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称舜，字子塞，又字子若，会稽(浙江省绍兴市)人，约生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卒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不惑之年，国祚鼎革。明季，功名未果，谷变陵迁之后，举贡生于新朝，任松阳教谕。孟称舜虽非贰臣，然取食周粟，以传统道德矩范衡之，终归是件憾事。《明史》无传。孟称舜遗著中，戏曲存留最夥，其中，杂剧不仅保存较为完整，且广受赞誉。
据文献著录，孟称舜所制杂剧有：《花前一笑》、《桃花人面》、《桃源三访》、《死里逃生》、《英雄成败》、《残唐再创》、《泣赋眼儿媚》及《红颜年少》。《花前一笑》等杂剧有剧本流传，《红颜年少》仅见著录。
孟称舜杂剧剧本借助选集流传于世，主要有以下选本：1.《盛明杂剧初集》，选《桃花人面》，《死里逃生》；2.《盛明杂剧二集》，选《英雄成败》；3.《杂剧三集》，选《泣赋眼儿媚》；4.《四大痴传奇》，选《残唐再创》；5.《古今名剧合选》，选《桃源三访》、《花前一笑》、《残唐再创》、《泣赋眼儿媚》。
《盛明杂剧》初集、二集由明人沈泰(生卒年不详)辑录于崇祯二年(1629)。《杂剧三集》是邹式金(1596-1677)、邹漪(生卒年不详)父子于顺治十八年(1661)编辑。《四大痴传奇》，全称为《山水邻新镌出像四大痴传奇》，是明人(作者不详)所选。《古今名剧合选》是孟称舜于崇祯六年(1633)所辑。《古今名剧合选》与《盛明杂剧》系列(按：包括《盛明杂剧》初集、二集与有承绪《盛明杂剧》之意的《杂剧三集》)较为通行，后世刊行的孟氏杂剧或据这两种版本形态影印，如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或是以一种为底本一种为参校的排印本，如朱颖辉整理的《孟称舜集》。
一、《红颜年少》著作权问题
《红颜年少》没有存本，仅见存目。《红颜年少》的著录较早出于清人文献，目前所见有黄文旸(1736-1809后①)《曲海》，梁廷楠(1796-1861)《曲话》，姚燮(1805-1864)《今乐考证》，支丰宜(生卒年不详)《曲目新编》，黄文旸原编、无名氏重订、管庭芬(1797-1880)核录《重订曲海总目》五种。相关记载如下：
1.《曲海》
明人杂剧
《桃花人面》、《英雄成败》、《死里逃生》、《花舫缘》、《红颜年少》(五种，孟称舜作)②
2.《曲话》
其人各五种者，明人如孟称舜之《桃花人面》、《英雄成败》、《死里逃生》、《花舫缘》、《红颜年少》③
3.《今乐考证》
孟子若(六种)
桃花人面(《柳枝集》作《桃源三访》)唐伯虎千金花舫缘(《柳枝集》作《花前一笑》)死里逃生红颜年少英雄成败陈教授泣赋眼儿媚④
4.《曲目新编》
明人杂剧
《桃花人面》、《英雄成败》、《死里逃生》、《花舫缘》、《红颜年少》(右五种孟称舜作)⑤
补遗
眼儿媚(孟称舜作)⑥
5.《重订曲海总目》
国朝杂剧
孟称舜字子若
《桃花人面》、《英雄成败》、《死里逃生》、《红颜年少》、《眼儿媚》、《花舫缘》一刻作明卓珂月所著⑦
这些记录，我们尝试按照先后顺序来罗列，试图厘出关于《红颜年少》存目文献载录的始作俑者。从著述时间考量，《曲海》著述最早。这可以从相关资料推定。《重订曲海总目》载黄文旸“乾隆辛丑春，奉旨修改古今词曲……阅一年，事竣，追忆其盛，拟将古今作者，各撮其关目大概，勒成《曲海》一书；先定总目一卷，以纪其人之姓名。”⑧乾隆辛丑(1781)，黄文旸奉旨改订剧作，一年之后，即1782年，开始着手编辑《曲海总目》，何时付梓，没有交待。黄文旸的这本书曾被李斗收录于《扬州画舫录》中。李斗，字北有，号艾塘，乾隆嘉庆间人，黄文旸的儿女亲家。嘉庆朝终于1820年，所以据此可知，黄文旸《曲海》，至早成书于1782年，至迟成书于1820年。又据相晓燕研究，1809年，黄文旸因为老病已经不能参与到县志的排纂工作中，所以，《曲海》成书还当在1809年之前。1809年，梁廷楠(1796-1861)13岁，姚燮(1805-1864)4岁，二人年齿尚幼，不可能开始著书立说。《曲话》有道光十年(1830)的本子。《今乐考证》版本具体时期不详，从姚燮生年来看，其创作年代不会早于黄文旸《曲海》。《曲目新编》最早版本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所以，从时间上看，黄文旸《曲海》最早著录了《红颜年少》，后世文献中关于《红颜年少》存目的记载极可能滥觞于黄文旸。
