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汉赋/《诗经》/《诗》曰/王道
【作者简介】王思豪，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发表过论文《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合著)等。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每一种文体都会选择自己特定的语言手段，从而呈现出独立的文本形态，且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保持着自己固定的话语体式和句子结构。英国文艺理论家柯勒律治曾说过：“文体只能是清晰而确切地传达意蕴的艺术，不问这个意蕴是什么，作为文体的一个标准就是它不能在不伤害意蕴的情况下用另外的语言去加以复述。”①每一种文体的确立都是对某种语言形式与意义的选择，同时，各种文体间的语言形态又有相互交叉的因缘。这种因缘在特定的话语系统及一定的话语态势转变的过程中，会带来某种语言创造活动的变化。语言创造活动的变化是文体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文学的初起阶段，这种变化的过程却极为漫长且隐而难明。本文试图揭示一个被长期遮蔽的、在先秦两汉时期却显著存在的语体结构选择现象，即汉赋引《诗》与先秦典籍及两汉史传、奏议、子书等引《诗》的一个明显不同：凡是以“赋”名篇的赋作，用《诗》均将“《诗》曰”类标志隐去，将诗体语言融入赋体之中②。赋家们选择这种语言结构，而不选择传统的语言结构，其彰显的是“言语”的淡褪和“文章”的兴盛。康有为通观古今文学演变后说道：“古者惟重言语，其言语皆有定体，有定名”，而“自秦汉后，言语废而文章盛，体制纷纭，字句钩棘”③。作为言语“定名”标志的“《诗》曰”何时兴起，其存在的形态和承载的功用是什么?汉赋用《诗》为什么要将“《诗》曰”隐去?这样做有什么内在意蕴，又具有怎样的文学史意义呢?一 “《诗》曰”的使命：由正音到正义
先秦典籍用《诗》，经历了由音乐之《诗》到文本之《诗》的转变。周代诗、乐、礼合为一体，《论语·泰伯》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④《礼记·仲尼燕居》曰：“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周人典礼用《诗》皆需合乐，因此如《周礼》、《仪礼》等典籍用《诗》方式多是赋《诗》、歌《诗》、奏《诗》、管《诗》，很少引《诗》，至《左传》、《国语》及儒墨诸子私家著述则多是引《诗》、赋《诗》，尤其是引《诗》的次数显著增多。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诗与礼、乐分离，诗的乐章义逐渐淡褪，但并未消失，而是转移到对《诗》文本义的阐释与说明上来。言语引《诗》，即在这个时期出现，《左传》记载尤多⑤。私家著述以《荀子》引《诗》最夥，每于一段议论后，即引《诗》以为议论，或为评论，引《诗》句式定型化为：“《诗》曰(云)：……，此之谓也。”陈乔枞《韩诗遗说考序》：“或引《诗》以证事，或引事以明《诗》，使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虽非专于解记之作，要皆触类引申，断章取义，皆有合于圣门商、赐言《诗》之志也。”⑥引《诗》的目的与方法由此而明。
“《诗》曰”的出现是礼、乐教化功能相分离的结果，引《诗》、赋《诗》的目的已不全在音乐，而重在所引、赋《诗》的内容，重在《诗》意的说明与论证上。《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曰：“《诗》、《书》，义之府也。”在这种话语权威传统的孕育下，“事无细微，皆引《诗》以证其得失”⑦，催生出“以《诗》明事”与“以《诗》证事”的思维方式，从而衍生出了广泛存在于中国典籍中的“《诗》曰”的引《诗》传统。先秦典籍引《诗》的句式结构多种多样，尤以《左传》形态最丰，有《诗》曰、《诗》云、《诗》之谓也、《诗》所谓、《周诗》曰、《卫诗》曰、《周颂》曰、《鲁颂》曰、《商颂》有之曰、《汋》曰、《武》曰等。
