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初顺治年间姚佺编选评点的《诗源初集》，是清初人选清诗中较有特色的一种。编选者秉持遗民的政治视角，选入和评点了大量的表彰抗清志士、抨击新朝暴政的时人之作，同时能针砭或剖析贰臣作家的有关作品，细腻分析失节者的复杂心态，对晚明和南明的士风和朝政，亦不乏尖锐的批评。选集中的作者，多为选家友人。凡此，构成了选评《诗源》鲜明的时代特色，亦体现了清初人选清诗的独特风貌和价值。
【关 键 词】姚佺/《诗源初集》/明遗民/贰臣/清初人选清诗/清诗总集
【作者简介】陆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员。发表过论文《鲁迅、周作人论金圣叹——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之个案考察》等。 上个世纪末年出版的谢正光、佘汝丰先生编著《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开启了当代学人对“清初人选清初诗”这一宏大课题的注意，近年来甚至已经扩展到整个“清人选清诗”研究。其实，不要说晚清要员徐世昌(1855—1939)民国时选《晚晴簃诗汇》已没有时人选时诗的在场意义，乾隆中期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也早已失去身临其境的当下效应。只有像姚佺《诗源初集》，邓汉仪《诗观》初、二、三集等顺康前期问世的有关诗选和诗评，才符合这一课题“时人选时诗”的独特内涵。金圣叹晚年写过《同姚山期滞雨虎丘八首》，同时有《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丘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命酒重上悟石轩，快饮达旦，绝句记之》七首。除了姚山期，所涉为张养重，阎修龄、若璩父子，丘象升、象随兄弟，记载的是旧友新朋于苏州名胜虎丘彻夜欢会的盛况，时间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晨①。后五位皆为江北淮安人士，此处专说《诗源初集》的编选者姚山期。一 姚佺生平概说
姚山期名佺，不见于今人所编各类人名辞典。广收博采如钱仲联先生主编《清诗纪事》，于《明遗民》卷虽据《明诗综》录其佚诗《闻鹃》一首，然于其小传，亦仅言“字仙期，浙江秀水人”②；谢正光《明遗民传记索引》著录其字号籍贯为“仙期，辱庵，口山贞逸，山期，浙江绍兴”③。两家记载在今人著述中可谓填补空白，然均有可议之处。钱氏云云，当从朱彝尊(1629—1709)《静志居诗话》而来，唯略去“居于吴”三字④，则为不当。谢氏记载姚佺号为“口山贞逸”，源自佚名朝鲜人撰《皇明遗民传》⑤，而该书姚传全不出姚氏编选《诗源初集》“发凡”第五则及《静志居诗话》之外。据《诗源初集》自序落款印章，可知“口山贞逸”实乃“山贞逸民”之讹。至于籍贯绍兴之说，系沿卓尔堪《遗民诗》卷四作者小传之讹⑥，当为嘉兴之笔误⑦。近年出版以著录清人之丰而闻名的《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初版查无其人，再版于《乙编补编》中始有著录，记其籍贯误作江都⑧。下据有关史料，对其基本事迹予以勾勒：
