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

在写抄本时代，作者和传抄者出于各种原因对文本作了有意或无意的修改，使文本产生了种种歧异，如河流般变动不居。汉魏六朝诗文文本生成、流通、变异所呈现的纷繁复杂的样貌，从低到高大致可以分为异文、乱篇、歧说三个层次，这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关注文字异同，还要重视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本不确定性；不仅要重视静态的文本歧异，更要重视具体历史语境给文本带来的动态变化。

内容提要：马克思文论话语的文本性，内在地规定了若要获得对其意涵的准确理解，就应采取互文阅读的方式，即在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问题域中，以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为知识语境的解读方式，以此摆脱在现代文学理论的知识架构中理解马克思文论思想的传统做法。本文以马克思的希腊艺术论的读解为例，力图说明只有互文阅读才有可能获得对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深层理解。由马克思文论话语所构成的文本是理解马克思文艺思想的基础，但是从现象上看，马克思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各种阐述却是零散的，缺乏理论文本应有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里夫希兹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

“细读”概念是20世纪初兴起的“新批评”的产物。随着批评实践的发展，“细读”集阅读方法、批评策略和文学观念于一身，成为“新批评”的灵魂。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批评形式代之而起，从固守文本、专注诗艺的“新批评”到指点江山、包罗万象的“理论”，其阅读状况也为之一变，从文本阅读向社会政治分析转移，从“细读”向“粗读”腾挪。这一转折在“文学社会学”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在文学社会学的不同流派中，值得重视的是罗贝尔·埃斯卡皮领导的波尔多学派，他们弃置囿于文本本身的微观细察，放眼社会历史的宏观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提

在写抄本时代，作者和传抄者出于各种原因对文本作了有意或无意的修改，使文本产生了种种歧异，如河流般变动不居。汉魏六朝诗文文本生成、流通、变异所呈现的纷繁复杂的样貌，从低到高大致可以分为异文、乱篇、歧说三个层次，这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关注文字异同，还要重视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本不确定性；不仅要重视静态的文本歧异，更要重视具体历史语境给文本带来的动态变化。

巴赫金的伦理哲学，以责任为中心，从现实的人的生活出发，把人的行为作为人的基本活动与相互之间的关系而形成所谓“行为即事件”，它探讨人的行为构建，行为的现实性、选择、责任、价值、应分、参与、信仰、行为动机与行为产品。从这些行为的构成因素中，引出、确立于行为交往中的“我与他人”“我与你”的构建，人的存在的最高构形原则。在“我与你”的关系中，我负有责任，甚至牺牲也在所不惜，以达到行为责任的统一的追求。这种伦理哲学和以它为基础的哲学人类学，其积极方面，有助于我们对于伦理哲学的认识；对于只讲物质追求、感情思想可以任意

　　中国文学有着气象恢宏的历史开篇，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一样表现出早熟的历史特征，这种早熟不是少年老成，而是充满了自然而浪漫、绚丽而庄严的青春般的艺术风范。先秦文学是中

　　长期以来，中西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内容丰富、多面而庞杂，呈现出多种不同倾向。在中国近百年的理论与现实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实际上存在着三个不同的

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发展，我们有必要提升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层面进行总结与反思。值得提出来探讨的当代文论主要问题，一是其研究对象，是否仍然需要坚持以文学为中心？二是其研究向度，究竟应当向内还是向外？三是其研究基点，到底是以理论为中心还是以实践为导向？四是其研究路径，有无必要坚持本质论或是转向知识论？五是其研究方法，从论证、描述到阐释应当如何认识？围绕这些当代文论研究观念与方法问题所形成的争论，既反映了当代文论变革发展的进程，也显示了当代文论研究面临的困惑与挑战，值得深入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道家思想进一步发展，玄学形成，佛学也日益昌明。刘勰深受这种文化氛围影响，而长期寄居修学于定林寺，并协助僧佑大师整理经藏、编汇经目、撰次佛史僧传的

　　在研究《文心雕龙》关键词的过程中，我们应在深入比较中西文化典籍的基础上推进自己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刘勰所提出的“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体性》）、“擘肌分理，唯

　　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论便被纳入“中西古今”的全新格局之中。在这一格局之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就免不了西方文论的参照。在论述中国古代文论经典之作《文

延安《讲话》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它的理解也就必须回到它所针对的实际问题上去。本文认为，《讲话》主要解决了革命文艺与革命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问题，是革命文艺及革命文艺工作的行动指南和理论纲领，因此，如果将其夸大到是一切文艺工作的行动纲领，并且可以永恒不变地指导任何时期的文艺工作，就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对《讲话》定位不当，也是解放后我们在文艺工作上出现一些问题与错误的重要原因。除了个别理论观点在今天还有适用性外，《讲话》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主要是它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及它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具体化与解决任何问