“不学诗，无以言”，聘问燕飨，交接邻国以及阐释德教均需引《诗》言志，杨向时指出：“《春秋左氏传》所载列国君臣之言，觐聘享燕之际，辄引《诗》与赋《诗》，以证其论，以通其意，《诗》之用洵为大矣。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者，殆谓引《诗》欤!言而能引《诗》，则言之有物，持之有故，可谓善于言者矣。”⑧因此，以《左传》为代表的先秦文学带有鲜明的“言语”特性。何谓“言语”?《诗大雅·公刘》云：“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卢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言语交际，若要服人，必要称引《诗》、《书》。《韩非子·难言》：“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洒洒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⑨《诗》为雅言，故见以为诵。《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何谓“雅言”?《论语精义》引范祖禹语曰：“雅，正也。惟正可以为常，故雅亦常也。子所雅言者，常言也。每言，必以《诗》、《书》明之，不然，则执以礼，其所常言不出乎此，故曰皆雅言也。”⑩雅言，即正言，与俚语方言相对，其功能是“天子所以齐正万方，使归于一也”，有正音训，明义理之用。惠士奇《礼说》解释道：“雅也，正也，训也，训其文，正其名以合于雅，乃得其叙，事得其叙之谓训，而大行人谕书名、听声音则属瞽史；谕言语、协辞命则属象胥。吾儒诂训之学，皆从此出焉……及周之衰，淫文破典，则有孔子雅言以正之，其道得以复明。”(11)雅言有正音与正义双重功用。
但随着交流的扩展，音训的加强，引《诗》的正音功能逐渐削弱，正义功能逐渐加强。阮元《诗古训序》：“《诗》三百篇，《尚书》数篇，孔孟以此为学，以此为教，故一言一行深奉不疑，即如孔子作《孝经》、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多引《诗》、《书》以为证据，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义乎?《诗》曰某某即如此，否则恐自说有偏弊，不足以有训于人。”(12)由此，“《诗》曰”的使命逐渐由正音向正义转变，至战国、秦汉典籍引《诗》，“《诗》曰”二字代表的是假言以自重，其内容是高度理性化的公共标准，是理想意志的体现，是对社会政治、道德观念的表达。
学《诗》以言，是传统的“言语”教育方式。赋《诗》、引《诗》是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揖让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在口语交际的实践中就表现为“《诗》以代言”。张须《论诗教》：“昔也《诗》为贵族子弟所共习，朝聘宴享，《诗》以代言；今也布衣可取卿相，储能之事，但在揣摩形势而已。况乎骚、赋代兴，四言诗直无创作之事，夫唯不诵，是以不习为。其间纵有谲谏，亦以隐语或辞赋代之。”(13)至楚汉骚、赋兴起(14)，“言语”逐渐淡褪。
内容摘要：“《诗》曰”的出现是礼、乐教化功能相分离的结果，其使命经历了由“正音”向“正义”的转变，至战国、秦汉典籍用《诗》，“《诗》曰”二字代表的是假言以自重。而汉赋用《诗》四百余例，凡以“赋”名篇者皆不用“《诗》曰”类符号，这一方面是受调声制韵的诵“赋”之风影响；另一方面也是随着“王道之迹”的汩没与兴盛，赋家主体精神渐次回归的表现。这种语体结构选择现象所释放出的语言创造活力，便于重构赋作的意境空间，促进新的文本形成，从而加速了五七言诗体、骈体文以及骚体文创作的生成与兴盛。
关键词：汉赋;《诗经》;《诗》曰;王道 作者简介：二 “《诗》曰”的隐去：由重义到事形
朱自清《诗言志辨》谓：“春秋以后，要数汉代能够尽《诗》之用。春秋用《诗》，还只限于典礼、讽谏、赋《诗》、言语；汉代典礼别制乐歌，赋《诗》也早已不行，可是著述用《诗》，范围之广，却超过春秋时。”(15)“《诗》曰”的传统延续到汉代，汉人不仅在《诗传》、《诗序》中广泛使用，而且史传、奏议、子书中也无处不在。但有一类文体却甚为特殊，那就是汉赋。据统计，汉赋提及“六经”名十三次，提及《诗》名十次，用《国风》一百八十八次，用《雅》一百九十二次，用《颂》三十七次，总共用诗四百四十次。用《诗》方式：论诗三十七次；取义八十五次；取辞二百六十次；乐歌二十九次；直引六次。直引有“《诗》曰”类标志，且都出现在西汉议论性质的赋体文中，如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6)东方朔《答客难》：“《诗》云：‘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非有先生论》：“《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此之谓也。”“故《诗》曰：‘王国克生，惟周之贞。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神乌赋》：“诗[云]：‘云_(云云)青绳(蝇)，止于杆。几自(?)君子，毋信儳(谗)言。’”(17)而其他以“赋”名篇的赋作，均未有“《诗》曰”类词语出现。
汉赋用《诗》隐去“《诗》曰”的原因何在?
