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柏拉图对话三十五篇，大多暗藏时间线索，或指向重大历史事件、或与城邦政治活动密切相关，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构成了对话内在的戏剧时间，是对话不可或缺的背景要件。从《卡尔米德》到《普罗泰戈拉》，进而到《会饮》以及《泰阿泰德》，再到《巴门尼德》，最后来到《理想国》，柏拉图愈出愈奇，向我们展示了调遣时间的神技，而我们在其中看到了雅典帝国的兴亡，以及苏格拉底时代（前429年-前399年）的到来与消逝。
关键词：柏拉图对话 戏剧时间 雅典帝国 苏格拉底时代
基金项目：“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自主科研项目”(项目编号:00400-1110070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源，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中国委员，美国罗阿诺克大学哥本哈弗驻校讲席教授（2017年度），研究领域为文学与思想史。
柏拉图对话三十五篇，大多暗藏时间线索，或指向重大历史事件、或与城邦政治活动密切相关，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构成了对话内在的戏剧时间，是对话不可或缺的背景要件。[1]举例来说，柏拉图有些对话的时间设定单刀直入、较易把握，如《卡尔弥德》，开篇便提到苏格拉底刚刚结束了在波提岱亚的惨烈战斗、随军打仗多年之后终于返回雅典（153abc），这将读者直接带到了公元前429年5月：雅典帝国遭受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第一次重大失利，从世界巅峰跌入了战争与瘟疫的坟场，雅典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与精神危机，苏格拉底在这个时候返乡，在柏拉图看来，其意义如同奥德修斯的归来，王者奥德修斯要重建故乡伊萨卡的政治与道德秩序，而哲人王苏格拉底将为失魂落魄的雅典帝国重塑灵魂、再次为之灌注强大的精神力量。[2]
有些对话的时间设置则较为复杂，如《普罗泰戈拉》，在对话之外又多了一层转述，从而便多了一重戏剧时间。对话发生在公元前433/432年，[3]地点在雅典首富卡里阿斯家中。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伯里克利将雅典逐步推入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深渊，几年后他本人也在这场战争中死于瘟疫，公元前433/432年成为雅典帝国由盛入衰的转折点，伯里克利亲手终结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时代。而当时的雅典对未来的命运一无所知，首富卡里阿斯的奢华宅邸犹在举行空前的盛会：卡里阿斯是雅典贵族领袖客蒙的甥孙，也是父亲与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的前妻所生之子，这个富豪之家既是雅典两大政治力量交汇之所，又是权力与财富联姻的象征；代表伯里克利及民主制帝国意识形态的当世第一大智者普罗泰戈拉，与同情贵族-寡头派政治立场的智识界新王者苏格拉底在这座宅邸里狭路相逢，雅典帝国内部的政治哲学之争从此拉开大幕，同时帝国航船在伯里克利的引领下自信满满地驶向了未知的前途。
有意思的是，苏格拉底与普罗泰戈拉之间的那场对话，是由当事人苏格拉底在事后不久亲口转述的。时间相隔如此之短（“刚刚才见过他”《普罗泰戈拉》309d），为何柏拉图一定要让苏格拉底本人来转述这个对话呢？所谓惺惺相惜、念念难忘，直至三十四年之后（公元前399年），当苏格拉底遇到了酷肖自己的青年泰阿泰德，那时苏格拉底仍可清晰地忆起早已去世的老对手普罗泰戈拉，并与想象中的对手展开了一番模拟的对话（《泰阿泰德》161b-168c）：真正的对手无论死生契阔，当年的巅峰对决犹有不绝回响。
进而有些对话的时间结构更为复杂，例如柏拉图的《会饮》。公元前433/432年卡里阿斯家那场聚会，人物风流，一瞥惊鸿。十七年后（公元前416年2月），[4]不少亲历过那场传奇对谈的本地人物，再次聚集在悲剧家阿伽通家中；事实上唯一能与那场盛会相提并论的，大概唯有阿伽通家的这场会饮了。宴饮的由头是庆祝阿伽通的第一部悲剧获奖，雅典各界精英齐聚于此：苏格拉底时年五十三岁，当年那些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已纷纷进入盛年，如今已是阿尔喀比亚德在掌控着帝国，十三年前苏格拉底在神庙前的预言应验如仪（《阿尔喀比亚德后篇》，公元前429年中）。然而此时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的旧爱已成往事，阿尔喀比亚德如同脱缰的野马，带领雅典一路狂歌宴饮进入了新的时代。就在这场会饮之后，雅典帝国无端占领弥罗斯（公元前416年），坚信神意与正义的弥罗斯人英勇抵抗，结果惨遭屠城，以这一事件为标志，帝国王道尽失，次年（公元前415年夏）雅典在利益诱使下远征西西里，公元前413年9月全军覆没，赫赫扬扬的远征成为帝国命运倾覆的转折点。
转眼十六年过去（公元前400年），当年会饮的情形，后人仍在辗转复述，念念难忘。[5]随着雅典帝国命运沉浮，当年参加过那场对话的人物都已风流云散：斐德若受到亵渎秘仪的指控，流亡外邦、家产充公，他的爱友厄里克希玛科斯下落不明，会饮的主人阿伽通与爱友泡赛尼阿斯双双出走雅典、投奔马其顿宫廷而去，阿尔喀比亚德流亡小亚细亚、惨死异乡，当初的七个对话者天各一方、生死睽违，那场会饮、或者说雅典帝国的最后狂欢遂成绝响。在《会饮》之后，下一场堪与十七年前的盛会（《普罗泰戈拉》，公元前433/432年）相比拟的大聚会，要再等十七年方可见到（《斐多》，公元前399年），而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随着雅典帝国的衰亡，柏拉图对话中最后一次智识界大聚会的地点不再是豪门府邸，而成了关押苏格拉底的死囚牢。
有些对话的时间设置比《会饮》还要复杂，例如前面提到过的《泰阿泰德》。该篇既是自身所属之三联剧《泰阿泰德》、《智者》、《政治家》的开端，又是整部三联剧的结局。《泰阿泰德》一开场便是泰阿泰德在战争中重伤垂死的情景（公元前391年科林斯之战），[6]人们触景生情，为这个卓越青年的命运叹息不已，并回忆起了八年前泰阿泰德与苏格拉底的那场对话，故事由此闪回到了公元前399年春天（210d）：苏格拉底在七十岁这年遇到了酷肖自己的青年泰阿泰德，敏锐地察觉到泰阿泰德受到了普罗泰戈拉的影响，于是模拟了一场自己与普罗泰戈拉的对话为之去蔽解惑，在场者叹为观止，泰阿泰德为之心折。如此难得的相遇十足令人欣慰，然而对话末尾却如此安排：对话末了，苏格拉底要去王宫门廊应诉了（210d），场景由此直接转向了《游叙弗伦》的开头（2a），这让我们立即意识到，苏格拉底刚刚遇到了自己的传人，然而雅典人民对他的死刑审判已为期不远。