摘要：作为复古时代、辨体时代、印本时代的三重叠加，明代文学有其庶民文学特征之外的另一重要面相，那就是中国古典文学文本的整体凝定。“分体全录”的编纂思维及事实，既得益于前人的“文学代胜”观，也激发了明人“文学代胜”观的新变。汉唐以来的经典文学在明代的文本凝定，与先秦学术在汉代的文本凝定，它们同为“以复古为创新”的思想活动，是中华文明发展在文献史、观念史上的两个重要节点。应该说，汉唐文学文本的凝定，固然是由各方面原因综合而成的，但追求“以复古为创新”的明代作家们，他们作为读者对更大量古典文学文本的阅读需求，以

　　对于辞、赋的关系、不必拘于《楚辞章句》以书定名及《文心雕龙》《文选》文体分类之囿，而当回归辞、赋合一的原初实情。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应当出脱《诗》学经义的立

　　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居四部之首，其他学术门类亦受影响甚至被限制，诗乐诸艺也不例外，在文论领域便有“文本于经”之说。汉代乃经学昌明（皮锡瑞语）时期，其时文艺理论并未获得

　　编者按
　　词选是词学批评方式之一，是词作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向来是词学研究不容轻忽的对象。当代词学界对历代词选的研究日渐兴盛，这里选择近作一组，以供窥斑见豹。《一座

　　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加大密切关联。新时代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既可以是四个横向并列的诗坛空间，也可以是四个纵向的历时态的诗坛现象。而从历时态的角度考察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在明代诗坛的更替递嬗，尤其具

　　2019年8月17—18日，中华美学学会2019年年会暨“视界融合：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的理论建构”全国学术讨论会在沈阳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

既有的中国民间故事价值研究具有着越过价值发生过程、直接呈现发生结果的局限，亦即停留在外在视角，概括、总结民间故事的价值功能类型层面。问题根源在于实践主体和认识主体的分离。研究者应站在将民众和自身都还原为实践主体和认识主体双重身份的立场上，将传统的外在的实体论研究转向内在的生存论研究，采用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方式重新审视民间故事活动，从追询民间故事“是什么”转变到追问它“如何存在”。

　　核心阅读
　　在祖国大地不断绿起来、美起来的过程中，生态文学创作愈加活跃和兴盛，日渐成为一种独特文学现象，产生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和代表性作家
　　生态文学作家将人类社

摘要：中国阐释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和方法，在借鉴西方阐释学理论资源的同时，中国阐释理论资源的现实价值和当代意义值得重视。中国阐释学的本体论有其意义的源头和构成：由“言意之辩”“名实之辩”引发的主客体关系探索，以及被意识支配的话语建构的行为和动机，发展出多种传统阐释模式：一是重辨析、考证、注疏和版本清理研究的“实证式阐释”。中国阐释学理论资源的现代性转换，有必要吸收西方阐释学优秀成果，外史与内史结合，在丰富的文献史料资源上进行细致的筛选、分离，使阐释学资源独立出来，用历时性表现和证明阐释

朱光潜的论说文主要就谁在说、如何说、向谁说展开了理论探索并进行了创作实践，他理顺了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联，消融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追求雅俗共赏的思想趣味和读者在场的对话方式，创造了别具一格的畅达清通文风。除《作者与读者》外，他还撰写了《谈书牍》《谈对话体》等文，从读者接受、作者态度和表达方式等方面讨论论说文的写作问题，倡导亲切平等的对话式写作。自《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朱光潜连续写作了《文艺心理学》《谈美》《孟实文钞》(修订本)、《我的文学及其他》《谈文学》《谈修养》等等，它们大抵都与青年

从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中国小说逐步走向现代的重要历史时期。经中国近现代作家批评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现代小说”概念呈现出从朦胧意识到理性自觉、再到明确生成的发展过程。“现代小说”既是中国文学文体的不断裂变与重构,也是小说文体的返本与开新。从“林译小说”到鲁迅小说,从梁启超到胡适,中国近现代作家批评家对“现代小说”所作的不同阐释,及其对小说文体所进行的多样探索,构成“现代小说”的复杂形态,同时,现代小说观念与创作也表现出“型类的混杂”的特点。中国“现代小说”在回到小说本体的

中日哀感美学，是对中国美学的物感、感物、兴感、感兴、感物兴叹与日本美学的物哀、物之哀、哀、知物哀、幽玄、侘寂、物纷、涩味等相似概念的概括归纳，它注重“物-人”关系视域中的“感”或“哀”的情感表达，强调中日民族所共同植根的东方美学的公共视域与可公度性特征，揭显中日民族形成其不同美学品格的历史因缘。全文主要从生命-实践、空间-生命、时间-生命、时空-死亡、缘域-创造等五个维度来展开，既探讨了中华美学的主导性品格，也分析了日本美学对于中华美学所可能具有的反哺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