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初盛唐/献赋活动/献赋观/劝戒/颂美
【作者简介】刘青海，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发表过论文《试论中晚唐七绝的发展趋势：徒诗艺术的扩张与深化》等。 士人向朝廷献赋以为颂美或讽谕，在唐以前的汉魏六朝文化中有着深厚的传统①。唐代的献赋活动是对汉魏六朝献赋传统的延续，同时在唐代文学和政治的新因素的作用下，传统的赋体与献赋又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显著特色。初盛唐文人的献赋活动非常活跃，从帝王到朝廷文士乃至一般的文人都有献赋之作，或颂美，或讽谕，形式也较前代更为灵活多样。和中晚唐的衰落相比，初盛唐献赋活动的兴盛可以说是唐代士人文学活动的重要现象，也是认识唐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要角度。对于这一唐代文学的重要课题，目前学界尚未见专门论述。本文以初盛唐献赋活动为研究对象，对初盛唐献赋的献纳对象、功能与效果等方面展开论述，由此对初盛唐献赋的盛况作一初步勾勒；探究献赋从初唐到盛唐在功能上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与当时政治背景和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一
唐初的献赋活动，是在以太宗(627—649在位)为首的贞观君臣的倡导和规范下展开的②。太宗作为君王，既是唐初赋的重要作者③，也是当时献赋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初唐文学延续南北朝以来的文学格局，君主和王侯贵戚既是文学创作的组织者，又是重要的参与者。在这种格局中，文学与政治得到了最紧密的结合，赋体因为原本具有润饰的功能，更成为其核心文体，由此获得较大的生存空间。太宗与初唐献赋活动的关系，以及唐初赋体的兴盛，都是与上述文学格局分不开的。唐初的赋体兴盛也因此带有比较突出的官学兴盛的色彩。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所说的“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④，所指的正是这种与君主好尚和朝廷文学体制关系紧密的诗赋创作。
高祖武德四年，当时尚为藩王的李世民已经留心文治，开文学馆以揽文学之士，每日引见，讨论文典。褚亮、姚思廉、于志宁、薛收等纷至，号为十八学士⑤。太宗登基之初，即“追思王业艰难，佐命之力”，作《威凤赋》以赐功臣长孙无忌⑥；又隐太子事平后，赐杨琮《怀昔赋》，“申以恩意”⑦。太宗以前，帝王能作赋者不在少数，但以帝王之尊作赋以颂臣下者则绝无仅有，这大概和其经玄武门事变登基后微妙的政治形势有关，但主要还是他谦恭御下的政治哲学的表现，可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献赋。而赋体作为庙堂文学，在唐初实际的政治与文学生活中的作用，也由此得以凸显。如果说唐初文学的基本性质是以贞观君臣为中心、以雅颂为体的庙堂文学，那么太宗本人的诗赋创作则是初唐雅颂文风的开端，对当时的赋体写作和献赋活动都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除赐赋臣下以示恩宠之外，太宗也时与臣下、后妃同赋，如作《小池赋》赐池主许敬宗，并诏其同作；又作《小山赋》，徐惠妃有奉和之作⑧。在殊方纳贡时，太宗更是诏令大臣献赋以为荣耀，如贞观五年，林邑国献五色鹦鹉，太宗诏太子右庶子李百药为之赋⑨；贞观九年四月，康国王屈木支遣使献狮子，太宗诏虞世南为之赋，命编之东观⑩。在太宗本人的亲自参与和积极组织下，通过上述赐赋、共赋以及诏令作赋等方式，汉魏六朝文学深厚的献赋传统得以复兴，献赋成为初唐政治与文学的重要内容。
