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儿童文学学科迫切吁求着理论研究方法论的变革。人类学视域对我国现代早期儿童文学学科曾发生过重要的思想滋养，新时期以来有一定传承。作为一个新兴崛起的学术领域，艺术人类学引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聚焦于以人类性意识、整体性观念和跨文化视角确立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文化坐标，以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为旨归，汇通我国历史文化根脉，解决儿童文学事业广博的文化资源的问题。论文对这一跨学科研究的拓展空间及其可能性议题展开了初步论证。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儿童文学；文化自觉；活态文化；神话与原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丝路审美文化中外互通问题研究”(17ZDA272)
作者简介：李利芳，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一个新兴学术领域，艺术人类学在我国获得自觉建构与推动主要在新世纪以来，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但在学界看来，在我国具备艺术人类学属性的研究自古就有，最早追溯到《山海经》《礼记》等，近代以来文化学、民俗学角度的研究也很多。[1]艺术人类学主张用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研究艺术，它关注艺术与人类的本原联系，聚焦艺术是一种多层面的、复杂具体的人类行为这一现实，特别强调其与所在社会语境的密切关联。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充分的原始性、民族性、日常性、民间性等特质，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具有先天的跨学科属性，在晚近以来体现得更为充分。艺术人类学对艺术品与其所属社会文化过程、物质文化空间的关注，对艺术能动性的重新思考，对艺术的全人类性的意义追寻等，为我们在整体方法论层面打开了文学研究的新视窗，特别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
20世纪早期我国现代儿童文学自觉发生时，有关儿童文学讨论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便是文化人类学，代表人物如周作人、赵景深等，从原始思维、复演说等角度阐释过民间童话的儿童教育价值，也由此深入到对儿童文学基本文学特质的勘探中。新时期以来，对这一学术传统有批判继承，也有新的发展。特别是班马从“前艺术”“前审美”的视角对儿童文学的艺术审美发生论有过耳目一新的专论。但由于艺术人类学在我国是一门新兴学科，热门的研究与讨论其发展也不过就是近十余年来的事情，因此该学科至今还鲜有明确与儿童文学学科建立关系的详论，不过在个别学者的研究中也涉及到了儿童文学文本（如叶舒宪对《哈利波特》的研究）。基于我国儿童文学学科与人类学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关系，新近发展的艺术人类学又为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视野，以及鲜活的、充满生机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可能，因此将艺术人类学引入我国儿童文学，会实现一种崭新的跨学科拓展研究。
一、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滋养下的我国儿童文学事业及学术发展
我国儿童文学在现代发生时，在“儿童”之外的学科门类里汲取营养的主要是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学”“教育学”视角，与以“人类”“早期文化文学资源”为中心的人类学视角交叉、融合，形成20世纪前30年我国儿童文学学科主要的话语资源与表达内容。这符合儿童文学诞生初的文化特性，原始文化、民间文化资源是滋养儿童文学的母体，自觉形态的儿童文学是逐步从这二者中脱胎而来的。从“前儿童文学”时期对其的自发依赖，到儿童文学学科诞生后的自觉吸收利用，这是一个本质的转变过程。
