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郎官/赋家/赋/司马相如/扬雄
【作者简介】蔡丹君，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发表过论文《荆雍地域与宫体诗的兴起》等。 关于西汉赋家，人们常有这样的认识：他们政治地位低微，类于帝王近身之倡优。如黄震在其《黄氏日钞》卷四六中云：“相如文人无行，不与史事，以赋得幸，与倡优等，无足污简册，亦无足多贵责。”①黄震还认为司马相如“素行不谨”，亦类“倡优”。而历来武帝时文学侍从为倡优之论，多以东方朔、枚皋为例：“朔、皋不根持论，好诙谐，上以俳优畜之，虽数赏赐，终不任以事也。”②事实上并不能如此一言概之。西汉著名的赋家，并没有普遍沦为倡优，他们大都曾拥有具体职事，多为郎官。这种情况，尤以武帝时期及之后为甚。贾谊、严助、董仲舒、东方朔、刘向、王褒等人曾任太中大夫、中大夫；严助又与司马相如、枚皋等人曾任掌顾问应对、奉使出差之议郎；还有司马相如在景帝时所任“武骑常侍”，扬雄所任黄门侍郎，东方朔、王褒、冯商等担任过的“金马门待诏”等诸职，均属郎官系统。且需要注意的是，“在武帝身边的赋家普遍爵秩较高，十位重要赋家中，曾任二千石(包括中二千石、比二千石)的，就达七人，东方朔和枚皋虽然‘常为郎’，但随扈左右，‘默贵幸’，他们或尊爵显，或亲近武帝，其官衔几乎由武帝之喜怒哀乐好尚而定”③。“言语侍从之臣”所思、所论和所献纳者，大都与时政朝廷有所相关。如东方朔拜太中大夫是因奏事方获升迁：“是日因奏《泰阶》之事，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④过去一味称赋家为“文学侍从”并认为其地位低下，乃是误解。
在西汉一朝，郎官这一职务的获取途径及其事务内涵和政治地位，往往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而，郎官赋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政治际遇。这种政治身份既是赋家仕途的起点，也是他们的话语身份。影响赋家创作赋体文学的重要因素有很多，但这种政治身份，应当也是其中之一。关于政治身份与文学作品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本文将尝试展开论述，以见教于方家。
一 武帝时赋家以郎官出仕的基本情况
郎官制度在秦朝即已存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⑤至西汉时，郎官的人员数量和职能都得到了扩充，成为一个更为庞大的系统。郎官系统主要有三类官职：第一类是“掌朝议”的“大夫”。“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中黄门有给事黄门，位从将大夫。”⑥大夫负责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后更名为光禄大夫)、谏大夫，太中大夫等。他们与外朝公卿大臣相对应，作为中央政治顾问，是为了分去丞相、御史大夫、列卿下至六百石官吏之权⑦。郎官系统中深得皇帝信任的重要人物，又形成了一个相对于从事具体事务工作的“外朝”而存在的中心决策层“内朝”(又称“中朝”)；第二类是“郎”。“郎”分为“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四级，无定员，经常多至千人。“议郎”是文官，职能与大夫同，充当皇帝顾问，参与政事，因不必在宫廷内宿卫，又称“外郎”、“散郎”。而“郎中署郎”、“侍郎”、“郎中”都是武官，平时宿卫宫廷，战时随皇帝出巡或一同出征、随行护位。这类随从人员，还包括《汉书·百官公卿表》提到的“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等职务⑧；第三类是级别更低的期门、谒者等。关于郎官系统本身，已经有过很多研究，在此不再赘述。
郎官出入宫禁，直接服务于皇帝，他们的政治地位在当时被视为是尊荣而重要的。在秦时和西汉早期，郎官主要是从上层社会的子弟中选拔。西汉初年的郎官，非富即贵。汉制规定，二千石以上官员出任三年，可得以一子为郎，实际上有时候还可以多子为郎，如韩延寿、李广三子皆为郎⑨。对此，董仲舒评价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⑩而平民人才即便“以赀为郎”，也可能难获升迁。如张释之“以赀为骑郎”，“十年不得调，亡所知名”(11)，司马相如在景帝时“以赀为郎，拜武骑常侍”，由于不受重用，不久辞职离去(12)，皆为此例。故而武帝之前，朝廷“固不能得贤才”(13)。
