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弃逐文化角度看，发生在公元前七世纪晋国的骊姬之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案例以进谗为手段，以夺嫡为目标，以戕害并驱逐异己势力为表现形态，最终导致了太子申生的被逼自杀、申生之弟重耳等人的被逐出亡。一方面，申生“敬顺事上”却屡被谗毁，“将以悦亲”反受辱身亡，这一事实本身即说明了“家天下”政治之复杂和残酷，说明了“愚孝”、“愚忠”之不可取、不可为；另一方面，重耳历经十九年的政治流亡以及终成霸主的经历，既展示了异于申生的别种选择及其谋求自救和他者援助的艰辛努力，也再现了“弃逐——救助——回归”这一弃逐文化的基本母题。如果与此前西周末年发生的褒姒之乱相比，可以发现，从美女受宠到庶母进谗再到驱逐异己，已形成上古时代嫡庶争斗、子臣遭逐的恒定模式。在此模式的背后，呈现的乃是为获取利益最大值所进行的阴谋和搏杀，是人性的弱点和由此导致的道德堕落。至于同为太子而被谗害或废弃的申生与幽王之子宜臼，则既是宗法继承制的受益者，又在弃逐文化层面成为此一制度的牺牲品。综而观之，中国早期弃逐文化在弃逐之动因、弃逐之过程和弃逐之终结诸方面，均存在可供深入发掘的意义内涵，并对后来的贬谪文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和规范作用。
【关 键 词】弃逐文化/骊姬之乱/申生之死/重耳出亡/基本母题
【作者简介】尚永亮（1956- ），男，河南长垣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珞珈学者特聘教授。
上古诸多弃子逐臣事件具有相似性。表面看来，这些事件的相似是偶然的，但正是在这些偶然性的积累中，弃逐文化为其进展开辟了必然性的通道。在周幽王因褒姒之谗而逐太子宜臼(前777年)一百二十余年后，地处黄河流域的晋国，又发生了一起因宠妾进谗、以庶代嫡而导致的太子自杀、余子出亡的事件。相较之下，后者在事件的复杂度、历史记载的详实度方面，更远过前者，由此提供了另一个可资比照的典型案例。
一、骊姬之谗与申生之死
发生在晋国的这起弃逐事件，源于晋献公的废嫡立庶，而晋献公之所以废嫡立庶，又与骊姬的进谗紧密相关。史载：
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①
这里所说齐姜，原为齐君之女，初嫁献公之父晋武公为妾。后献公与之私通，生子名申生。遂以齐姜为夫人，立申生为太子。至于献公此后与戎之二女及骊姬姊妹所生之重耳、夷吾、奚齐、卓子，则皆为庶出之子，本是无君位继承权的。
然而，问题却出在骊姬这里。骊姬是骊戎首领之女，因骊戎战败而被献于晋献公。“骊姬者，国色也。献公爱之甚。”②由于得到了献公的专宠，而是时齐姜已死，骊姬遂被立为夫人，生子奚齐。由于有了亲生骨肉，骊姬乃欲谋立己子，以取代申生的太子之位。综观其废立计划，大致分为如下四个步骤：
一是联合优施，展开孤立太子的外围活动。优施是献公左右的俳优，其特殊身份和能言善辩的特点，使之得以接近献公和朝中大臣，游说其间；而因“通于骊姬”③的暧昧关系，又使他与骊姬保持着利益上的一致，最大限度地为骊姬服务。所以，当骊姬问他“吾欲作大事，而难三公子之徒，如何”时，优施首先即将发难的对象指定身为太子的申生，在朝中散布关于申生的谗言；接着教骊姬在夜半向献公泣诉自己的孤弱无辜，以赢得献公同情；最后当骊姬为申生周围之拥戴者里克的态度发愁时，优施又主动来到里克家中，借饮酒作歌警示他如再为申生效力，便会产生“枯且有伤”的结局，从而迫使里克采取“中立”态度，达到了孤立申生的目的。
二是笼赂“二五”，使之行离间之计。“二五”者，一“姓梁名五，在闺闼之外者”；一“东关嬖五，别在关塞者”④。二人均为献公所嬖幸之佞臣，秉承骊姬之意，分别从朝中和边地向献公进言，使其将诸子调离都城，申生处曲沃，重耳处蒲，夷吾处二屈。由此既弱化了诸子在政治中心的影响，疏远了他们与献公的关系，又为骊姬进谗提供了方便。
