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朝万历年间的文学活动极为活跃，文学现象空前丰富，拥有代表性的作家、文学理论家、作品，在文体和文学理论创新方面有重要突破，文学总体形态的演进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因此万历年间不仅是明代文学的盛世，也堪称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盛世之一。以往人们没有将万历年间确认为文学盛世，与清王朝对整个明代的妖魔化及对明代文学的贬斥有关，也与人们受传统文学观念束缚及分科研究的学术体制有关。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有利于凸显万历文学的重要地位，有利于更完整地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过程和脉络，还可能促使我们对传统的文学观念进行反思。
【作者简介】廖可斌，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明后期”、“晚明”、“明末”等等，是人们谈论明代历史和文化时经常使用的几个概念。关于它们所指时段的起点，各人意见不一，但说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个朝代在它们所指涉的范围之内，一般没有异议。这四个朝代共70年左右，其中万历一朝长达48年，毫无疑问是所谓“晚明”的主体。本文认为，整个晚明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活动最为繁盛、文学成就最为突出的时期之一。因为万历一朝是整个晚明的主体，晚明的文学活动相对集中于万历年间，因此万历年间可称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盛世之一，可与人们经常提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另外几个黄金时期如建安年间、元嘉年间、开元、天宝年间、元和年间、元祐年间等媲美。①我们在书写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时，应明确这一概念，在观察眼光、分析角度、评价标准等方面做出应有的调整。一 称万历为文学盛世的理由
虽然我们探讨的是万历年间是否能称为文学的盛世，但我们还是不得不首先讨论一下关于万历一朝的整体评价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过去人们之所以没有把万历年间确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盛世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上对万历一朝的总体评价不高，或者说很低。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偏见。
首先，在政治上，现在人们提到万历朝，马上想起的就是清人所修的《明史》等文献中所描绘的皇帝长期不上朝理政、朝廷党争激烈、官员多缺员也不及时补充、矿监税使四出的图景。这些基本上都是事实，但《明史》等文献的描述有夸大之嫌。如万历皇帝实际上一直保持与主要大臣的沟通，矿监税使专门针对商业和矿业，波及的范围也有限。更重要的是如何评价这些历史现象。如根据传统的君权专制政治观念，则这一系列现象固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如果从政治制度演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对这些现象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万历皇帝不按规定上朝理政，使皇权相对弱化、虚化，对新的政治要素的兴起、新的思想观念的萌生、新的政治运作模式的滥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朝廷中的各种政治势力可以展开博弈，官员可以自由辞职，东林党的民间议政得以兴盛起来，民间舆论力量可以影响朝政走向和政治人物的进退，人们可以公开议论和尖锐批评朝廷和皇帝，社会的政治自由度、思想自由度大大增加。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最大弊端就在于权力高度集中，而且是愈来愈集中。万历一朝开始出现逆向的变化，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是值得肯定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动向。相比之下，进入清朝以后，皇权得到极大强化，权力高度集中，从当时来看也许具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从长远看，则属于一种落后倒退。
万历朝的党争确实比较激烈。但官员结党相争是政治生活中的必然现象。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包括所谓盛世如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元和年间、北宋元祐年间等的各个朝代，党争何尝不激烈?值得注意的是，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党争，已经显示出不同于以前党争的某些特点。各个党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区的利益，而西方近代以来的党派主要就起源于代表地区、行业、阶层的组织。不是说万历年间的政治党派具有了西方近代以来政党的性质，但两者之间并不一定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说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党争已具有某些近代政党的雏形，也许并不为过。
总之，万历年间的君主怠政、朝廷党争这类历史现象，具有双重性质。从传统政治观念来看，是朝廷腐朽的表现。而从政治制度演化的角度看，又具有积极意义。政治制度的演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旧制度的腐朽，往往是新制度萌芽的前提条件。
从经济方面来看，万历年间可能是明代以至到那时为止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万历前期张居正当政，实行一系列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当时朝廷的财政盈余空前绝后。②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将所有税收、徭役折银征收，大大刺激了商品交换，提高了产品的边际效应；又从而大大促进了行业分工，提高了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进而又带来了城镇的繁荣，市民队伍的扩大，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连锁性变化。
因为社会财富大大增加，无论是地主官员，还是普通市民农民，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人们在衣、食、住、行、娱乐等方面，都打破原有的禁忌，争相追求奢华。人们的消费和享乐的欲望被充分激发出来，每个人都拼命追求财富，追求享乐。可以说这是一个人欲横流、充满活力的时代。在当时的地方志、文人别集等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这方面的记载，小说戏曲作品更给我们展现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生动图景。但这些记载和描述一般都站在传统小农经济的立场，秉持“自给自足”、“节俭”等传统观念，对这些现象给予了负面评价。当时人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可以理解，现在我们仍用这种眼光看问题就未免迂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要使人们过上富裕、充实、自由、快乐的生活吗?人类难道要永远停留在那种“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粗衣恶食的状态吗?生产力水平提升，物质财富大大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们追求更富裕舒适的生活，这有什么不好呢?
