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时期以来，人们对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李渔的评价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本文反思鲁迅先生之视李渔为“帮闲”，此李渔研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命题，试图对李渔其人作出相对公允的评价。本文认为，李渔与那些以帮闲为职业的人并不相同，他的思想、个性等等其实有着诸多很不“帮闲”的地方；“帮闲”主要是李渔人生后期的社会形象。李渔之沦落为帮闲，主要归因于他竭力崇尚享乐、奉行趋时善变的市井实用主义人生哲学及由此形成的人格上的“无特操”。
【关 键 词】李渔/帮闲/享乐主义/特操
【作者简介】钟明奇，男，浙江嘉善人，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李渔(1611-1680)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聚讼纷纭、最不易让人作出恰切评价的重要作家之一。2011年是李渔诞辰400周年，但就是在2011年3月25日的《光明日报》“关于李渔的争议系列报道”之二《誉满天下 谤满天下》一文中依然提出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客观地对他(按，指李渔)进行评价？”有学者甚至指出：“当代中国尚未对文人李渔作出一个公认的客观评价。”[1]不过，相比之下，在一切对李渔其人的评价中，鲁迅先生之视李渔为“帮闲”一说，无疑是最能得到学界与社会广泛认同的。但新时期以来，人们对李渔的评判，已发生较大变化。以较有代表性的见解而论，万晴川先生就指出李渔与真正的帮闲相比是有区别的[2]，而俞为民先生则明确地否定李渔是“帮闲”。俞先生说，李渔不是“帮闲文人”，“而是一位隐逸市井的文学家、戏曲家，按照李渔自己的说法，是一位‘人间大隐’”[3]450。那么，李渔究竟是不是“帮闲”？应该如何全面地、客观地看待鲁迅先生的李渔“帮闲”说？本文重新思考上述问题，试图对李渔其人作出一个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并就教于方家。一
鲁迅先生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说：“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4]357照鲁迅先生论述的口吻，李渔无疑是既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的人，是真正的帮闲。按，鲁迅先生在《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一文中说：“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5]404故《辞源》(商务印书馆，1991)释“帮闲”云“侍候官僚富豪消闲作乐”，《辞海》(语词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释“帮闲”则谓“陪官僚、富豪等玩乐，为他们帮腔效劳”。就李渔人生后期的思想与行为来看，的确著此特点。
必须指出的是，鲁迅先生撰写《从帮忙到扯淡》一文，有其特殊背景，其要旨并不在专门评价李渔，因此，我们不能把鲁迅先生此种对李渔的评价，看成是对他一生的全面评价。客观地说，如果仔细研读李渔的全部著作，就会发现他的思想、个性与他所向往及曾经实践的生活方式，与“帮闲”有着很不一致的地方。