三是利用献公对自己的宠爱，不断散播谗言，以挑拨献公与申生的关系。考察骊姬之进谗，往往以退为进，巧布疑阵，对申生既佯赞而阴挤之，又适时地将其与献公的矛盾导向国家权力之争，以从根本上断绝申生的退路。首先，骊姬按优施指教，在夜半时分泣谓献公曰：“吾闻申生甚好仁而强，甚宽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谓君惑于我，必乱国，无乃以国故而行强于君？君未终命而不殁，君其如之何？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这里，骊姬将进谗的时间选在夜半，而且是哭诉，是因为夜深人静时夫妻感情最笃，自己以弱者的姿态流泪进言，献公最易为其言行所打动；不说申生有何过错，而说申生如何好仁义得民心，意在强化献公对其子的戒备心理；重点提及申生“谓君惑于我，必乱国”的话，说明在申生眼中，其父献公实为一好色昏君，并借此明确提醒献公，申生的言论实在是以强劫君；至于最后所说“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的话，更是一箭双雕：既表明自己深明大义，又藉以激怒献公，使其对申生不把君父放在眼里的行为产生恼恨。当献公发出“夫岂惠其民而不惠其父”的疑问时，骊姬借“外人”之言和“纣有良子，而先丧纣”的假设，层层诱导，阐明“苟利众而百姓和，岂能惮君”、“杀君而厚利众，众孰沮之”的道理，从而将事件的性质导向了“杀君”，使献公生出无限畏惧。接着，又作出无奈状，建议献公让出君权：“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释君。”听了这话，献公的自信自尊无疑受到挑战，遂勃然而怒曰：“不可与政”、“尔勿忧，吾将图之”。逼出了献公这句话，骊姬才放下心来，撕下伪装，从正面为献公设计，劝他令申生伐狄：“若不胜狄，虽济其罪可也；或胜狄，则善用众矣，求必益广，乃可厚图也。”⑤这就是说，无论申生伐狄胜或不胜，都难以逃避责罚，都会加重献公对他的疑心。由以上一连串言论可见，骊姬之进谗，层层转换，步步紧逼，先示柔惠于外，继发阴贼于内，具有很强的诱惑性和杀伤力。
四是在时机成熟时，亲自出马，设下陷阱，致申生于死地。晋献公二十一年冬日，骊姬先是传献公旨意，令申生在曲沃祭奠亡母齐姜，并将祭祀的酒肉送至宫中；六天后，骊姬暗中将毒药置入酒肉，让申生献给刚出猎回来的献公，并要求作一试验。结果，“祭地，地坟；与犬，犬死；饮小臣，小臣毙”。当此之际，骊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这是面对申生的话：先以一个“何忍”和“欲弑之”，不费吹灰之力就坐实了申生弑父弑君的罪名；继以“君老矣”和“曾不能待”，突出申生迫不及待抢班夺权的心理，由此强化献公对他的憎厌。骊姬接着又说：“太子所以然者，不过以妾及奚齐之故。妾愿子母辟之他国，若早自杀，毋徒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始君欲废之，妾犹恨之；至于今，妾殊自失于此。”⑥——这是面对献公的话：先点明申生弑君的目的是对着自己和奚齐来的，藉以展示申生的无情和自己母子的无辜；接着以“犹恨”、“自失”的后悔语气表明当年不该帮着申生说话，由此既撇清自己与废太子事的关联，又表明认清真相后对申生的憎恶。通过上述事件和这两段话，骊姬用伪造的“事实”将申生推向必死之地，逼迫谨守孝道、不愿申辩又不愿外逃的申生自杀身亡，从而完成了谋害申生、立己子奚齐为太子的全部过程。