进一步从内容上比较，梁廷楠、支丰宜的记录与黄文旸完全一致，不仅著录顺序相同，甚至《花舫缘》归属之误亦转相祖述、谬相承袭，堪称是对《曲海》的照录。支丰宜《曲目新编》是在黄文旸《曲海》基础上写成的，关于这一点，道光二十三年(1843)，钱泳(约1758-？)作序时，毫无隐讳地描述道，《曲目新编》是支丰宜“尝取艾塘收录之书，复参以近代所作者，汇为一卷，以便翻阅，俾知某曲出某本，某曲出某剧。”⑨同梁、支一样，姚燮本子在对孟称舜杂剧的记录上把《花前一笑》与《花舫缘》混为一谈，拿来而不甄别，其可信程度也值得商榷。《重订曲海总目》是黄文旸原编，其与《曲海》问世先后虽有不同说法，但与《曲海》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是学界认同的。因而，我们认为，无论从刊刻时间还是从内容承袭角度来考量，现存文献中有关《红颜年少》存目的记录，无疑滥觞于黄文旸，其后的著录者应当也没有见过《红颜年少》的剧本，他们对《红颜年少》的记录仅止于照录黄文旸而已。
我们知道，《红颜年少》在孟称舜同时代人的笔下未见载录，即使与孟称舜交游密切的祁彪佳，文章中亦没有提及只言片语。祁彪佳(1602-1645)，字虎子，又字幼文、弘吉。山阴(浙江省绍兴市)人。明时，山阴与会稽同隶属于绍兴府。两人所居不远又年龄相仿，为交往提供了便利。尤其是，二人有一些共同的追求与兴趣：求取功名，关心国事，忧虑民生，喜爱吟咏。孟称舜擅长制曲自不消提，祁家有家班，祁氏兄弟均喜欢度曲，这些均为二人、为孟称舜与祁家兄弟的交往提供了可能。事实上，孟称尧、孟称舜兄弟两个与祁家的确关系熟稔。崇祯十年(1637)，祁彪佳创立枫社，孟称舜活跃其中，多相唱和。《祁忠敏公日记》就记载了与孟称舜的往来。在祁彪佳告归乡闾的几年中，从崇祯丁丑(1637)四月到崇祯壬午(1642)五月，《祁忠敏公日记》都有与孟称舜往来的记录，活动内容也很多样，包括酣饮冶游、来访畅谈、社友集会、诗词酬和、商议民生、书信往还等等。此外，孟称舜与祁彪佳的兄弟骏佳、豸佳都参加了复社。复社成立于崇祯二年(1629)，所以，至迟在复社成立之时，祁彪佳已经熟悉孟称舜了。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复社创始人张溥与祁彪佳也有交情，《感暮录》写道：
(崇祯庚辰二月)初九日归省拜德公兄寿，闻张天如至。出寓山，商家女眷至，内子延之。予与谢天章共弈南楼。薄暮，张天如乃同叶行可年兄过访，所携之友仍在舟中。越友有送之者，为王士美、孟子塞、王玄趾、王升之、王标梅、刘北生、沈予良及奕远轾。同举酌四负堂，登成畅阁，求天如作偕隐处匾。言别已三鼓。孟子塞亦别。诸兄留宿阁上。⑩
张溥，字天如，崇祯四年(1631)进士。叶培恕，字行可，崇祯七年(1634)进士。祁彪佳是天启二年(1622)进士。崇祯庚辰即崇祯十三年(1640)，此时是祁彪佳因触动权奸告归在家期间，张溥与叶培恕登门探访，傍晚到来，夜半返回，宾主尽欢。孟子塞称舜当时在座，是为送别张溥而来。作为复社主持，张溥在当时颇有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的能量，其影响力产生的原因也许正如王恩俊博士所研究的：“复社所象征的社会资本有着极大的魔力，其品题甲乙能使人立贵，进而制造出更多的名士。因此，士人尤其是那些缺乏其他社会资本的普通士人多乐于参与其中，并藉此互相联络、推誉，以达成各自的利益需求。”(11)彼时，孟称舜入社几载，功名依然蹭蹬，闻张溥至祁彪佳处，一送一别，显露亲近张溥之举，或者亦早有借复社助力科举之意。至于与祁彪佳之间，祁彪佳是官场中人，朝中多少熟络，又与张溥有交情，故在祁彪佳那儿，孟称舜虽未必存干谒之心，但他必然会愿意把文字交给祁彪佳过目。