姚佺，“旧字仙期”，“一字佺期”，后改字山期⑨，号辱庵(《诗源初集》“吴一”卷一大题下署“吴越姚佺辱庵删定”)，别署山贞逸民、石耳山人(《西轩纪年集》卷首有“石耳姚佺山期”序，《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凡例落款“石耳山人姚佺”)、耻斋子(《四杰诗选》凡例落款)。原籍嘉兴，寓居苏州虎丘山塘街，其评长洲郭兆骥《白堤十景》曰：“予家白堤之上，十景皆出宅之左右。……迩年田宅悉为人侵夺，予以出妻屏子，不暇营家，乃友朋深相不平。”⑩白堤，即虎丘山塘街，因白居易主持开辟而得名。他称长洲徐增为“余邑徐子能”(11)，友朋径视之为长洲人、吴县人或苏州人。如宫伟镠(1611—?)著录其“字仙期，长洲人”(12)，丘象随《春雨怀友》之二诗末小字注“姚山期佺，吴县人”(13)，吴绮(1619—1694)亦有《赠吴门姚山期》诗(“吴二”)。看来是原籍嘉兴(秀水)县，而寓居苏州，遂又自称“吴越人”(《诗源初集》自序和各卷多署“吴越人姚佺”撰或删定)，看来是把苏州和嘉兴都看作是自己的家乡了。此外，在《诗源初集》的“吴三”署“茶磨姚佺山期删定”、“秦十四”署“石湖姚佺辱庵删定”。石湖为苏州西南郊的著名风景，在盘门外十余里上方山东麓，茶磨山在其旁(14)。平湖沈季友(1652—1698)编《槜李诗系》，便著录其小传为“佺字山期，嘉兴庠生，居于吴”(15)。
姚佺存世著述不算少，时人与之唱和的诗作亦时有可见。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在这些文字中很少能看到对姚佺家世和年辈的介绍。姚佺天启年间从吴县周顺昌(1584—1626)学，丘氏《春雨怀友》之二第五句“气节自存周吏部”注曰：“山期为忠介公弟子。”《诗源初集》“吴一”周茂兰(1605—1686)《泾南小筑》诗末，姚佺评曰：“此吾师周忠介公筑也。”周顺昌(茂兰为其长子)天启初官吏部员外郎，二年(1622)即告假南归，因忤魏忠贤，于六年(1626)逮京被杀，后谥忠介。既为顺昌弟子，其时当在周氏自吏部乞假归休之后(如果姚佺当时年约二十岁，其生也就在1602—1605前后)。《诗源初集》“豫章三”，首选南昌黎元宽(1596—1675)诗，评语落款均为“门人姚佺识”。黎氏崇祯六年至九年(1633—1636)任浙江提学副使，姚佺自称门人，可能由其拔为诸生(16)。“滇九”禄丰王锡衮(1598—1647)二诗评语亦落款“门人姚佺识”，此人崇祯五年(1632)由翰林检讨任南京国子监司业(17)，十年十二月为南国子监祭酒(十三年四月升礼部右侍郎)(18)。由此判断姚佺或曾入南国子监，只是屡试不第，至明末已收徒为塾师。曾编选《天咫楼会课》，崇祯十六年探花陈名夏为之序云：“乃者欲进其文于古人，则以学使者之法，绳其弟子，而兼以自惧。月之朔，集弟子于庭，相向长揖，姚子居上坐，弟子各以序相向而坐。姚子先拟《论》、《孟》诸题，置竹筒中，临期掣一签，令一人为巡，乃宣言曰某题。题既列，诸弟子各伏几案研思，罔敢出声息，有回视侧坐者皆罚。”(19)题目为小题文，所教习者当为童生或秀才。
姚佺崇祯时入复社，朱彝尊云其为“复社旧人”(20)；入清为遗民，“以振兴风雅为己任”(21)，从事诗歌编选出版之业。在苏州、扬州等地广结文社，如顺治七年为评选明代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四杰诗”，“自春徂冬，一载告竣”，期间与姜埰等一百七十六人“联社邮筒往来”讨论，并与陈于鼎等十九人结“文游社”，与郑锷等十四人结“康山宝田社”(22)。