从军事上看，万历前期国防相当稳固。从明初以来，蒙古一直是明王朝的主要敌人。张居正等当政期间，对蒙古恩威并用，使它不再构成对明王朝的重大威胁。万历中期有所谓“三大征”，其中援朝征倭和平杨应龙的战争规模都很大，明朝都取得了胜利。直至万历四十六年明王朝在与满洲军队的萨尔浒大战中战败之前，明王朝的军事力量都是相当强大的。
从思想文化领域来看，万历年间是中国古代思想最为自由、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儒学内部，阳明心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而坚持程朱学说的东林党等也势头甚盛，狂禅思想又异军突起，西方的天主教也开始在中国各地传播。全社会流行讲学，探讨学术的风气非常浓厚，学术环境相当宽松。李贽被朝廷指为异端邪说，但这并不能阻止许多文人学子、包括许多在职和退职的官员如耿定理、焦竑、刘东星、马经纶等信奉他的学说。当时一些思想家和学者标新立异的勇气和风采，令后世敬仰。
总之，万历一朝的社会状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具有不同的历史观念和眼光，就会对它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评价。我们过去对它的观察和评价，实际上受到了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历史观念、政治观念、道德伦理观念的束缚。我们现在有必要转变历史观念和政治观念，把万历一朝放在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放在中西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比较中，对它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我们不能否认这一时期政治的黑暗腐败，社会伦理道德的堕落等等。但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这个时期繁荣富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蕴含新的社会质素的一面。借用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话说，“那是最好的岁月，那是最坏的岁月”③。它的坏也就是它的好，它的好也就是它的坏。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对这个历史时期的真实状况和性质作出完整准确的评价。我们也许可以说，就整体而论，万历一朝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之一。我们不能因为它有腐败堕落的一面，它之后不久明王朝就倾覆了，而否定它是一个盛世。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所谓盛世，莫过于唐代的开元、天宝年间，当时也确实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但它照样包含着腐败和堕落。既有“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杜甫《忆昔》)、“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一面，也有玄宗的荒嬉、李林甫、杨国忠的擅权腐败的一面，而且不久就爆发了“安史之乱”。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盛世的情况也差不多，基本上是盛世之后不久就是衰世，甚至在盛世的末尾衰世就已经开始了。放眼世界，似乎也莫不皆然，例如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波旁王朝的强盛达到高峰，不久后波旁王朝就陷入衰败。盛极必衰似乎是人类社会无法逃脱的宿命。
内容摘要：以往人们没有将万历年间确认为文学盛世，与清王朝对整个明代的妖魔化及对明代文学的贬斥有关，也与人们受传统文学观念束缚及分科研究的学术体制有关。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有利于凸显万历文学的重要地位，有利于更完整地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过程和脉络，还可能促使我们对传统的文学观念进行反思。
关键词：古代文学;中国;观念;文学史;古典文学;评价;文学理论;近现代文学;文学盛世;研究 作者简介：如果说称万历一朝整体上是中国古代的盛世之一，可能会遇到较多质疑的话，那么确认万历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盛世之一，则有更充分的理由获得更普遍的认可。