因而，无论从知音相惜的角度还是从扩大声名的需要出发，如果孟称舜果真写了《红颜年少》，他不会不让祁彪佳看，不会不希望得到祁彪佳的品题。至于祁彪佳方面，他对孟称舜的才情颇为欣赏，他若得了孟称舜的剧本，必然会为之鼓吹。一次，在孟称舜儿子招取过程中，祁彪佳因为误信其子已经录用而没有助力。后来，为此事，祁彪佳专门寄简致意，表达“绵力莫效，深为愧歉”(12)之情。可见，两人交情匪浅。事实上，孟称舜的其他五个剧本祁彪佳都看过，在祁彪佳所作《远山堂剧品》中，孟剧五种不仅皆获品评，而且多为称许之语。然而，让人颇觉奇怪的是，《远山堂剧品》没有提到《红颜年少》。再有，孟氏剧作的选集中，唯独《红颜年少》付之阙如。这些反常的现象使我们对孟称舜作《红颜年少》这一说法持怀疑的观点。
近现代学者在提到孟称舜剧作时，相沿着把《红颜年少》归于孟称舜名下，不过有的研究者会加上这样的字样，如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
《红颜年少》，《重订曲海目》《今乐考证》《曲录》，并著录此剧简名。明人戏曲书录，从无记载；今日亦未见有流传之本。(13)
《曲录》是王国维所著，与黄文旸、梁廷楠、姚燮及支丰宜诸贤相比，年辈较晚，所以前面没有提及。这几句话表明，对于《红颜年少》著录不见于明人、仅见于清人的这种状况，傅惜华是心存疑虑的，但为防疏漏，他还是采取实录的作法。我们认为，种种迹象指示，仅凭清人几条缺乏考证的著录，甚至可以说，仅凭黄文旸的著录，就将《红颜年少》划归孟氏名下，似乎失于严谨。至于历史上有无《红颜年少》这一作品，作者究竟是谁，真相的揭示与历史的还原只能寄希望于更多新材料的发现了。
内容摘要：据文献著录，孟称舜所制杂剧有：《花前一笑》、《桃花人面》、《桃源三访》、《死里逃生》、《英雄成败》、《残唐再创》、《泣赋眼儿媚》及《红颜年少》。《古今名剧合选》与《盛明杂剧》系列(按：包括《盛明杂剧》初集、二集与有承绪《盛明杂剧》之意的《杂剧三集》)较为通行，后世刊行的孟氏杂剧或据这两种版本形态影印，如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或是以一种为底本一种为参校的排印本，如朱颖辉整理的《孟称舜集》。近现代学者在提到孟称舜剧作时，相沿着把《红颜年少》归于孟称舜名下，不过有的研究者会加上这样的字样，如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红颜年少》，《重订曲海目》《今乐考证》《曲录》，并著录此剧简名。二、《桃花人面》与《桃源三访》更像是两个剧本孟称舜把有关崔护故事的杂剧，命名为《桃花人面》和《桃源三访》。
关键词：称舜;桃源;红颜;桃花;杂剧;彪佳;曲牌;著录;剧本;戏曲 作者简介：二、《桃花人面》与《桃源三访》更像是两个剧本
孟称舜把有关崔护故事的杂剧，命名为《桃花人面》和《桃源三访》。对于孟称舜的这一题材杂剧，研究者更多观照的是《桃花人面》，普遍观点认为《桃花人面》即《桃源三访》，将《桃花人面》与《桃源三访》等同起来，这种立论未免有疏于考辨、随意轻率之嫌。近年来，有个别学者注意到了两剧的差异，如周永忠《〈桃花人面〉版本比较》对两剧体制、情节进行了比较，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结论。本文更为具体深入详细地比勘分析了这两个版本，尤其在牌调方面有所突破，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桃源三访》相对于《桃花人面》改变很多，差异很大。
《桃花人面》是孟称舜最初创制时的命名，收录于《盛明杂剧》。当孟称舜准备将剧作隶于《古今名剧合选》中时，不仅将剧作名字改为《桃源三访》，而且重写了剧本的部分内容。比勘《桃花人面》与《桃源三访》，我们发现《桃源三访》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剧本开头，删掉副末开场，添加题目正名；第二，主要人物强调角色名，在角色第一次出场时注明所扮演的人物，标作“某扮某某”；第三，科范提示统一标作“科”；第四，将“出”改为“折”；第五，明确标出每一折所属宫调。
