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人民”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人民观念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人民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习近平的人民观念是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社会的基础上构建的，包涵了更广的国际视野、更高的国际格局，既包括了全民，又注意了个体。不同的人民观念对不同时期的文学艺术产生了不同的影响。20世纪早期提倡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文学重视描写工人与市民；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重视乡村与农民，强调人物的阶级属性；新时期文学风格、流派的繁荣；新时代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思想与人物的新变，都与“人民”内涵的发展和变化有关。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人；文学作品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18ZDA278）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长沙410081)。
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中国文艺思想的核心，“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概念。为人民服务是贯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一条红线。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人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呈现出不同的含义，对文学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厘清“人”的概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内涵和意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探讨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人民”概念的内涵，有着多条途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人民观念，毋庸置疑地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人民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根据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相关论述，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过程中“人民”内涵的变化，便不失为一条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人民”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有学者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艺术人民性中“人民”概念，至少应从数量、类、主体、本质特征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入手。 [1]本文的探讨不拟全面展开，主要限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人民”概念的理解方面。
一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2]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正式形成，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推动其形成的骨干力量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肖楚女等，以及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鲁迅、郭沫若、茅盾、成仿吾、叶圣陶等。[3]俄国十月革命的主战场在城市，革命的主力是工人，走的是在城市发动起义，然后影响、辐射农村的道路。所以，工人既是俄国“人民”的核心，也是它的主体。工人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在革命的过程中既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同时也是革命的对象。俄国革命的这一特点，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革命的初期，他们走的也是在城市集聚力量，发动革命，然后扩展到农村的道路，在观念中重视的是城市和工人。当然，这也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大都是知识分子，生活、成长于城市，对农村比较隔膜、不大了解有关。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早期，“人民”的内涵侧重于无产阶级，其次才是工农大众。
李大钊1918年发表的《平民的胜利》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平民”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劳动的对抗。对抗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劳动的胜利”。“注意，未来的世界将变成一个劳动的世界。我们应该把这种趋势作为把每个人都变成工人的机会，而不应该把这种趋势作为把每个人都变成强盗的机会。”[4]李大钊的“庶民”其实等于劳动，即工人。这一点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一文中表达得更清楚。按照李大钊的说法，托洛茨基“热爱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劳动社会的普通人”。[5]在这里，李大钊把无产阶级直接等同于普通人和劳动者。李大钊在1921年发表的《俄国革命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引用了俄国“第二工会”的决议:“应立即组织劳动农民政府，称之为人民委员会，以统治这个国家，直至制宪会议成立之日”。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人民观自然也与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列宁的人民观有关。列宁说:“马克思一贯无情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即‘人民’是一致的，人民之间没有阶级斗争。马克思在使用‘人’这个词的时候，并没有用它来抹杀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而是用它来概括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某些成分。”姓名赵工作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学院也就是说，列宁认为马克思的人的概念包括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在革命中是不同的。