1.童话领域。我国20世纪早期儿童文学发生时，无论是作品呈现还是理论研究，均以“童话”一词为中心。我国学界普遍认可“童话”一词在中国首次出现是孙毓修编辑出版《童话》丛书（1908），但据笔者考证，在1905年《教育杂志》译介自日本的《适切于幼儿谈话之类及其教育的价值》一文中，已出现“童话”，并释义为：“童话者，等于寓言，但必用多缠物语之体”。1912年，周作人发表《童话研究》《童话略论》，目前看，这两文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最典型的论述儿童文学的理论文献，在其中周作人提出：“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更益以儿童学，以定其应用之范围”。由此看，我国儿童文学发生时，在初始阶段，滋养其生成与发展的主要学科来源有二，一是民俗学，二是儿童学。而民俗学主要来自于周作人在日本所接触的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以英国的Andrew Lang的成果为主要学术资源。当时作为方法论汲取的主要目的是以古证今，即拿对原始人的认识来判定今天的儿童，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的“复演”，所以一度流行的是“复演说”。
1920年，“儿童的文学”概念出现后，随后的分体研究中以“童话”最为集中，成果最多，这受益于其时的“民俗热”与西方文化人类学在中国愈日提升的影响力。Andrew Lang, E.S.Hartland, J.A.Macculloch等西方人类学者的著述思想在当时被频频使用。1922年1月9日至4月6日，赵景深和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共写了九封信讨论童话。1922—1928年，系列研究童话的文章出现。1924—1927年，赵景深或编或著的《童话评论》《童话概要》《童话论集》，更将童话研究成果集束性展现。
2.儿歌童谣领域。周作人在注目童话的同时，也于1914年发表《儿歌之研究》《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都延伸了以民俗资源用于儿童教育这样的文学目的。从1910年代末至1920年代初，在由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研究运动所带来的热潮中，民歌的民俗的文学的价值关注更在首列。1922年12月《歌谣》发刊词指出：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在此文化土壤中，儿歌童谣的研究取得进一步发展，代表性文献有冯国华《儿歌的研究》（1923），周作人《读<童谣大观>》（1923）、《吕坤的<演小儿语>》（1923）、《读<各省童谣集>》（1923），嘉白《童谣的艺术的价值》（1923），江鼎伊《我与童谣的过去和将来》（1925），褚东郊《中国儿歌的研究》（1926），顾颉刚《<广州儿歌甲集>序》（1928），崔载阳《<广州儿歌甲集>序》（1928），钟敬文《<孩子们的歌声>序》（1928），黄诏年《<孩子们的歌声>自序》（1928），戚维翰《儿童的歌谣》（1929）等，一直延伸到1930年代。这其中，民俗学的学科营养非常重要。
3.神话传说领域。儿童文学学科范围内的神话传说研究与我国神话学的发展关系密不可分，“1903年第一篇神话学论文发表后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神话学的萌芽阶段……从20年代初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是中国神话学的奠基阶段”。[2]从1927年到1929年，黄石的《神话研究》、玄珠的《中国神话研究ABC》、谢六逸的《神话学ABC》等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儿童文学学科对神话学的应用与研究发生在其从萌芽到奠基的这个阶段中，主要聚焦在神话传说是否适合儿童阅读与如何利用的问题。代表文献有周作人《儿童的文学》（1920）《神话的辩护》（1924），方秉性《补助读本的必要和拣选的标准》（1922），以及朱鼎元《儿童文学概论》（1924），张圣瑜《儿童文学研究》（1928），陈伯吹《儿童文学研究》（1934）等专著，均肯定了神话传说对于滋养儿童空想和趣味的重要价值。但同时要注意，到了30年代，神话逐步淡出主流儿童文学界，甚至有反对的声音，如葛承训《新儿童文学》（1934）。
4.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早期运用于儿童文学研究后，30年代中后期后便逐步中断了。直到新时期以来，学界又开始承续“五四”时期的传统，但同时对其有反思，代表学者是吴其南。他在1990年著文[3]冷静地剖析了何以“复演说”在当时的中国被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来认识儿童，从积极的层面肯定了“复演说”的历史贡献，细致解剖了其中的若干艺术理论命题，如“复演与原型”，原始文学思维的特点等，但同时指出拿原始思维简单比附现代儿童思维这中间存在的问题。但是吴其南最终还是指出，在科学的基点上深入比较原始文学、儿童文学甚至成人文学的异同，这依然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并期待后来者能出新的成果。1990年王泉根[4]在引入皮亚杰关于原始思维与儿童思维关系的论断的基础上，指出其对于弄清儿童审美意识的本原及其历史发生，把握儿童文学的审美本质提供了新的参照系。