以上四个步骤大致发生在献公十二年至二十一年间，在这样一个不算短的时间段内，骊姬工于心计，鼓动唇舌，联络群小，对申生采取多角度、多方式地步步紧逼，将谗言功用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攫取利益最大值。所有这些，较之她的前辈、周幽王身边那位进谗高手褒姒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借用《诗经·瞻印》指斥褒姒的话说，便是“妇有长舌，维厉之阶”。如果说，褒姒所致之“厉”直接毁掉了西周王朝，那么，骊姬所致之“厉”便使晋国在近二十年的时间内诛杀迭起，动乱无休。汉人董仲舒有鉴于此，指出：“晋献公行逆理，杀世子申生，以骊姬立奚齐、卓子，皆杀死，国大乱，四世乃定，几为秦所灭，从骊姬起也。”⑦宋人真德秀也深深感叹道：“晋国之乱垂二十年，由骊姬之谗，而三奸助之也。褒姒有一虢石父，犹能合谋以逐宜臼，况骊姬有三奸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里交缔者，危国亡家之本也。”⑧这些话，或着眼于晋国现实，或联系晋以前历史，或以骊姬为致乱之源，或以“女子小人表里交缔”为致乱规律，均可谓具眼之论。
内容摘要：从弃逐文化角度看，发生在公元前七世纪晋国的骊姬之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案例以进谗为手段，以夺嫡为目标，以戕害并驱逐异己势力为表现形态，最终导致了太子申生的被逼自杀、申生之弟重耳等人的被逐出亡。一方面，申生“敬顺事上”却屡被谗毁，“将以悦亲”反受辱身亡，这一事实本身即说明了“家天下”政治之复杂和残酷，说明了“愚孝”、“愚忠”之不可取、不可为；另一方面，重耳历经十九年的政治流亡以及终成霸主的经历，既展示了异于申生的别种选择及其谋求自救和他者援助的艰辛努力，也再现了“弃逐——救助——回归”这一弃逐文化的基本母题。如果与此前西周末年发生的褒姒之乱相比，可以发现，从美女受宠到庶母进谗再到驱逐异己，已形成上古时代嫡庶争斗、子臣遭逐的恒定模式。在此模式的背后，呈现的乃是为获取利益最大值所进行的阴谋和搏杀，是人性的弱点和由此导致的道德堕落。至于同为太子而被谗害或废弃的申生与幽王之子宜臼，则既是宗法继承制的受益者，又在弃逐文化层面成为此一制度的牺牲品。综而观之，中国早期弃逐文化在弃逐之动因、弃逐之过程和弃逐之终结诸方面，均存在可供深入发掘的意义内涵，并对后来的贬谪文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和规范作用。
关键词：——以申生之死、重耳出亡为中心 作者简介：二、献公态度及其对申生之死应负的责任
晋献公在位二十六年，假如将其“烝于齐姜”而生申生的时间定于其继位前后的一二年内(前677-前675)，立申生为太子的时间定在此后数年内，则根据当时晋国内外各方面情形，可以大略推知，献公立申生为太子具有明显的权宜性特点。
一方面，献公继位之初，晋国内部的局势并不安宁，桓、庄之族的势力仍然强大，至献公六、七年(前671-前670)甚至发生了不得不驱逐并诛之的情况：“晋桓、庄之族逼，献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公曰：‘尔试其事。’士蒍与群公子谋，谮富子而去之。”“晋士蒍又与群公子谋，使杀游氏之二子。士蒍告晋侯曰：‘可矣！不过二年，君必无患。’”⑨这样看来，早立太子，尽快稳定局势，势在必然。另一方面，申生虽为献公与父妾齐姜所生之子，来路不是那么光明正大，但因齐姜与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间的亲属关系，立申生为太子，以突出夫人齐姜的地位，借以获取齐桓公的支持，便是当时形势下较实际的一种选择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晋内部局势逐渐平稳，申生之母齐姜亦死，尤其是伐骊戎得到具有“国色”的骊姬后，献公对已经失去母爱的申生，便不能不发生一种态度上的转变。这种转变，随着骊姬之子奚齐的出生而日益加剧。下面，我们依据《左传》、《国语》、《史记》诸书，将有记年之几个重要事件排比如下：