第一，就李渔思想倾向的一个重要层面而言，他有着可贵的李贽式的反叛精神，敢于作一空依傍、独立自由的思考，此绝非没有独立人格的“帮闲”所能为。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李渔决不迷信所谓的“圣人”与“经典”。例如，他坚决反对“依傍圣贤，袭取现成字句，到处攻人之短”[6]442。在他看来，“天下之名理无穷，圣贤之论述有限。若定要从圣贤口中说过，方是名理，须得生几千百个圣贤，将天下万事万物尽皆评论一过，使后世说话者如蒙童背书、梨园演剧，一字不差，始无可议之人矣。然有是理乎哉？”[6]442-443。总之，李渔绝不是盲目崇拜“圣人”的“凡是派”；相反，他甚至说“圣贤不无过，至愚亦有慧”[7]。
另一方面，李渔也决不迷信“经典”。即以对朱熹的批评而论，在《笠翁论古》一书中，他对在当时社会中有极大影响的主要由朱熹及其门人赵师渊所撰之《资治通鉴纲目》一书提出批评，他说：“《纲目》之文，亦有可以为法而实不可以为法者，要当识其苦心而已矣。”[8]482张安茂因此评李渔说：“其于朱子《纲目》，尚多谔谔之词，况其他乎？”[8]432更有甚者，李渔认为整部二十一史也并不全可信。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一部二十一史，对许多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都错了，其《笠翁别集》之《弁言》有云：“予独谓二十一史，大半皆传疑之书也。”这几乎能让人联想到鲁迅先生那种认为二十四史只不过是帝王将相家谱因而不可全信的怀疑精神。
第二，就李渔的个性来说，“狂”“傲”“直谅”等等，是其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与“帮闲”的胁肩谄笑等迥然不同。李渔在其诗文中不时道及其“狂”。《笠翁诗集》卷一《予改〈琵琶〉〈明珠〉〈南西厢〉诸旧剧，变陈为新，兼正其失。……》一诗云：“焉得千载后，再生狂笠翁。”又同卷《丙戌除夜》云：“秃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李渔自道“狂奴”，则当明清鼎革之际，其反叛清政府的情绪甚为明显。这样的诗句绝不是当时一般读书人所敢写的。又如，《一剪梅·述怀》词说他自己“一生傲骨犯时嗔”；《笠翁文集》卷三《复柯岸初掌科》李渔自道“贱性硁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据李渔自述，就是在他亲人、朋友的眼中，他们也认为李渔很“狂”。《笠翁诗集》卷二《六秩自寿四首》其四云：“君亲造命天加岁，妻妾怜才友恕狂。”同卷《元献赠诗，怪予久不属和，仍次前韵解嘲》亦云：“酒贳诗逋旧有名，高贤多不恕狂生。”凡此等等，难以枚举。
第三，就李渔所衷心向往与曾实践的生活方式而论，他十分留恋自由自在的林泉生涯，有着浓厚的归隐思想，而厌恶打秋风等帮闲行径。李渔在《闲情偶寄·颐养部》中叙述他在“明朝失政之后，大清革命之先”的一段生活时，曾有精彩的描写：“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夏不谒客，亦无客至，匪止头巾不设，并衫履而废之。或裸处乱荷之中，妻孥觅之不得；或偃卧长松之下，猿鹤过而不知。洗砚石于飞泉，试茗奴以积雪；欲食瓜而瓜生户外，思啖果而果落树头。可谓极人世之奇闻，擅有生之至乐者矣。此后则屣居城市，酬应日纷，虽无利欲薰人，亦觉浮名致累。计我一生，得享列仙之福者，仅有三年。今欲续之，求为润余而不可得矣。伤哉！”
李渔确乎由衷羡慕此种生活方式，并努力将之付诸实践。他早年放弃科举考试后，回家隐居，在友人的帮助下，终建成了伊山别业，并写下了不少诗词，尽情地抒发了他对山居隐逸生活的无限喜悦。其中《忆王孙·山居漫兴》词有云：“不期今日此山中，实践其名住笠翁。聊借垂竿学坐功，放鱼松，十钓何妨九钓空。”沈新林先生指出：“这首词是他(按：李渔)改名易字的绝妙注脚。其一，他披露了自己改名为‘渔’的动机，不是为了钓鱼，而是隐逸；其二，他告诉我们，伊山别业构筑成功之时，就已经改名换字了。”[9]按，李渔原来的名字叫“仙侣”，伊山别业修成之时，他更名为“渔”，号“笠翁”。伊山别业的建成与李渔的更名，实标志着他思想与生存方式的一大转折，其核心之点，就是对隐居生涯的艳羡企慕与身体力行。