在20世纪初俄罗斯具体的革命实践中，革命的中坚力量主要是工人阶级。这种现实和俄国革命领袖的思想自然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民众思想产生影响。这里的“劳动农民”是指工人和农民。他的理想是“天下同胞都觉醒了，都成了工人”。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人民”的理解也影响了当时的文艺界。20世纪前20年，中国文学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将中国文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离不开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也离不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人对革命的宣传和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工人的钦佩。早期作家和批评家把工人作为人民的主要内涵，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广大公众、劳动的神圣性、一般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服务。这里的普通大众和劳动者实际上指的是或者主要指的是劳动者。作为当时活跃的诗人，郭沫若曾宣布:“我在这里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一句话:我们现在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的文艺，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从阶级的角度定义人。阶级主要从经济角度来划分，阶级概念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起着重要作用，有利于动员经济地位较差的阶级和阶层参与革命，夺取政权。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经济角度划分阶级已经不合适了。但由于各种原因，阶级是必要的，但不能根据目前的经济状况重新划分。所以，虽然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但是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取决于离开土改的时间)划分的阶级并没有变化，成为区分我们和我们自己、确定革命力量和对象的主要标准。这和橡胶鼓没什么区别，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影响很大。直到新时期才改变了这种思想和实践，阶级理论的抛弃必然导致人们观念的改变。第四类是无产阶级。郭沫若要求无产阶级文艺，另一位作家茅盾主张“为人生”的文学，但他的早期作品《蚀》、《幻灭》、《动摇》、《追求》和他的小说《虹》很少涉及农村和农民。这说明他对“生活”的理解更偏向于城市。这就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五四时期和五四以后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关于工人和公民的。虽然20世纪30年代有叶圣陶的《挑水三五斗》、鲁迅的《风波》、茅盾的《春蚕》，但描写农民的作品却很少，这些作品仍然是站在上位旁观者的角度同情地看待农村农民，没有深入农村农民，正面而深刻地描写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感情。这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人民”的理解密切相关。思路还是集中在无产阶级的成长上，最后“集中成一股巨大的不可抗拒的社会力量...历史上还有什么...遇到这不可抗拒的潮流，就像枯黄的树叶遇到刺骨的秋风，一个个飞到地上。从此，布尔什维克主义打败的旗帜无处不在。我所听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歌声。人性的警钟敲响了！自由的黎明已经来临！试试看世界的未来，一定是红旗的世界！”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民本思想以工人为中心，有其历史原因和时代进步性，对于在文学上宣传革命思想，推动现代文学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现实地讲，这个概念与20世纪前20年中国的社会现实相去甚远。在20世纪前20年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真正的产业工人在辛亥革命前只有50多万，五四运动前约200万，不到总人口的0.5%。事实上，他们无法独自承担革命的负担。进行革命，必须把农民团结起来，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和主要依靠力量。这种思想和认识的转变始于毛泽东。最终，工人阶级成为世界的主人。
陈独秀所说的“人民”，首先指的也是工人。在《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一文中，劳动者与工人实际上是同义词：“外国劳动者都有休息，中国怎样？外国劳动者每天只做八点钟工，中国怎样？外国各业工人都有工会，中国怎样？”
毛泽东的人民概念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从阶级的角度在人民中间划分几个等级，并给予他们不同的地位。毛泽东的“人民”主要由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有时也包括资产阶级，并且一部分地主阶级(开明绅士)被包括在抗日战争时期。然而，这些组成人民的阶级和阶层在地位上并不平等。其中，工人是核心和主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和可靠的同盟者；小资处于边缘。虽然是人民的一部分，但却是团结改造的对象。至于资产阶级和地主，他们大多数时候是在人民之外，有时是进入了外围，有时是人民的对立面，是斗争和进攻的对象。特别是地主，因为他们都是剥削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所以除了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基本上是攻击的对象。这样，人们实际上是根据阶级划分为几个等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民阶级理论观是列宁强调人民阶级成分的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的消极面暴露出来，积极作用逐渐缩小。自然，陈独秀并没有忘记农民。他认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运动。”但他并不把农民看作革命动力，他指出，“有人见农民之疾苦而人数又如此众多，未曾看清这只是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以为马上便可在农民间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这种观察实在未免太粗忽了。”他认为，“共产的社会革命固然要得着农民的同情与协助，然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争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因为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才有大规模的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之需要与可能，独立生产之手工业者及农民都不需此。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家，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革命之需要与可能。”
