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随着空间的迁徙、文化身份的变化，华文文学经历了走出本土后在异域的生命更新、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历程。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以其在异域土地上所取得的成就引起文学研究者们的关注。海外华文文学具有怎样的特质？百年来，海外华文文化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就相关问题，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黄万华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记者：一个多世纪以来，华文文学逐渐融入世界文学格局，请您谈一谈，百年来海外华文文化的发展历程，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具有怎样的价值？
黄万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主要指20世纪初至今发生在海外各国的汉语文学，目前分布于70多个国家，大致可分为东南亚、东北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不同“板块”，近年来南美、非洲华文文学也有所兴起。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主要与两股移民潮联系在一起，一是中国自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的留学欧美浪潮，尤其是“五四”前后、战后至五六十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次留学高潮，其中不少人学业有成后定居各国；二是晚清以来，为谋生而迁徙海外，以草根阶层为主的移民，他们在旅居国逐步进入各个领域，繁衍生存。这两股移民潮交织中有所不同，前者确实反映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历程，后者更多反映汉语文学走出本土后所经历的异域的生命更新，但都呈现出中华民族文学的生命力，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世界性的。
另一股移民潮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大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分界线，此前为“叶落归根”的华侨文学，此后逐步成为“落地生根”的华人文学，成为居住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进程集中反映了中华文化向外播传中的包容力、扩展力。例如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我曾经在写《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时就感受到，它百年历程中的“中国性”“本土性”“现代性”都是在深深扎根于马来亚土地中得以统一的。“中国性”之所以能成为马华文学的源头活水之一，就是因为其不同于中国的“中国性”，走出了以民族主义对抗马来西亚国家主义的恶性循环，在认同多民族的马来西亚中，沟通母国文化和南洋乡土。这种中国性，是马来西亚本土化的中国性，其深化的多种课题也是马华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课题。这方面的丰富经验至今未引起充分关注，多少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走出本土、直接面对世界的结果，其成就集中表现为其经典化的存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也形成自己的传统。其一代代作家中，既有饮誉世界的文学大家，如林语堂、程抱一、陈舜臣等，也有其创作明显指向经典性，反映出中华民族新文学达到的高度的重要作家，如鹿桥、王鼎钧、郑愁予等，还有代表或引导了一个时代审美趣味的改变，从而在那一时代的典律构建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如叶维廉、陈瑞献、北岛等，更有在各个文学领域中以其独异个性取得艺术突破，或在其居住国文学史中以其开拓性创作占有重要地位的众多作家，如杨牧、洛夫、痖弦、云鹤、赵淑侠、於梨华、李永平、林幸谦、严歌苓、黎紫书等。这些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与中国大陆文学相比毫不逊色的作品，对其解读，也要求我们也更开阔的文学视野、更深厚的审美功力、更多样的经典解码方法。如果能对这些作家的作品予以关注，就会深切感受到中华文化海外播传中的智慧，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学在推进人对于自身复杂性的认识和文学对于人的表达的复杂性上的巨大进展，感受到汉语文学在跨文化对话中可以打开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记者：21世纪，出现很多新移民作家或异域土地上第二代华文创作者，他们的经历与父辈的时代已不同，这些新华侨华人作家的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呈现怎样的趋势？
