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代出现的地名百咏，固然存在文体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但在更大的文学史视野下，将之置于文学和地志相互动的跨学科层面予以考察，则它与都邑赋、竹枝组词等多种文学体类异中有同，都体现出较自觉的采风、补史的地志书写目的，在功能意义上可归为同一种文学创作类型——“地志文学”，在明清两代尤为兴盛。更重要的是，借以宋代地名百咏为发端的近世地志文学的考察，可以梳理出在古代文学的向外互动发展中，存在一个从地志文学化折返到文学地志化的过程，而宋代恰是这一折返过程的时间拐点所在。这一文学史特性的转向，一方面与文学理论自觉和史学理论自觉的不同发生时段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地方观念在宋代逐步形成和强化在文学上的一种反映。
【关 键 词】文学/地志/宋代/地名百咏
【作者简介】叶晔，浙江大学中文系讲师，出版过专著《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等。
文学与地志，本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但在中国传统的功用文学观念的熏染下，两者之间的互动影响颇为密切和频繁。从两汉都邑赋对政治地理的解读，到六朝地记的山水化和郡书的传叙化，从宋代地名百咏的兴起，到明清两代竹枝词的泛滥，文学和地志一直在渗透彼此的写作空间，形成跨学科之交融。一直到今天，民间文人的竹枝词和官方报刊的百城赋，依然是文学界拟古创作的一道风景(虽然在质量上有很多不足之处)。从断代的角度来看，文学和地志的互动影响，此起彼伏，没有哪一方占据过绝对的主导地位。但用较长时段的文学观念和学术视角去考量，宋代实为文学和地志的互动行为发生实质性转向的重要时期。两宋时期地志编纂的普及和地方观念的进一步形成，以及地名百咏、都邑赋、竹枝词等文学体类在创作上的进步，使得前代的地志作品的文学化趋势，转向为文学作品的地志化，并对明清两代直至当代的风土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笔者强调的“地志的文学化”和“文学的地志化”，并非指地志的发展在总体上呈现一个文学化的趋势，或文学的发展在总体上呈现一个地志化的趋势。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其他学科的外力推动尚不至影响本学科整体发展走势的地步。笔者所说的“文学化”和“地志化”，是指在整个文学史进程中文学和地志两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主要流向，即存在一个从文学向地志渗透折返到地志向文学渗透的过程。在这里，强调的不是变化的趋势，而是趋势的变化，即介于两种变化趋势之间的“折返”和“拐点”的过程。前者关注的是一种文学类型或文学现象，而本篇关注的是文学发展史中的一种趋势和走向。只有深入地了解这一文学发展动态及其所包蕴的文学史意义，立足更宽广的研究视野，我们对其中一些文学现象的考察和把握才能更加到位。
一 有关“地志文学”概念的提出
中国文学发展至宋，出现了一种带有强烈、自觉的地理书写特性的文学体类，这些作品往往以一地的历史、地理、人物、风俗信息为吟咏对象，以一组数十甚至百首的结构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用一种相对完整的方式来展现地方风貌。这一新兴的创作手法，通过几代作家们的观念推介和创作实践，最终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文学风尚，地名百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一文学类型，随着实践的积累和观念的融合，入元以后逐步与竹枝词、风土诗、纪事诗等其他文学传统合流，在明清两代进入创作繁盛期，现存作品数量可达十数万。虽然与明清文学的总量相比只是沧海一粟，但其上十万的绝对数量实不可小觑。然而，这一类作品，在传统文学史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境地，研究者多以“风土文学”相称，难登大雅之堂。笔者以为，风土内容无法涵盖相关创作主题之全部，且“风土”这一定语略显主题先行，无法体现出作者深层次的文学观念。有鉴于此，笔者尝试提出“地志文学”的新概念，强调创作者的动机意识，强调文本的结构和功能，以使相关创作理念的核心价值得到进一步凸现。
从概念界定的角度来说，所谓的“地志文学”，是指以竹枝词、纪事诗、风土杂咏、地名百咏、都邑赋等文类为载体，带有较强的地域采风、补史功能的文学作品。抽象地说，是指以公共地理空间为写作对象，有着较自觉的志书书写目的的文学作品。
这里，有必要将“地志文学”与其他几个相关概念作一区分。首先，笔者所谓的“地志文学”是一个文学概念，它不同于史学概念上的“地志”或“地记”。虽然在今人眼中，《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是非常优秀的散文作品，但从历史现场来看，这些作品的第一文类属性，应该是私人撰写的地书。它们身上所体现的文学价值，只是私家著史附带的一种风格印记，不妨称之为“地志书写的文学化”。而“地志文学”所涉及的，主要是诗、词、赋等狭义的韵文文学，它们的第一功能是传统诗学意义上的言志、缘情、体物，却由于某些外力的介入，衍生出一定程度的、较为自觉的地理书写功能，并落诸创作实践，笔者称之为“文学写作的地志化”。尽管以上两种情况都是地志与文学的交叉研究，但文学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却大不相同，且两者的主要发生时段也有前后之间隔，应当区别对待。