赋与政治的渊源十分久远，《毛诗传》称“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11)。自汉武帝以来，帝王好赋者不少，献赋的传统也一直没有中断过。甚至可以说，帝王凡有志于建立和巩固高度统一的君主集权、留意奖拔人才者，未有不留意于献赋者。魏之三祖皆好辞赋，曹操“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12)的文采风流更是为唐人所羡称，在曹公父子的倡导下，曹魏时期的献赋活动非常活跃，为整个六朝献赋史上的一个高潮。之后的两晋时代，皇权受到士族的制衡，献赋活动可以说是消歇了。经过宋齐两代的发展和恢复，在萧梁时代又形成新的高潮。陈隋以来，献赋之事也依然史不绝书。总的来说，历代帝王都重视献赋“雍容揄扬”、“润色鸿业”的政治功能，同时也享受赋体文学所提供的传统的审美愉悦，虽然这种愉悦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太宗在赋的创作和审美方面的认识和成就或者不如三曹和萧梁父子，他对于献赋和赋体本身的看法也是个人化的，带有更明确的实用性。针对奏赋的内容和主旨，他提出了不可“文体浮华，无益劝戒”的明确要求，基本上否认了“浮华”也就是赋本身在审美上的愉悦价值，特别强调其“劝戒”的实际政治功用：
比见前、后汉史载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戒，何暇书之史策?(13)
奏赋以讽谏本是自汉代以来的献赋活动一直秉承的优良传统，太宗的“劝戒”论渊源于此。而其近源则是隋代君臣的“惩劝”说。李锷《上书正文体》云：“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14)而这一传统一直以来都由进步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提出和推动。而在实际的献赋活动中，帝王因为他们至高无上的威权，往往成为颂美的对象。臣下所奏讽谏之赋，帝王虽也多加优容，但其心所好者无疑是颂美，这也符合一般的人情。但无论喜好还是优容，在太宗之前，尚未有帝王对赋作的功能进行导向。唯有太宗直接干预献赋活动，明确提出了劝戒的献赋观。
太宗劝戒的献赋观，尽管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有片面强调内容之嫌；但就实际的情况来说，对于贞观诗赋创作的健康发展无疑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对初盛唐的献赋理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谢偃《述圣赋》自言：“顾微臣之庸朽，滥叨选于词林。恒戒盈以献赋，每规过而进箴。”(15)正是对太宗劝戒的献赋观的回应。之后刘藏器(高宗时任侍御史)《对往代为刑是非策》有“诗人因赋以诫时”之语(16)，其子刘知几《史通·载文》云：“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17)显然直接继承了太宗此观点。
在太宗的倡导下，贞观时期的奏献之赋大都有具体的现实指向和明确的讽谕对象，基本杜绝了谀颂之声。如谢偃曾奉诏作《述圣赋》，又献《惟皇诫德赋》，讽谕太宗当居安思危(18)。李百药献《赞道赋》，讽太子李承乾不可“闲燕之后，嬉戏过度”，太宗以为“悉述古来储贰事以诫太子，甚是典要”，“赐彩物五百段”(19)。太宗幸翠微宫，崔仁师“上《清暑赋》以讽。太宗称善，赐帛五十段”(20)。
太宗劝戒的献赋观是他本人纳谏的政治理念的一部分。贞观文学的朴素清新、英华未展，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这一献赋观的黜抑浮华之功。当然，太宗劝戒的献赋观主要是就史传载录而发，在朝堂理政之暇，他也会有兴趣写作或诏令陪游侍臣献上应景的赋作以怡养情性，太宗本人的《小山赋》、《小池赋》以及许敬宗《欹器赋应诏》、《掖庭山赋应诏》、《麦秋赋应诏》等作(21)，都是这类例子。此外，当时还是太子的高宗曾写作《玉华山宫铭赋》以赐东宫属官许敬宗等。此赋虽不存，但许敬宗《谢皇太子玉华山宫铭赋启》赞美其“理超辞表，意生文外。自余清拔，触类奇新，成若神化之工，光乎性道之制。盖由基天挺裕，纂圣凝离。故能迈古超前，纳卿云于度内；逾俦绝侣，括启诵于胸中”(22)，主要着眼于风格之清奇，也与“劝戒”无关。