毋庸置疑，企盼归隐确乎是李渔根深蒂固的一种人生理想。李渔此种“高情雅致”，使他对打秋风等帮闲行径不屑一顾。在小说《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中，李渔借莫渔翁之口说：“那打抽丰的事体，不是我世外之人做的，只好让与那些假山人、真术士去做。我没有那张薄嘴唇、厚脸皮，不会去招摇打点。”故其《鸡鸣赋》亦云：“以色事人者，无足论矣。”李渔喜欢鸡的“形同鹄立，貌似鹰扬”，而鄙视“蛇行鼠伏”的晋士。无可否认，李渔在其内心深处，明确地认识到打秋风、做“帮闲”的可耻，而由衷向往归隐生活。
质言之，李渔思想的重要方面、他的个性与他所企慕及曾经实践的生活方式，确乎无不与“帮闲”背道而驰，那么，鲁迅先生为什么仍然说李渔是“帮闲”？
内容摘要：新时期以来，人们对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李渔的评价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本文反思鲁迅先生之视李渔为“帮闲”，此李渔研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命题，试图对李渔其人作出相对公允的评价。本文认为，李渔与那些以帮闲为职业的人并不相同，他的思想、个性等等其实有着诸多很不“帮闲”的地方；“帮闲”主要是李渔人生后期的社会形象。李渔之沦落为帮闲，主要归因于他竭力崇尚享乐、奉行趋时善变的市井实用主义人生哲学及由此形成的人格上的“无特操”。
关键词：李渔;帮闲;享乐主义;特操 作者简介：二
在笔者看来，鲁迅先生之所以说李渔是“帮闲”，乃是因为，李渔在其人生的后期——本文以入清为界线，将李渔的一生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确有着诸多“帮闲”的思想与行径。
第一，从思想倾向看，李渔对清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从批判走向迎合乃至谄媚，显露明显的“帮闲”之志。如前举明清易代之际所撰作的《丙戌除夜》云：“秃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屋留兵燹后，身活战场边”，《丁亥守岁》则谓：“骨立先成鹤，头髡已类僧。每逢除夕酒，感慨易为增”，无不是对清初清政府所颁布的剃发诏令的极大调侃与讽刺。但在成书于晚年的《闲情偶寄》之《凡例七则》之“一期点缀太平”中，李渔却如此写道：“圣主当阳，力崇文教。庙堂既陈诗赋，草野合奏风谣，所谓上行而下效也。……方今海甸澄清，太平有象，正文人点缀之秋也……草莽微臣，敢辞粉藻之力！”李渔以极为卑微的奴才相，言辞极其恳切地主动要“点缀”、“粉藻”那个时代与社会，这岂不是在彰显其“帮闲”之志么？而他在康熙十一年(1672)所写的《汉阳树》一诗中则有“兴朝既鼎革，江山若重铸”[10]等诗句，不但表明他已完全接纳清王朝的统治地位，而且更有着对清统治者露骨的谄媚与逢迎。惟是之故，李渔一旦得到满清“王公大人”的接待，更是喜出望外，说“此中殆有天焉”[11]。
第二，李渔人生后期的重要精神活动——其通俗文学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精神祈向，过于趋时悦世。具体地说，李渔创作于清初的小说戏剧作品，所写多为不具有深刻社会内涵的男女风情喜剧或其他浅俗的生活题材，而并没有真正直面残酷、真实的现实生活本身，从整体看，充满媚俗精神——所谓“多买胭脂绘牡丹”[12]，所谓“从时好”[13]，在本质上主要就是供达官贵人等消遣、娱乐的“帮闲”文学。《笠翁诗集》卷一《偶兴》一诗有云：“尝以欢喜心，幻为游戏笔。著书三十年，于世无损益。”这可以说是李渔赤裸裸的迎合世俗的娱乐主义的文学创作主张。