同时对拉帮结派、彼此交攻的清初江南文坛风气颇为不满，在为友人作序时指出：“若过江以南，凡筑坛坫者，水行火流，林木相栅，蛮氏触氏战于牛角之上，每血地数千里。”(23)序言是要公开发表的，还有所含蓄；在致仁和徐士俊(1602—1681)的私函中，则明言矛头所向：“稔知东南之间，蛮氏触氏战于牛角，血地数千里，其旌旗蔽天，皆书‘慎交’、‘同声’二字。吾老矣，姑岂年少，吾岂可以入其军中?若老成大雅如徐先生者，吾为之执鞭，所欣慕也。……恃吾党素心，愈少愈贵耳。”(24)徐士俊《雁楼集》顺治十一年(1654)序刻本有姚佺序，可参定此函的写作时间。姚佺平生性格孤傲疏狂，自云：“弟于一生甚孤，道心独往，如獐独跳，不顾后群。然世间怨诽，亦不无忧心悄悄。今者荆吴延访，阑入风雅之林，似有起而助我者，庶不畏庸流之詈我、恨我而欲杀我矣!吾道其不孤乎!”(25)即陈名夏所谓“性固喜豪上，又时以多言犯人之怨怒”。如《诗源》“吴一”评徐增《读李太白清平调词书此》，姚佺同情患有软脚病的作者“天笃其疾”，为其缺乏“相赏识者”鸣不平，竟然一语抹倒自己寓居之地苏州城内的众多豪门士绅：“金阊十万朱门，并无有好事载酒而过者，俗哉!”后来江都吴绮《赠吴门姚山期》以“鼓声犹记汉时挝”(26)的狂士祢衡形容之，可见姚佺的疾恶如仇、放言无忌。
在政治上，姚佺入清后不甘明亡，借出家为掩护，以遗民而逃禅，暗中参与反清事业。即便从事选评，亦往往有着强烈的臧否指向，如顺治中期，与张永贞“同评文文山、谢皋羽《忠孝集》”(27)。他对苏州慎交、同声社的鄙夷不屑、出语尖酸，或源于“吾性简放”(28)的疏狂个性，或与两社中人多热心功名富贵、热衷门户恩怨者有关。徐增顺治九年(1652)咏“姚仙期佺”有云：“义重当年鲁仲连，子房桥上石公编。”诗注云：“弃家披缁，客淮扬、金陵间，世称‘姚和尚’，近选诗。”(29)吴绮《赠吴门姚山期》以“谢翱老去空怀国，张俭名成已破家”概括其思想举止；明遗民余怀(1616—1696)《酬姚仙期》尾联云“莫叹相逢毛发改，荒鸡犹自叫刘琨”(30)。史称鲁仲连“义不帝秦”，黄石公于圯桥授张良兵书抗秦兴汉，东汉名士张俭弹劾宦官而遭朝廷通缉，闻鸡起舞的西晋义士刘琨志在报国，南宋谢翱入元不忘故国为著名遗民……从用典和诗注来看，姚佺在清初乃借僧而隐，四处逃难(31)，并似有谋划反清之举。难怪友人评价有关诗作为“要离烈士，伯鸾清高，往往相近。乃至此诗，非独赞‘逸’也”(32)。梁鸿(字伯鸾)入《后汉书·逸民列传》，后借指隐逸不仕之人；要离为春秋吴国刺客，为阖闾刺杀欲伐吴的庆忌。两人并提却侧重在“烈士”义举，可见知者并不只是将姚佺视为不事科举、避居山林的隐士逸民(遗民)。
内容摘要：清初顺治年间姚佺编选评点的《诗源初集》，是清初人选清诗中较有特色的一种。编选者秉持遗民的政治视角，选入和评点了大量的表彰抗清志士、抨击新朝暴政的时人之作，同时能针砭或剖析贰臣作家的有关作品，细腻分析失节者的复杂心态，对晚明和南明的士风和朝政，亦不乏尖锐的批评。选集中的作者，多为选家友人。凡此，构成了选评《诗源》鲜明的时代特色，亦体现了清初人选清诗的独特风貌和价值。
关键词：姚佺;《诗源初集》;明遗民;贰臣;清初人选清诗;清诗总集;诗源初;遗民;刻本;清初;姚山期;徐增;诗选;人选;抄本;诗歌 作者简介：二 《诗源初集》选评的时代内容