5.新时期以来跨学科意识最强的一位儿童文学学者是班马，他的研究融艺术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美学、教育学、中国传统哲学等多学科，提出了很多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的儿童文学学术观点与概念，至今很难有人超越。而这其中最富理论建设性的是他在儿童美学方面的“前艺术思想”（1996）[5]的体系建构，他以对儿童审美的发生论研究为基础，聚焦前审美和前艺术的审美发生学原理及机制，参与文化发生态的研讨。班马的研究受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影响很大，汇通多学科，但主要兴奋点在人类学、艺术学，坚持“儿童研究”密切联系于“人和人类的根”，定位其为文化发生态。他始终立足现代中国儿童文学自身发展的独特历程，以个人的秉性、天赋、独特的专业经历（上海戏剧学院）与理论感觉，着力构建中国儿童文学“本体艺术的艺术理论”，其思想的原创性与开拓的学术空间的涵纳性，均为学界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6.令人欣喜的是，从文艺民俗学视角出发，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新书局出版的林兰编中国民间童话集为研究对象，青年学者黎亮新近的成果《中国人的幻想与心灵——林兰童话的结构与意义》[6]接续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创出新意。论著通过整合结构形态分析、跨文化跨种类比较、心理分析等方法，探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文化资源，问题提出在“民间童话与现代性”，观点颇具创新性与延展度。
二、我国儿童文学发展新态势与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拓展可能
人类学方法曾经给予我国儿童文学丰富的话语供给，也留下了值得反思探讨的巨大空间。当前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新态势提领我们再次将此学术视域打开至儿童文学研究。自新世纪以来，我国童书出版、原创儿童文学快速发展，已经实现了连续18年的两位数超高速增长。2016年，少儿图书已然超越社科，成为中国零售图书市场的第一大细分类。但与我国儿童文学经历了第一个黄金十年，以及正在经历第二个黄金十年的文化现象相对照，我国儿童文学事业及学科发展本身都还面临着一些短期难以突破的瓶颈问题。如原创儿童文学有高原，没有高峰；世界级的经典儿童文学名著数量少；原创儿童文学文化原型植根不深，形象塑造不力，想象力不灵动，“中国精神”意蕴不足；儿童文学研究理论方法论意识不强，理论批评严重滞后等。这些迫切现实的问题都对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出了吁求。原创儿童文学创新活力的迸发从表面看有关于自觉的儿童问题意识，强烈的童年文化情怀，天真本然的想象力与幻想力等，但其深层问题则潜隐于人类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它是基于童年维度之于人类社会建设的文化创造，是社会价值体系中基础的价值建构。因此，其研究视野的拓展必须从当下向前向后延伸。人类学视域、民间文化、民族母体文化的滋养与培育是必须要加强的，这一维度的跨学科研究通道亟需打通完善。
艺术人类学是着重研究艺术的发生机制和原始形态的科学，旨在实现艺术本质的人类学还原。[7]将儿童文学纳入该学科视阈，既丰富了艺术人类学的观照范围，又将其重视历史、田野、生活现场的研究方法创新性地纳入儿童文学，结合儿童接受文学的“生活化”特质，儿童思维与原始思维的相似性原理，以及人类性、民族性文化意识对儿童文学资源的补充等，可以全面更新我国儿童文学的文本范式理念，激活原创儿童文学的艺术想象力，实现传统文化资源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此可以盘活我国儿童文学文化创意领域。因此，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人类学拓展研究，立意在建立宽广深邃的儿童文学文化视角，以人类性意识、整体性观念和跨文化视角确立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文化坐标，以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为旨归，汇通我国历史文化根脉，其学术理路主要意旨在解决我国儿童文学事业广博的文化资源的问题。
