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

关于作者:孙世聪，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据说20世纪后期以来的文学批评在受到严重打击后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情况越来越糟，以至于在大学和博物馆里失去了立足之地 这种说法多少

布尔迪厄的趣味判断批判是针对康德美学非功利美学原则而发。在布尔迪厄看来，趣味源于口味，必须回溯到厨房和饭桌上饮食口味形成的阶级因由，从而展开社会空间中等级秩序表达形式的实证分析。如工人阶级宁可实在饱餐、不屑资产阶级餐桌礼仪，一定程度上正好比自然与矫饰、随心所欲与循规蹈矩的鲜明对峙。而权贵阶层独立于感官诱惑的高雅趣味，看似超越，根源上是在维护自身的阶级特权。布尔迪厄这一从口味到趣味来展开社会分析的思路，甚至适用于《红楼梦》的审美趣味批判。直面趣味的阶级区隔特征，或者可以呼吁一种新的平等。

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应该从观念和方法上有所改变，这样才能适应新形势新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才能有效避免“以西解中”的“单向格义”。马克思主义文论应该成为直面中国问题，解决中国文学问题的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创性研究的题中之义。一、回到马克思：寻找一种真正的可能性对话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应该确立一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新观念，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生成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我们的研究应该遵循和重视这种逻辑。这两种反思路径创造出了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譬如“新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

郭绍虞的中国诗学批评鲜活地表征出中国“文化诗学”的三重品格：审美性品格、文化学品格、阐释学品格：郭绍虞标举“纯文学”观念，高扬情感美学大旗，并衍生出颇具现代性意味的审美文化批评。郭绍虞的中国诗学批评自觉将民族意识与现代文化意识融合在一起，致力于中国诗学的重估、反思和重建，又注意吸收外来文化，一定意义上为中国文化诗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一、郭绍虞的中国诗学批评彰显了文化诗学的审美性品格在中国语境中，文化诗学首先应是“诗学”，即首先是研究“文学”问题的理论，直面的是“文学”。二、郭绍虞的中国诗学批评显示了

当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不过，文学创作认为文学批评不及物，不能指导创作；而文学批评则认为文学创作整体平淡，缺乏“高峰”，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形成了“隔膜”。这一隔膜的产生有多重因素：文学批评在文学共同体中地位的弱化，原有文学知识无法有效应对电信时代文学的新情况，批评者自身身份与批评立场的边缘化。除了要从文学文本出发之外，文学批评要尽可能与文学创作形成一种共生同构关系；无论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创作都要坚持人民的立场，都要有责任担当；要坚持文学批评的多样化形态。

内容提要：无论从恩格斯思想的整体性还是从其批评理论的整体性看，都确有必要重新审视文学青年恩格斯与文学派别“青年德意志”之间的关系。研究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的内在关联，既可以提供恩格斯文学思想相对完整的时间发生图，也可以为进一步探索恩格斯的文学思想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之间的多重关系拓展新的研究空间。问题的缘起青年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前史时期”不仅投身于文学反对派运动“青年德意志”，而且还参加了哲学反对派运动“青年黑格尔派”并加入了“自由人”团体，而同一时期的马克思只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众所周知，在

媒介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推动百年中国文学自主性发生改变的内在驱动力。机械印刷媒介的兴起促成了晚清时期文学报刊的繁荣，稿酬制度的确立诞生了独立的作家群，标志着中国文学“自主性”的确立。新时期以来，文学刊物的繁荣、文学审美特征论的挖掘，使中国当代自主性文学场得以建构。中国当代自主性文学场是以“审美”为原则建构的，与现代文学“非审美”的社会性文学有所区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媒介的兴起，电子技术改变了文学场的内部结构，中国当代自主性文学场走向了裂变。

　　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出了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文学研究必须贯彻历史化的原则，即把研究对象放在其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对于那些自觉地秉承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它更

艾布拉姆斯的文论四要素理论是印刷媒介时代文论话语的主导范式。在电子媒介时代，由于文艺主导范式从文学主导转变为数字化文艺主导，从而引发了文论话语的转型。这种话语方式的转型表现在文艺的特质从“文学性”转向“媒介性”，世界从“实体世界”转变为“实体世界与虚拟世界”并存，网络虚拟世界的增长对文艺活动影响巨大，文艺发生了扩容。作者从“创作者”转化为“制作者”，作品从“语言”主导转化为“图像”主导，读者则从接受者、解释者转化为参与者。文论话语方式的这种转型与媒介变革密切相关，也与当前文艺的发展方向步调一致。

可能世界理论并非是从20世纪后期才引入诗学研究的，早在18世纪，莱布尼茨提出可能世界这个概念时，就率先使用文学作品来做例证。沃尔夫为可能世界理论运用于诗学领域打下理论基础，而鲍姆加登和戈特舍德等人真正把可能世界理论引入诗学研究。瑞士诗学则把可能世界诗学在18世纪推向了最高峰。本文全面考察和评述了18世纪可能世界诗学发展的情况及其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为全面理解可能世界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以及20世纪文学可能世界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

在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中，我们需要厘清若干基本问题。生态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问题涉及到生态美学的学理基础，生态美学是以生态世界观为哲学基础而建构起来的；生态美学的渊源问题涉及到生态美学的起源和学科归属，通过对生态美学渊源的追溯我们可以看到生态美学在学科基础方面在于处理生态学和美学的关系；生态学作为科学，美学作为人文学科，两者结合如何形成合法性问题也是生态美学理论建构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生态整体作为一个大的生态圈，无法通过认知加以把握，通过审美的方式则可以把握这种生态整体性，生态整体性的审美思维模式与