作为职业选家，姚佺的著述皆为评选编纂之作，传世者有“笺阅”唐人别集《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四卷，编选明人“丛编”《四杰诗选》二十四卷，编选清初总集《诗源初集》十七卷(33)。徐增顺治十三年(1656)撰《柬姚辱庵》有云“选诗常作故人思”(34)，指的就是自顺治八年“近选诗”选评的《诗源初集》。因入选皆为明末至清顺治时人之作，作者以明遗民居多，且不乏交往甚密的友人；作品直咏明末清初时事者甚夥，即所谓“著述多沧桑之感”(35)。故该书不仅文网严锢之乾隆朝被列入禁毁之列(36)，即在问世之初便已遭宵小攻讦，险遭不测。所选《四杰诗选》在当时却无多少反响，“人罕有宗之者”(37)。
《诗源》选诗对象为明末清初之作。姚佺在顺治七年，就介绍自己“有《诗源》之役”，选评目的是“惧诗之流而忘其源也”(38)。书以“诗源”作为书名，即是以孔子删诗之法对当时诗歌创作进行正本清源，从《诗经》和汉魏盛唐的经典之作中，寻求诗歌创作的“众源之源”。他认为创作诗歌当是“声源”、“化源”、“教源”这三个系统相互协调的结果。“触感而兴”的“声源”是诗人情感的起因；“化源”则是“审则宜类，以制六志”，从而达到“审声以出治，而制其杀淫涤滥”，即通过情感的分类而达到净化的效果；而“教源”，则是“本孝弟，正人心”、“明风俗”、“考阴阳而判内外”(39)，即对诗歌思想的规定(40)。他曾归纳自己选评《诗源》的标准是“或登高作赋，或涉江拟骚，或铭巾罍，或叙节概，或述盛典、纪灾变，有关风雅颂者，然后收之；若寻常宴会，作酒肉账簿，及折柳折杨、无端赠别，则不胜选也”，即强调的是内容而非艺术的标准；分类方法是按地域分而非按诗体，即“诗分十五国风(吴、越、豫章、楚、闽、蜀、粤东、粤西、滇、黔、豫、齐鲁、晋、秦、燕——引者按)，以考俗之贞淫奢俭，叙地而不叙诗”。有别于当时其他总集“必集五言、七言而后定也”，并预告“期以辛卯春卒业”(41)，即预计成书于顺治八年(1651)。
站在清廷的角度论，该书的确是十恶不赦。不说在形式上避南明讳(如松江作嵩江)，录诗涉及明帝，多上空一字，姚佺评语称崇祯为“先帝”，自称为“臣佺”(42)，还选录了许多与抗清死难密切相关的诗作。如“蜀六”严锡命《闻卢督师贾庄战死》颈联“空膏原野魂犹碧，未灭匈奴首不南”，“吴一”吴天放《哭史道邻相公》、吴遵晦《战城东》“哭麻子孟璿也”、张廷昭《赋得半世文章百世人，次尾绝命词》，所咏分别为卢象升(1600—1638)、史可法(1601—1645)、麻三衡(?—1645)、吴应箕(1594—1645)，皆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死难的忠臣义士。如宣城诸生麻三衡，乙酉南都破后：
三衡同诸生共起，力竭被执。北帅以其貌魁硕，欲降之。三衡毅曰：“生明日不如死今日!”袖中出绝命词一律，曰：“吴越连沙漠，天心不可留。欲存千尺发，笑弃百年头。若水心犹裂，平原志未酬。清风吹宛句，朝暮五湖秋。”与项志亨、沈寿嶤、钱士骧、士翱同日死。(43)
对张廷昭歌颂吴次尾的诗作，姚佺评曰：“临刑之视死如归，他人视之以为极难，忠臣孝子视之真末耳。”此外如宜春袁继咸(1593—1646)，明末以进士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江西、应天等处军务。南明时抗清被俘拒降，押京囚禁，顺治三年六月就义。袁继咸慕文天祥为人，自号袁山。“豫章三”破例在卷首正文前“附袁山袁继咸公诗”，由姚佺与友人王猷定(1598—1662)、张自烈(1597—1673)“共索其绝命之词，刻之如左”，故特地说明是据“袁公燕都寄归手迹”。其后有评语一段：
姚佺曰：……今袁山公幽闭燕台，绝粒断水，复何等时?而乃云诗“不能多录”，则作之多矣!人情适意当前，则思如泉涌；志迫神沮，则意若死灰。况生死之际，长歌曼声，沛然有余，真所谓齐生死、一旦暮，塞乎天地者矣!