第二天上午，苏格拉底应诉归来，按照之前的约定，回到《泰阿泰德》发生的地点，重新接续了《泰阿泰德》的场景，参与了《智者》与《政治家》这两场对话。也就是说，《泰阿泰德》的时间框架包裹了整部三联剧，而这部三联剧指向了柏拉图对话里的一个核心事件——苏格拉底的审判。在《智者》与《政治家》这两篇对话中，苏格拉底的哲学受到了爱利亚来客疾风暴雨般的攻击，与雅典人的控诉相比，这乃是来自“神”或“真正的哲人”（《智者》216bc）的终极指控。我们期待苏格拉底就此进行申辩，然而直至对话全部结束，苏格拉底几乎一言未发，此后理应出现的《哲人》篇亦不知所终。[7]三联剧最后一部《政治家》篇的结局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如开篇泰阿泰德那般遭遇重创，而他本人也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回看《泰阿泰德》开篇，本来泰阿泰德是苏格拉底晚年堪可传授的对象，然而这个出色的青年后来却在雅典与斯巴达新一轮的争霸战[8]中英年早逝：泰阿泰德的命运便是苏格拉底哲学的命运，这才是整部三连剧真正的结局。
比《泰阿泰德》的时间设置更为复杂的，当属《巴门尼德》。这部对话具有的三重转述结构，在柏拉图全部对话中绝无仅有：对话的转述者凯法卢斯告诉（不知名的）听者，当年他与同伴离开克拉佐门尼来到雅典，遇到了旧友阿德曼图斯和格劳孔（《理想国》中的两兄弟），大家一同去找安提丰（格劳孔兄弟的同母异父兄弟），后者转述了雅典将军皮索多鲁（芝诺的朋友）在多年前转述的、苏格拉底与巴门尼德和芝诺在更久之前完成的对话。凯法卢斯说，据安提丰转述，皮索多鲁是这样讲的：芝诺和巴门尼德曾在泛雅典娜大节[9]时来到雅典，当时巴门尼德大约六十五岁，芝诺不到四十岁，而苏格拉底那时还极其年轻（127bc）。有研究者据此推断，柏拉图笔下的巴门尼德到访雅典的时间（当然历史上未必真有其事），是在公元前450年7-8月间。[10]这个年份意义重大：这是贵族领袖客蒙去世、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全面掌握政局的年份，在这一年欢庆泛雅典娜大节，正是雅典民主制帝国一往无前、普天同庆的时分。
然而，我们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推测，实际上公元前454年的泛雅典娜大节与柏拉图给出的提示更加接近：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巴门尼德的“鼎盛年”在第六十九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公元前504-500年），而芝诺的“鼎盛年”在第七十九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前464-460年），[11]以“鼎盛年”（成年男子个人成就的巅峰纪年）的最低年龄（21岁）计算，[12]巴门尼德的出生年应为公元前525-521年间，我们取巴门尼德可能的最晚生年（前521年），同时将戏剧时间向前推进一个大雅典娜节（前454年），才能符合柏拉图给出的时间标记——“当时巴门尼德大约六十五岁”。进而由此推断，当时苏格拉底只有十五岁——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才会使用这种含混的字眼：苏格拉底那时还“极其年轻”
（127c）。
柏拉图为何不直接说出确切的年份？这就是柏拉图对话的有趣之处。公元前454年夏天，雅典帝国悍然将提洛同盟的金库转移到了雅典，这一事件标志着雅典帝国无视统治合法性问题、公开背弃盟约，彻底走向了“帝国主义”。当年7-8月间，泛雅典娜大节在雅典胜利举行。就在这个时候，爱利亚学派领袖巴门尼德与芝诺到访雅典却寄身城外（127c），[13]向年轻的苏格拉底传授与雅典民主制帝国盛行的多元哲学相悖的一元哲学，并亲身演示哲学对话/辨证术之妙，可谓道术并举、尽授一人。在雅典帝国即将进入伯里克利时代、到达全盛巅峰的前夕，巴门尼德及其哲学的到来，为日后雅典帝国内部陷于“一”与“多”之间的思想纷争埋下了根源；而苏格拉底，身为柏拉图对话的第一主人公，首次登台亮相乃是作为巴门尼德传法的对象，其后的命运亦可知矣。
雅典将军皮索多鲁当初在场聆听对话的时候，雅典还是举国欢腾的盛世；当他流放归来、能够向年轻人安提丰转述这场对话之时，距离那次泛雅典娜大节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帝国已到了行将倾覆之际（雅典帝国亡于公元前404年）。[14]聆听者安提丰青春年少，而讲述者皮索多鲁已垂垂老矣，伴随帝国一同进入了暮年，最后也许目睹了帝国的末日。逝者已矣，见证过帝国昔日辉煌的老人，把从前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或有托付未来之意？
公元前387年，斯巴达与波斯签订《大王和平敕令》，希腊暂时恢复了和平，位于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城邦克拉佐门尼因此能够派遣人员（凯法卢斯一行）到访雅典。[15]安提丰在青少年时代曾努力用心研习皮索多鲁传授给他的对话，二十余年之后凯法卢斯等人突然到访，他仍然能够单凭记忆当场复述那场艰深的对话（126c-127a），而故事前后辗转复述下来，时间已过去六十七年（前454—前387年）。
《大王和平敕令》为希腊带来了暂时的和平，也让波斯重新控制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这意味着雅典已无力争霸地中海，目前再无重回巅峰之可能。克拉佐门尼现为波斯辖地，当凯法卢斯等人要求聆听那场对话，安提丰“起初有些犹豫”（127a）。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将整个故事和盘托出：当凯法卢斯此后向未知的听众转述安提丰转述的这个对话之时，这意味着巴门尼德哲学从意大利出发、路经雅典，现在已经登陆小亚细亚。是安提丰将守护半生的哲学对话一举送到爱琴海对岸、送到东方；帝国已逝，而帝国登峰时代的哲学犹在自西徂东开枝散叶、生生不息。
安提丰的异父兄长阿德曼图斯说，安提丰现在（公元前387年）“像他那同名的祖父一样热衷于骑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马身上”（126c）。此话何意？难道是柏拉图在暗示他这个兄弟玩物丧志？我们不妨另作别解：安提丰是世家名门之后，也是将军皮索多鲁选定之人，同时最重要的是，他是正当盛年的城邦护卫者。公元前387年波斯重新控制小亚细亚之后，安提丰迅速作出反应，“热衷于骑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马身上”，开始为雅典未来争霸世界厉兵秣马、积极备战。要知道此后不到十年的功夫，雅典便东山再起，建立了第二海上同盟，世称“第二雅典帝国”（前378年-前338年）。若无护卫者阶层的未雨绸缪、远见卓识，雅典安能如此迅速再次崛起？
《巴门尼德》篇涵盖的时间，从公元前454年雅典帝国泛雅典娜大节的盛世庆典开始，直至公元前404年帝国覆灭，又在公元前387年雅典几乎无望重回巅峰的时分，遥遥指向公元前378年第二雅典帝国的重建。柏拉图调弄时间的本领，可谓神乎其技；他一方面刻意模糊背景，一方面又故意留下线索，致令读者千载以下犹在苦苦思索、寻觅对话中暗藏的时间。我们沿着柏拉图给出的标记一路追踪而来，现在终于遇到了最大、最难解的一个谜团，这便是《理想国》。