毛泽东的人民观深刻影响了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的文艺创作。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文学作品以阶级作为人物塑造和事件评价的标准。比如刘清的《企业家精神史》。小说以阶级为标准，将人物分为富农、富中农和贫下中农三种类型。以姚世杰为代表的富农不仅思想反动，而且品德恶劣，生活颓废；富裕中农以郭石夫为代表，思想落后，自私自利；梁生宝是贫下中农的代表，思想进步，大公无私，品德高尚。这样写有着清晰自然的阵线，但也简化了人物的复杂程度。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佳作，《创业史》依然真实，其他作品可想而知。其次，农民和农村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题。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刘清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城巨变》和郝然的《晴天》，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是关于农村的，有些战争题材的作品大多是以农村为题材的。然而，欧阳山的《一代情缘》、曹明的《原动力》等。，描述城市和工厂，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普遍不如农村工程。第三，农民成为文学的主角和正面人物。在前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农民往往被边缘化，被居高临下地描述，如叶圣陶的《三斗五斗》和茅盾的《春蚕》。《多收三五桶》通过描述粮食便宜伤害农民的现象，对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卖粮食的农民表示同情。但小说作者并没有把自己和农民放在一个层次上，而是从更高的层次看不起他们。鲁迅小说里也是这样。《风暴》和《故乡》里的农民往往很卑微。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而这种哀其不争，怒其不争，表明了作者自己的立场。鲁迅小说以批判国民性为主要任务之一。这种国民性自然是中国人的负面，但往往是农民表现出来的。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不仅成为文学作品中积极描写的对象，而且成为作品中积极甚至英雄的形象。比如赵树理的《小黑嫁》、李记的《王贵与李祥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许多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农民的作品，农民成为绝对的主角，他们的代表成为绝对的正面人物。这与毛泽东的文学思想和人们的观念是分不开的。
其次，习近平的民本观念有利于文学创作的整体繁荣，风格流派丰富。习近平的人的概念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其范围，即所有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中国公民；一个是它的构成，也就是具体的个体。文艺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全体中国人，为每一个中国人服务。每个中国人都有权欣赏文学作品，获得精神和情感上的满足，享受美的快感。但是具体的文学作品总是有自己特定的读者，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特定的读者群体。写给所有读者的文学作品，其实是很难存在的。为了满足人们丰富多彩的阅读需求，应该有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许多作家和文学作品在竞争、碰撞和融合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同一风格的作家和作品形成了一定的流派。各种风格流派必然会促进文艺的繁荣，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们的欣赏需求是多种多样的，相应的文学作品也是多种多样的。每种类型的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要，每一种类型的文学作品都应该创造出自己的优秀作品。纯文学作品要有自己的优秀作品，通俗文学作品也要有自己的优秀作品，小说要有自己的优秀作品，诗歌、散文、戏剧也要有自己的优秀作品。优秀的作品涵盖了文学的各种类型和风格，文学创作的整体繁荣自然会得到保障。第四，在乡村作品中，乡村因素往往获得正面的价值，如淳朴、善良、善良，而城市因素往往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周立波的《暴风雨》中，除了工作团队之外的正面人物大多是地道的农民，而那些在外面做生意、开大车的大多是油腻腻的。李殊小说《李双双传》中的同名主人公之所以进步积极，是因为她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一直呆在农村。而她的丈夫孙则是滑头、自私、胆小，因为他在市里的一家饭店当了几年学徒，并且已经染上了城里人的坏习惯。在刘清的《创业史》中，梁生宝看到徐盖霞夏天穿雪花膏，觉得自己沾染了城里人的陋习，变得浮华。农村的主角是贫下中农，而作为参照物的城市因素不是工人，而是商人、小贩、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等等。这样，乡村作品中的都市因素自然成为了批判的对象。这与这一时期农民地位的肯定和提高是分不开的。陈独秀认为农民的主体是有产阶层，与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不一致，因此不可能真正地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无法成为真正的革命力量。他认为，农民真正地成为革命力量的前提是他们的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化的前提是农业资本化，农业资本化的前提则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勃兴，而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则需国民革命的成功。农民不是中国“共产的社会革命”的依靠力量，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参与又不能成功。因此，只有通过国民革命的胜利，在农村实行资本主义，使农民成为农业无产阶级，从而促使农民参加“共产的社会革命”也即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他就把农民排除在了中国“共产的社会革命”的依靠力量之外。这也是他主张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之一。这样，农民也就难以进入其“人民”范畴的核心。[6]
由于侧重点在工人，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人民的内部构成并没有特别关注，相关的论述也不多见。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民内部阶级之间的差别有所论述，而列宁则特别重视。[7]
二[8]