那么，儿童文学实现与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对接，其可能的进入方式与首先需要关注解决的问题领域有哪些呢？从学理与实操论证，其可行性与可信度又是怎样的呢？这些都是我们当前需要充分讨论的。现阶段均为理论假设，是基于文献与文学现象观察的初步思考，大致拟提出的主要问题趋向与解释向度有如下一些方面：
1.儿童文学跨艺术人类学的一般原理研究
儿童文学何以能够跨艺术人类学展开研究？我们首先便要追问其主要的学理依据、历史基础与现实需要。或者说，艺术人类学引入儿童文学，其合理性与必要性论证主要从哪些维度去开掘呢？特别是立足当前世界及我国儿童文学发展趋势，其时代必要性又究竟体现在什么方面呢？这些都属于基础原理研究范畴，需要论证艺术人类学作为批评方法论引入儿童文学的可行性原理，具体的理论资源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可能发现解决的问题范围等。
此一原理机制分析建立在既有的文化人类学作为方法论指导儿童文学事业发展的基础上，阐释艺术人类学的新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论证其与儿童文学接轨的可能性。特别要在世界儿童文学研究前沿趋势的背景下，提出艺术人类学方法论的时代意义，勘探其之于儿童文学社会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独特发现。更要基于我国原创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现状，提出艺术人类学方法论可能开拓的文学思维及文化资源空间等。也就是说，一般原理研究不是静态的，仅止于理论推演的层面，而是始终结合儿童文学发展趋势，从文学实践中获取理论成立的动力与资源。
2.艺术人类学如何更新儿童文学研究？如何确立研究对象？
艺术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来研究艺术，研究与艺术、仪式等相关的文化现象。我们将儿童文学纳入这个广博的艺术范畴领域，那么其研究对象究竟怎么确立呢？也就是说，哪些范围的儿童文学活动可以进入艺术人类学视阈并获得有效的分析？在什么层面上艺术人类学可以为儿童文学提出新的学科问题，进而创新儿童文学的学科理论和概念表达？换言之，更通俗精准地说，艺术人类学引入中国儿童文学，究竟研究什么呢？究竟在什么层面上体现其方法论的独特价值呢？这其实是个难点问题。如下三个角度仅作引导思考：
①艺术人类学扩展并更新儿童文学的价值视阈。人类学视阈面对的是人类及其文化的整体，将此视阈引入儿童文学，我们理解儿童、童年问题都是在此宽广的文化眼界内，由此引发的人类性意识、整体性观念和跨文化视角等，均会极大扩容我国儿童文学的文化及审美含量；②艺术人类学研究思维引领我们关注儿童接受文学活动的原生性与本真性，关注儿童艺术的经验、审美的经验、日常生活的经验彼此渗入为一整体的状况，进而对应分析、指导儿童文学文本艺术体验方式多元性（图画、音乐、舞蹈、建筑美学等）、与生活有机融入而不割裂的文学特性；③从艺术人类学自身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来讲，我们在对文艺自身的人类学价值的探求中，应该纳入儿童文学这一特殊文类，这对于补充丰富文艺的全人类性的精神尺度有重要的价值，由此反观儿童文学，便会对儿童文学的人类性价值有新的理解与定位。
3.艺术人类学可以拓新儿童文学的全球性议题吗？
艺术人类学的视野是全球性和全人类性的。纵观国际儿童文学研究趋势，有关民族意识形态问题、多元文化理念、新的世界秩序与乌托邦等均为前沿学术话题，这些议题均紧密关联于各类文化思潮与意识形态，但少有从人类学视阈、从人类初始阶段的思维特征、从原始自然的儿童生活情景的人类性出发来重新探讨儿童文学的全人类性。基于此背景我们设想，在现时代背景下，艺术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是否可以更新儿童文学全球性议题的研究范式？我们从中国儿童文学出发拓展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在什么层面上可以贡献出儿童文学人类性研究的中国方案？
以艺术人类学研究理路进一步拓新儿童文学的全球性议题，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复杂多元的儿童文学的意识形态问题探讨的格局下，艺术人类学能以最自然朴素的“人类性”概念净化与提纯这一学术问题领域。个体童年与人类种族童年在思维方式上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艺术本质的人类学还原”有助于理解阐释儿童文学的审美发生学，艺术产生、发展、演变的人类学根据的说明，裨益于对儿童文学审美规律的把握。立足中国儿童文学文本所作的人类学阐释，正是儿童文学人类性的中国方案的具体体现。