当时的“贤才”大量聚于藩国。汉代前期藩国力量强大，诸多文人前往依附。但是，在藩文人一般是门客身份，心态自由，甚至声称“何王不可曳长裾”(14)。枚乘自吴王转投梁孝王门下，司马相如自梁国“归蜀”等，都反映汉初文士在身份和选择上的自由。即便名声远播，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也并不稳定和明确，有类先秦游士。
武帝即位之后，开始着力于扩充郎官系统。当时战争频繁，为换取财力支持，于是拓宽了“以赀为郎”的渠道。《汉书·食货志》载：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补官……自此而始”。其后“府库并虚，乃慕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15)。同时，为加强皇权，吸纳地方藩国人才，武帝“待以不次之位”，天下“鬻者以千数”(16)。武帝的征士行为，打破了之前郎官系统主要为子弟所占的局面，文学人才也开始从地方向中央集中。七国之乱平息之后(前154)，虽然淮南王刘安和河间王刘德的藩地构成了新的文学中心，但朝廷的“左官之律”、“附益阿党之法”(17)和“推恩令”，使得藩国聚才之力渐微。元光元年(前134)，郡国举孝廉制度颁布，“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18)。从此，这批“出入禁门腹心之臣……并在左右”，“作为重大决策的参谋、顾问，以弥补宰相才干不足的缺陷”(19)。
当时从地方涌向长安的文学人才，大多成为班固所说的“言语侍从之臣”：“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20)当然，这个群体，还远不止《汉书》所概括的这几位，只是《汉书》取材有限，写入的是当时较为重要的文士。《汉书·东方朔传》云：“是时，朝廷多贤材，上复问朔：‘方今公孙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21)汉武帝罗列的这个名单，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言语侍从之臣”的基本阵容。《资治通鉴》卷一七中亦概括道：“上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庄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终军等，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辨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22)材料中“宠用”一语，说明他们深受皇帝的重视。
武帝时，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东方朔等人皆是因奏事活动赏识进入到权力中心的。而以武力、刑名见长的游士，则受到排斥。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23)。这说明，征选郎官，主要的着眼点还是希望他们有益于国政，而并非为了倡优之乐。其实，“言语侍从之臣”在汉初即有，如文帝在极短时间内破格升任擅长“论议”的贾谊为“太中大夫”(24)。但此时与前代不同的是，成为郎官的途径多了一条，即“奏赋为郎”。“赋”在当时被视为一技之长，如司马相如因奏赋而再度为郎。通晓《楚辞》也是被视作一种才能，如朱买臣“武帝时得庄助之荐，拜中大夫”，是因其“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于是“与严助俱侍中”，成为郎官。之后，武帝令其与反对筑朔方的公孙弘辩论，实现内朝郎官与外朝大臣辩论之责。“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而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25)但是，即便如此，东方朔也常常参与了谏诤：“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26)时代为文人提供了上升渠道，赋家因此在精神面貌上显得十分积极和进取。另外，武帝时的“言语侍从之臣”升迁速度也很快：“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严)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屡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27)又如“(主父)偃数上疏言事，迁谒事、中郎、中大夫。岁中四迁”(28)。