晋献公五年(前672)，伐骊戎而获骊姬。
十二年(前665)，骊姬生奚齐，令申生诸公子分赴异地。
十六年(前661)，献公作二军，自将上军，命申生将下军，以伐霍。
十七年(前660)，命申生伐东山。
二十一年(前656)，申生自杀。
在这样一个时间序列里，献公五年、十二年是两个关键年份。前者因骊姬的出现，使献公关爱的重心发生了变化；后者因有了与骊姬所生之子，遂导致献公废嫡立庶之念的萌生。《史记·晋世家》载：“五年，伐骊戎，得骊姬、骊姬弟，俱爱幸之。”“十二年，骊姬生奚齐。献公有意废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而蒲边秦，屈边翟，不使诸子居之，我惧焉。’于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献公与骊姬子奚齐居绛。晋国以此知太子不立也。”⑩这两段记述，已明确透露出献公态度转化的个中信息。
然而，献公虽已有了废立太子之意，却并未马上实施之，考其原因，盖与以下两个因素相关：
其一，申生谨言慎行，且又天性良善，颇得民心，以致献公抓不到废立的把柄，只能一再派申生率军征伐，观其成败，藉以寻衅滋事。于是便有了前述十六、十七年伐霍、伐东山的事件。
其二，一批朝臣围绕献公伐骊戎、娶骊姬、欲废太子等一系列事件，或公开谏阻，或私下议论，由此形成舆论攻势，迫使晋献公不敢一意孤行，擅行废立。如早在伐骊戎、娶骊姬之际，史苏即以龟兆所示，予以谏阻；继而又借夏桀伐有施而亡于妹喜、殷辛伐有苏而亡于妲己、周幽伐有褒而亡于褒姒的历史教训，说明“有男戎必有女戎”的道理。而在骊姬生子之后，史苏再次断言：“今君灭其父而畜其子，祸之基也。……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从其恶心，必败国，且深乱。”史苏的这些意见，颇得同朝大臣里克、郭偃、士蒍等的赞成与附和。又如针对献公十六年作二军以伐霍事，士蒍明确指出：“夫大子，君之贰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士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将谏以观之。”针对献公十七年命太子伐东山事，里克谏曰：“非故也。君行，大子居，以监国；君行，大子从，以抚军也。今君居，大子行，未有此也。”(11)虽然士蒍、里克与献公经过多个回合的争论并未取得满意的结果，但这种谏阻本身却反映了人心所向，形成对申生的舆论支持。
申生的正道直行及其获得的舆论支持，固然一定程度上延缓并限制了献公废立计划的实行，但似乎也正是这种朝臣的舆论，越发加重了献公自身的危机感。所以，当骊姬向他进谗，说出“苟利众而百姓和，岂能惮君”、“杀君而厚利众，众孰沮之”的话时，献公便不能不心有戚戚，而明言“吾将图之”了。考察献公此时心态，已与前大有不同。在此之前，虽听从骊姬谗言，将申生、重耳、夷吾分别调赴外地，但废立之意未坚，很大程度上不过借此以满足骊姬要求，讨其欢心而已；在此之后，因了骊姬的谗言，使他意识到申生得众已危及自身权威甚至性命，所以不能不设法以废之。换言之，献公欲废申生太子之位的态度，此前多是被动的、应付的，此后则转为主动的、认真的。这由他安排武公之庙的祭祀活动命奚齐莅事而不命申生可以看出，由他不顾大臣谏阻而一再派申生伐霍、伐东山也可以看出。虽然申生的几次征伐都是得胜而归，并未给献公和骊姬实施废立提供借口，但“克霍而反，谗言弥兴”、“败狄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12)的结果，却无疑部分实现了其愿望，也将申生推向越发不利的境地。前人指出：“夫献公刚猛人也，能灭霍、魏、虢、虞诸国，以大其封，虽齐威久主夏盟，未尝一为之屈，而肯为其子屈乎？怀怒必杀之心，自此启矣。然犹患无隙以加之罪也，则使将兵而伐翟焉。胜则加以得众之名，败则绳以覆师之罪。申生至是无逃死之路矣。”(13)可谓切中肯綮。
