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的“性灵论”研究和阐述代不乏人，但既往论说有两方面不足：第一，失于零散；第二，失于泛说。在前人论说的基础上，以袁宏道《叙小修诗》为中心，比照宏道其他重要文献和李贽等人的文献进行阐释，更有利于对袁宏道性灵论的思想渊源、历史演变、精神主旨和内在逻辑进行梳理和解析。《叙小修诗》包含了大约同期的袁宏道书信文章的基本思想，它与李贽童心说具有直接的精神传承关系，但作为“性灵论”的纲领性文件，它深刻系统地表述了晚明文学打破礼教束缚、自由表现的精神追求。
【关 键 词】明代文学/袁宏道/性灵论
【作者简介】肖鹰，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084)。 一、性灵说的提出袁宏道与其兄袁宗道虽然为同胞兄弟，但性情与处世态度却差异很大。对此，三弟袁中道如是说：“当是时，伯修(袁宗道)与先生(袁宏道)，虽于千古不传之秘，符同水乳，而于应世之迹，微有不同。伯修则谓居人间，当敛其锋锷，与世抑杨，万石周慎，为安亲保身之道。而先生则谓凤凰不与凡鸟争巢，麒麟不共凡马伏枥，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络首!意见各不同如此。”[1](P756)宗宏两兄之间如此不同，使他们在常人看来立于共同的文学立场上，实际却主张着不同的文学原则：两人都反对剽窃模拟、虚伪浮弱的文风，但宗道以道学为旨归，而宏道却以反道学的个人性情为旨归。
宏道成为公安派的执旗人、性灵论的倡导者，与李贽的影响直接相关。袁氏三兄弟均对李贽的思想、学问敬重有加，而且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其影响，但是宏道与李贽思想性情的契合最深。1591年(万历十九年)春夏之际，宏道只身前往湖北麻城龙湖拜访李贽，而宗道、中道首次拜见李贽，则是在三年之后(万历二十二年)，三兄弟结伴前往龙湖拜见李贽。中道记述，李贽曾对人说“伯(宗道)也稳实，仲(宏道)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然至于入微一路，则谆谆望之先生(宏道)，盖谓其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2](P756)由此可见李贽对宏道的特别器重和心契。结识李贽、从学其下，是宏道学问思想转折的关键一步。中道说：“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3](P756)
应当说，受李贽思想的熏陶和砥砺，是宏道突破宗道所奉守的道学文学观的一个必要契机。李贽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和文学观，不仅突破传统道学的束缚，实际上也突破了阳明心学的“圣学”情结。阳明思想的要义，自然是解放程朱道学的繁琐义理缠缚，但其主旨仍然是归宗为孔孟圣教的“天下为公”的天理。李贽却借阳明的心性解放之途，达成自我生命的解放，寻求个人心性的快乐自在，即他之所谓“自私自利”之学。李贽式的人生理想，落实为文艺，就是突破一切规范体制的自由表现和自由体验，这即他的“童心说”和“化工说”的主旨。李贽的《焚书》初版于1590年(万历十八年)。1595年，作吴县令的袁宏道致信李贽说：“作吴令亦颇简易，但无奈奔走何耳……幸床头有《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4](P221)这证明，在1596年前，宏道不仅阅读了《焚书》，而且与之精神契合极深，奉之为朝夕诵读的经典。因此，1596年，宏道以《叙小修诗》等文为代表，发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5](P187)的性灵论主张时，我们就不奇怪宏道与李贽之间所表现的几乎是一气同声的契合。①
袁宏道倡导性灵论，是以晚明文艺思想解放为大背景的：李贽在文化精神的层面为他提供了基础支撑性的思想资源，而汤显祖所代表的唯情论文学思潮，则在文艺创作的层面给予他重要支持。当时的明代文坛，一方面为王世贞、李攀龙把持，拟古复古之风笼罩文坛，积弱成疾；另一方面则是唐顺中、汤显祖和徐渭诸人主张情感至上、为情作文的反叛之声。袁宏道的性灵论，实是反拟古、求真情的文学思潮的集大成之声。清人钱谦益说：“中郎(宏道)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沦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模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致灭裂，风华扫地，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6](P2527)宏道之说有如此影响力，既有他思想敏锐、言词犀利之功，但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性灵论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之声。
内容摘要：对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的“性灵论”研究和阐述代不乏人，但既往论说有两方面不足：第一，失于零散；第二，失于泛说。在前人论说的基础上，以袁宏道《叙小修诗》为中心，比照宏道其他重要文献和李贽等人的文献进行阐释，更有利于对袁宏道性灵论的思想渊源、历史演变、精神主旨和内在逻辑进行梳理和解析。《叙小修诗》包含了大约同期的袁宏道书信文章的基本思想，它与李贽童心说具有直接的精神传承关系，但作为“性灵论”的纲领性文件，它深刻系统地表述了晚明文学打破礼教束缚、自由表现的精神追求。
关键词：明代文学;袁宏道;性灵论 作者简介：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性灵”一词，早在六朝时，已被用于文学批评，钟嵘、刘勰、颜之推都使用过。钟嵘说：“晋步兵阮籍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注解，怯言其志。”[7](P3)他突出了“性灵”实为诗人自我的情感所本源，而且指出“性灵”所发的诗歌特征是“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此说，是与他主性情的诗歌本体观一直的。他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籍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8](P1)与钟氏之说相比，颜之推所谓“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9](P20)，并刘勰所谓“综述性灵，敷写器象”[10](P346)等说，还未直击诗歌之本，因此清人刘熙载称钟嵘之说“为以性灵论诗者所本”[11](P43)，是有道理的。