1935年，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毛泽东思想中“人民”的内涵十分明确，那就是“工农兵”。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过，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小资产阶级是需要改造的，他们必须在革命实践中将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因此，小资产阶级虽然是人民的一部分，但不是主体，而是边缘，是应该团结、改造、利用的部分。因此，虽然“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但“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邓小平将知识分子归为工人阶级有两个重要原因:首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和创造者，而不是靠工农创造的物质财富生活的“游手好闲者”。其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劳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第二个原因的重大意义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认识。事实上，它不仅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且改变了阶级划分的依据和主要标准。过去划分阶级的依据和主要标准是个人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地位，现在变成了劳动。至于劳动获得的经济收入，基本上被忽略了。换句话说，它不再是经济因素，而是劳动本身，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成为界定阶级和阶层的主要标准。既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是劳动，那么按照这个思路，生产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劳动，生产第一线的劳动，从事管理和服务的劳动都应该是劳动，从事后一种劳动的人也应该是劳动者。这一理论的深远影响将在未来继续显现。由此可见，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大致等于“工农兵”。不过，“兵”是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队伍就叫中国工农红军） 。因此，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的主体实际上还是“工农”。毛泽东的人民概念与李大钊、陈独秀有两个重大的区别，一是他扩大了人民的范围，二是他对农民持积极的肯定的态度。毛泽东不仅把农民看成革命的重要力量，而且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就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其次，人的内涵的扩大，尤其是知识分子被纳入工人阶级的范畴，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流派和文体的繁荣。邓小平强调创造的自由。在《致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贺词》中，他引用了列宁的话，指出“在文学生涯中，‘绝对需要保证一个个人创造和爱好的广阔世界，一个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世界’。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道路应该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理念指导下，文艺的主题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瑰丽细腻，严肃诙谐，抒情达意，只要能教育人，启发人，享受娱乐和美好，就应该在我们的文学园地中占据自己的位置。英雄的功绩，普通人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现代人的生活，古代人的生活，都要在文艺中反映出来”。但是，文学作品是人类创造的。作家自然属于知识分子。当知识分子被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阶级时，他们受到双重约束:第一，他们必须进行思想和情感上的改造；第二，他们的创作必须符合普通人(主要是工农)的要求、爱好和欣赏习惯。他们自身的因素受到压制，自然很难自由创作，流派风格的繁荣也会受到影响。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后，作家与人民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是人民中重要的先进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当然是人民中的先进群体)。当然，他们还是要向人民学习，但是这种学习不再是单方面的、强制性的，以自我淘汰为目的，而是在自我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学习不会消除作家的自我因素，反而会使自我因素更加完善，更加符合人民群众和时代的需要。这样就保证了作家的创作自由。当创作自由得到充分发挥时，体裁和风格的繁荣也随之而来。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
四农民的主体是贫农。“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还应注意习近平人民概念的国际视角。这并不是说习近平的人民概念是基于全球考虑，也不是说习近平人民概念的国际影响。也就是说，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不同，习近平人的概念是建立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社会的基础上的，这个社会包括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高的国际格局。这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习近平的论述中，中国人民的命运与世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紧密相连，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不可能独善其身。事实上，一个国家人民的命运会影响其他国家的人民，反之亦然。“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的国际背景，在构建中国特色的人的概念中是不可忽视的。其次，由于中国与世界是相连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的概念不能完全局限于中国，还要考虑世界各国对“人”概念的看法。虽然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人的观念不同，但重视人的个体构成是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习近平非常重视人民的个体构成。虽然这种人的概念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但它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第三，就文艺而言，习近平强调文艺的国际性，强调文艺的国际视野。他要求中国艺术家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国的形象，表达中国的思想，让世界各国都能熟悉和了解中国。