太宗对献赋如此重视，登高能赋也就成为大臣为时所称的重要才具。贞观二十一年，太宗诏令天下：“有学艺优洽、文蔚翰林、政术甄明、才膺国器者，并宜知日申送。限以来年二月一日总集太山。庶令作赋掷金，不韫天庭之掞；被褐怀玉，无溺屠钓之间。务得英奇，当加不次。”(23)颜师古《策贤良问五道·第四道问》明确提出：“结发升朝，敷衽受职。开物成务，率由兹道。是以登高能赋，可列大夫；试讽籀篇，乃得为史。”(24)可见能赋乃是官方选拔人才时考量的重要内容。岑文本《龙门山三龛记》赞美左武侯大将军相州都督雍州牧魏王“朝读百篇，总九流于学海；日搞三赋，备万物于词林”(25)，也表明“能赋”是对词臣的重要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皇子时，不但皇太子李治以作赋称，太宗第十九女兰陵公主(于贞观十年受封)的幼年教育也包括作赋，所以李义府《大唐故兰陵长公主碑》有“裁箴作范，草赋开蒙。词温华瑾，文艳雕虫”(26)之语。这正表明献赋、能赋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后宫，都是格外受重视的。
内容摘要：唐代的献赋活动延续了汉魏六朝的献赋传统，同时在唐代文学和政治的新因素的作用下，又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显著特色。初盛唐文人的献赋活动非常活跃，从帝王到朝廷文士乃至一般的文人都有献赋之作，形式也较前代更为灵活多样。从太宗朝到玄宗朝，献赋之作在功能上经历了从讽谕到颂美的转变，在数量和规模上在玄宗朝达到了全盛。和中晚唐的衰落相比，初盛唐献赋活动的兴盛可以说是唐代士人文学活动的重要现象，也是认识唐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要角度。
关键词：初盛唐;献赋活动;献赋观;劝戒;颂美 作者简介：二
初唐的献赋活动，大致可以高宗朝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此是以太宗为中心的贞观时期，后此是武后中宗时期。
高宗显庆(656—661)以后，苦于风疾，百司表奏皆委之武后，自是无暇顾及献赋之事。所以高宗朝的献赋活动和其他文学活动一样，相对于前后两个时期都比较寥落。见于史载的，如显庆元年(656)崔敦礼卒，于志宁所撰铭文特别称许他“赋超雅颂”(27)。崔赋不传，但既只字不提劝戒讽谕，应该是以颂美为主的。这种“雅颂”的献赋观也已悄然偏离了太宗朝的“劝戒”论。高宗朝合乎太宗“劝戒”论的献赋，惟有韦承庆献《灵台赋》以广太子李贤之志一例(28)。麟德二年(665)十月，则天皇后请封禅，高宗将东封泰山，许王李瓘献《乐九成赋》，颂美高宗“将修封禅”，“岂七十二君之足多”(29)，其实可归入武后中宗时期的文学。
永淳元年(682)，高宗幸东都，皇太子京师留守，命刘仁轨、裴炎、薛元超等辅之(30)。杨炯《庭菊赋》序描述了当时东宫属官杨炯、崔融、徐彦伯、刘知几等人追随裴炎、薛元超游处作赋的一次盛会：
天子幸于东都，皇储监守于武德之殿，以门下内省为左春坊。今庶子裴公所居，即黄门侍郎之厅事也，其庭有菊焉。中令薛公，昔拜琐闼，此焉游处。今兼左庶子，止于东厅。甍宇连接，洞门相向。每罢朝之后，未尝不游于斯，咏于斯，览丛菊于斯。叹其君子之德，命学士为之赋。是日也，薛凯以亲贤为洗马，田岩以幽贞为学士，高元思、张师德以至孝托后车，颜强学、沈尊行以博闻兼侍读，周琮、李宪、王祖英、曹叔文以儒术进，崔融、徐彦伯、刘知几、石抱忠以文章显，德行则许子丰，耆旧则权无二，骆
则诂训之前识，张相则老庄之后兴，并承高命，咸穷体物。小子托于吹竽之末，敢阙其词哉?(31)
从上引材料可知，高宗时与帝王、太子游处的官员僚属，无论是以“文章显”，还是“以博闻兼侍读”，或者以亲贤、幽贞、至孝、德行、耆旧、训诂、老庄见称，受命即作，都不以随时献赋为难。这在当时应该是一种普遍的情形。例如杨炯曾说崇文馆中“草木咸可为赋”，崔融遂作《瓦松赋》一篇(32)。可见经太宗首倡，经过贞观二十余年的发展，唐初赋体的写作是大大地普及了。虽然高宗本人对参与、组织献赋力有未逮，但献赋作为初唐的一种传统，很自然地在朝堂内外延续下来，只是其功能逐渐从太宗朝积极有为的“劝戒”朝“体物”、“雅颂”的方向发展。从实用回归审美是符合赋体自身发展的要求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宗朝虽然是一个过渡期，却是初盛唐献赋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从则天久视到中宗景龙十数年间的献赋活动，进一步发展了高宗朝已然兴起的“雅颂”功能，一以颂美为主导。开元初，张说受诏作《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论述此阶段的文学发展云：