可见，武帝对郎官系统的增秩、扩员，直接造成了文人、赋家集中于朝廷。“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的创作环境，与之前文人聚集在藩国时期相比，截然不同。
内容摘要：西汉赋家大都曾任郎官。武帝重用郎官赋家，使之参政议政，于是他们在“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的内朝政治环境中，将赋作从个人咏怀抒写发展为国家政治之颂美，促成了赋、颂两种文体的结合；昭宣后郎官赋家逐渐被边缘化，沦为文学侍从。扈从娱乐之赋引发了人们对赋体价值的反思和讨论。成哀之后经学氛围盛极，在以经学培养郎官的风气之下，以扬雄为代表的郎官赋家对赋的讽谏功能做了新的探索。
关键词：郎官;赋家;赋;司马相如;扬雄 作者简介：二“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环境中赋颂文体之结合
在武帝扩充郎官系统、赋家聚集中央之前，赋体还仅仅是藩国文人进行个人抒怀、咏物的体裁，而此时，郎官赋家笔下之赋很自然地融入了政治话题或者对中央政权的颂美。这意味着赋文体的功能和艺术表现方式都发生改变。以下来分析这一变化形成的过程和表现。
“武帝内中于辞客之侈张，而外以经术为附会”(29)，他通过大臣辩论的方式，来统一政见——让郎官近臣表达以皇帝为核心的“内朝”系统(30)的意志，郎官赋家因此具备参政或提供顾问之权：“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31)司马相如虽因为口吃较少参与政论，但其赋作吸纳了此种政治智慧。《难蜀中父老》、《喻巴蜀檄》等，设问辩论，主张中央王朝应“博恩广施，远抚长驾”，实现“遐迩一体，中外提福”，阐明开发西南夷之战略意义，以完成大一统之大局(32)。此类成熟的政治观点，当不是一朝一夕和一人的思考结果，而应是集体的政治智慧。身在“内朝”的郎官赋家，从与大臣辩论和“朝夕论思”等活动中获得了富有时代智慧的政治见解。司马相如自称写一篇赋，是“几百日而后成”(33)。那么，这个时间较长的写作过程中，“朝夕论思”的政论环境，正可以给他这样的创获。
“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的开放式群体写作环境，更方便赋家从社会、政治视野中取材，这深刻地改变了过去缠绵于个人曲折心思的抒写模式。政治事件以及一些富有政治寓意的内容，在当时的赋作中很常见。司马相如在“复召为郎”后“还宜春宫”、为“奏赋以哀二世行失”所写的《哀二世赋》，使用的虽然是长于抒情的兮体，但也是政论之赋。其中“观众树之蓊
兮，览竹林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34)等句子，胸怀开阔，视野宽广，于登高之际问古今，充满了自命为当政者代言的骄傲感和使命感。此外，相如大赋中的礼仪与校猎场面的描写，也是对政治气势的宣耀。即便其中“架虚行危，撇入窅冥”(35)的玄虚内容，下笔亦非偶然，而是暗陈皇权之神秘。此较西汉初年，已大为不同。贾谊的赋作大都是抒一己之怀：《吊屈原赋》虽用及兮体，实有类于《逍遥游》，畅谈人生追求理想；《鵩鸟赋》探讨万物天道，乃哲学之奥思。景帝时，藩国如枚乘《笙赋》，邹阳《柳赋》、《酒赋》、《几赋》等咏物赋，占现存藩国作品总量的近90％。藩国文人和藩王之间的知遇之恩，是这些赋作的常见主题。而枚乘的《七发》除了有个政治意味的开头，全篇仍是咏物赋的作法。其《梁王菟园赋》虽有新意，但缺乏较为开阔的政治胸怀和国家气象。可以说，在司马相如之前，西汉散体赋基本上不具备政治场合性和仪式性，本质不离于贾谊“为赋以自广”(36)的命意，而并不具备表达时代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的功能。