当然，这包括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民，让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特点、爱好和习俗走向世界的要素。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他们想了解中国，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国人的自然观，世界观，历史观，未来观，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中国人的历史遗产，风俗习惯，民族特色等等。仅仅依靠正式的新闻稿和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只限于靠外国人来中国自己了解感受。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首音乐，都可以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他们可以用自己的魅力吸引、感染、打动人。”而用文学艺术让世界了解中国人，自然，只有通过描述具体的中国人，涉及到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人们观念的国际视野也表现在习近平对文学艺术的要求上革命胜利后，毛泽东依然把农民放在重要的位置。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中的人民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首先，习近平认为文艺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是人民需要文艺。其次，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创造的源泉。只有扎根于人民，创造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的源泉。”人的生命是文艺的根本，人的愿望、要求、情感、关注是文艺的灵魂，没有人，文艺就没有价值，艺术家就一事无成。第三，文艺要热爱人民，文艺工作者要与人民的利益和感情相联系，艺术家要认识人民，了解人民，真正成为人民的一员。这样，他的作品就可以是热爱人民、为人民所需要的作品。第四，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审查者和评判者。习近平认为，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合格与否的最权威的评判者。“好的作品应该经得起人民的评价、专家的评价和市场的检验。它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也应该是一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专家是人民的一部分，评价社会经济效益的最终依据是人民。人们常说文艺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但这个检验的最终标准其实是人，一个或多个时间节点上的人。经得起未来的考验，归根结底，经得起未来时代人民的考验。所以说到底，人民群众才是文艺作品的最终评判者。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农民在任何时候都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文艺为人民服务，本质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也就是为工农服务。[9]
毛泽东人民概念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政治属性统率一切。所谓政治属性统率一切，是指以政治（阶级）属性为标准，将人民中的群体与个体的其他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到相关的类别之中。如政治上是革命的，那么其道德、品性、甚至修养与习惯等也都是好的、向上的、健康的、积极的；反之亦然。严格地说，毛泽东并没有这方面的明确的论述，但他的相关论述中，的确有着这方面的思想并为这种思想的发展准备了充足的空间。他强调，“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从阶级、革命、政治的角度看，这一论述是正确的，但如果将这一论述绝对化，便容易形成对于贫农的一切都不能否认、打击的观点。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习近平的人民观不仅包括全体人民，而且关注个人。它立足中国，放眼全球。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对中国现实发展的把握、总结和升华，也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创新、丰富和发展。对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会有很大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这段论述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从思想感情变化的角度看，无疑是正确的。但实事求是地说，它也的确给政治属性统率一切的观点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它将思想上是否“干净”作为了身体上是否干净的评判标准。这里，政治─阶级成了衡量的标准。工人、农民即使在个人卫生上有不干净的地方，但只要你在思想感情上转到工人、农民一边来，你也就不会觉得不干净了。为什么要把思想感情转到工人、农民一边来呢？原因当然在于他们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在政治上是进步的。从这里再往前走一步，便会得出工人农民的一切都应肯定的结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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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3] “文革”结束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 马克思说:“人类总是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正在生成的过程中才会产生。”事实上，思想的形成也是如此。思想不可能由空产生，它只能在导致它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时产生。从根本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中不同的“人”概念也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个历史时期，某种人的观念是稳定的，影响着中国社会和思想的方方面面，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这种变化和影响对于当下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意识是有意义的。要发展生产力，就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推动各项工作。而应该法律化、规则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动全民的积极性，发展科学技术，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层面重新考虑人民的定义，建构起了新的人民观念。首先，邓小平对“人民”的概念进行了“扩容”，扩大了人民的范围。