首先，调声制韵的诵“赋”之风促使了“《诗》曰”的隐去。何为“赋”?《汉书·艺文志》谓：“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18)何为“诵”?《周礼》郑玄注曰“以声节之曰诵”，贾公彦疏云：“以声节之曰诵者，此亦皆倍文，但讽是直言之无吟咏，诵则非直倍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为异。”诗有音律可节，故可诵，诵赋也应有音律可节，虽不合乐，但必须有节奏地朗诵，以达到娱人耳目之功用。《国语·周语》引召公语云：“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而后王斟酌焉。”(19)诵赋之风是对瞽矇献诗、诵诗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范文澜《文心雕龙·诠赋》注云：“荀、屈所创之赋，系取瞍赋之声调而作。”(20)楚汉宫廷，“听赋娱乐”之风盛行，宋玉创作《高唐》、《神女》赋以娱乐顷襄王，枚乘诵读《七发》给楚元王太子听以致太子霍然病愈。《汉书·王褒传》记载汉宣帝“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21)，又记载后宫贵人左右皆诵王褒《洞箫赋》、《甘泉赋》以娱侍太子事。《汉书·元后传》也载成帝召见刘歆“诵读诗赋，甚说之，欲以为中常侍”事(22)。“诵”的表达方式注重音色、音调、语气、节奏，因此需要有适合自己体式的语言结构。枚乘《七发》有句云“诚奋厥武，如振如怒”，语出《大雅·常武》“王奋厥武，如震如怒”。如果仍像《左传》一样以“《诗》曰”的引《诗》方式在赋中出现，语言拘束，可能就不便于以声节韵。另外，将“《诗》曰”隐去后，可以对《诗》句进行些巧妙的修改，以便于诵读，张衡《东京赋》云“卜征考祥，终然允淑”，语出《?{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终焉允臧”。赋中改“臧”为“淑”，是为行文中押韵的需要，赋中文字的韵字是：育、淑、陆、燠、复、古、祖、户。何焯评曰“平子工在换字”(23)，此即是也。又，班彪《北征赋》“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这句话出自《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诗经》四言虽质朴、简洁、明快，但句中缺乏节奏变化，不利于诵读，必须要对《诗经》原句加以修改，于是在句首加上重音节的动词，在句中加入轻音节的形容词和虚词，从而使句子加长，音节扩大，读来更有节奏感，达到“入耳之娱”(《文选序》)的效果。汉赋引《诗》隐去“《诗》曰”是为了调声制韵，以达到追求语言节奏美之目的，诵赋其实就是在诵大规模的“描写诗”，这种利于“诵”的语言结构方式成为汉赋的文体特征之一。
其次，“《诗》曰”的出现与隐去，贯穿于其中的是“王道之迹”的汩没与兴盛。先秦“王道”思想寄于二端：一曰载言，一曰载事。《诗》、《书》为雅言之所，《春秋》为记事之本，两相比较，言比事更为重要。《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诗》载“王言”，是“王道”的载体，《诗》亡则寄寓于《春秋》，《日知录》卷一三“周末风俗条”：“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24)“王言”的承载体由作诗、献诗转向了以“《诗》曰”为标志的赋《诗》、引《诗》。《左传》一方面“以历史之事实解释《春秋》”，以史传经(25)。另一方面又赋《诗》、引《诗》，以“《诗》曰”的形式论证《春秋》、丰富《春秋》，以期事与言的统一，诚如刘知几《史通·载言》所说：“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26)言语合事，且由言事并重趋向重文辞而事的因素衰微，“言语”的传统开始兴盛。《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云：“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27)迨至赋体兴起，学《诗》之人的“言语”传统消退，转而作贤人失志赋，皆有“侧隐古诗之义”。赋是对《诗》的时代制作礼乐制度的承接，是《诗》的政治功能的承接。西周制礼作乐，重礼乐的教化功能，而具体落实于“诗教”。前言“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以及《周礼》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诗乐“补察其政”而代行“王言”之目的明显。春秋以降，礼乐制度崩坏，至汉武帝朝“崇礼官，考文章”，建乐府，而赋家献赋成为礼乐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承载有一定的礼仪功能。班固推阐“赋者，古诗之流”说，指归亦在于强调赋对《诗》之礼乐功用的延续与重构(28)。汉赋承“诗教”而兴汉，将礼仪功能与王政思想相结合，又具有制度化的意义。缘此，汉赋大量引《诗》，正是借用经义“王言”而代行“王政”。赋本身也成为一种对“王言”的归复，而用《诗》隐去“《诗》曰”类符号，是以文辞描绘化用《诗经》，此之谓“以文传经”。
与此相应的是，“《诗》曰”的隐去与赋家主体精神的回归密切相关。王充《论衡·书解》将儒者分为“世儒”和“文儒”两种。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29)，如《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之流；文儒“卓绝不循”，“书文奇伟”，如陆贾、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等文章之徒。先秦诗作，作者不名，劳孝舆《春秋诗话》云：“风诗之变，多春秋间人所作。……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欤?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诗；彼人之诗，此人可更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30)因此称引者也都述而不作，转而通过借赋《诗》、引《诗》来达到普遍的社会认同，以至于自己的个性却被遗忘和消解。至汉赋创作，赋家主体精神渐趋回归，他们不再满足于《诗经》“雅言”，皇甫谧《三都赋序》云：“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自时厥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汉赋作家不再囿于经典之言，正如刘勰所说：“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词。”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解释道：“二语最谛。异于经典者，固由自铸其词；同于《风》、《雅》者，亦再经熔炼，非徒貌取而已。”(31)汉赋作家用《诗》，已不再过多地注重《诗》义的援引，更加关注的是怎样熔铸《诗》辞，为己所用。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32)汉赋作家的创作倾向由“重义”向“事形”转变，注重的是如何去敷陈体物，故“文无例”、“辞无常”，“《诗》曰”引《诗》的格局必然会被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