另外，武帝时郎官赋家常出使边境、传令地方的使臣活动，也对他们的赋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武帝时期，“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37)。严助自吴来，武帝独擢为太中大夫，“遣助以节发兵会稽”(38)；司马相如自蜀地来，武帝就让他去安抚蜀地父老，并出使西南夷(39)；枚皋“拜为郎，使匈奴”(40)。使臣语言天分极高，心思细密，善于论辩，在外交时宣扬国威，长于夸颂。正如钱穆所云：“有辞赋文学之士颂功德，而不免于夸。”(41)司马相如之赋正是借使臣之口“颂功德”。《上林赋》中，亡是公摆出来自中央朝廷者的姿态，来教训子虚和乌有先生“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42)，即是一种“使臣之文”。宣教式的《难蜀父老赋》中，“使者”带着政治立场和说服目的出场，“借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43)。其文议论之色彩甚浓，还采用了问答体。使者游历远、见识广，赋中人文地理知识也很丰富，与围绕案头物事所写的短小的藩国咏物赋迥异。
应中央政治的需要，当时郎官赋家还将施用于最高场合的“颂”体，融入到赋体中。汉人乃是从《诗经》“六义”之角度来理解“颂”体的。直到东汉郑玄仍认为：“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于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44)他认为讲述“天子之德”，即是“颂”的任务。此释义为挚虞继承，云：“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45)其后刘勰亦云：“颂者……斯乃庙堂之正歌，非妄飨之常咏也。”(46)可见，最高场合、正面颂扬，乃是颂体重要特征。《汉书·艺文志》保留了多篇“颂”文题目，如《孝景皇帝颂》、《圣主得贤臣颂》等，所涉社会等级均为最高。再则，颂体往往以三言、四言为主，语言较为收敛。刘师培曾因句式辨析赋颂：“颂主告神美德，与赋之‘铺采’、‘体物’者有殊。故文必典重简约，应用经诰以致其雅。在赋如写八句，在颂则四语尽意。盖赋放颂敛，体自各别也。”(47)四字八字之间，赋、颂文体特征有别。
当时内廷之颂声和郎官赋家的赋作相互影响。《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采诗夜诵……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48)“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所指的“数十人”，很可能就是内朝“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之人。而“十九章之歌”很可能即存于《汉书》的《郊祀歌》十九章。这些诗篇应该作于武帝时期的不同年份和不同作者之手，每篇都没有固定的程式，有三言，有杂言。《天地》这篇从语言上看甚至是短小的赋，《日出入》篇则是黄老滋味犹存，有似谣谚。《天马来》全篇是由四段“天马来”开头的句子组成三言体；因颂宛马，不乏草原民歌风味和言及昆仑、阊阖的想象之美。
司马相如之赋，有“颂”的影子。他的赋作言及天子，谈论诸侯之事；描写皇帝改易奢侈之风的行为，节奏鲜明，语句整齐，文势铺张，短句铿锵。如《上林赋》云：“于是历吉日以斋戒，袭朝服，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舞干戚，戴云干，揜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次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49)相对于骚体赋而言，减少了长句之使用，更显文风气势。三言的部分，与《郊祀歌》十九章中的《练时日》用三言来描摹“灵”之来去的祭祀场景，非常相似。《练时日》云：“九重开，灵之斿，垂惠恩，鸿祜休。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灵之下，若风马，左仓龙，右白虎。”(50)同样是宏大华丽的。《上林赋》当早于《练时日》产生，因此当时赋、颂之间的影响不是单方向的。此外，古奥艰深之句在相如赋中也增多，有类于颂。“邹阳、枚乘之文，骈偶句式有所增加，但其文辞尚属平易精炼。至司马相如，不仅大量运用排比、对偶句式，其文辞亦渐趋华美、艰深与古奥。”(51)“华美”、“艰深”和“古奥”，正是向颂体看齐，走向“举止矜贵，扬榷典硕”(52)的特色。
武帝时期，郎官系统的扩充以及武帝对于郎官赋家的重用，给赋的创作带来了特别的创作环境。郎官赋家在朝廷“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丰富了政治智慧和视野，在受命“造为诗赋”用于郊祀的同时，将颂体的特征融入赋中，歌颂国家政治、时代精神，因此丰富了赋体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