在《诗源初集》中，姚佺所下的评语很多，都是以姚佺期、姚山期、姚辱庵等字号相署，只有对老师和同宗长辈才以名相称。此处自称名，表达了对编诗之时正被清廷关押的袁继咸正气塞乎天地、视死如归的景仰。
“豫章三”还选录了抚州傅鼎铨诗十首，如《辛卯四月八日被执崇安张村》：“浴佛传名日，孤臣竭节时。荆棘颠彩凤，猰狗获灵麒。断首玉宁碎，剖心山不移。争留巾履在，聊示汉官威。”《誓舌》：“顾影萧然衣栉凉，孤臣力竭告先皇：只存三寸常山舌，扪向章江骂犬羊。”都不乏直接辱骂满族权贵的字眼。傅鼎铨(1610—1651)字维源，号复庵。崇祯十三年进士，南明朝参加抗清，永历时任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顺治八年(1651)为清军所俘，从容赴死。这十首诗均写于被捕后，姚佺评曰：“予选诗，存其存者；其亡者，有待留以为一代之选也。今复庵必死矣，乃今犹未死也。乘未死梓之，犹曰存则人耳。”他接着将故友傅鼎铨之死与姻亲顾所受之死予以比较：
复庵之死迟矣……死之最早者，莫过予姻顾东吴先生。先生当乙酉五月，不见一骑、未下发程之时，屹然独持《春秋》大义，作诗一首，沉于泮池，方巾布袍，挺立不仆而死。生儒百姓三万人，哭之擗踊踣地，皆不愿生。……今七八年，复庵殿焉，空谷足音久矣!虽然，安仁之战，虽无成功，然即博浪、伏桥之志也。犹幸一战而胜，此所以鸷伏于七八年之久。……乃是顾传(傅?)二公者，一死最先，一死最后；一为予睦姻，一为予故友。亲亲，仁也；笃友，义也。仁义立，人心不朽!予之志也夫!
顾所受，字性之，号东吴，长洲诸生，弘光元年五月南都破，既而江南尽降，闻讯“晨起盥漱毕，洋洋如平时，旋整衣帻，至学宫肃谒文庙，拜且泣，跃入泮池而死，时为五月二十七日。检遗帨，有‘身是明朝老蠹鱼，眼看时事不胜嘘’之句”(44)。姚佺对故友和姻亲的表彰，所期盼的“人心不朽”，无疑是包含着对不与新朝合作的提倡。正是在对傅鼎铨诗的评语中，他表明自己还有另外一部收录入清死难者临难诗的专集《续间气集》：“故以绝命词多，如黄石斋先生诗，不入集中，俟专行一刻。而芝山周盛际、斗门张艾陵所贮录殉难诸臣甲科一百六十人，可谓表表矣!其绝命辞亦多不能具载，悉刻入《续间气》中。”这样的作者、这样的诗歌，这样的评价，被那些“猰狗”、“犬羊”及其爪牙看到，当然会“将发大难”的；至清中叶而被禁毁，亦丝毫令人不出意外。
作为“要离烈士，伯鸾清高”兼而有之的诗选家，姚佺选入并赞扬上述之作，并不奇怪。今人黄裳(1919—2012)题解此书云：“余旧藏《吴越诗选》，清初冠山堂刻，系魏雪窦、钱允武等选，所存明末遗民之作甚富，此亦其类也。当并储之。凡此类选本，多附评注，所存故实最多，甲乙之际史事，往往藉此以存，虽选本，实乙部之别支也。”(45)所谓“乙部”，强调的是其史部的纪事特点。所存遗民之作甚富固然是事实之一，书中同时选入一些入清为官的明臣之作及相关评价，对研究清初政坛和文坛复杂性，对把握贰臣与遗民关系，同样具有认识意义和史料价值。如“吴一”收入歙县汪作霖撰《陈太史复辟暑仁寿寺赋诗言别》：“不分朝市与山林，小大须同此隐心。金马犹讥名啸傲，终南未免迹浮沉。公余暂息娑婆地，别后相思萝薜岑。兹日惟君能却热，荫人清冷树千寻。”