邓小平思想中的人民实际上就是全民，是所有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力的公民。姓名赵工作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学院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被视为敌人的所有阶层与个人如“地富反坏右”等一律摘帽，政审不再查家庭出身，所有人都是人民的一员。其次，“人民”的内部构成在邓小平这里得到了调整。阶级论视野下的人民成为公民论视野下的人民，以经济状况为基础的阶级出身不再成为划分人民内部成员等级的标准，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划分的阶级更是不再被提起。人们按照不同职业甚至出生年代划为不同阶层与群体（如70后、80后） 。但这只是对人民各种组成部分的一种把握，而不是区分人民内部成员等级的标准。工农这一主体没有大的变化，但知识分子却划入工人内部，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不再是在两张“皮”之间寻找归属的一堆乱“毛”，本身就是“皮”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他认为，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而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这一认识十分深刻，也比较超前。随着科学的发展，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会越来越少，技术含量复杂、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工作岗位会越来越多，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成为主要的工作形式将会成为常态，知识分子占人口的比例会越来越大。邓小平的论断意义重大，它不但改变了工人的构成，而且调整了人民的内部结构，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14] 邓小平的人民观念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它扩大了文学表现的范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题材、军事题材、工业题材是文学创作的三大主题，其他如知识分子题材、城市题材、生活题材的作品则比较少。新时期之后，后一方面的题材明显增多。仅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而言，从1982年至今，获奖作品共41部（不包括荣誉奖） ：1.姚雪垠：《李自成》；2.古华：《芙蓉镇》；3.魏巍：《东方》；4.莫应丰：《将军吟》；5.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6.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7.刘心武：《钟鼓楼》；8.张洁：《沉重的翅膀》；9.李准：《黄河东流去》；10.路遥：《平凡的世界》；11.凌力：《少年天子》；12.刘白羽：《第二个太阳》；13.霍达：《穆斯林的葬礼》；14.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15.陈忠实：《白鹿原》；16.刘斯奋：《白门柳》；17.刘玉明：《骚动之秋》；18.王火：《战争和人》；19.阿来：《尘埃落定》；20.王安忆：《长恨歌》；21.张平：《抉择》；22.王旭烽：《茶人三部曲》；23.熊召政：《张居正》；24.张洁：《无字》；25.徐贵祥：《历史的天空》；26.柳建伟：《英雄时代》；27.宗璞：《东藏记》；28.麦加：《暗算》；29.贾平凹：《秦腔》；30.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31.周大新：《湖光山色》；32.张炜：《你在高原》；33.刘醒龙：《天行者》；34.毕飞宇：《推拿》；35.莫言：《蛙》；36.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37.格非：《江南三部曲》；38.王蒙：《这边风景》；39.李佩甫：《生命册》；40.金宁澄：《繁花》；41.苏童：《黄雀记》。粗略观察一下，我们就可发现，其中一半左右的作品，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较少涉及的题材。而像刘心武的《钟鼓楼》、王安忆的《长恨歌》、毕飞宇的《推拿》这种描写一般市民生活的作品；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这种描写民族资产阶级的作品；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种正面描写少数民族高层生活的作品；王火的《战争和人》、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这种比较客观地描写国民党军队抗战的作品；宗璞的《东藏记》这样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在以前都是不可能出现的。过去，它们涉及的题材或者不在主流，或者过于敏感。但从邓小平的人民观念出发，它们都变成了可以描写的领域。既然人民除了工农之外，还包括了其他各个阶层，那么旧时代的选美小姐、抗战时期国民党部队中的军人、少数民族高层人士等，自然都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人物。文学的题材与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扩展。 [15] 最后，邓小平的人民观念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社会主义文学中的主要人物是人民，对于人民的不同定位必然会影响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安排。在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观念的影响下，文学作品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往往是工人、农民、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这些人物在作为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同时，也是作品中的正面人物甚至英雄人物。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红岩》中的许云峰等。其他阶层的人物如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等也可以成为主要人物，但很难同时成为天然的正面人物。他们或者是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从中间人物转变成为正面人物，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或者虽然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但却是作品中被批判、改造甚至否定的对象，如《上海的早晨》中的徐义德、史步云、潘信诚等民族资本家。至于地主，则似乎没有成为任何一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兼正面人物。新时期开始后，建立在阶级划分基础上的人民观念开始变化，人民逐渐包含了中国社会中除了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力之外的所有成员。在邓小平的人民观念中，工人虽仍然是人民中的先进阶层，农民仍然是人民中人数最多的阶层，但这并不意味他们在国民权利、公民地位上比其他阶层享有更多的权利。