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

2020年 04月 27日 08:48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字号打印推荐“诗文评”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有乐评然后有诗文评，乐评是诗文评的先声，诗文评是从乐评中破茧成蝶、脱身而出的。乐评则是与之俱来的初始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其中包孕了诗歌批评、音乐批评、舞蹈批评和戏曲批评等。从乐评到相对独立的诗歌批评、音乐批评等批评形态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孔子的教学目的仍是服从于国家的内政外交需要，培养出入于各种政治外交场合、精通各种礼仪要义和规则的人才。据《论语》所记，孔子和弟子

我国儿童文学学科迫切吁求着理论研究方法论的变革。人类学视域对我国现代早期儿童文学学科曾发生过重要的思想滋养，新时期以来有一定传承。作为一个新兴崛起的学术领域，艺术人类学引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聚焦于以人类性意识、整体性观念和跨文化视角确立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文化坐标，以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为旨归，汇通我国历史文化根脉，解决儿童文学事业广博的文化资源的问题。论文对这一跨学科研究的拓展空间及其可能性议题展开了初步论证。

　　作者简介：韩清玉，1981年生，山东梁山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美学、中国现代文艺美学，著有《艺术

　　内容提要：作为一出伟大的悲剧，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历来对哲学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拉康从精神分析学的伦理学这一独特论域出发，对以下几个问题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亚里士

摘要：在理论层面上，朱熹把“温柔敦厚”与“圣贤气象”“仁”关联起来，而在实践层面上，他又将作为“圣贤气象”重要表现的“温柔敦厚”从“气度”“性情”“言辞”多个角度进行重释。这样的阐释与汉唐以来将“温柔敦厚”局限于人的品性、待人接物层面的伦理化阐释路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去除了汉唐政治伦理阐释路径的弊端，但他又将“温柔敦厚”与“美刺”相对立，基本阻断了先秦以来儒家文化中以诗刺上的传统。元明清时期对于“温柔敦厚”的接受和运用未能发挥朱熹哲学阐释的丰富内蕴，使之在言辞表现、待人接物、人品修养等方面表面化，最终形成

内容提要：元代与明代前期的主流文坛对于“台阁”与“山林”的价值判断存在明显差异，元代文坛大都是“台阁”与“山林”兼顾，呈现出二者共存的文学观念形态。首先是元代文人的人生遭遇尽管复杂而多样，但最终归隐山林的文人依然占据了绝大多数，构成了元代文人的主体，他们的教授乡里、漫游山水、雅集吟诗、鉴赏书画等等，乃是元代文人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使得那些身居朝廷台阁的文人无法不与之发生关联。其次是许多文人都有漫游大都以求出仕而最终归隐的经历，这使得他们经常徘徊于台阁与山林之间，从而同时接触到山林与台阁的两种生活内容与文学方

内容提要：中国文学有着气象恢宏的历史开篇，先秦文学不是简单的文学发源，而是一种决定性的历史突破。早期中国文学实现了从口语到笔语、从民间到宫廷、从文学到经典、从英雄到君子的历史跨越。一、从口语到笔语：中国文学书写方式及笔法的建立虽然文学起源于口语，但是我们看到的中国文学的经典样式却是笔语，是一种以文字为主要载体的书写形式。四、从英雄到君子：君子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历史高度君子文学的成熟是先秦文学的重要特色，而鲜明的君子人物群体的出现是君子文学成熟的标志。先秦文学开创了中国文学自然浪漫而又雅正庄谨的艺术格局，在经

　　如果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元明二朝的台阁文学创作，它们之间的确存有内在一致之处，它们均以理学作为其价值观念的核心，以雍容平和作为其体貌特征，以教化实用作为其创作目的

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是描述明代诗坛历史进程的四个关键词。大体说来，洪武至天顺年间，台阁体绵延相续，并在总体上主导了诗坛习尚；成化至嘉靖年间，前后七子的崛起导致“台阁坛坫移于郎署”，诗坛格局发生巨变；嘉靖、隆庆至万历初年，谢榛、王世懋等推崇王孟诗风，山林一脉渐成气候；万历至崇祯年间，公安派以其洋溢着市井气息的私生活描写，在诗坛呼风唤雨。明代诗坛的这一演变路径，既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内部原因，又与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态有关。

孟郊五言古诗创作的数量之多和使用比兴的密度之高，在中唐诗坛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他自觉继承李、杜以来的风雅比兴传统，将比兴咏怀体拓展到五古的各类题材，同时对传统的比兴思理加以更新，既善于在日常事物中发现新鲜的比兴意象，又将新旧意象或典故演化为合乎逻辑的生活场景，从中抽绎出更复杂深刻的思考。其联想思路已经发掘到表现印象和强调感觉等更深的心理层面，萌生了不少现代诗歌中的表现因素。这就促使五言古诗在中唐发生了比兴艺术的大变。