自则天久视之后，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谧，内峻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猎俊，野无遗才，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每豫游宫观，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33)
张说和于志宁一样，也用“雅颂”来概括当时的诗赋创作。这里的雅颂，显然指的是以颂美为主的诗赋创作。“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渊源于班固《两都赋序》对汉武帝时代献赋盛况的赞美：“抑亦《雅》《颂》之亚也……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34)而其所规模的，也正是武帝以来的以大赋润色鸿业的传统。
张说是初唐重要的文学家和文坛领袖，他站在文学史的高度对这时期诗赋创作风气的把握是准确的。从劝戒转向雅颂，也是初唐政治从贞观的励精图治发展到盛唐的高度繁荣所必经的。而赋体本身，在挣脱了人为的政治枷锁之后，也必然要回归其文学本性，走上太宗批评过的浮华的道路。这种从劝戒到雅颂的转向在创作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当时涌现出一大批直接颂美帝王和政治大事的赋作，如武后垂拱四年(688)明堂初成，刘允济“奏上《明堂赋》以讽，则天甚嘉叹之”，拜著作郎(35)；如意元年(692)七月望日盂兰盆节，杨炯献《盂兰盆赋》，词甚雅丽(36)，又另献《老人星赋》(37)；中宗(705—710在位)神龙初，东都造服慈阁，许景先诣阙献《大像阁赋》，词甚美丽，擢拜左拾遗(38)；景龙三年，中宗亲拜南郊，许彦伯作《南郊赋》以献，辞甚典美(39)。
当时的献赋活动，主要的中心除了帝后之外，还有东宫、太平公主和诸王、重臣。武后光宅元年(684)，陈子昂受命作《麈尾赋》，其序云：“甲子岁，天子在洛阳。时予始解褐，与秘书省正字、太子司直宗秦客置酒于金谷亭，大集宾客。酒酣，共赋座上食物，命余为《麈尾赋》焉。”(40)显然，以重臣宗秦客为中心的金谷亭雅集，是继《庭菊赋》盛会之后的又一次共赋。东宫之外，太平公主府也是重要的文学中心，宋之问《太平公主山池赋》所写“召七贤，集五侯”，“宾屈、宋于珠履，引邹、枚于玳筵”(41)，正是对当时文士云集作赋的情形的真切描述。这样的活动在武后中宗时期应该是很多的。而二三友人小型的唱和更是举不胜举，如张说作《虚室赋》以示魏归仁，魏作《宴居赋》以和之(42)。
武后中宗时期献赋的繁荣，不仅包括上述朝堂之上或者侍从武后、太平公主贵游之时的献赋；而且还表现为对一般文人献赋的鼓励，虽然其具体情形已难得知。据《旧唐书·刑法志》载：“垂拱初年，令镕铜为匦，四面置门，各依方色，共为一室。东面名曰延恩匦，上赋颂及许求官爵者封表投之……每日置之于朝堂，以收天下表疏。既出之后，不逞之徒或至攻讦阴私、谤讪朝政者。后乃令中书、门下官一人，专监其所投之状，仍责识官，然后许进封，行之至今焉。”(43)延恩匦的设立显然对尚无功名的士人的献赋是一个鼓励，后来杜甫就是由此献赋而后得以待诏集贤院的。但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情势下，为免“攻讦阴私、谤讪朝政”，而设专门的理匦使处理后再进封朝廷，则又让那些想要通过献赋来近天颜的士子不可能犯言直谏，更进一步助长了当时朝廷“雅颂”、“体物”的风气，不利于劝戒之赋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