而对于文学来说，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是，以前以经济地位为基础划分阶级并进而确定人物的身份、地位以及思想情感是否正确、健康的模式基本被抛弃了，评价人物的标准更加多元化，除了经济、政治，还有伦理、文化以及个性、修养等，而这些并不是与经济、政治必然挂钩的。这样，一方面，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包括主要人物与正面人物开始由过去的工农兵向其他阶层扩展，任何阶层的成员都有可能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与正面人物；另一方面，所谓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区分也常常被突破甚至抛弃。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复杂多样，人物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6]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邓小平的人民观念无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进展。邓小平是从总体的角度看待人民的，考虑的侧重点在人民这个集合体，不在组成人民的每一个具体的个体。习近平的人民观念在范围上继承了邓小平人民观念的范围，但在人民的内部构成上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相比，我们可以注意到，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暗含了人民是由不同群体以及不同个体组成的这一内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都是从总体着眼的；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则考虑到了不同的群体和个人。因为不同的人群与个体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感受是不同的，看法、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既然这成为了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意味着对于人民中的不同群体和个人，以及他们的不同愿望和诉求的肯定。这一思想其实在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已有明确的阐述：“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这段论述虽然是从作家与人民的关系角度出发的，但却明确地肯定了人民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没有个体，也就没有人民这一总体。[17] 人民是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的核心范畴。他强调，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人民，一切荣耀都归属于人民。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风险挑战，顺利实现中共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汇集和激发近14亿人民的磅礴力量。” [18] 除此之外，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的其他内容，也与其人民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关于文艺精品的思想。习近平强调文艺精品，认为“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要求“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 由此可见，各种文艺类型，各类文学作品，都可以产生优秀作品。纯文学有精品，通俗文学也可以有精品；阳春白雪有精品，下里巴人也可以有精品；全国性戏剧有精品，地方性戏剧也可以有精品。之所以这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由个体构成，人民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权利享受自己所喜爱的文艺类型、享受自己喜爱的文艺作品。文艺要满足人民多样化的要求，就不能人为地抬高某些艺术门类，将这些门类置于其他门类之上，在这些门类上进行大投入、大产出，实行精品战略，而对文艺的其他门类则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应该对所有文艺类型都实行精品战略，创造出优秀作品，满足人民群众多种多样的精神需求。习近平的人民观念在文艺精品思想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19] 首先，习近平的人民观念有利于文学作品人物的刻画。文学的核心是人，人是复杂多样的，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强调人民的个体构成，在人物塑造时，必然会注意到人物的个性，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更加形象鲜明、多姿多彩；强调人民的整体性，必然会更多地注意共性，注意人民利益一致的方面，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对个性的关注。对个性的关注削弱到一定程度，便会出现类型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对这种倾向。恩格斯曾经对“恶劣的个性化”进行过批判。但他批判的是那种脱离社会内涵，抓住人物的某种怪癖进行夸大描写的现象，对于人物的个性本身则并不反对。在致明娜·考茨基的信中，他指出：“对于这两种环境里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该是如此。”他认为，人物应该有自己的特点，个性不应“消融到原则里去”。这里的原则指作者的理想、共性等。人物应该有共性，但共性应该通过个性表现出来。而重视个性就应该注重人物的个体性，把人物看作“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活生生的人，写出人的千姿百态。[20] 最后，习近平的人民观念有利于文学思想情感的多样性。文艺为人民服务，人民由个体构成。习近平特别强调，作家“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这一论述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作家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思想、感受、体验来臆测、代替人民的思想、感受和体验，而应该深入到人民之中，客观真实地体会、了解、把握人民的思想、感受和体验。其二，人民由无数个体组成，每个人的思想、情感、体验都是不一致的。作家应该深入把握每个个体的具体情况，既要在不一致中找到一致，又要在一致中体现出不一致，而且要将一致通过不一致表现出来，将不一致通过一致表现出来。强调人民的个体构成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个体的活生生的思想、情感与体验都有必要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按照这个思路去创造，必然导致文学作品思想情感的多样性。[21] 作者简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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