关于《理想国》的戏剧时间，历来众说纷纭，研究者们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形成令大家都满意的解释。其主要问题在于，这篇对话至少有六个重要的时间线索并且明显相互矛盾，在此我们按照其出现次序一一列举如下：
1、第一卷开篇（327a），苏格拉底告诉我们，“昨天”他和格劳孔到佩利乌斯港参加某位女神的献祭庆典，而这是当地人“第一次庆祝这个节日”。到了本卷末尾（354a），柏拉图通过色拉叙马霍斯之口告诉我们，这位女神乃是苯迪斯女神，从而《理想国》开篇时间可以确认为公元前429年6月。[16]
2、第二卷前三分之一处（368a），苏格拉底提到了格劳孔与阿德曼图斯兄弟在墨伽拉战役（公元前424年）期间的赫赫战功，从而对话至少应发生于公元前424年之后。这个时间与公元前429年苯迪斯女神首次献祭庆典发生冲突，而两个时间又都论据确凿、无可辩驳。这是对话里出现的第一例矛盾（时间2反对时间1）。
3、第三卷中间（400b），关于音步问题，苏格拉底表示“要去请教达蒙”，这意味着伯里克利的密友达蒙当时还在雅典，而达蒙在公元前428年遭遇流放，[17]加之陶片放逐一般为期十年，那么苏格拉底说话的时刻，只能是公元前428年以前（与时间2矛盾）、或公元前419年之后达蒙尚在雅典的时刻（与时间1矛盾）。这是对话里出现的第二例矛盾（时间3反对时间1与时间2）。
4、第五卷中间（469b-471c），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就城邦“内讧”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个话题直接指向了《蒂迈欧》的开篇。在《蒂迈欧》开篇，苏格拉底声称自己“昨天讨论的的主旨是政治制度
，即城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制度、由什么样的人组成，从而成为最佳城邦”（17c），研究者们通常据此认为，《蒂迈欧》的叙事紧接《理想国》，这个结论又对又不对。苏格拉底做了上述声明之后，进一步综述了自己“昨天”发言的内容（17c-19c），这部分内容并未涵盖整部《理想国》，而是停在了第五卷中间（469b-471c）、即论及城邦“内讧”问题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蒂迈欧》紧接着《理想国》第五卷中间，《理想国》第五卷中间对话发生的时间才是《蒂迈欧》开篇所说的“昨天”。
那么《蒂迈欧》发生于何时？我们先来看看在场的发言者是谁。在雅典富豪克里提阿家中，苏格拉底会见了两位不同寻常的外乡客人——意大利罗克里的蒂迈欧与叙拉古的赫墨克拉底。时值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叙拉古与罗克里都是雅典帝国斯巴达的盟国，从而这两位客人实际上来自敌邦。敌邦来客到访雅典只能是在和平时期（即前421年雅典与斯巴达签订尼西阿斯合约—前415年雅典远征西西里期间），柏拉图在对话中暗示，这次会面发生在某个泛雅典娜大节期间（《蒂迈欧》26e），公元前422年与414年的泛雅典娜大节先后被排除（特别是公元前414年春天雅典正在进攻赫墨克拉底的家乡叙拉古，叙拉古奋起反抗，最后击溃雅典帝国海军的便是在座这位叙拉古人赫墨克拉底），从而《蒂迈欧》中的对话只能发生在公元前418年7-8月的泛雅典娜大节期间。[18]回过头来，我们由此确定了《理想国》第五卷的时间，而整部对话再一次出现了时间上的矛盾（时间4反对时间1）。
5、第六卷中间（496bc），苏格拉底提到了自己的学生忒阿格斯。以忒阿格斯为名的那部对话发生在公元前409年之后，[19]讲述了忒阿格斯的父亲替自己的儿子向苏格拉底求教哲学的情形。从而当苏格拉底提及“我们的朋友”忒阿格斯之时，至少得是公元前409年之后的事情（时间5反对时间1与时间4）。
6、第十卷中间至末尾（608d-621d），苏格拉底向众人讲论了与《斐多》（发生于公元前399年）同样的主题：死亡与灵魂。《斐多》终结于苏格拉底之死，而《理想国》终结于苏格拉底预见并描摹的来世的“千年之旅”（621d），《理想国》蓝图完成之日，便是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赴死之时（时间6反对时间1与时间4）。
《理想国》篇中提示的最早戏剧时间——公元前429年6月，到最晚戏剧时间——公元前399年，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几乎覆盖了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年-前404年），对话中的人物亦跨越了几个时代：对话一开始（第一卷，公元前429年）佩利乌斯港侨民富豪克法劳斯已是一位老人（328e），苏格拉底年届四十，而苏格拉底的学生忒阿格斯此时很可能还未出生，[20]待到对话中间（第六卷，公元前409年之后）忒阿格斯已是追随苏格拉底之哲人群体中的一员，而克法劳斯那时早已去世，[21]由此看来，柏拉图安排老人克法劳斯在第一卷退场，除了对话情节的需要，也是解决时间错置问题的必要技术手段。
我们发现，以上时间线索虽然彼此矛盾，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这些时间节点是沿着自然时序先后排列的，即1、公元前429年—2、前424年—3、（前428年之前）/前419年之后—4、前418年—5、前409年之后—6、前399年，也就是说，关于《理想国》的戏剧时间，唯一可能的合理解释便是，这是一部跨越三十年的连台大剧：随着伯里克利去世（前429年），雅典黄金时代结束，帝国逐渐从全盛走向衰亡，而哲人苏格拉底崛起于帝国末世，在雅典及其盟邦的知识阶层与统治阶层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雅典帝国末期实际上的灵魂人物，直至公元前399年被雅典人民审判处死。从伯里克利之死到苏格拉底之死期间的这三十年（前429-前399年）贯穿了整部《理想国》，也是柏拉图全部对话集中重点描绘的时期，我们称之为苏格拉底时代。
柏拉图记述-创作了这个时代发生的雅典帝国的重要思想事件：到了四十岁成熟的年纪，苏格拉底逐渐成为雅典智识界的中心人物，与外邦新一代智者（以卡尔西顿的色拉叙马霍斯为代表）交锋，并对雅典智者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本地青年（以雅典的格劳孔兄弟为代表）加以引导与教育（前429年，《理想国》）；与列奥提尼大修辞家高尔吉亚及其拥趸对抗（前427年，《高尔吉亚》）；与雅典著名的将军们及其后人交流（前424年，《拉刻斯》）；与倾慕赫拉克里特学派的哲人克拉底鲁切磋（前421年，《克拉底鲁》）；与厄里斯大智者希庇阿斯较量（前420年，《大希庇阿斯》《小希庇阿斯》）；并在帝国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与敌邦来客蒂迈欧和赫墨克拉底彻夜交流（前418年7-8月，《蒂迈欧》《克里提阿斯》）[22]……而和平年代终将结束，即将摧毁雅典帝国军事力量的西西里远征已近在眼前。