4.艺术人类学的学科理论是否能够更新儿童文学的文本观？
既有儿童文学学科视野多聚焦单一书面文本对儿童的文学接受，关注的文学活动过程过于窄化封闭化。对儿童与文学作品（物品）的交互关系的研究，虽有接受美学层面的关注，但缺失语境性与动态性模态，易陷入想象性观念世界。艺术人类学学科思路可以完全革新儿童文学的文本范式理念。借鉴艺术人类学回到历史、生活、田野的工作方法，将活态文化、物性诗学积极纳入儿童文学活动整体的流程中，关注由“活着的”“活过的”时间维度，以及由民间的、流动的、物质性参与的、身体在场、环境参与的空间维度等共同构成的更为开阔的文学场域中的新儿童文学文本观，进而还原、尊重、回到更为原生态的儿童文学生活图景中。这是儿童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的一种彻底更新，将学科的研究对象更精准地锁定在“儿童文学活动”，从纯粹的文本观念世界走向更为真实具体的审美生活世界，由此有望生成学科理论的新景观。
三、文学资源获取与文化意识自觉
自觉形态的儿童文学的出现建基于人类对儿童的发现。从世界范围来看，18世纪下半叶，儿童文学才以一种明确和独立的形式出现，发展至今也就不到300年的时间。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是20世纪早期思想启蒙运动的结果，是文学观念引入、外源受动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新的文学形态。从一落地起，这一文类即深植中国现实大地，切实面向中国儿童，开始谋求一条极具文化主体性的发展道路。它和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紧密相随，站立在儿童世界内外，在同时满足儿童精神需求与社会进步、国家建设要求二者的平衡中努力实践着本土化的发展道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文学价值观念上的曲折演变，它一直属于文化、精神生态系统中非常有机的组成部分。发展至今，显然它的重要性与问题域已经更加凸显与扩容。作为一个专门性领域的建设也面临着更具创造性的挑战。而这其中制约事业突进的瓶颈性问题依然是观念拓新的问题，需要从文学资源获取与文化意识的自觉提升方面回答一些本体性、本源性的问题。如我们要反复追问思考的可能有：儿童文学创作资源的疆域问题；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性格问题；儿童生活与文学的可能性的关系问题；儿童文学的边界与文学思想的突围问题等。有很多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大概就是仅在“儿童文学”的领地里来回打转，跳不出所属类型与“归属感”的局限性，没有在最大限度上去认识理解“儿童”一词的丰富性与广博性内涵。打破就“儿童”而“儿童”的思维禁锢，是解放儿童文学事业的逻辑起点。
艺术人类学的引入，可以有效地解决儿童文学的思维之源与文学之根的问题，可以改善文学资源不足与文化意识自觉的问题。人类学学科面对的是人类及其文化的整体，只有将“儿童”问题有机纳入全人类的视域，儿童文学的表达与创造才有“来龙去脉”与“前生后世”。儿童文学不可能孤立、单薄地去考察与看待“即时”的儿童，虽然它是面向“儿童”的文学。正是因为儿童处于生命早期，正是因为它的根性特征，我们才更需要注入人类性意识与整体性观念、跨文化视角去致以全面的关怀与理解。“儿童”问题域的打开一定不只是表浅地关于“儿童”的，却必然是关乎人类、自然、社会与文化系统的。
艺术人类学的理路首先指示我们回到自身的文化母体之中。儿童文学的原始与年轻形态自然与民间文化勾连，极易回到历史。我国现代儿童文学萌生时，对历史文化资源有一定反观与重视，但没有持续。特别是之后儿童文学也身处救亡图存的时代发展重任之下，价值观念的建构便极富现实性与时代感。又因为现代儿童文学从诞生起便是外源植入，是一种新生态的文学类型，所以彼时很难在文学观念上与中国传统文学建立起深度勾连，或进一步深植于更主流的传统文化中。更为全面有机的价值关系的建立依赖于文学实践的充分展开。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在实现了向“文学”与“儿童”的双重回归后，四十余年的探索创新使其逐步向更为丰富多元的价值视域打开。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原创儿童文学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作家们的文化自觉意识更为敏锐与直接，纷纷将资源与灵感触角探向更为悠远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神话传说、文学艺术世界之中，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品。