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明清之际的“诗史”观念发生在满汉易代之际，遗民文人的民族情感与“天下”观念相激荡，其精髓远非讽喻上政或者暗合时事的文学原则所能括尽，而是着眼于诗与史在文化意义上的相通性，提倡以诗的形式保存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和道德情操，以为来日重建之根基。这样的“诗史”观念不仅肃清了宋代以来空言载道和审美主义文学的消极影响，而且重构了“温柔敦厚”诗教的理解模式，极为深刻地折射出士人阶层对于明室覆亡的自我问责以及对新朝官史将要遮蔽本民族精神命脉的忧患意识。二、诗史观念的深化明末经世文学思潮裹带着诗史观念一并复兴。相关文章明清人对“诗史”观念的检讨中国诗史实录大纲传统“诗史”说的阐释意向诗史新议杜甫五古的艺术格局与杜诗“诗史”品质纸刊订购：010-82503438或82503441技术服务热线：010-62515008转8105.
关键词：诗史;观念;诗歌;遗民文人;文化;文学;民族精神;诗人;天下;道德 作者简介：二、诗史观念的深化
明末经世文学思潮裹带着诗史观念一并复兴。所谓“诗史”，最初是关于安史叛乱之后的杜甫诗歌具有历史文献性质的一个称谓，宋明时期又衍生出指陈时事的叙事学特征。宋儒讲“诗文道流”的文学境界，明中期复古诸家追求感物比兴的审美体验，对于诗史都不甚措意，或者以“变体”视之。然而在明清之际却出现诗史观念大规模复兴的现象，颇可回味，大抵因为国事之艰难激起文人的现实知觉与历史责任感。
明清之际的诗史观念罕言诗法，大抵着眼于诗与史在文化意义上的相通性：主张诗歌纪政事、察民隐、颂美刺恶，具有史家的现实主义品格；或者由“音声通政”的批评理念出发，以为诗歌乃时代精神之所寄，具有历史的表征功能；又特别是在彼时动乱与政权交替之际，遗民诗人忧虑于新朝官史之权力话语的遮蔽，倡言“以诗补史之阙”[6](上册《万履安先生诗集序》，P346)、“诗为史外传心之史”[7](下册《且朴斋诗稿序》，P1206)，将亡国之诗提升到保存本民族的历史记忆，传承民族精神命脉的高度。钱谦益《胡致果诗序》认为：
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3](卷十八，P800)
如其所论，凡一代之世必有一代之诗为其表征，既然诗歌史乃时代精神之所寄，则无须纠缠于“温柔敦厚”的诗旨。以这样的诗史观念来审视《诗》之流裔，自然能够走出“伸正黜变”的狭隘，哪怕是看待每为人所诟病的六朝与晚唐诗歌，也能持有积极的态度。冯班《陈邺仙旷谷集序》云：“盖徐庾、温李，其文繁缛而整丽，使去其倾仄，加以淳厚，则变而为盛世之作。文章风气，其开也有渐，为世道盛衰之征。”[8](P44)意思是说六朝的徐庾体变而为盛唐之音，晚唐的温、李诗风开启宋代的西昆之盛，虽正变之殊辄，却俱为“世道盛衰之征”，不可以高下论也。六朝诗歌被提到空前的高度，正是在明清之际，就与诗史观念下新的诗歌评价体系有很深的关联。
明清之际的诗史观念看待诗歌与世运之关系，立足于“声音之道与政通”的理念，但是不取汉儒“变而复归于正”的旨趣。汉代诗学认为陈灵以后的诗歌不足观焉，是以圣人不复采录而从事史学的工作，以褒贬善恶的道德尺度继续为天下立法，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也。然而在新的诗史观念的视野下，《诗经》时代从来都没有终结过：这不仅是说民间的相与咏歌具有表征世运的文化功能，更是强调自觉的诗歌蕴含有诗人痛切的历史体验、深沉的治乱反思，以及民族生生不息的一段精神命脉在里面。黄宗羲云：
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逮夫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曦，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谣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6](上册《万履安先生诗集序》，P346)
这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体认诗与史的关联。用今天的话来讲，黄宗羲认为历史乃是历史事件的顺时性展开与民族精神的共时性存在二者的统一体。而官修史书“但记事功”，于后者不甚措意，及至颠沛流离之际，史官散落，于是民族之记忆和情操端赖于亡国诗史而得以保存。由此观之，黄宗羲所谓“以诗补史之阙”，不光是追认亡国之诗能够保存历史的纪事功能，亦且强调其所具有的历史精神价值——忠君爱国的情操、坚忍不拔的意志，以及治乱兴衰之所由的叩问，经由其传承下来，成为一个民族劫后重生的精神支撑。
诗史论在明清之际是一个普遍性的话题。钱谦益在《胡致果诗序》中，即认定《春秋》为孔子续《诗》之作，感叹前朝之事不存于“新史”，然“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在，其事犹存”，最后得出“诗足于续史”的结论。这和黄宗羲的“补史之阙”说一样，都十分清晰地映照出己身的遗民心态，并且蕴含有“《诗经》——《春秋》——亡国诗史”的文化观念在里面。这种观念虽然难以经受事实的推敲，但是从儒家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角度讲，倒是十分清晰地表明了遗民文人对于历史所持有的一种负责任的姿态。在遗民文人的思想谱系之中，当《诗》与“王者之迹”相脱离，亦即失去它在西周礼乐文化中所具有的沟通功能与教化效应的时候，于是孔子改而作《春秋》，褒贬善恶，拨乱反正，昭示历史前进之法则；及至朝代兴替，官史零落之际，又有亡国人物出来选择诗歌作为承担社会教化功能，保存历史理性的儒家话语系统，于是，天地不毁的生机端赖于亡国诗史而得以传衍下去。遗民诗史论者并不以史书的实录精神来代替诗歌的美学特征，而是赋予诗歌以“史”的文化功能，其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来自体制外的批判精神，尤其令人敬佩。
易代文人处于世运升降的关头，清晰地观察到学问空疏、世风堕落之于国家覆亡的罪责，意识到儒家的名教纲常之于维系天下的切实价值。相比之下，一切“以自娱乐”的趣味自不足道，便是宋明理学呈现在纸上的性情话语建构，连同它的文学表征，也一并沦为迂阔之谈。明清之际的思想潮流，由反清复明的政治运动蜕变为文化复国的政治兴味，由“由王返朱”的道德践履之学折入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都始终不脱现实主义、实践主义的品格。诗史论作为此种经世文化思潮的组成部分，由一种以史证诗、以诗观史的批评理念落实到诗歌的创作论上，便是主张恢复讽喻诗的实录传统，要求在诗歌与社会现实之间建立起反映论与评价性的关系，而当这种讽喻失去它的对象的时候，则诗的实录亦会向着保存民族道德情操与抒情化的方向发展。明清之际出现诗史创作的高潮，凡志士之壮举、民生之艰难、爱国之情操、治乱之所由尽在于兴亡之叹中，是动乱时代的一部民族精神史，也是遗民文人存史以鉴之良心的象征。这样的观念根植于诗与史在文化意义上的相通性，其意味远非批判现实主义，甚至是重大事件的实录原则所能括尽，它的精髓是以诗的形式寄托流亡者对本民族命运的真诚关切，成为一个民族历经劫难而得以存活下来的根本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