首先，万历年间的文学活动最为活跃。建安、天宝年间雅文学兴盛，但民间俗文学相对逊色；元代前期俗文学蓬勃兴起，但文人雅文学相对沉寂。万历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上层文人雅文学和下层大众通俗文学同时兴盛并相互融合，从而呈现出文学全面繁盛的局面，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少见的。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明代文化至万历年间已非常成熟。教育相当普及，科举考试制度吸引了广大民众读书应试，以至于原有的科举考试体制已难以容纳。从事文学活动的人数达到空前水平，表现之一是“山人”多于牛毛，北京、南京、苏州等文学艺术活动中心的诗社、文社及其他文学聚会异常频繁。④下层民间文学活动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通俗文学作品的刊刻与阅读、说话、演剧、民间诗社活动等都异常活跃。
万历年间是文学现象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不同的文学流派、文学主张同时并起，角奇斗艳，互相争胜。以古典诗文为主体的传统文学形态仍然声势浩大，复古派“后七子”的领袖人物王世贞在隆庆末或万历初和万历十四年分别作“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四十子”等，标榜复古派的阵容之壮。与此同时，古典诗文内部出现了追求新变的努力，李贽、汤显祖和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以“钟、谭”为代表的“竟陵派”相继兴起，戏曲、小说等新的文学形式也迅速蔓延。这两个方面交织融汇，共同构成新兴文学形态，显示出勃勃生机。新旧两种文学形态发生激烈碰撞，不同文学流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文学争论。其理论之自觉、态度之激烈、言辞之犀利，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的。
万历年间文学创作形态发生重大转变，由过去的以文人抒情文学为主，转变为文人抒情文学与大众叙事文学并重的格局。元朝时作为大众叙事文学的戏曲就在文坛占有重要地位，是晚明这种文学格局的先导。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这种格局变得更为完整和稳定。汤显祖等思想敏锐的文人，也曾力图重新恢复古典文学的兴盛景象。在经历失败后，意识到这条路已走不通，转而自觉地从事戏曲小说创作，从而取得杰出成就。⑤有些文人还自觉地将自己的戏曲小说创作活动与文化市场结合起来，找到了新的依托和发展方向。随着文学总体格局的变化，文学创作的思想观念、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艺术形式、语言风格等都发生重大转变。描写的对象由理想转到现实，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扩展到普通市井民众的日常生活，写作原则由唯美主义转向写实主义，语言风格由典雅精致转变为鲜活直白。总体上看，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文学，已开启中国古典文学形态向近现代文学形态转变的进程。周作人即把晚明文学视为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先声。⑥这一转变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盛世，一般都在文体创新方面有重要突破。如建安时期对乐府诗的继承和对五言诗走向成熟的贡献，开元、天宝年间对古体诗特别是歌行体的继承与革新、对五七言律诗走向完善的贡献等。万历年间文体创新也取得巨大成就。作为中国古代文学重要文体的短篇白话小说和长篇白话小说，在万历年间才完全成熟。现存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等，起源都很早，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但只有在万历年间经过文学水平较高的文人比较认真的加工写定刊刻后，它们才达到完善，其体例、叙述方式、语言风格才基本定型。在对民间长期流传的种种短篇和长篇小说文本进行整理加工的基础上，当时文人还试图模仿它们，尝试进行相对独立的个人创作。万历二十六年问世的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可能是迄今可知的中国古代最早基本由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虽然它在故事情节、叙述方式等方面，还明显存在着对已有小说的依赖和模仿，显得相当幼稚，但这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由世代累积型创作模式向作家个人独立创作模式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现象。罗懋登敢于尝试和探索的勇气值得肯定。在短篇小说方面，《三言》、《二拍》特别是后者中的作品，作家个人创作的成分已占较大比例，艺术技巧则相对更为完善，表明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短篇小说的艺术在晚明已臻成熟。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的明代传奇、小品文创作最兴盛的时期也在万历年间。