尤其是在西方一系列幻想文学如《指环王》《哈利?波特》《纳尼亚传奇》等畅销作品的剧烈冲击下，有关中国本土幻想文学的必要性及其建设路径一段时间以来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很多作家在开始探索与实践。如曹文轩写《大王书》，就看了大约二十部人类学方面的皇皇大著，充分发扬了汉字的审美功能与中国古典哲学、文学艺术的思想精髓，而创造出了“中国的”“东方的”幻想文学。而专门聚焦幻想儿童文学（如大连出版社的“大白鲸”品牌）的奖项设置，持续推动了幻想儿童文学创作的本土文化自觉，相当多的作家开始基于母体文化解放儿童文学的创造力。
但即便如此，整体来看，本土幻想儿童文学依然气候不足，那种普遍的文学精气神还没有确立起来，缺乏那类植根中国本土文化、用汉语言文字写就、高扬幻想的奇特魅力、表现人类性与史诗性的原型母题、捍卫文学性与经典性，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卓著影响力的作品。虽然原创儿童文学近年来愈益走向成熟，在题材与风格的多样性方面已愈来愈显得有机全面，但从“高原”迈向“高峰”的重任依然艰巨。这就需要我们更加理性自觉地返回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记忆宝库，立于童年关怀维度去勘探中国神话、仪式、民俗、口传文化、原型等文学资源，从人类学视阈厘清其艺术思维基础，借用文学人类学有关神话学、神话意象、中华祖先神话等研究成果，回到文化根脉与历史深处，试图解决原创中国儿童文学文化原型植根不深，形象塑造不力的问题，以切实从“人类学想象”维度丰富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想象力。
艺术人类学的学术视野是国际性和世界性的，但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走的必然是本土化的道路，“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今天的中国，又反过来，从今天的角度来认识历史上的中国……中国的艺术人类学侧重以艺术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文化。”[8]本文提出将艺术人类学的方法论运用于儿童文学，所探索的也是一条本土化的道路，即我们用自己的“童年的”眼光来审视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研究“活着的”、“活过的”中国人的生活、生活中的文化与审美，与儿童、童年相关联的那一部分，研究这一部分的艺术化成与人文精神。同样，以今天的人类学视野自觉反观历史记忆与本土艺术，我们希冀为中国儿童文学注入更多的东方经验与东方精神。从本质看，艺术人类学可以打破既往静态的、书面的儿童文学文本观，将基于对社会事实、生活与艺术实践的研究纳入我们对儿童文学活动的理解中，从而还原并实现“中国儿童文学”更为丰富的、充盈的本土内涵。
艺术人类学本身即是跨学科的研究，美学、文艺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学科均从不同维度发展了我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我们需要基于这些学科视野与方法去观照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建设成绩，在此基础上将其转化为儿童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资源。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是人类学的，它偏重于田野工作方式，实践性与经验性强。因此，“田野的”“实践的”“非文化中心”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方位”的转变会是艺术人类学赋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新视点与新方法。艺术人类学重视在社会语境，在物质文化、活态文化的框架中研究艺术作为多层面创造的人类行为及其丰富内涵，因此而突出艺术的日常体验性及其自然习得的文化认同。儿童从小就生活在活态与物性交织的生活世界中，他们的文学接受与日常生活经验，与物质性的触摸与感受完全融为一体。因此，艺术人类学视域、活态文化与物性诗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将会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打开一片完全崭新的研究视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