生前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编 者 按】朱东润先生(1896—1988)是我国著名的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和书法家，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从1952年起任教于复旦中文系，1957年到1980年担任系主任。平生著作数十种，如《读史四论》、《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张居正大传》、《陆游传》、《梅尧臣集编年校注》、《陈子龙及其时代》等，皆享誉海内外学林。今年是朱先生逝世25周年，本刊特发表先生1961年所撰未刊遗稿《论刘勰》，以为纪念。
六朝时代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共推刘勰、钟嵘。在他们以前，我们所看到的文学批评，没有专书，而这些批评家大多是思想家和作家、史家，很少有以文学批评家的面目出现的。到刘勰、钟嵘的出现，这才起了一个全面的变化。
为什么会有他们的出现，这个当然是由于时代的成熟。虚无主义的思想内容、唯美主义的目的要求，都已经达到了极点，形式主义已经泛滥到了不可收拾的阶段，恰巧刘勰、钟嵘完全以战斗的姿态出现，新的时代就开始了。这里有客观的形势，也有主观的努力。
刘勰的父亲刘尚在南齐的时候，做过越骑校尉。刘勰本人入梁以后，曾经做过临川王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令、南康王记室、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但是这部有名的批评著作，则作于齐永泰元年(498)至中兴元年(501)之间。
刘勰在思想上和佛教徒保持着一定的关系。《梁书·刘勰传》称他“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叙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又称“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其后奉敕与沙门慧振于定林寺撰经，事毕，于寺变眼，改名慧地。因此可以看到刘勰的佛教思想的来源，以及它和《文心雕龙》的内在关系。
僧祐在佛教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出三藏记集》十五卷。书成于494—497年间，是一部佛教著作的书目提要，共分四个组成部分：(一)撰缘起一卷。(二)诠名录四卷。(三)总经序七卷。(四)述列传三卷。僧祐自述全书组织，曾言：
缘起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诠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盛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从《祐录》的组织言，不失为一缜密的著作。僧祐主持其事，但是实际的工作，主要成于慧振和刘勰。刘勰《文心雕龙》的写成，事实上正是直接《祐录》而后的一部著作。
刘勰不但是接触到佛教思想，而且是接受了佛教思想的。不过在他的时候，所谓佛教思想和后来一般人所称的佛教思想有所不同。达摩至建康在梁大通元年(527)，其时刘勰已死，所以他没有接触到禅宗。禅宗未来以前，南朝人言佛，主要重在谈玄。此一时期道安、鸠摩罗什等大量输入佛教经典，佛教思想和中国固有的清谈和玄学思想相结合，佛教的发展方向，全属于名理的，其宗教的色彩甚淡。刘勰所接触的佛教思想，属于这一个范畴。明了了这一点，那么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所用的某些辞汇，以及他写书时的条理细致、认识周密，一切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文心雕龙》里，我们在某些地方，尤其是《时序》篇，看到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是在全书中非常可贵的。但是唯物主义观点的存在，并不能否定唯心主义在《文心雕龙》里的存在。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上下编各二十五篇。刘勰自己说：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一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丧贬于《才略》，怡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序志》)《序志》所称，不包括本篇，所以说“四十九篇而已”。但是下编《隐秀》已逸，实际尚存者包括《序志》在内，不过四十九篇。后人将其分为五部分：
一、绪论：《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四篇。
二、文体论：《辨骚》至《书记》二十一篇。
三、创作论：《总术》、《附会》、《比兴》、《通变》、《定势》、《神思》、《风骨》、《情采》、《镕裁》、《章句》、《炼字》、《声律》、《丽辞》、《事类》、《养气》、《夸饰》十六篇。
四、批评论：《知音》、《才略》、《物色》、《时序》、《体性》、《程器》、《指瑕》七篇。
五、全书序言：《序志》。①
为什么会有《文心雕龙》？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在斗争中产生的。从西晋开始，形式主义的理论就已经出现了，以后经过东晋、刘宋、南齐的推进，形式主义取得了压倒的优势。《文心雕龙》的出现，就是要和形式主义展开斗争。我们可以从刘勰自己的言论，看到他对于东晋以来文学的批评：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循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录，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明诗》)