从20世纪下半叶起，陆续出土了大批简帛资料。这些简帛文献，内容涵盖了先秦文学的方方面面，对楚辞赋研究的影响尤其明显。这些出土文献不仅提供了有关楚文化的丰富的社会背景资料，而且也为各类楚辞作品从创作时地、思想内容的认识到字句含义的解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的最初渠道来源于美国,以伊哈布·哈桑的“后现代诗学”和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为代表的“美式后现代”成为中国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第一印象。后现代话语还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在引发当代文学批评中“后学”话语狂欢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中国学者的文化身份自觉,体现出“中式后现代”的辩证法。二、美式后现代:后现代主义中国接受的第一印象“后现代”一词从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就被中国学者接受了。2如王宁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研究》1989年第4期)、《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文学是什么？这个本质论问题已经历史化了。在我看来，“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就是文学研究“历史化”结出的硕果。因为其动力和感召力之一便是，在世纪之交反思

艾布拉姆斯的文论四要素理论是印刷媒介时代文论话语的主导范式。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媒介性”的凸显引发了文论话语的转型。这种话语方式的转型主要表现在：文艺的特质从“文学性”转向“媒介性”；世界从“实体世界”转变为“实体世界与虚拟世界”并存，网络虚拟世界的增长对文艺活动影响巨大，文艺发生了扩容；作者从“创作者”转化为“制作者”；作品从“语言”主导转化为“图像”主导；读者则从接受者、解释者转化为参与者。文论话语方式的这种转型与媒介变革密切相关，也与当前文艺发展方向的步调基本一致。

哈罗德·布鲁姆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也是一位文学编辑家。他作为文学编辑家的新文化身份在其海量著作的数据统计与对比分析中得到发掘与凸显。人文情怀、文化担当是他编辑思想的鲜亮底色；审美为本、经典至上是他的编辑原则；服务读者、以读者为中心是他的核心理念；规模生产、团队合作、精心策划是他营销成功的策略。童年图书馆记忆与传统纸媒图书情结是布鲁姆身份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在动因。

　　摘 要：媒介融合是当代文化实践的显著特征之一。以此为切入点来审视当代文艺传播场域及其纷繁 复杂的媒介化效果，有助于有效解读文艺现象、解决文艺问题，具有十分显著的理论

在中西诗学文化比较研究中，“道与逻各斯”框架可谓深入人心。但在中国哲学文化中，道与名是悖反共生的，“名”既是一个哲学的、政治的、伦理的概念，也是一个语言学、逻辑学概念，它对于中国传统诗学以至整个文化生成具有基点性作用。道与逻各斯框架，不仅忽视了道与逻各斯的深刻歧异，还遮蔽了“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意义。“言说”、“理性”和“神性”共存于“逻各斯”之中，“名”则意味着“书字”、“名称”和“名—分”，且被道家之外的各家尊为“天地之纲”“圣人之符”。道家之道排斥“名”，各家之“名”却指向“道”。这使得以“名

诗化时期的中国文艺理论主要在价值空间建构文艺的自律性，离中国现代性社会经济现实距离较远。散文化时期受工具理性影响，中国文艺理论开始承认文艺商业属性的存在，并尝试在这种社会他律性和自律性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形成一种张力关系。随后《上海文学》1979年第四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同样是从反映论、文艺自身丰富性角度批评文艺的政治工具论，说它忽视了文艺自身的特点。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10]22～23，继而同年7月 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相对而言，100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性学术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虽取得不少成绩，但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仍有所逊色。话语体系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所能达到的思维能力、理论水准、精神品格的标志，关涉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实现程度及其国际学术地位的轻重和学术影响的大小，为此，在新时代的理论建设中应该在目的性、主体性、专业性三个方面做出更加具有自觉意识的追求和努力。目的性是一种事先规定的目标预设，是各种理论学科的学科性质和功能显在的实现，其目的追求主要有三：一是服务于中国自身的社会发展，在具体研究领域创造既具有

摘要：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人民”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人民观念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人民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思想与人物的新变，都与“人民”内涵的发展和变化有关。其三，文艺要热爱人民，文艺工作者要与人民利益相连、感情相牵，艺术家要认识人民、了解人民、真正成为人民中的一员。习近平的人民观念既包括了全民，又注意了个体，既立足于中国，又放眼全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现实发展的把握、总结与升华，也是对中

随着数字叙事时代的到来，研究者试图摆脱传统叙事理论的束缚，从核心概念与阐释框架两方面入手创生新的理论范式。早期数字叙事理论倾向于从已有的叙事理论传统中寻求灵感，“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新普罗普主义”便是其中的代表；随着网络交流活动交互性的增强，非洲的口语叙事传统开始受到重视，研究者试图从传授过程、交互性及作品形态等方面在数字叙事与口语叙事之间建立连接；而电子游戏兴起之后，面对游戏学的挑战，数字叙事理论试图革新“叙事”概念以适应飞速发展的数字叙事实践。

　　新媒体是以数字及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媒介传播方式，移动终端、网络平台为其主要信息接收工具，电子期刊、数字广播、微博、微信、手机App等皆可纳入其中。由于新媒体信息传

本文从卢卡奇1916年发表的《小说理论》出发，阐明卢卡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研究中隐含的哲学视角，审视由此引发的卢卡奇对哲学视角的反思，最终在卢卡奇早期与晚期思想的变与不变中把握其一致性、连续性的线索，即卢卡奇对历史性和总体性一以贯之的坚持。一、《小说理论》与隐含的哲学视角1914年底，卢卡奇打算写一篇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专题论文，这可能是卢卡奇为获取教席资格而专门准备的论文，但1915年卢卡奇应征入伍，这项研究被迫中断且没有再继续完成。二、《小说理论》引发的哲学反思《小说理论》具有重要理论地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