以雅典帝国悲剧性的西西里远征为转折点，苏格拉底时代随着帝国的式微走向末路：进入年逾五十的知天命之年，他曾徒劳地劝诫雅典未来的三十僭主领袖克里提阿（西西里远征前夕，《厄里克希阿斯》）；也曾在雅典悲剧家阿伽通家中与帝国精英进行最后的智识狂欢（前416年2月，《会饮》）；在大批雅典世家子弟遭遇放逐的前夕（前415年赫尔墨斯柱损毁事件），他与世家子弟斐德若在城外伊利苏斯河畔最后一次欢聚（前415年夏，《斐德若》）；在帝国盟邦以弗所未叛之前，他与以弗所颂诗人伊翁讲论诗歌，并试图延揽对方为帝国服务（前413年，《伊翁》）；在雅典四百寡头统治时期，他受到了寡头政客克里托丰的严厉责难（前411年，《克里托丰》）；雅典民主政权光复之后，他在六十岁的年纪，重新开始教导吕西斯、美涅克塞努、忒阿格斯等雅典青年，并教训欧绪德谟兄弟等来自帝国殖民地的智者（前409年，《吕西斯》《忒阿格斯》《欧绪德谟》）；直至帝国灭亡前夕，他还在尽力用哲学安慰精神几近崩溃的显贵阿克希奥库斯（前406年，《阿克希奥库斯》）……而雅典帝国终将灭亡，苏格拉底的哲学无力回天。
雅典帝国灭亡之后，具有暴君气质的色萨利贵族青年美诺到访雅典，苏格拉底关于德性的劝诫沦为空谈（前402年，《美诺》）；他在七十岁那年，遇到了酷肖自己的青年泰阿泰德，在他本人即将受到雅典人民审判的前夕，他的哲学遭到了爱利亚学派哲人的严厉审判（前399年，《泰阿泰德》《智者》《政治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分，面对爱利亚哲人沉默不语的苏格拉底，向着不同受众做了三次申辩：面向雅典公众，苏格拉底公然蔑视城邦的法律习俗，迫使公民大众判处了自己死刑（《申辩》）；面对同区老友克力同，苏格拉底又表示尊重城邦的法律习俗，迫使老友放弃了营救自己的计划（《克力同》）；面对为他送行的挚友与门徒，苏格拉底为哲学作了最后一次真正的申辩，他向友人吐露真理、袒露灵魂，而后含笑作别、从容仰药，将生命祭献给了自己的哲学信念（《斐多》）。
在《理想国》开篇，苏格拉底下到雅典军事重镇佩利乌斯，即将用言辞构筑一座向未来开放的理想城邦，此为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诞生，苏格拉底时代随之到来。包裹在《理想国》时间洪流之中的各场对话，则展示了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实践，通过这些实践，苏格拉底关乎智慧、勇敢、正义诸德性的政治哲学日益走向成熟。然而雅典帝国中不可避免走向灭亡，继而雅典人民选择处死了本城邦的灵魂人物，这意味着雅典败亡之后魂飞魄散的时刻终于来临，苏格拉底时代随之终结。
当年在雅典城中，显贵克里提阿讲述了一个大西岛人丧失美德、遭受神罚的可怕神话，这位老人正是后来雅典三十僭主领袖克里提阿的祖父（《克里提阿》）。雅典帝国灭亡之后，克里提阿与他的堂弟卡尔弥德重蹈大西岛覆辙，死于穆尼契亚战场、身败名裂，而发生《理想国》那场对话的豪宅家主波勒玛库斯因与克里提阿有染，最后家产抄没、惨遭砍头之刑。[23]大富之家，一朝倾覆；名门望族，荣始耻终。无论帝国、家族还是个人，从今而后尚可期待者，唯有《理想国》末尾苏格拉底神明般的谕言——那来世的“千年之旅”（621d），从此灵魂与世界为寻求新的救赎，唯有重新投入无尽的时间洪流之中。
参考文献：
[1]柏拉图对话除三十五部“真经”之外，还有《阿克希奥库斯》、《厄里克希阿斯》、《德谟多克斯》、《论正义》、《论美德》、《西绪福斯》、《哈尔克庸》等七部托名伪篇。后者大多缺乏戏剧性与内在的时间感，不过《阿克希奥库斯》与《厄里克希阿斯》两篇乃是例外，不但有明确的历史背景指涉，甚至还从整体上为柏拉图对话补足了关键性的时间线索，就文学质量而言，几可乱真。而三十五部“真经”中的《情敌》、《希帕库斯》、《斐勒布》、《克里托丰》等几部对话，却似乎缺乏柏拉图作品特有的那种戏剧性与哲思融为一体的品质，就此而言，几可乱假。不过，根据这几篇对话与其他各篇的内在联系，我们仍可大致确定其戏剧时间：如《情敌》发生在《阿尔喀比亚德后篇》（公元前429年中）之后，《希帕库斯》与《斐勒布》发生在《会饮》（公元前416年2月）前后，《克里托丰》发生在《斐德若》（公元前416年夏日）左近等等。
[2]关于《卡尔弥德》的历史背景、戏剧时间及其与《奥德赛》的互文关系，见朗佩特：《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戴晓光、彭磊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171-177页。
[3] Debra Nails, The People of Plato—A Prosopography of Plato and Other Socratics (Indianapolis/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2), pp. 310-311.
[4]关于《会饮》的戏剧时间，见施特劳斯：《论柏拉图的<会饮>》，邱立波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19-21页。施特劳斯认为《会饮》的对话时间是公元前416年，此后Debra Nails将这个时间精确至公元前416年2月，见Debra Nails, The People of Plato, p. 315. 施特劳斯认为《会饮》的转述时间是公元前407年，对此我们有不同意见，详见下一个注解。
[5]《会饮》的内容经过了多次转述：在场者阿里斯托德谟斯将对话转述给阿波罗多洛斯（以下简称阿），此后阿转述给格劳孔，而格劳孔之前曾从某人那里听说弗尼克斯转述过这件事情，阿把对话转述给格劳孔不久之后，现在又转述给了一位不知名的朋友。关于这次转述的时间，阿给出了两条线索：1、“阿迦通离开雅典好多年了”，2、“我和苏格拉底在一起只有两三年”（172c）。阿迦通是在公元前408/407年离开雅典的, William Smith ed.,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Biography and Mythology (London: Walton and Maberly, 1880),Vol. I, p. 56. 显然施特劳斯给出的对话转述时间（公元前407年）与之不符。2、至于阿追随苏格拉底的时间，对于苏格拉底的学生们而言不言自明，而我们至今尚未考证出确实的年代。我们之所以认为转述时间是公元前400年，有两个因素：1、阿这一人物集中出现在《申辩》与《斐多》等记录苏格拉底去世当年言行的对话中，我们因之推断阿出现在《会饮》中的时间，与他出现在其他各篇的时间（公元前399年）大致同时。阿转述《会饮》之时，格拉底还活着（“我后来问过苏格拉底”173b），因此转述时间是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去世之前。2、此外，阿迦通去世的时间为公元前400年（William Smith ed.,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Biography and Mythology, p. 56），人们很可能因此在这一特定的年份回忆起了阿迦通家的那场会饮，这很符合柏拉图设置谜面的方式——对话发生的地点关乎人物，而人物的命运隐隐指向了对话的时间。
[6] Debra Nails, The People of Plato,p. 321.