其次，“地志文学”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文学”。地域文学主要是对文学现象的一种地域观照，研究者关注的是某一地区的文学群体和文学活动，以及受地域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而生成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学特征。如明诗中的吴中派、越中派、闽中派、西江派，清词中的云间词派、松陵词派、柳洲词派、梅里词派、阳羡词派、常州词派等。地志文学则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地域观照，强调的是作品的内容和结构，以及创作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对文学作品中地志书写行为的认可和实践。
再次，“地志文学”也不同于现代学科视角下的“地理文学”。虽然两者都聚焦于文学作品，但地理文学是一个由读者来界定的概念，它的涵盖范围，随着读者文学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譬如山水游记，以今人视角来看，自然是地理文学，包蕴了很多地理元素，但以作者本位视之，只是一种个人经历的书写，并非自觉的地理书写(《徐霞客游记》等作品属经典个案，缺乏普遍的意义)；又如以“八景诗”为代表的景物诗歌，以今人视角来看，的确有很多别样的风光，保存了一时一地的自然风貌，但从作者的创作路径来看，这只是一种写景文字，有太多虚构、想象的成分，缺少充足的写实元素。相反，地志文学则是一个以作者为中心的概念，强调的是作者的创作动机，这一概念属于作者界定，更能体现当时文学创作的原貌，也更趋近区域历史社会的现场。而且，地志书写的深层次含义，是“采风”、“补史”的儒家文学理念，因为有经典理论的支撑，“地志文学”概念的涵盖范围一直没有太大的浮动。这种悠久性和稳定性，对任何事物的理论研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内容摘要：宋代出现的地名百咏，固然存在文体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但在更大的文学史视野下，将之置于文学和地志相互动的跨学科层面予以考察，则它与都邑赋、竹枝组词等多种文学体类异中有同，都体现出较自觉的采风、补史的地志书写目的，在功能意义上可归为同一种文学创作类型——“地志文学”，在明清两代尤为兴盛。更重要的是，借以宋代地名百咏为发端的近世地志文学的考察，可以梳理出在古代文学的向外互动发展中，存在一个从地志文学化折返到文学地志化的过程，而宋代恰是这一折返过程的时间拐点所在。这一文学史特性的转向，一方面与文学理论自觉和史学理论自觉的不同发生时段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地方观念在宋代逐步形成和强化在文学上的一种反映。
关键词：文学;地志;宋代;地名百咏 作者简介：二 中世文学自觉与六朝地志的文学化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准备采用传统的文学断代分期法，而是借鉴了日本汉学的研究成果，以“中世文学”、“近世文学”的概念来与文学、地志的发展脉络相匹配。有关“中世文学”、“近世文学”的系统提法，较早出现在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史》中，后经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一书中大力倡导，而在大陆学界产生颇具规模的学术影响。这一文学史概念，最初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中借鉴而来，本来就跟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将之置于古代地志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之中，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无论是地志的文学化，还是文学的地志化，都强调创作者的自觉意识，即根据作家的内心理路来区分文本的动机和功能，还原作品的演变轨迹，将之与强调文学人性论的三世文学分期法相对照，或许更贴近这两种文类的发展本质。