至于明代，将“性灵”引用于诗文评说，则更为普遍。前后七子的领袖李梦阳、王世贞都有相关论说。王世贞说“诗以陶写性灵、抒纪志事而已”[12](P1811)，单从字面而言，就很接近性灵说了。但是，可以归之于公安派名下的性灵说，与此前涉及“性灵”概念的文论之不同，是必须由袁宏道的论说主张来表示的。宏道倡导性灵论，最具代表性的文章，自然是写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的《叙小修诗》一文。
[《叙小修诗》之一]弟少也慧，十岁余即著《黄山》、《雪》二赋，几五千余言，虽不大佳，然刻画饤饾，傅以相如、太冲之法，视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无以异也。然弟自厌薄之，弃去。顾独喜读老子、庄周、列御寇诸家言，皆自作注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书，教外之语，备极研究。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的然以豪杰自命，而欲与一世之豪杰为友。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而不相属也；其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13](P187—188)
这是《叙小修诗》的第一段。这一段叙述袁中道的文学经历和生活情态。中道以少年聪慧发蒙，开始也不过步趋先贤，但待其识见增长而至于自我觉悟的时候，不仅喜读老庄一派“非圣之书”，而且“的然以豪杰自命”，表现出对世俗亲情伦常的背弃，卓然独行而寄情于天下山水。正是这个特立独行的出世豪杰形象，成为宏道性灵论的代言人。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宏道在此提出性灵论的宗旨是独特自由的自我表现，它的要义是在形式上不受规范约束，在内容上是自我真情表现。宏道好友，性灵论的支持者江盈科在《敝箧集叙》中转述宏道话说：“诗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心能摄境，即蝼蚁蜂虿皆足寄兴，不必《关雎》、《驺虞》矣；腕能运心，即谐词谑语皆是观感，不必法言庄什矣。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是之谓真诗，而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之为沾沾
自我表现可以是澎湃激越的，也可以是婉约低徊的，但是，宏道借评中道诗，推崇“如水东注，令人夺魂”的直露式表达。值得注意的是，宏道特别赞赏中道诗歌的“疵处”而轻其“佳处”，认为其“佳处”没有摆脱“粉饰蹈袭”的习气，而“疵处”却“多本色独造语”。推崇“本色独造语”，就是推崇真我和个性表现，性灵论的宗旨就在于此。
李贽以“童心说”立意，其一，童心就是真心，“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其二，好文章必须是真心之作，有真心就有好文章，“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15](P91—92)。李贽童心说的立意，正是宏道性灵论思想所源。
宏道倡导“独抒性灵”的“本色独造语”，是针对晚明“剽窃成风，万口一响，诗道寝弱”的文坛风气而发的。宏道认为，剽窃模拟造成了“共为一诗”的局面，作诗实为做“诗家奴仆”[16](P695—696)。在1596—1600年间，他修书撰文的主题内容，就是抨击这种“共为一诗”之风。在写于1597年的长信《张幼于》中，宏道对模仿蹈袭再次作了尖锐痛斥，用词非常犀利。他说：
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已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不然，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不肖恶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矫枉之过。[17](P501—502)
在此信中，宏道直言自己作诗“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对于循规蹈矩、步趋模拟之徒是一个颠覆性的态度。对于世人对秦汉唐宋诗文的尊卑褒贬，他亦颠倒而言。他的目的就是要倡导“见从已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的立个性、写真情的文风。因为对剽窃模拟、“共为一诗”的深恶，他立言不惮矫枉过正，竟然以“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这样的语词斥责批评对象。
在《张幼于》这封信中，宏道特别拒绝张氏以“似唐诗”选取其诗。宏道指出，在自己的诗作中，“似唐诗”非“自有之诗”，而“非唐诗”才是“自得意之诗”。他说：
公谓仆诗亦似唐人，此言极是。然要之于所取者，皆仆似唐之诗，非仆得意诗也。夫其似唐者见取，则其不取者断断乎非唐诗可知。既非唐诗，安得不谓中郎自有之诗，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保中郎之不自得意耶?仆求自得而已，他则何敢知。近日湖上诸作，尤觉秽杂，去唐愈远，然愈自得意。昨已为长洲公觅去发刊。然仆逆知幼于之一抹到底，决无一句入眼也。何也?真不似唐也。不似唐，是干唐律，是大罪人也，安可复谓之诗哉?[18](P502)
在这段话中，宏道很明确地将反对模拟的目的落实到自我确立：世人以唐诗为榜样，求“似唐诗”，他反其道而行之，求“非唐诗”，并认为只有在“非唐诗”中，才可求自得意，才能成就自我之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