[7]苏格拉底在《智者》开篇（217a）询问了爱利亚来客“智者”、“政治家”与“哲人”诸名称的定义，为此后一系列对话设定了主题。从而在爱利亚客人咄咄逼人的《智者》与《政治家》篇之后，苏格拉底理应作一篇《哲人》以为回应，然而本篇却像《蒂迈欧》-《克里提阿》系列中的《赫墨克拉底》篇那样，神秘地消失了。
[8]公元前395年，雅典与底比斯等国结成反斯巴达同盟，科林斯战争爆发，波斯王乘机干涉希腊事务，直至公元前387年斯巴达与波斯签订牺牲希腊利益的《大王和约》，科林斯战争宣告结束。
[9]泛雅典娜大节（τ? Παναθ?ναια) 庆典四年一度，于当年7-8月间举行。这一庆典在雅典古已有之，据说由雅典神话国王忒修斯设立，并在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的治下蔚然大兴。William Smith et al., eds.,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 (London: John Murray, 1891), Vol. II, p. 324.按忒修斯时代与庇西特拉图时代分别是雅典城邦崛起与振兴的时代，此后随着雅典帝国（前478-404年）登上历史舞台，各邦民众齐聚雅典、尊崇雅典守护神的庆典更具象征意味，特别是在公元前454年雅典帝国加强统治、悍然将提洛同盟的金库移到雅典之后，泛雅典娜大节的政治属性可想而知日益凸显。
[10] R. E. Allen, Plato’s Parmenides (New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72-73.
[11]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trans. by R.D. Hick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25), Vol. II, Book IX, p. 433, p. 439. 人们通常根据《巴门尼德》公认的戏剧时间（前450年）来估算巴门尼德的生年为公元前515年、芝诺的生年为公元前490年左右，但显然根据二人实际上的生年来推算《巴门尼德》的戏剧时间才更合理。
[12] R. Larry Overstreet, “The Greek Concept of the ‘Seven Stages of Life’and Its New Testament Significance”, Bulletinfor Biblical Research (19.4, 2009), p. 554. 根据古希腊人的观念，男子真正成年、开始取得巅峰成就的年纪乃是21岁，如果巴门尼德真的生于公元前515年，那么他的“鼎盛年”则应在11-15岁之间，而这是不可能的。
[13]到访雅典却“寄身城外”这一细节，透露出巴门尼德与芝诺对于如日中天的雅典帝国的微妙态度，进而反映出来的其实是柏拉图本人的态度。
[14]据柏拉图说，安提丰是在“μειρ?κιον”时期听皮索多鲁讲这个对话的（126c）——这是柏拉图留给我们的又一个时间标记，不可掉以轻心。有的中译本把这个词译作“未成年”，这个译法是不确切的，“μειρ?κιον”指的是14-21岁之间的男生（R. Larry Overstreet, “The Greek Concept of the ‘Seven Stages of Life’ and Its New Testament Significance”, p. 554），所以译作“青少年”较为合适。安提丰是柏拉图的弟弟，生于公元前427年（柏拉图的生年）之后，那么他的青少年时期则是在公元前413-406年之后，而雅典帝国西西里远征全军覆没——这是帝国走向覆灭的转折点，即发生在公元前413年9月。安提丰和他的哥哥柏拉图那一辈人，正是生于帝国衰世的一代。皮索多鲁此前是巴门尼德与芝诺在雅典的宿主（《巴门尼德》127c），在苏格拉底还“极其年轻”（15岁）的时候，他已是成年人（≥21岁），那么他的生年至少应在公元前475年之前。他在公元前426/5年冬天被流放（R. E. Allen, Plato’s Parmenides, p. 73），待到他返回雅典、能够向安提丰讲述当年的故事之时（前413-406年之后），已是当年巴门尼德的年纪，时间距离当年那场对话（前454年）已过去了四、五十年。
[15]凯法劳斯上一次访问雅典，应该是在斯巴达与雅典签订《尼西阿斯合约》之后的和平时期（前421-415年），当时安提丰“还只是个孩子（πα??）”（126b）。此后战事频仍，交通不便；待到凯法劳斯再次到访雅典之时，城邦之间显然已经恢复自由访问，而这只能是公元前387年波斯与希腊签订《大王合约》之后的事情。
[16]朗佩特：《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456-464页。
[17] Debra Nails, The People of Plato, p. 122.
[18]关于《蒂迈欧》篇戏剧时间的讨论，见Laurence Lampert, Christopher Planeaux, “Who's Who in Plato's Timaeus-Critias and Why”,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Sep 1998), pp. 88-91.
[19]《忒阿格斯》篇中提到特拉绪洛斯离开雅典去往以弗所，并在那里为雅典收复了克罗丰（129d），这是公元前409年的事情，此事在色诺芬的《希腊史》中有所记载（1.2.1-9）。
[20]《忒阿格斯》发生于公元前409年之后，故事中的忒阿格斯是青少年（μειρακ?σκο?：14-21岁，见注解14）（122c），因此他的最早生年应是公元前430年之后。
[21]关于克法劳斯卒年（前421-415年之间）之考证，见Debra Nails, The People of Plato, pp. 84-85.
[22]关于各篇柏拉图对话戏剧时间的具体考辨，见张源：《柏拉图重写雅典帝国衰亡史》，载《经史与义理》（《第六届全国古典学年会论文集》，岳麓书院，2018年10月），34-50页。
[23] Debra Nails, The People of Plato, p. 251.
（127c）。
柏拉图为何不直接说出确切的年份？这就是柏拉图对话的有趣之处。公元前454年夏天，雅典帝国悍然将提洛同盟的金库转移到了雅典，这一事件标志着雅典帝国无视统治合法性问题、公开背弃盟约，彻底走向了“帝国主义”。当年7-8月间，泛雅典娜大节在雅典胜利举行。就在这个时候，爱利亚学派领袖巴门尼德与芝诺到访雅典却寄身城外（127c），[13]向年轻的苏格拉底传授与雅典民主制帝国盛行的多元哲学相悖的一元哲学，并亲身演示哲学对话/辨证术之妙，可谓道术并举、尽授一人。在雅典帝国即将进入伯里克利时代、到达全盛巅峰的前夕，巴门尼德及其哲学的到来，为日后雅典帝国内部陷于“一”与“多”之间的思想纷争埋下了根源；而苏格拉底，身为柏拉图对话的第一主人公，首次登台亮相乃是作为巴门尼德传法的对象，其后的命运亦可知矣。
雅典将军皮索多鲁当初在场聆听对话的时候，雅典还是举国欢腾的盛世；当他流放归来、能够向年轻人安提丰转述这场对话之时，距离那次泛雅典娜大节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帝国已到了行将倾覆之际（雅典帝国亡于公元前404年）。[14]聆听者安提丰青春年少，而讲述者皮索多鲁已垂垂老矣，伴随帝国一同进入了暮年，最后也许目睹了帝国的末日。逝者已矣，见证过帝国昔日辉煌的老人，把从前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或有托付未来之意？