万历年间，文学理论的探讨也取得重大突破。复古派作家如王世贞、王世懋、胡应麟等力图恢复古典诗文兴盛景象的努力虽然归于失败，但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文特别是诗歌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对中国古典诗文特别是诗歌的审美特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艺苑卮言》、《艺圃撷余》、《诗薮》等著作为构建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坚实基础。李贽提出“童心说”，袁宏道提出“性灵说”，强调主体的思想和情感的价值和地位，突破了追求情与理、意与象完美统一的古典审美理想，具有重要创新意义。值得注意的还有金圣叹，他生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万历朝的最后一年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他才12岁，他的代表作贯华堂刊《水浒传》评点本第三序署“崇祯十四年(1641)”，其文学活动已在万历朝之后，但从思想源流、文学评点手法等方面看，他无疑是万历朝李贽等掀起的文学思潮的殿军，他的文学思想是万历朝文学思想进一步发展所结出的硕果。在很少有现存学术资源可以倚傍的情况下，他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佛家学说、史传文学、古文理论、诗歌理论、绘画理论、八股文理论等中采撷学术资源，凭着他的天才的领悟力、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基本构建了中国叙事文学特别是小说文学理论体系的框架。他基于众生平等的观念而提出的“忠恕”“格物”“因缘生法”等说法，解决了叙事文学中虚构何以可能、何以可信这个关键问题，奠定了叙述文学、虚构文学理论的基石。⑦他关于人物性格、小说结构、叙述角度、叙述线索、叙述语言等方面的见解，也都富于创见。以金圣叹小说理论为代表的晚明叙事文学理论的创立，标志着在晚明时期，在整个中国文学已开始由古典文学形态向近现代文学形态转变的同时，中国文学理论也开始由古典文学理论形态向近现代文学理论形态转型。
万历年间，文学的传播活动非常活跃，文学作品的刊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程度。出现了主要专门编刊文学书籍的书坊主，如著名的金陵世德堂、金陵周氏大业堂、余象斗三台馆、余氏双峰堂、毛氏汲古阁等。编著者、书坊主刊书售书的商品意识、著作权意识等都开始形成。小说、戏曲的一些经典作品不断被刊刻，其他文学类书籍的编选、刊刻也非常活跃。很多具有较高文学水平和知名度的文人，也开始投入编书、刻书、卖书的行业，使文学书籍特别是通俗文学作品的编著和刊刻的水平迅速提高。最著名的自然是冯梦龙、凌濛初等人从万历末到崇祯年间对民歌、小说、戏曲作品的收集、整理、加工、创作和刊刻。万历四十四年(1616)，乌程(今浙江湖州)闵氏刊刻朱墨套印本《春秋左传》十五卷，以后发展至三色、四色、五色套印，与其姻亲凌(濛初)氏共刊刻了一百多种书，包括许多通俗文学作品，使此前久已存在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运用的套印技术得到极大发展，并产生广泛影响。因为教育更为普及，民众文化程度提高，社会财富总量增长，人们用于精神娱乐的费用增加，加上出版业、演艺业的繁荣，文学艺术的受众大大增加，大量普通市民和农民都成为文学的消费者。根据现代传播学的观念，作品只有经过传播，才能产生作用，因此文学传播对文学具有重大意义。
总而言之，万历年间的文学活动极为活跃，文学现象空前丰富，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王世贞、汤显祖、袁宏道)、文学理论家(李贽、金圣叹)、作品(《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作品、《临川四梦》等戏曲作品，公安派、竟陵派的诗歌与小品文等)，在文体和文学理论创新方面有重要突破，在文学总体形态的演进方面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毫无疑问，万历年间首先是明代文学的盛世，是整个明代文学史上最光彩夺目的篇章，同时也堪称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盛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