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清上海成为文学中心，学界一般强调的是西方因素的影响。但如果不是孤立地看晚清上海，而将其放入它所在的吴地中动态地分析，则我们不能忽视晚明出现过的另一个小说中心——苏州。在晚清，苏州的衰落与上海的崛起又几乎是同步的。因此，晚清上海小说中心的形成，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造就，也是吴地小说中心移位的结果。正是苏州经济、文化、人才、出版等方面优势的丧失与资源的转移，上海才得以迅速崛起，成为新的小说中心。
【关 键 词】吴地/苏州/上海/晚清小说/移位
【作者简介】张袁月（1985- ），女，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山东 青岛 266580）；陈洪(1948- )，男，山东栖霞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明清小说与小说批评研究（天津 300071）。上海是近代小说中心，这一点早已成共识。但在分析上海小说中心形成原因时，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西方因素的影响。这留下诸多问题无法圆满解释，如晚清开埠的口岸城市很多，为什么只有上海成为了文学创作与传播最集中的区域?西方因素从1843年起就应发生作用了，但为什么上海在开埠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未崛起?明清时期的小说重镇苏州到晚清为什么未能与上海成为并峙双峰?如果我们不孤立地看晚清上海，而将其放入它所在的吴地作动态考察，不难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晚明的苏州地区一度成为小说创作与传播的核心区域，这种兴盛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清中期，却在晚清突然沉寂。与之相应的，是上海的突然崛起与小说的迅速繁荣。这种耐人寻味的对比提示我们：晚清上海小说中心的形成，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造就，它与上海所在的吴地，与曾经吴地的小说中心——苏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晚明苏州：吴地小说中心的形成
苏州由于地域环境的优越，农渔业发展较早，到宋代更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明代以后，苏州农业走向商品化，稻作生产逐渐转为经济作物种植，纺织业高度发展，晚明时期商业尤其繁盛，被当代学者认为是划时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1]246发达的经济一方面给苏州人创造了优越的生活环境，“一家有了二三百亩田地就没有衣食问题，所以集中精神在物质的享受上，在文学艺术的创造上，在科学的研究上”[2]5。另一方面，经济重心由生产转向消费，带来消费文化的勃兴，直接推动了文学的商品化。明代白话小说的代表作“三言”“二拍”，均是书商邀约而推动的创作。翻开晚明小说，“购求”“购刻”的字样也频频出现在识语或序言中。苏州的小说创作没有在宋代爆发出光辉的火焰，而在晚明突然繁盛起来，与此时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勃兴的消费文化可谓表里相依。
重商的城市不止一个，但在小说方面大放异彩的，似乎只有苏州可谓典型，这要归因于苏州深厚的人文传统。自晋室南渡吴地完成“尚武”向“尚文”的转型后，其崇文尚学之风就从未改变过。学术上有“吴学”；诗文上先后有“吴中四杰”“吴中四子”“江左三大家”，而文学社团林立更是蔚为大观；艺术上有我国历史上最大也是持续最久的画派——“吴门画派”；戏曲上更创造了明清传奇的高峰。不可忽视的是，苏州在科举方面更是熠熠生辉，得到“状元之乡”的美誉。这样的文化环境对于“虽为末学，尤务多闻”[3]3的小说创作来说，提供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明代已有人注意到“苏州人惯作小说”的现象，即归于“苏人好文”[4]卷十二之故。
当然，仅有小说创作，没有发达的印刷业，大量小说的刊印也不可能实现。众所周知，建阳是明代小说的刊刻中心，然若分期来看，情况则有不同。我们据王清原等编《小说书坊录》统计，万历以前，苏州书坊刊印小说种数为0；万历时，小说刊印数为4种，同期建阳为34种，是前者的近9倍；到天启、崇祯时期，建阳跌落为1种，苏州分别为11种和17种，远在建阳之上，并在清初超越建阳成为新兴的出版中心。
内容摘要：正是苏州经济、文化、人才、出版等方面优势的丧失与资源的转移，上海才得以迅速崛起，成为新的小说中心。一、晚明苏州：吴地小说中心的形成苏州由于地域环境的优越，农渔业发展较早，到宋代更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二、晚清上海：吴地新小说中心的崛起晚明在苏州出现的辉煌，晚清在上海得以复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晚明苏州与晚清上海作为吴地先后出现的两个小说中心，其形成机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是新小说中心对旧小说中心的取代，后者则是旧小说中心向新小说中心的移位。可以说，先到上海的苏州文人又带动起更多的人集聚沪上，这种“滚雪球”效应更加速了苏州人才资源的流失与上海新兴文化、文学的建设，推动了文化中心从苏州向上海的移位。
关键词：晚清小说;移位;苏州;上海;文化;吴地;出版;小说中心;移民;文人;移位;文学 作者简介：二、晚清上海：吴地新小说中心的崛起
晚明在苏州出现的辉煌，晚清在上海得以复现。这个曾经处于吴地边缘的城市，此时成为吴地崛起的新中心。与苏州一样，上海成为小说中心，也经历了一个后来居上的过程，成功因素也不乏相似之处。如优良的刊印质量，是拉拢读者群的重要因素。晚明苏州的刻印质量堪称精湛，即以插画而论，苏州小说不似建阳小说插图那样上图下文，缺少变化，而是精益求精，多有创新。如叶敬池刊《石点头》采用月光式、宝翰楼刊《今古奇观》采用上下两层楼式。比起建阳插图的构图简单、线条粗犷，苏州插图追求描摹景物、刻画人物性格，亦更细腻生动。最终苏州的精品战术打败了建阳的价格战术。而上海小说凭借先进的石印、铅印技术，更是兼具质优价廉二美。尤其是深受读者喜爱的插图小说，此时更大大普及。翻开晚清各书局的征订书目，标明“绘图”的小说比比皆是，如《绘图三国志演义》《评注图像水浒传》《详注聊斋图咏》等。据我们统计，同文书局发兑9种石印小说中有6种明确标明为插图本。十万卷楼发兑170种石印小说中，直接以“绘图”为题的则多达74种，占总数的44％。[5]443-467
再如成熟的供求市场。建阳读者层次总体不高，刊印小说题材单一，缺乏原创性稿源，成为小说市场持久发展的掣肘。苏州的作者、读者文化素养都较高，且不像北京那样，虽是聚书地，自己的供应能力却有限，要靠外地的刻书支持；苏州的书是“率其地梓也”[6]42，本地即可供应，还能向外地辐射。上海的供求市场更为成熟，不仅拥有庞大的专业创作队伍和阅读群体来活跃市场，而且还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稿酬、版权等制度来规范市场。
从理论上来说，在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方面，苏州与上海既然有同样的成功因素，应成为吴地的并峙双峰，但事实是上海在晚清一枝独秀，原因何在?根本的因素是，苏州的经济、文化、出版体制都是内向型的。顾颉刚早已一针见血指出苏州的症候：优越的经济文化环境促进了苏州的发展，但也使苏州人太注重享受，“以至只能守着老家，不能向外发展”，“这实是数千年历史积累而成，也是农业社会中高度文化的必然结果”[2]7。上海则相反，它的经济一开始就依靠对外贸易，文化更多的是吸纳移民文化与西方文化，出版方面也由新式出版起步，是一种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比苏州更旺盛和持久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