公元前387年，斯巴达与波斯签订《大王和平敕令》，希腊暂时恢复了和平，位于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城邦克拉佐门尼因此能够派遣人员（凯法卢斯一行）到访雅典。[15]安提丰在青少年时代曾努力用心研习皮索多鲁传授给他的对话，二十余年之后凯法卢斯等人突然到访，他仍然能够单凭记忆当场复述那场艰深的对话（126c-127a），而故事前后辗转复述下来，时间已过去六十七年（前454—前387年）。
《大王和平敕令》为希腊带来了暂时的和平，也让波斯重新控制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这意味着雅典已无力争霸地中海，目前再无重回巅峰之可能。克拉佐门尼现为波斯辖地，当凯法卢斯等人要求聆听那场对话，安提丰“起初有些犹豫”（127a）。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将整个故事和盘托出：当凯法卢斯此后向未知的听众转述安提丰转述的这个对话之时，这意味着巴门尼德哲学从意大利出发、路经雅典，现在已经登陆小亚细亚。是安提丰将守护半生的哲学对话一举送到爱琴海对岸、送到东方；帝国已逝，而帝国登峰时代的哲学犹在自西徂东开枝散叶、生生不息。
安提丰的异父兄长阿德曼图斯说，安提丰现在（公元前387年）“像他那同名的祖父一样热衷于骑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马身上”（126c）。此话何意？难道是柏拉图在暗示他这个兄弟玩物丧志？我们不妨另作别解：安提丰是世家名门之后，也是将军皮索多鲁选定之人，同时最重要的是，他是正当盛年的城邦护卫者。公元前387年波斯重新控制小亚细亚之后，安提丰迅速作出反应，“热衷于骑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马身上”，开始为雅典未来争霸世界厉兵秣马、积极备战。要知道此后不到十年的功夫，雅典便东山再起，建立了第二海上同盟，世称“第二雅典帝国”（前378年-前338年）。若无护卫者阶层的未雨绸缪、远见卓识，雅典安能如此迅速再次崛起？
《巴门尼德》篇涵盖的时间，从公元前454年雅典帝国泛雅典娜大节的盛世庆典开始，直至公元前404年帝国覆灭，又在公元前387年雅典几乎无望重回巅峰的时分，遥遥指向公元前378年第二雅典帝国的重建。柏拉图调弄时间的本领，可谓神乎其技；他一方面刻意模糊背景，一方面又故意留下线索，致令读者千载以下犹在苦苦思索、寻觅对话中暗藏的时间。我们沿着柏拉图给出的标记一路追踪而来，现在终于遇到了最大、最难解的一个谜团，这便是《理想国》。
关于《理想国》的戏剧时间，历来众说纷纭，研究者们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形成令大家都满意的解释。其主要问题在于，这篇对话至少有六个重要的时间线索并且明显相互矛盾，在此我们按照其出现次序一一列举如下：
1、第一卷开篇（327a），苏格拉底告诉我们，“昨天”他和格劳孔到佩利乌斯港参加某位女神的献祭庆典，而这是当地人“第一次庆祝这个节日”。到了本卷末尾（354a），柏拉图通过色拉叙马霍斯之口告诉我们，这位女神乃是苯迪斯女神，从而《理想国》开篇时间可以确认为公元前429年6月。[16]
2、第二卷前三分之一处（368a），苏格拉底提到了格劳孔与阿德曼图斯兄弟在墨伽拉战役（公元前424年）期间的赫赫战功，从而对话至少应发生于公元前424年之后。这个时间与公元前429年苯迪斯女神首次献祭庆典发生冲突，而两个时间又都论据确凿、无可辩驳。这是对话里出现的第一例矛盾（时间2反对时间1）。
3、第三卷中间（400b），关于音步问题，苏格拉底表示“要去请教达蒙”，这意味着伯里克利的密友达蒙当时还在雅典，而达蒙在公元前428年遭遇流放，[17]加之陶片放逐一般为期十年，那么苏格拉底说话的时刻，只能是公元前428年以前（与时间2矛盾）、或公元前419年之后达蒙尚在雅典的时刻（与时间1矛盾）。这是对话里出现的第二例矛盾（时间3反对时间1与时间2）。
4、第五卷中间（469b-471c），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就城邦“内讧”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个话题直接指向了《蒂迈欧》的开篇。在《蒂迈欧》开篇，苏格拉底声称自己“昨天讨论的的主旨是政治制度，即城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制度、由什么样的人组成，从而成为最佳城邦”（17c），研究者们通常据此认为，《蒂迈欧》的叙事紧接《理想国》，这个结论又对又不对。苏格拉底做了上述声明之后，进一步综述了自己“昨天”发言的内容（17c-19c），这部分内容并未涵盖整部《理想国》，而是停在了第五卷中间（469b-471c）、即论及城邦“内讧”问题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蒂迈欧》紧接着《理想国》第五卷中间，《理想国》第五卷中间对话发生的时间才是《蒂迈欧》开篇所说的“昨天”。
那么《蒂迈欧》发生于何时？我们先来看看在场的发言者是谁。在雅典富豪克里提阿家中，苏格拉底会见了两位不同寻常的外乡客人——意大利罗克里的蒂迈欧与叙拉古的赫墨克拉底。时值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叙拉古与罗克里都是雅典帝国斯巴达的盟国，从而这两位客人实际上来自敌邦。敌邦来客到访雅典只能是在和平时期（即前421年雅典与斯巴达签订尼西阿斯合约—前415年雅典远征西西里期间），柏拉图在对话中暗示，这次会面发生在某个泛雅典娜大节期间（《蒂迈欧》26e），公元前422年与414年的泛雅典娜大节先后被排除（特别是公元前414年春天雅典正在进攻赫墨克拉底的家乡叙拉古，叙拉古奋起反抗，最后击溃雅典帝国海军的便是在座这位叙拉古人赫墨克拉底），从而《蒂迈欧》中的对话只能发生在公元前418年7-8月的泛雅典娜大节期间。[18]回过头来，我们由此确定了《理想国》第五卷的时间，而整部对话再一次出现了时间上的矛盾（时间4反对时间1）。
5、第六卷中间（496bc），苏格拉底提到了自己的学生忒阿格斯。以忒阿格斯为名的那部对话发生在公元前409年之后，[19]讲述了忒阿格斯的父亲替自己的儿子向苏格拉底求教哲学的情形。从而当苏格拉底提及“我们的朋友”忒阿格斯之时，至少得是公元前409年之后的事情（时间5反对时间1与时间4）。
6、第十卷中间至末尾（608d-621d），苏格拉底向众人讲论了与《斐多》（发生于公元前399年）同样的主题：死亡与灵魂。《斐多》终结于苏格拉底之死，而《理想国》终结于苏格拉底预见并描摹的来世的“千年之旅”（621d），《理想国》蓝图完成之日，便是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赴死之时（时间6反对时间1与时间4）。