而他在《风筝误》末出《释疑》下场诗中则说：“传奇原为消愁设”，“惟我填词不买愁，一夫不笑是吾忧”，十分明确地道出了他将其戏剧作品当成提供给人娱乐的商品。传奇或者说戏剧，固然有其相当的娱乐性，但也不能说传奇创作原为消愁而设。戏剧作品除了娱乐功能，还有认识功能与教育功能。古典戏剧中许多悲剧作品的存在就不能说是为着娱乐的。李渔将传奇定位在消愁，毫无疑问是将其功能片面化了。另一方面，李渔把小说视作“无声戏”，用创作戏剧的办法来创作小说，这正如有的学者所已指出的那样，“一夫不笑是吾忧”同样是他小说的创作指归[14]，他的小说因之也是供人娱乐的商品。据章培恒教授论述，李渔的读者、观众中，主要是地主、官僚、大商人与商贾家庭的士人[15]，则他的小说戏剧定位在“一夫不笑是吾忧”，就有明显的迎合的嫌疑与商业的目的。而就迎合一面而言，结合他作品的绝大多数读者、观众对象，则其小说戏剧，诚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基本用以“帮主人的闲”[5]405，即供给上述达官贵人等消遣、娱乐，显而易见让人觉得有“帮闲”的意味。
第三，从具体的行为实践看，李渔在人生后期多有“帮闲”行径。这正如孙楷第先生所指出的，李渔“为了吃饭和享乐问题，东奔西驰，不顾风节，完全抛掉了书生本色。他虽然没有事新朝，却伏侍了无数的新贵”[16]，即所谓“侍候官僚富豪消闲作乐”，或者说“陪官僚、富豪等玩乐，为他们帮腔效劳”，且为时甚久。范红娟教授说：“无论如何，李渔20年来游走于权贵之门的经历是无法抹杀的。”[17]此言甚是。具体地说，鲁迅先生所说的帮闲“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等，在李渔那里变成陪达官贵人吃饭、赋诗，代他们写文章等等。
李渔曾说：“渔幸以草莽贱夫，混迹公卿大夫间，日食五侯之鲸，夜饮三公之府。”[18]204这些“公卿大夫”为什么要招李渔去宴饮呢？这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真正深厚的友谊；究其实际，无非是因为李渔负才技，兼之善谈、幽默，能给他们带去乐趣。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曾深刻地指出，李渔在这种场合，在那些“公卿大夫”面前，其实扮演着地位比“娱乐节目的表演者(entertainer)”高而比“朋友(friend)”①低的一种角色，如同俳优——实即是“帮闲”。《笠翁诗集》卷三就有《壬子夏日，陪董大中丞暨辖下诸公隔水较射，射毕畅饮，大中丞命作五言绝句十首，即席成之》一诗，便是当时某些“公卿大夫”玩乐、宴饮后命李渔赋诗的一个显例。而当三藩之乱之时，李渔甚至主动写诗，热情洋溢地褒扬那些维护清王朝统一的有功将领，《督师尚书李邺园先生靖逆凯歌》二十首就是其中的典型。如果说李渔陪董大中丞等玩乐、宴饮而赋诗是被动的，那么，他写《督师尚书李邺园先生靖逆凯歌》二十首等则完全是主动的。没有人要求他写这样的诗，这无疑也是他有帮闲之志的一个显著标记。而《笠翁文集》卷二《汉阳府重建鼓楼创立马头募缘引》一文注明是“代郡守作”，中云“皇清定鼎以及于今，已二十余年矣，宜乎百废俱兴，无政不举”，显然也是帮闲之举。鲁迅先生曾说“后者却不过叫他(按：帮闲)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只之列”[4]356，李渔在这些方面，确乎成了地地道道的“弄臣”与“帮闲”，有时几乎可以说是十分自觉的“弄臣”与“帮闲”。
李渔在《笠翁别集》卷二《论郑綮进退之际》一文中说：“人之长短，不可以一事论，要观其大段如何耳。”此诚剀切之言。然凡上所论，显然足以构成李渔人生之“大段”，则我们视人生后期之李渔为帮闲，绝不是对他的牵强附会。因此，在笔者看来，鲁迅先生目光如炬，虽然并没有比较具体地论述李渔之所以成为帮闲的理由，但拈出“帮闲”二字，实深契李渔人生后期人格之肯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