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发展的时代，民族（或国家）文化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一边是交流越发频繁、联系愈加紧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以提出和实践；一边是退群毁约、优先独大，霸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依然存在。文学虽然是在言说中表达独特审美内容，却无法脱离社会文化而独处。在全球化时代，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密切。如何界定世界文学，如何理解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之间及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重要问题。
世界文学：全集、选集和交集
“世界文学”常见的含义有三种：第一，各民族和国家文学一般意义上的总和；第二，各民族和国家文学的经典杰作，为不同时代和民族的读者所喜爱；第三，一种体现世界意识或跨文明交流的特殊文学或研究方法。其实，“总和”“经典”“交流”三个关键词都可看作文学“聚集”的方式。我们不妨将其概括为“全集”“选集”和“交集”三种类型：“全集型的世界文学”重在囊括尽收，凸显世界文学的多样特征；“选集型的世界文学”重在筛选评定，凸显世界文学的经典特征；“交集型的世界文学”重在交流比较，凸显世界文学的交互特征。
“全集”型的界定似乎最为稳妥，但是从认识或者接受的角度来说，要想真正把握这种大全式的文学，实属艰难。这种数据化的操作，看似聚集，实则分散，容易带来世界文学的碎片化。可见，无论对于民族还是对于世界来说，文学毕竟要有所选择。接下来的问题是，由谁来选、怎样选？如果说，民族文学的经典可以由这个民族的人们来评定，那么，跨越民族、语言、文化诸多界限的文学经典由谁来评定，评价的标准又如何制定呢？一个彰显文化差异的情况是，某个民族认作经典的作品，未必能在其他民族那里引起同一效应。《红楼梦》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就是一例（参见陈众议、高照成《消费主义与“世界文学”》）。与此相反，在国外备受青睐的作家及其作品，在本国却待遇悬殊。拜伦在非英语世界和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就是一例（参见高旭东《谁是世界文学：英语世界还是非英语世界？——以拜伦在英语与非英语世界的评价反差为中心》）。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民族之间的价值判断是有差异的。以谁的主张为准，这是“选集”型的界定面临的困境。“交集”型的界定不再执着于总体还是精华的问题，而是注意到全球化语境中跨文化交往的现实。这种现实最能体现人们生活的世界性特征，身处其中并且展现这种现实的文学无疑是典型的世界文学。可是，在凸显互动与对话的同时，我们不能漠视世界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立场转换：从文明冲突到同一世界
世界文学应是站在世界的立场上既致力于加强认同，又在彼此间有所区分的文学。界定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关键是理解“世界”的意义，弄清楚“世界”和“文学”如何关联。世界文学说到底反映的是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不能拘囿于文学之内，我们不妨在更加广阔的当代文化视野中来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时期，文化成为西方中心论者竞相关注的领域，他们试图借助文化话语转移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矛盾及意识形态策略的关注。冷战结束之后，利用文化差异，“文明冲突”的主张大行其道。例如在亨廷顿那里，文化差异便成为不同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口实，而这种冲突反过来强化了同一文明之内文化间的认同。也就是说，身处同一文明，文化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身处不同文明，文化之间不能从根本上互相认同（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但是，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所谓世界文明的类型，本身就是立场选择和利益划分的后果；所谓世界文明的冲突，本身就是价值预设的产物。这种选择、划分和预设的逻辑便是西方中心主义。
当下，我们仍要警惕以文化霸权、资本控制和去民族化、去本土化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西方中心主义，也要在思想上破除中西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我们认为，世界是由多个民族构成的，每一个民族都是当然的主体，都是不可替代的。但是，这些主体不是一个个的孤岛，相互隔离、各行其是。各民族之间虽然呈现出诸多文化差异，但由于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因而形成了互动关联的生活共同体。在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这个共同体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各民族在面对文化差异时不能走极端、搞对立，而是需秉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态度，尊重差异，互相认同，共建“和而不同”的世界。同一世界由此而形成。
世界文学：生活共同体之文学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经历了从文本创作到传播、接受（批评），从生产到营销、消费等过程，是人们生活的重要方式和组成部分。对于文学来说，“世界”当然可被视作一种意识、一种方法或一种视域，但是，它首先呈现出来的是文学的活动及其场域。如同民族文学那样，世界文学属于人类生活本体的存在。至于如何认识其状貌、描述其历史、建设其学科、讲授其课程，才能把握住这个本体，可以见仁见智。这是首先要明确的一点。
在同一世界中，文学如何“聚集”呢？民族及其文学是根基。每一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的基本因子，其存在权利不容剥夺，其作用不容忽视，其地位不容替代。与“全集”“选集”型的界定有所不同，我们既承认民族文学的基本地位，又加以筛选，但这项权利要交给各个民族自己。民族文学在域外的接受或影响，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无论是否被其他民族认可，每个民族历经时代检验而自行确认的文学经典，是世界文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每个民族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接受和影响，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跨越民族、语言、文化界限的全球化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特色组成部分。在多重的境遇中，世界文学的地域性和全球性、差异性和同一性得以显现。
需要指出的是，差异性不等于互相隔绝、不可通达，不同于“我族中心”之类的本土主义；同一性不等于消除界限、抹掉差异，不同于“一家独大”之类的霸权主义。在构建世界文学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在思想上破除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正视和尊重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差异是世界文学的本体特征之一，也是其生命力的重要标识。实际上，对差异的标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属于对话的（参见金惠敏《差异即对话：一份研究纲领》）。
差异和同一为世界文学之内，亦即民族文学之间的对话设置了情境。站在包容差异、致力认同的世界立场上，民族文学不能因为自己接受了其他民族文学的某些作品，就强行要求这些民族数量均等地接受自己的作品。民族文学要想走出自身地域，既要符合对话的问答逻辑，也要符合交往的互动原则。走出去，既是主动推介、寻求对话的过程，也是主动接受、做出应答的过程（参见方维规《何谓世界文学？》）。但是，民族文学也不能一味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如评定奖项之类）跑来跑去，这无异于拔民族文学之根而助长文化霸权主义之苗。我们再也不能把某些民族的文化，特别是某些强势文化的认可当作世界文化的等价物了。这并非否定这些民族的文化，而是说，某个或某些民族的文化不能取代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同一世界的意义上，没有差异则无所谓真正的对话。
在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应坚持“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原则，包容差异，致力认同，在多极化和多样化的世界中建构生活共同体之文学。其中，跨越民族、语言、文化等界限的全球化的现实生活，无疑是我们不断建构典型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的真正源泉，也是民族文学研究、域外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转向世界的根本动力。这些应成为当下的世界文学所具有的视野和胸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