由于献公的废立态度日益明朗，遂导致此前明确支持申生的一批大臣发生分化，逐渐改变了立场。先是狐突知难之将作，自献公十七年即杜门不出，以避祸乱；接着里克在骊姬、优施的威胁下，也宣布保持中立。此时朝中大臣的态度，从《国语》中的一段记载可以清晰看出：
里克、丕郑、荀息相见，里克曰：“夫史苏之言将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闻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君立臣从，何贰之有？”丕郑曰：“吾闻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惑则误民，民误失德，是弃民也。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若之何其民之与处而弃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虽不识义，亦不阿惑，吾其静也。”三大夫乃别。(14)
这段对话的时间已是献公二十一年，亦即申生被逼自杀之年。从三人的表白看，只有丕郑还支持申生，荀息则明确站到了献公一边，而里克则取中立态度，静观待变。当此之际，献公已有恃无恐，可以行废立之事了，其所欠缺的，只是给申生寻找一个致罪的名头而已。史载：献公二十一年，“骊姬谓公曰：‘吾闻申生之谋愈深。……君若不图，难将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由此可知，无论骊姬，还是献公，均已急不可待，只要罪名一立，即可采取行动了。于是，由骊姬亲自出马，上演了一出置毒于酒肉的闹剧，给申生安上弑父弑君的罪名，将其推向必死之路。
表面看来，申生之死是骊姬所为，古今论者也都将批判的主要锋芒指向了骊姬，但若深一层看，早已对申生不满、厌恶并想方设法欲致其罪的晋献公无论如何逃脱不了干系，某种意义上，说他是骊姬的同谋也未为不可。首先，对骊姬以君命命申生“速祠而归福”之事，献公应是知晓的，否则就不会出现“君梦齐姜”与“献胙”的前后呼应；其次，他的外出田猎，未尝不是借故离开的避嫌之举，这从“公至，召申生献”之丝丝入扣的安排可以概略推知；最后，“毒酒经宿辄败，而经六日，明公之惑”(15)。这就是说，酒肉中之毒药非申生六日前送来时所置，而为骊姬于献公返回前所为，其事并不难辨，且关涉君父安危和太子清名，更宜查证清楚，可是，献公竟不作任何辨察，即坐实了申生的罪名，将其傅杜原款立即处死。倘若不是杀人灭口，又是为了什么？因为事实很清楚：此一发生在宫廷而有预谋的事件，骊姬、献公不去辨，慈孝的申生不愿辨，所可辨、所能辨者惟有身为太子之傅的杜原款了。杜原款将死时有言：“款也不才，寡智不敏，不能教导，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弃宠求广土而窜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无所讼之也。”所谓“不能深知君之心度”，盖谓君早欲废太子而己犹未知；所谓“言至而无所讼”，盖谓献公与骊姬已是沆瀣一气，虽欲讼之而无人肯听。细味这段死前的告白，联系上述一系列事件，可以发现，持有晋国最高权力的晋献公不只是一个信谗者，在废立太子一事上，他实在还是一个参与者、施动者，而对申生之死，他更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