汉代骚体赋取效屈宋等，所祖不一，衍为弔屈与自悼、《太玄》与《思玄》、自我抒情或代为抒情、述志纪行，以及骚体叙物，或参大赋，大都系于一己进退、宠辱、生死，或“心存魏阙”，以理节情，归于经义，叙事纪行，由虚转实，结构严谨，句式整饬，多以议论抒情。一、楚辞与骚体赋楚辞本是汉人对楚国屈原、宋玉等作品的通称，或以《离骚》代之，“及宋陈说之更定（《楚辞》）旧次，晁补之重编《楚辞》，皆以屈子首篇曰《离骚》，乃谓以下各篇为骚，而‘骚’之一名，遂由局而通”[1]（P1）。汉代骚体赋尤其是纪行赋既以议论抒情，则于篇章谨于结构

　　在中国诗歌史上，《诗经》是四言诗的开山经典，汉魏五言诗是五言诗的开山经典，其历史地位都是后来者难以比拟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经典出现在主流史述中，都很大程度地远离了其

　　中国古典美学罕见将“诗心”作为一个诗论范畴来使用，也未见后人对其词源和内涵作出较准确的阐释。如何理解“诗心”的内涵，“诗心”就是“天地之心”吗？“诗心”有什么特点

　　近代以来，随着空间的迁徙、文化身份的变化，华文文学经历了走出本土后在异域的生命更新、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历程。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以其在异域土地上所取得的成就引起文学

摘要：“赋者古诗之流”是赋学史上的经典命题，体现了对赋的文体渊源、政教功用和敷陈写实的艺术特征等的普遍看法。一、从六义之一到涵摄六义自皇甫谧《三都赋序》、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等将作为一种表现手法的六义之赋与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名称的赋联系起来后“，赋者古诗之流”说获得了更充分的论证和更富文学本体特征的内涵。二、从敷陈写实到假托兴象在诗、赋源流关系的探讨中，不管是政教功用说，还是六义说，都在辞赋的审美旨趣、艺术特征的淬炼进程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四、对声韵的讲求赋虽“古诗之流”，在六朝“文笔之辨”中，与诗皆属“有

　　内容提要：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裨发展。编写学科史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工作，因而也是行之有效的文化积累工程。通过尽可能竭泽而渔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

　　20世纪末，中国文坛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是网络文学的崛起。网络文学搭乘科技与市场的快车，在全球范围内迅猛蹿红，越来越多的网络作家作品在海内外大受追捧，近年来更是形成了

从《卡尔米德》到《普罗泰戈拉》，进而到《会饮》以及《泰阿泰德》，再到《巴门尼德》，最后来到《理想国》，柏拉图愈出愈奇，向我们展示了调遣时间的神技，而我们在其中看到了雅典帝国的兴亡，以及苏格拉底时代（前429年-前399年）的到来与消逝。《巴门尼德》篇涵盖的时间，从公元前454年雅典帝国泛雅典娜大节的盛世庆典开始，直至公元前404年帝国覆灭，又在公元前387年雅典几乎无望重回巅峰的时分，遥遥指向公元前378年第二雅典帝国的重建。324.按忒修斯时代与庇西特拉图时代分别是雅典城邦崛起与振兴的时代，此后随着雅典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发展的时代，民族（或国家）文化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一边是交流越发频繁、联系愈加紧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以提出和实践；一边是退群毁约、优先独大，霸

　　“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总是与各种既定的标签捆绑，使得“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深陷于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的泥沼中，逐渐显现出被尘封的“孤岛”感。实际上，“十七年

　　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这些概念，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在特定时期特定历史语境中提出的。目前所称的“现代文学”在很长时间

　　主持语
　　在汉语诗歌的发展历程中，如何处理诗歌与现实之关系，原本就属于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近年来，随着诗人日常经验意识的不断强化，这一话题又具有了某些推陈出新的

1950、60年代之交所提出的“东方（中国）的文艺复兴”旗号则不同，他更看重当时中国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资源的关系，试图由中外文学横向影响研究转移到中国文学自身内部的古今演变研究上来，希望当时的中国作家能够借助于外国文学资源来激活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众多文学旗号和文学思潮中，“寻根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和地位一直遭到低估，我们一直习惯于将“寻根文学”仅仅视为“八十年代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的文学思潮来看待。虽然在狭义的“寻根文学”思潮之外还存在着广义的“泛寻根文学”（包括“前寻根文学”

　　看取铜器的方法
　　对待任何文学作品，都存在一个接受心理的问题，这是一个隐而不彰却又的确存在的基本问题。《诗经》是几千年前的语言艺术， 或者说是音乐作品的组成部分，我

　　不知不觉间，已到了2020年的年初，回首2019年一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进入我们关注视野之中的长篇小说主要包括有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 、阿来《云中记》 、蒋韵《你好，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