汪作霖，字雨若，徽州歙县人，晚明入复社，崇祯十五年举人，入清后于顺治十一年任江南蒙城教谕(46)；陈太史指陈名夏(1601—1654)，字百史，江南溧阳人。晚明翰林修撰，南明因附李自成入从贼案。降清复原官，仕至秘书院大学士。顺治十一年为宁完我所劾，以揽权市恩欺罔罪绞死。陈名夏曾参与《诗源》的评点，如“吴一”王仕云《清晨搽扫以观其气》诗，便有其评语。汪作霖“赋诗言别”之作，称名夏为“太史”，或写于顺治三年至五年间，陈氏时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作霖当时极可能因谋求选官而在京，结句甚至寄寓了希望得到荫庇的想法。有意思的是，选入汪诗，并不表明赞同此诗。姚佺评曰：
相勉以止足义，爱甚厚，不愧当年之一拜(47)。但钟鼎、山林，截然两境，遽欲薜衮一致，难矣、难矣!杳然朱户若丧，邈然赤松可接，如韦逍遥公者(48)，能有几人?雨若失辞矣!虽云尚书郎，不及田野人。百史倘遇我于道上，我以拳枣啖之，当如齐君房忽然悔悟，向我抱头泣耳。
拳枣指“枣大如拳”，食之者“上智知过去未来事，下智止于知前生事”(49)。姚佺借此表达了希望故人陈名夏能迷途知返、回头是岸；同时对当年同社之友(50)、入清热衷仕途却侈谈隐逸的汪作霖直下贬语：“雨若失辞矣!”只是，无论是希望还是批评，不过是明遗民的一厢情愿而已。
同卷评龚鼎孳《张庄节公祠庙松风阁用陶公饮酒韵三章赠令子浊民》(51)“贞松不尘处”和“志士爱沟壑”二首曰：
孝公佼佼自好者，不幸失足，为浮沉之士，乃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以效魏公子所为，非其质也。而世之残客，不原其心，方日借其名衔，奔走当路：所不得志，则借其名；其稍得志，则又狎之；狎而不能大得志，又狺狺私吠之，如蝇袭腥，散而复聚，可慨也。阅此二诗，则所谓“祝、宗祈死”者(52)，其愧心、畏心、厌心、悔心，亦数灭而数起矣!
并于第一首末句“沉饮非养生，庶于意不违”处夹批曰：“责躬自咎之旨。”合肥龚鼎孳(1616—1673)，字孝升，崇祯七年进士，十二年任兵部给事中，十七年李自成攻陷京师，受职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娶秦淮娼顾媚也。”(53)成为笑谈。顺治元年降清，顺治十年由太常寺少卿升刑部右侍郎，次年改户部左侍郎、左都御史，顺治十三年四月，因与冯铨等北党争门户，“以原任左都御史龚鼎孳为上林苑监蕃育署署丞”(54)。作为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的诗人，被下放京郊去负责饲养鸡鸭鹅，可谓极大耻辱。这就是批语感慨所发的缘由或背景。姚佺对鼎革之际降李、降清者皆极为鄙视，如曾讽刺在李自成政权中为官者曰：“不能死，受伪署，毕竟贪心所发。猥云‘没奈何降贼’。一部仕籍，将题曰《无可奈何集》耶?但贼亦甚无谓，官家别用一番人，何苦旧窠寻兔?”(55)此处对龚鼎孳却独有理解之同情，未必是因为彼此在顺治六年有一面之缘的缘故(56)，更多的可能是眼见龚府许多门下客的蝇营狗苟的行为，甚至不乏以遗民的身份行秋风之实者。“残客”一词，典出《梁书·张缵传》，指剩余门客，义含“趋炎附势”的针砭，用法犀利!