内容摘要：认为《文心雕龙》的出现是与两晋以来形式主义文学斗争的产物，刘勰提出复古的文学标准，“是回到更朴素、更接近于自然，而不以修饰打扮为美的社会去”。与先生早年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比较，本文对刘勰的认识有了新的提升。【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中国文学批评史【作者简介】朱东润(1896—。《文心雕龙》的前三篇是全书的纲领，刘勰提出了他的复古主张，但是他的目的只是“正末归本”，是以复古为革新。相关文章刘勰的人格境界与《文心雕龙》的人格理论刘勰与沈约考论《文心雕龙》“风清骨峻”说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综述刘勰美学思想发微引用本文的文章《文心雕龙》范畴研究的重构与解构《文心雕龙·隐秀篇。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复古;形式主义;中国文学批评;佛教;风骨;著作;时序;文辞 作者简介：若夫艳歌婉娈，怨志詄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骚俱郑，自此阶矣。(《乐府》)
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竦古，风末气衰也。今才颕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疎矣。(《通变》)
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秉兹情术，可无思邪？(《定势》)
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责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悦，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刘勰在《才略》篇也曾说到：“宋代逸才，辞翰鳞萃，世近易明，无劳甄序。”这是一种赞述，但这不是从内心出发的。总的说来，他认为南朝以来的文学是“讹势所变”、“弥近弥澹”。用现在的话说，是形式主义的泛滥，变本加厉，已经到了不能不和它展开斗争的阶段。
怎样斗争呢？刘勰必须提出一个标准来，这就是所谓复古。
复古不是回到古代的榛榛狉狉的社会去，不是回到没有文化、没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去，而是回到更朴素、更接近于自然，而不以修饰打扮为美的社会去。在中国没有和外国文学取得紧密的联系以前，古代的批评家找不到借鉴外国的出路，无法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法来打击形式主义的时候，他们常常采取这样的办法。所谓复古，其实是为了革新。复古是手段，革新是目的。他们的本意，只是因为对当代文学的极端不满，因此提出了复古为革新的口号。这和那些以复古为复古的人(例如明代的秦汉派)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可是也正因为他们提出复古的口号，不免引起一种误会，我们不得不加以解释。
刘勰所提的文学的标准，见于《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因为这部著作是在五世纪末作的，他对于道、圣、经的看法都和以后所谈的有所不同。
刘勰《原道》篇所说的道，只是自然存在的现象，和后人所说的“相生相养之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的道，全不相同。他说：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瑜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蝗，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纪昀指出：“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刘勰标自然以为宗是有的，他肯定了自然界错综现象的存在，也正是肯定了文辞之美的存在。所以又说：“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他否定了宋、齐的讹滥，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否定文辞之美。
其次是《征圣》。在这一篇中，他从具体的例子，指出：
一、政化贵文。二、事迹贵文。三、修身贵文。他的结论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他从先圣的述作里，肯定了文辞之美的存在，但是他照顾到全面，唯恐肯定得太多，所以又说：
《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征圣》)这便再一次总结出“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
第三是《宗经》，宗经便把当代的文学和古代的文学联系起来，找出一个来路。刘勰认为新的和旧的有相互的联系，新的由旧的演变而来，新的不是旧的，否定了旧的，更不是旧的重复，但是我们无法切断新、旧间的联系，没有旧的就不能产生新的，切断了新、旧间的联系，也就是摧毁了新生的力量。刘勰之所以提出“往者虽旧，余味日新”，意义就在于此。他指出后代的文辞和古代经书的关系：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寓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宗经》)在同篇里，他又指出：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最后他说：“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文心雕龙》的前三篇是全书的纲领，刘勰提出了他的复古主张，但是他的目的只是“正末归本”，是以复古为革新。他的复古提出古代和当代的关系，提出两者中间的联系。他认为宋齐间的文学，已经失去了纯朴的作风，所以肯定了文辞之美的积极的意义，同时又把它和古典著作联系起来，求得一定的制约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