《理想国》篇中提示的最早戏剧时间——公元前429年6月，到最晚戏剧时间——公元前399年，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几乎覆盖了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年-前404年），对话中的人物亦跨越了几个时代：对话一开始（第一卷，公元前429年）佩利乌斯港侨民富豪克法劳斯已是一位老人（328e），苏格拉底年届四十，而苏格拉底的学生忒阿格斯此时很可能还未出生，[20]待到对话中间（第六卷，公元前409年之后）忒阿格斯已是追随苏格拉底之哲人群体中的一员，而克法劳斯那时早已去世，[21]由此看来，柏拉图安排老人克法劳斯在第一卷退场，除了对话情节的需要，也是解决时间错置问题的必要技术手段。
我们发现，以上时间线索虽然彼此矛盾，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这些时间节点是沿着自然时序先后排列的，即1、公元前429年—2、前424年—3、（前428年之前）/前419年之后—4、前418年—5、前409年之后—6、前399年，也就是说，关于《理想国》的戏剧时间，唯一可能的合理解释便是，这是一部跨越三十年的连台大剧：随着伯里克利去世（前429年），雅典黄金时代结束，帝国逐渐从全盛走向衰亡，而哲人苏格拉底崛起于帝国末世，在雅典及其盟邦的知识阶层与统治阶层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雅典帝国末期实际上的灵魂人物，直至公元前399年被雅典人民审判处死。从伯里克利之死到苏格拉底之死期间的这三十年（前429-前399年）贯穿了整部《理想国》，也是柏拉图全部对话集中重点描绘的时期，我们称之为苏格拉底时代。
柏拉图记述-创作了这个时代发生的雅典帝国的重要思想事件：到了四十岁成熟的年纪，苏格拉底逐渐成为雅典智识界的中心人物，与外邦新一代智者（以卡尔西顿的色拉叙马霍斯为代表）交锋，并对雅典智者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本地青年（以雅典的格劳孔兄弟为代表）加以引导与教育（前429年，《理想国》）；与列奥提尼大修辞家高尔吉亚及其拥趸对抗（前427年，《高尔吉亚》）；与雅典著名的将军们及其后人交流（前424年，《拉刻斯》）；与倾慕赫拉克里特学派的哲人克拉底鲁切磋（前421年，《克拉底鲁》）；与厄里斯大智者希庇阿斯较量（前420年，《大希庇阿斯》《小希庇阿斯》）；并在帝国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与敌邦来客蒂迈欧和赫墨克拉底彻夜交流（前418年7-8月，《蒂迈欧》《克里提阿斯》）[22]……而和平年代终将结束，即将摧毁雅典帝国军事力量的西西里远征已近在眼前。
以雅典帝国悲剧性的西西里远征为转折点，苏格拉底时代随着帝国的式微走向末路：进入年逾五十的知天命之年，他曾徒劳地劝诫雅典未来的三十僭主领袖克里提阿（西西里远征前夕，《厄里克希阿斯》）；也曾在雅典悲剧家阿伽通家中与帝国精英进行最后的智识狂欢（前416年2月，《会饮》）；在大批雅典世家子弟遭遇放逐的前夕（前415年赫尔墨斯柱损毁事件），他与世家子弟斐德若在城外伊利苏斯河畔最后一次欢聚（前415年夏，《斐德若》）；在帝国盟邦以弗所未叛之前，他与以弗所颂诗人伊翁讲论诗歌，并试图延揽对方为帝国服务（前413年，《伊翁》）；在雅典四百寡头统治时期，他受到了寡头政客克里托丰的严厉责难（前411年，《克里托丰》）；雅典民主政权光复之后，他在六十岁的年纪，重新开始教导吕西斯、美涅克塞努、忒阿格斯等雅典青年，并教训欧绪德谟兄弟等来自帝国殖民地的智者（前409年，《吕西斯》《忒阿格斯》《欧绪德谟》）；直至帝国灭亡前夕，他还在尽力用哲学安慰精神几近崩溃的显贵阿克希奥库斯（前406年，《阿克希奥库斯》）……而雅典帝国终将灭亡，苏格拉底的哲学无力回天。
雅典帝国灭亡之后，具有暴君气质的色萨利贵族青年美诺到访雅典，苏格拉底关于德性的劝诫沦为空谈（前402年，《美诺》）；他在七十岁那年，遇到了酷肖自己的青年泰阿泰德，在他本人即将受到雅典人民审判的前夕，他的哲学遭到了爱利亚学派哲人的严厉审判（前399年，《泰阿泰德》《智者》《政治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分，面对爱利亚哲人沉默不语的苏格拉底，向着不同受众做了三次申辩：面向雅典公众，苏格拉底公然蔑视城邦的法律习俗，迫使公民大众判处了自己死刑（《申辩》）；面对同区老友克力同，苏格拉底又表示尊重城邦的法律习俗，迫使老友放弃了营救自己的计划（《克力同》）；面对为他送行的挚友与门徒，苏格拉底为哲学作了最后一次真正的申辩，他向友人吐露真理、袒露灵魂，而后含笑作别、从容仰药，将生命祭献给了自己的哲学信念（《斐多》）。
在《理想国》开篇，苏格拉底下到雅典军事重镇佩利乌斯，即将用言辞构筑一座向未来开放的理想城邦，此为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诞生，苏格拉底时代随之到来。包裹在《理想国》时间洪流之中的各场对话，则展示了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实践，通过这些实践，苏格拉底关乎智慧、勇敢、正义诸德性的政治哲学日益走向成熟。然而雅典帝国中不可避免走向灭亡，继而雅典人民选择处死了本城邦的灵魂人物，这意味着雅典败亡之后魂飞魄散的时刻终于来临，苏格拉底时代随之终结。
当年在雅典城中，显贵克里提阿讲述了一个大西岛人丧失美德、遭受神罚的可怕神话，这位老人正是后来雅典三十僭主领袖克里提阿的祖父（《克里提阿》）。雅典帝国灭亡之后，克里提阿与他的堂弟卡尔弥德重蹈大西岛覆辙，死于穆尼契亚战场、身败名裂，而发生《理想国》那场对话的豪宅家主波勒玛库斯因与克里提阿有染，最后家产抄没、惨遭砍头之刑。[23]大富之家，一朝倾覆；名门望族，荣始耻终。无论帝国、家族还是个人，从今而后尚可期待者，唯有《理想国》末尾苏格拉底神明般的谕言——那来世的“千年之旅”（621d），从此灵魂与世界为寻求新的救赎，唯有重新投入无尽的时间洪流之中。
参考文献：
[1]柏拉图对话除三十五部“真经”之外，还有《阿克希奥库斯》、《厄里克希阿斯》、《德谟多克斯》、《论正义》、《论美德》、《西绪福斯》、《哈尔克庸》等七部托名伪篇。后者大多缺乏戏剧性与内在的时间感，不过《阿克希奥库斯》与《厄里克希阿斯》两篇乃是例外，不但有明确的历史背景指涉，甚至还从整体上为柏拉图对话补足了关键性的时间线索，就文学质量而言，几可乱真。而三十五部“真经”中的《情敌》、《希帕库斯》、《斐勒布》、《克里托丰》等几部对话，却似乎缺乏柏拉图作品特有的那种戏剧性与哲思融为一体的品质，就此而言，几可乱假。不过，根据这几篇对话与其他各篇的内在联系，我们仍可大致确定其戏剧时间：如《情敌》发生在《阿尔喀比亚德后篇》（公元前429年中）之后，《希帕库斯》与《斐勒布》发生在《会饮》（公元前416年2月）前后，《克里托丰》发生在《斐德若》（公元前416年夏日）左近等等。
[2]关于《卡尔弥德》的历史背景、戏剧时间及其与《奥德赛》的互文关系，见朗佩特：《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戴晓光、彭磊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171-177页。
[3] Debra Nails, The People of Plato—A Prosopography of Plato and Other Socratics (Indianapolis/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2), pp. 310-311.