他评价陈名夏为新贵能“据鼎不尝，一无所得，百史亦可谓能自砥矣；又生平无欲害人之心，所识穷乏者，皆经纪优赡，亦有志于学者也，谓之有隐心亦宜”，固然不乏对因与对头宁完我议论“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而死于非命的清初“南党”领袖的原宥之词，亦体现了明遗民期待身居高位的贰臣们应该具有怎样的人格和人品。无论是肯定陈名夏经纪优赡落魄者的为人，还是归纳龚鼎孳“爱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的复杂意绪，对研究清初贰臣与遗民的文人心态，均可谓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点评。
此外，姚佺对明末士风世态及南明朝政亦有反思。如“豫十一”评侯方域《咏怀诗》“羌本名家子”云：“崇祯之末，士以鲜怒为豪举，不知龙豹韬为何物。状似苻坚之良家羽林、少年都统，安得不败?此必指此而言也。”只知鲜衣怒马、不谙兵法韬略的公子范儿，必然是于事无补，空谈误国。如江都郑元勋(1604—1645)，字超宗，为扬州影园主人，以评选咏影园黄牡丹诗，“一时传为美谈，故有过广陵而不识郑超宗先生者，人以为俗不可医：当是时文章声气之盛如此”(57)，崇祯十六年进士，次年授兵部职方司主事，因调解当地士民与驻扎扬州城外的四镇之一高杰的矛盾，触怒百姓而被剁杀。“厥后清师入，卒屠城”，开封孟观撰《挽郑超宗枢部》“拭泪纪此”。诗中歌颂“超宗冰鉴拟凤雏，交游豪俊天下俱。淮之南，江之北，英姿磊落间代无。扪虱有时谈时务，击碎琉璃玉唾壶。丈夫襟况皎如月，昂藏宁惜七尺躯?腕中有鬼舌吐锋，睥睨一世之小儒。……”(58)，均为积极正面的描述。可是对郑元勋这一“本意解纷息穴斗，哪虞右袒遂狂图”的悲剧人物，姚佺的读后感却是：
先辈云“英气最害事”。描写超宗一段志大才疏、力小任重痴态，真吴道子笔也。而上讥王公，下讥卿大夫逮士庶人，又婉而尽，竟是诗史矣!
要知道对于郑元勋的惨死，多数人皆持悲伤惋惜的态度，如冒襄(1611—1693)便撰有《挽郑超宗职方》七律四首(59)；孟观诗序中所谓“时遇冢君掌和于槜李道院”之超宗长子郑掌和，原名星(?—1664)(60)，亦为姚佺友人，编选《诗娱》，见《四杰诗选》凡例，可能就是与之共同“删定”编辑《诗源》齐鲁、晋诗之“郑履声掌和”。姚佺痛定思痛，敢与时论唱反调，且下笔尖锐，可见直言不讳性格之一斑和对世相人情体会之深刻。“吴一”选宣城沈寿民七古长诗《江上行》，有句云：“我生不及全盛时，攘攘欃枪天步危。屠城掠邑义士死，日月无光天地悲。此行不为饥所驱，亦不为寒所逐。天涯鸿雁久离群，把臂沧波尽一哭。一哭还一哭，泪枯血尽眼光绿。河山偌大不开颜，曾无寸土容吾足!”入清后被誉为“海内三遗民”之一的沈寿民(1607—1675)，诗中痛心疾首的是南明时的家国沦亡。姚佺评曰：“忧思泣血，无言而不痛疾，可配《小雅·雨无正》等篇。”《雨无正》刺周幽王昏暴、诸臣自私误国，政令如雨之多而皆苛虐。姚佺借此诗题旨，批评南明小朝廷的昏愦。由《挽郑超宗枢部》和《江上行》两诗的评点可以看出，姚佺有时会跳出原作的创作主旨和阅读导向，去借题发挥地发抒自身对时事人情的独特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