黄万华：我们现在习惯称呼的“新移民作家”和“华人新生代作家”实际上是两类作家，前者是指20世纪80年代后主要在中国大陆的“移民潮”中产生的新华侨华人作家，他们主要活跃在欧美、大洋洲；后者主要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海外居住国出生的华文作家，他们主要活跃在东南亚各国。2008年，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过“新移民作家”和“华人新生代作家”比较研究一书，也有就此展开东西方华文文学比较的想法。新世纪10年中，陈大为、黎紫书、钟怡雯、黄锦树、吴耀宗等华人新生代作家和严歌苓、虹影、张翎、刘荒田、陈谦、林湄、欧阳昱等新移民作家都创作实绩不凡，其艺术水准、历史深度都不逊于同世代的中国作家，其影响超越了中国本土，确实引起了海外华文文学格局的一些深层次调整。
华人新生代和新移民作家与居住国的关系已摆脱了过去的紧张性，他们写作方式的本土性、多样性拓展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存空间。
欧美华文作家基本上是第一代移民，其作品在中国很有影响，而在居住国则少为人知，这自然与以往第一代移民“无根放逐”“叶落归根”等心态有很大关系，他们在居住国也始终处于“边缘”状态。然而新移民已有了多元身份的自觉意识，即使他们最终落根于何处还取决于故国、新家和自我之间文化、社会张力的变化。他们有“中心”和“边缘”相依相成、“故乡”和“异乡”兼容互补的意识，写作上就会有身居“边缘”心入“中心”的努力。以往第一代移民中很少的双语写作在新移民作家中较多出现了，严歌苓、欧阳昱等都有不凡的表现。与以往第一代移民作家基本上是以学生或其他知识阶层身份开始移民生涯的情况不同，新移民中还存在一个庞大的“草根”阶层，即一直以各种“打工仔”身份生活奋斗在居住国社会底层。刘荒田、章平等就是其代表性作家，其创作不仅有力拓展了海外华文文学的题材领域，而且以移民劳力阶层的乡野土气、适性任情表现出在居住国主流价值社会中的自信、旷达。
华人新生代作家与南洋各国主流社会的关系较为复杂，有长期华文教育、华文写作传统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与20世纪90年代后才解除华文禁令的印尼等国的情况就有很大不同。但总起来讲，新生代作家有更强烈、自觉的国民意识，要求平等享有居住国国民权利和积极参与居住国主流社会事务，改变了以往单纯争取族群利益和权利的意识和方式。与前辈作家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矛盾冲突中的痛苦抉择有所不同，新生代作家一是在亲近南洋土地的真挚人性中来看待华族的身份认同，由此呈现自己心灵与南洋土地的深切联系；二是从身份认同的“民族性”和“国家性”（本土性）的历史割裂中摆脱出来，其创作常常强烈地暗示出，华人和居住国原住民如何在“民族性”和“本土性”上逐步构成良性互动，强调民族性如何审察、拓展自身，甚至把对立面的“他族”也纳入可供吸纳的文化资源体系中；三是真正关注文学自身，只有文学自身的提升、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参与民族性的建设和提升。
华人新生代与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引起海外华文文学格局深层次调整的第二个方面，是创作的“边缘”空间有了大幅度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双重（母国和居住国）“边缘”的存在，新生代、新移民显然更清醒地意识到文学本质上是“边缘”的，他们甘于“边缘”的姿态，最重要的是在文化层面上，“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东西方之间”，这种“对两方都保持距离”的姿态表面上看强化了双重边缘的处境，却避免了落入文化陷阱的危险，从个性出发去吸收消化中西文化的价值，这才是文学对融合中西文化所能做出的最好努力，而文学也只有在这样的文化“边缘”状态中才能保持自己的本色，这在严歌苓、虹影等新移民作家笔下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创作无论是回望中国本土的历史，还是体察海外漂泊的命运，也无论是对传统题材的现代的处理，还是关注中西文化冲突与调节的困境，都沉潜至人之根性深处，以“边缘”对想象力的引发，来颠覆正统的叙事结构、方式等，实现对于中西双重现实的超越。相比较之下，华人新生代会更多地关注“边缘”的历史，他们从先辈移民不断迁徙、漂泊，从而面对多个“中心”的历史中开掘“边缘”蕴蓄的力量，例如陈大为、黎紫书等的创作，无论是呈现黄河、长江构成的语言中国，还是“叙说我们血汗淘洗过的南洋”，或是突入马来亚共产党武装斗争历史这样的“禁区”，都清醒而深入地开掘着自己拥有的丰富“边缘矿藏”，其历史解读在利用着远离“中心”的自由度中显示出罕见的大度。
总之，新生代、新移民都将“边缘”的“放逐”状态转换为一种“自由自在”的创作状态，“边缘”不再是流放的无奈困境，而是独异的文化财富和有价值的生命归宿。新生代、新移民既各自代表了东、西方语境，又在内部存在诸多差异性。他们在记忆、想象中如何处理东方和西方、现实和传统的关系，如何呈现世界语境中的乡土世界和民族语境中的世界潮流，如何对待建立融有“中国文学传统”和“海外本土文学传统”的“双重传统”，如何协调多元化和跨文化的关系等，都揭示出新世纪东西方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承接的不同层面，而这些都包含了超越于东西方文化二元对峙的“第三元”的丰富内涵，也反映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大环境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