[4]关于《会饮》的戏剧时间，见施特劳斯：《论柏拉图的<会饮>》，邱立波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19-21页。施特劳斯认为《会饮》的对话时间是公元前416年，此后Debra Nails将这个时间精确至公元前416年2月，见Debra Nails, The People of Plato, p. 315. 施特劳斯认为《会饮》的转述时间是公元前407年，对此我们有不同意见，详见下一个注解。
[5]《会饮》的内容经过了多次转述：在场者阿里斯托德谟斯将对话转述给阿波罗多洛斯（以下简称阿），此后阿转述给格劳孔，而格劳孔之前曾从某人那里听说弗尼克斯转述过这件事情，阿把对话转述给格劳孔不久之后，现在又转述给了一位不知名的朋友。关于这次转述的时间，阿给出了两条线索：1、“阿迦通离开雅典好多年了”，2、“我和苏格拉底在一起只有两三年”（172c）。阿迦通是在公元前408/407年离开雅典的, William Smith ed.,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Biography and Mythology (London: Walton and Maberly, 1880),Vol. I, p. 56. 显然施特劳斯给出的对话转述时间（公元前407年）与之不符。2、至于阿追随苏格拉底的时间，对于苏格拉底的学生们而言不言自明，而我们至今尚未考证出确实的年代。我们之所以认为转述时间是公元前400年，有两个因素：1、阿这一人物集中出现在《申辩》与《斐多》等记录苏格拉底去世当年言行的对话中，我们因之推断阿出现在《会饮》中的时间，与他出现在其他各篇的时间（公元前399年）大致同时。阿转述《会饮》之时，格拉底还活着（“我后来问过苏格拉底”173b），因此转述时间是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去世之前。2、此外，阿迦通去世的时间为公元前400年（William Smith ed.,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Biography and Mythology, p. 56），人们很可能因此在这一特定的年份回忆起了阿迦通家的那场会饮，这很符合柏拉图设置谜面的方式——对话发生的地点关乎人物，而人物的命运隐隐指向了对话的时间。
[6] Debra Nails, The People of Plato,p. 321.
[7]苏格拉底在《智者》开篇（217a）询问了爱利亚来客“智者”、“政治家”与“哲人”诸名称的定义，为此后一系列对话设定了主题。从而在爱利亚客人咄咄逼人的《智者》与《政治家》篇之后，苏格拉底理应作一篇《哲人》以为回应，然而本篇却像《蒂迈欧》-《克里提阿》系列中的《赫墨克拉底》篇那样，神秘地消失了。
[8]公元前395年，雅典与底比斯等国结成反斯巴达同盟，科林斯战争爆发，波斯王乘机干涉希腊事务，直至公元前387年斯巴达与波斯签订牺牲希腊利益的《大王和约》，科林斯战争宣告结束。
[9]泛雅典娜大节（τ? Παναθ?ναια) 庆典四年一度，于当年7-8月间举行。这一庆典在雅典古已有之，据说由雅典神话国王忒修斯设立，并在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的治下蔚然大兴。William Smith et al., eds.,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 (London: John Murray, 1891), Vol. II, p. 324.按忒修斯时代与庇西特拉图时代分别是雅典城邦崛起与振兴的时代，此后随着雅典帝国（前478-404年）登上历史舞台，各邦民众齐聚雅典、尊崇雅典守护神的庆典更具象征意味，特别是在公元前454年雅典帝国加强统治、悍然将提洛同盟的金库移到雅典之后，泛雅典娜大节的政治属性可想而知日益凸显。
[10] R. E. Allen, Plato’s Parmenides (New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72-73.
[11]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trans. by R.D. Hick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25), Vol. II, Book IX, p. 433, p. 439. 人们通常根据《巴门尼德》公认的戏剧时间（前450年）来估算巴门尼德的生年为公元前515年、芝诺的生年为公元前490年左右，但显然根据二人实际上的生年来推算《巴门尼德》的戏剧时间才更合理。
[12] R. Larry Overstreet, “The Greek Concept of the ‘Seven Stages of Life’and Its New Testament Significance”, Bulletinfor Biblical Research (19.4, 2009), p. 554. 根据古希腊人的观念，男子真正成年、开始取得巅峰成就的年纪乃是21岁，如果巴门尼德真的生于公元前515年，那么他的“鼎盛年”则应在11-15岁之间，而这是不可能的。
[13]到访雅典却“寄身城外”这一细节，透露出巴门尼德与芝诺对于如日中天的雅典帝国的微妙态度，进而反映出来的其实是柏拉图本人的态度。
[14]据柏拉图说，安提丰是在“μειρ?κιον”时期听皮索多鲁讲这个对话的（126c）——这是柏拉图留给我们的又一个时间标记，不可掉以轻心。有的中译本把这个词译作“未成年”，这个译法是不确切的，“μειρ?κιον”指的是14-21岁之间的男生（R. Larry Overstreet, “The Greek Concept of the ‘Seven Stages of Life’ and Its New Testament Significance”, p. 554），所以译作“青少年”较为合适。安提丰是柏拉图的弟弟，生于公元前427年（柏拉图的生年）之后，那么他的青少年时期则是在公元前413-406年之后，而雅典帝国西西里远征全军覆没——这是帝国走向覆灭的转折点，即发生在公元前413年9月。安提丰和他的哥哥柏拉图那一辈人，正是生于帝国衰世的一代。皮索多鲁此前是巴门尼德与芝诺在雅典的宿主（《巴门尼德》127c），在苏格拉底还“极其年轻”（15岁）的时候，他已是成年人（≥21岁），那么他的生年至少应在公元前475年之前。他在公元前426/5年冬天被流放（R. E. Allen, Plato’s Parmenides, p. 73），待到他返回雅典、能够向安提丰讲述当年的故事之时（前413-406年之后），已是当年巴门尼德的年纪，时间距离当年那场对话（前454年）已过去了四、五十年。
[15]凯法劳斯上一次访问雅典，应该是在斯巴达与雅典签订《尼西阿斯合约》之后的和平时期（前421-415年），当时安提丰“还只是个孩子（πα??）”（126b）。此后战事频仍，交通不便；待到凯法劳斯再次到访雅典之时，城邦之间显然已经恢复自由访问，而这只能是公元前387年波斯与希腊签订《大王合约》之后的事情。
[16]朗佩特：《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456-464页。
[17] Debra Nails, The People of Plato, p. 122.
[18]关于《蒂迈欧》篇戏剧时间的讨论，见Laurence Lampert, Christopher Planeaux, “Who's Who in Plato's Timaeus-Critias and Why”,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Sep 1998), pp. 88-91.
[19]《忒阿格斯》篇中提到特拉绪洛斯离开雅典去往以弗所，并在那里为雅典收复了克罗丰（129d），这是公元前409年的事情，此事在色诺芬的《希腊史》中有所记载（1.2.1-9）。
[20]《忒阿格斯》发生于公元前409年之后，故事中的忒阿格斯是青少年（μειρακ?σκο?：14-21岁，见注解14）（122c），因此他的最早生年应是公元前430年之后。
[21]关于克法劳斯卒年（前421-415年之间）之考证，见Debra Nails, The People of Plato, pp. 84-85.
[22]关于各篇柏拉图对话戏剧时间的具体考辨，见张源：《柏拉图重写雅典帝国衰亡史》，载《经史与义理》（《第六届全国古典学年会论文集》，岳麓书院，2018年10月），34-50页。
[23] Debra Nails, The People of Plato, p. 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