在讨论中世文学自觉之前，我们无法回避两汉京都赋在风土韵文中的开山之功，及其在地域历史书写中的重要地位。从文体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当然属于辞赋，但从作家的创作动机和态度来看，作品的属性同样接近地理典籍。它们到底是志书还是文学，是史部作品还是集部作品，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在班固、张衡等人创作京都赋的时代，虽然已有楚辞、汉大赋等相当成熟的个人文学作品，也有《三秦记》、《云阳记》等不甚成熟的地记，但总的来说，当时还没有自觉的文学理论，更遑谈自觉的方志理论。学人对京都赋的属性界定，更多是后人在文学自觉理念下对前代非自觉状态下的文本创作的一种观照，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的原貌①。毕竟中国的图书分类法自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开始成型，东汉初年只是图书分类理论的初创期，创作者对都邑赋的属性界定不会非常清晰和自觉。只有图书分类逐渐精细，读者对各个学科门类的认同日趋强烈，才会出现所谓的学科之间的互动行为。实际上，无论是后来归属集部的辞赋，还是归属史部的志书，如果跳出文体分类的视野窠臼，他们都属于一种当时的“历史叙事”，并没有太清晰的学科界定。既然没有学科的归属意识，那么“文学化”或“地志化”等互动概念也就无从谈起。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化”或“地志化”影响，只有在相关理论自觉的前提下才会发生。
现今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化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一系列文学理论著述的问世，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逐步成型。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体系化，直到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方才成型。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觉要早于史学理论的自觉，而六朝时期正是处在文学自觉和史学自觉之间的特殊时段。作为两个发展步骤和节奏前后快慢有差的学科门类，文学和地志的发展，必然存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影响未成熟学科的短暂过程。这个过程表现在文学史之中，就是在自觉化的文学创作意识和理论观念的影响下，六朝地志(包括地记和郡书，属地志的初级形态②)书写呈现明显的文学化趋向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书写风格的文学化，二是书写体式的文学化。
书写风格的文学化，是六朝地志文学化的最鲜明特征。无论在地理形胜的描绘上，还是人物故事的叙述上，都散发出鲜明的文学气息。其文学史意义，既体现在静态层面上的六朝地志的艺术化、审美化价值，更体现在纵向、动态层面上的文学性的地志书写对后世山水文学、传记文学的多方面影响。一方面，地记中关于地理风貌的书写，经常出现山水化的倾向，描绘山水之秀丽，是当时地记的主要特点和功能之一，这对后世抒情文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知几说“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④，就是对这一类文学美化行为的批评。另一方面，郡书中记叙地方人物的文字内容，是中国早期传叙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叙事文学发展演变中颇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尽管刘知几批评郡书“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⑤，但六朝传叙文学中的人性书写视角，一向被认为是古代传记文学中最精华的一块，在唐代禁修私史以后，近乎绝迹⑥。当然，郡书中的传叙描写，受到篇幅的限制，且夹杂着一些乡曲偏见，与《曹瞒传》、《法显列传》等相对独立的优秀传叙文学作品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但如果六朝传叙文学的研究不计郡书这一重要门类的话，不仅在数量上有相当大的损失，而且在文学元素的多样性考察上也无法展现其全貌，其价值不容回避。
地志书写体式的文学化，虽然没有书写风格的文学化那么影响深远，但也不容忽视。这里所指的体式，是指整个地志的结构和框架，而不是指具体某一部分的文体样式。表现在具体作品上，最重要的就是图赞类地理书籍的出现。如郭璞的《山海经图赞》，每标目下皆用四言诗歌来概颂相关内容，用词简赅，用语古雅，既是袖珍版的《山海经》，又是韵文版的《山海经》。这个时候，韵文不再仅仅是文本细致描绘的艺术需要，在整个地志结构的组成和支撑上，也起到一个与其他文类(或图类)互动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后来如明邝璠的《题农务女红之图》竹枝词，清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中编录的台湾风土诗⑦，明显受到郭氏书写模式的影响。这一类创作和编纂，固然只是地志与文学互动的一个侧面，数量上不够规模，质量上也有欠造诣，进入不了主流文学史的视野。但作为一种客观的文学存在，较之书写风格的文学化，它身上反而显现出了更多的接近后世“地志文学”的特质，如韵文体的普遍运用、诗歌连章模式的初级形态等，有必要引起足够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