尤其，在曲牌上，新旧二剧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曲牌数量表面来看，二剧差异较小：《桃花人面》一本五出用了73支曲子：第一出15支、第二出17支、第三出13支、第四出11支、第五出17支。《桃源三访》一本五折一楔子用了79支曲子：楔子2支、第一折17支、第二折16支、第三折13支、第四折14支、第五折17支。从曲牌名称和曲牌文字考量，二剧有明显差异。《桃源三访》79支曲子中，照录《桃花人面》只有1支，第一折[点绛唇]，占总曲牌的1.27%。曲牌名称相同，曲牌文字有所差异的有：
第一折[混江龙][哪吒令][鹊踏枝][寄生草][幺](按：[寄生草]第二支)[上马娇][元和令][幺](按：[胜葫芦]第二支)[后庭花][赚尾]。
第二折[滚绣球][普天乐][朝天子][耍孩儿][三煞][二煞][一煞][尾声]
第三折[新水令][驻马听][落梅风][甜水令][得胜令][折桂令][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
第四折[集贤宾][逍遥乐][金菊香][醋葫芦][后庭花][青歌儿][醋葫芦]
第五折[粉蝶儿][醉春风][红绣鞋][普天乐][上小楼][幺](按[上小楼]第二支)[十二月][尧民歌][耍孩儿][三煞][二煞][一煞][尾声]
计有47支，占总曲牌的59.49%；与《桃花人面》所用曲牌名字相同、曲文完全不同的是：
第一折[油葫芦][天下乐][胜葫芦]
第二折[端正好][倘秀才][小梁州][幺](按：[小梁州]第二支)
第三折[乔牌儿]
第五折[迎仙客][朝天子]
计10支，占总曲牌的12.66%。《桃源三访》新加曲牌有：
楔子[赏花时][幺]
第一折[六么令][醉扶归][翠裙腰]
第二折[塞鸿秋][叨叨令][倘秀才](按：[倘秀才]第二支)[双鸳鸯]
第三折[挂玉钩][对玉环][鸳鸯煞]
第四折[梧叶儿][金菊香][望远行][浪里来][幺](按：[浪里来]第二支)[高平煞][浪里来煞]
第五折[满庭芳][石榴花]
计21支，占总曲牌的26.58%。所以从差异性上来看，《桃源三访》有31支曲牌是与《桃花人面》迥异的，占曲牌总数的39.24%；从重新创作的角度说，《桃源三访》有78支曲牌是重写的，只是有些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写，有些是另起炉灶，有程度轻重之别，重写率是98.73%。因而，从曲牌的角度考量，《桃源三访》完全不同于《桃花人面》，它不是微调，是大动作，堪称孟称舜时隔四年的再创作。一个故事，两个剧本，一个曲牌，两套曲词，表面看起来确实有逞才争胜之意，实际体现的是戏曲观念的变化，是向名剧靠拢的宗元心态。
当然，在故事框架、人物塑造、主旨基调的设置上，《桃花人面》与《桃源三访》相比并没有质的差异，在宾白的使用上，二剧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可以说《桃花人面》是《桃源三访》的前提与基础，《桃源三访》是对《桃花人面》的规范和跨越。不过，无论怎样，《桃花人面》与《桃源三访》都不是“又一本”的关系，《桃源三访》更像是以《桃花人面》为蓝本创作的另一个本子。
《桃花人面》与《桃源三访》创作于不同时期，对于《桃源三访》的改变，孟称舜友人、《古今名剧合选》的评点者陈洪绶说：“《桃源》诸剧旧有刻本盛传于世，评者皆谓当与实甫、汉卿并驾。此本出子塞手自改，较视前本更为精当。与强改王维旧画图者自不同也。传情写照，句抉空濛，语含香润，能令旧日诸人嘘之欲生，后来读者对之愁死，可为王郑之极笔矣。”(15)陈洪绶以元曲四家相比并，这种以经典元剧为评价标准的表象背后，体现的正是当时曲界以元剧为宗尚以元剧相号召的倾向。相对于《桃花人面》的宗元，《桃源三访》的改动背后，体现了作者杂剧观念中宗元的自觉性。正因为自觉，孟称舜才会不遗余力地斧凿于旧作，不惮劬劳地操刀于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