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不过，文学创作认为文学批评不及物，不能指导创作；而文学批评则认为文学创作整体平淡，缺乏“高峰”，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形成了“隔膜”。这一隔膜的产生有多重因素：文学批评在文学共同体中地位的弱化，原有文学知识无法有效应对电信时代文学的新情况，批评者自身身份与批评立场的边缘化。除了要从文学文本出发之外，文学批评要尽可能与文学创作形成一种共生同构关系；无论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创作都要坚持人民的立场，都要有责任担当；要坚持文学批评的多样化形态。
关键词：文学批评；文学创作；边缘化；共生同构；人民立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典重铸与当代拓展研究”（项目编号：19ZDA263）；2020年度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课题“读网时代《文学理论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2020YJJG288）
作者简介：毛郭平，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学批评研究。
文学呈现了不同时代人们的情感世界、价值观念和认知方式，文学批评则要对文学作品做出甄别、褒贬，对文学所表达的情感、观念进行评析。
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学、文学批评并没有从文化的范畴中完全独立出来，没有形成像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不过，在现代学科视域内，我们还是可以将“诗论”或者“诗文论”看作比较纯粹的文学批评，这些文学批评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批评者自身也是文学创作者，因此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19世纪50年代以降，西方学科的分类方式方法甚至评价体系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始有分离倾向。从宏观层面来看，相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政治意识形态关联较为明显，在文学共同体中起着相对主导的作用。随着文学批评与政治权威疏离和市场意识形态的兴起，文学创作就努力摆脱了文学批评的规训，由是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裂隙逐渐扩大。
一、众声喧哗背后的彼此隔膜
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文学创作丰富多样，我们从新命名的文学形态中就能略见一二，短信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底层文学、非虚构文学、玄幻仙侠文学、打工文学、海洋文学、生态文学、华文文学……文学作品数量明显增长，长篇小说的年产量就达到3000部，网络文学作品的数量则更为庞大，以至于无法得到一个明确的数字，可以说文学创作已经形成了“高原”。另外，文学创作者的构成也比较丰富，不仅有专业作家，有文学发烧友，还有一群集约化了的文学写手，他们共同推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或生产，实现了文学创作者的大众化。与此同时，文学批评形态也是多样化的，比如文学地理学批评、文学政治学批评、文学生态学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符号学批评等等。文学批评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从中国知网“主题”栏中搜索“文学批评”一词，每年文学批评的论文数量在1600篇左右，这其中不包括对某一位作家的研究、对部某作品的分析，如果把这几项加起来，数量则更为可观。这些批评成果的出现，是诸多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文学批评者，除了高等院校的教师、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还包括在媒体领域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员、各大院校和研究机构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他们成为文学批评论文论著的主要生产者，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文学创作者和文学批评者之间有一个潜在的共识，即文学创作为文学批评提供生存养料，缺乏文学作品，文学批评无从谈起，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文学批评为文学创作摇旗呐喊，充当文学创作的急先锋。那么，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是否高度契合？在作家作品研讨会上，批评者往往在发言中对作家及其作品极尽赞美之词，甚至会慷慨大方地使用“优秀作家”“优秀作品”之类的美誉；在对作家作品研究的时候，研究者也多是溢美之词，即便会谈及不足，但瑕不掩瑜。然而，批评者就文坛整体情况来谈论自己的看法之时，则会笔锋一转，满是怒气，认为当下文学界太过浮躁，缺少精品，没有经典，趋于媚俗。与此相似的是，文学创作者某种场合下会感谢批评家的赏识与提携；另一种场合下又会觉得创作是创作者个人的事情，与批评者没有一点关联。
文学创作者对文学批评者有着自己的期待，比如能够挖掘自己的创作潜力，提升作家的地位或者扩大作家的影响。创作者期待批评者能够读出文学中作者寄寓的情感、价值、理念以及创作方法的独特性、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等等。这种期待往往有三种路径实现：首先是在批评界找到学术影响大、德高望重的学者做一番点铁成金的评价，这是上策；如果有一定难度的话，那么找一些知名的批评家进行点评，这是中策；实在无奈，只要有人愿意为自己的文学作品做些论证倒也可以，此乃下策。不过，多数的文学批评并没有按照创作者的预设来进行，毕竟中国的作家那么多，作品那么杂，确实够批评者眼花缭乱的。而批评者对文学及作家的选择、分析又多多少少受到了所受文学教育中关于文学批评方法和学科体系的深层影响，他们按照自己的那套批评路径而不是依从创作者的期待来评论，这自然会引发文学创作者的不满。有人在与作家聊天的时候就问及评论家的评论对作家的作用何在，作家就犀利指出，评论家的批评有助于提升作家的地位、扩大作家的影响，但对作家的写作确实没有什么用处［1］103-127。创作者认为，当前文学批评最大的问题是疏离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要么是板着脸孔说话，搬来一些生僻词语和概念，缺少文学性的感受；要么是说一些大话空话，缺少对具体文学文本的观照。对创作者而言，关于作品的解读要么没有满足创作者的期待，要么没有超越创作者的视野，文学批评似乎成了鸡肋。较为极端的情形是，一些文学创作者对多数文学批评置若罔闻，甚至屏蔽了文学批评和批评者。作家王安忆认为，“在这现代后现代观念充斥的文学世界里，作者并不企图将严峻的生活缓释在理论中，而是保持着朴素的视听，然后诚实地表达。生活其实已经有足够的意味，无须套用观念。任何先进的观念，在生活跟前也是滞后的。生活本身那么富于情节，倘拿来作象征的符号实在太可惜了，反而会限制辐射的广度和深度，遮蔽了最生动的面目，困难是在发现”［2］。相对于丰富多样的文学作品而言，她认为文学批评实在无法传达出其中的神韵，更不用说用概念或者其他术语来诠释作品。
而文学批评者往往会指责整个文坛的死寂，虽然文学创作的种类、数量都呈几何倍的增长，但文学创作整体的情况却是比较平淡，缺乏高峰。在这样的情形下，文学无法引起争鸣，也就不能怪罪于文学批评［3］。因为都在指责对方，所以文学创作者和文学批评者之间形成了隔膜。不过，很多负责任的批评者也会在创作者及其文本之间找寻一些关系。比如，批评者会关注创作者的“创作谈”，从而在批评方面寻求捷径，按照文学批评的一般研究路径在作家的创作与“创作谈”之间订下“契约”，为作品研究提供便利条件。但是，“现在的批评家在解读创作文本、分析人物形象的时候，特别喜欢以作家创作谈中涉及到的历史回忆为根据，索解文本审美与历史的关联。也就是说，文学批评在正确地将作家的创作视为主观的创造物的同时，又错误地将创作谈视为客观的事实”［4］125。需要反思的是，文学创作者之所以表达自己关于创作的观念，是因为他们认为批评者无法揭示文学文本中的奥秘，特别是创作者本人的主观意愿。既然批评者没有办法呈现文学作品中的内蕴，那么作家“只好”表达自己的创作观。吊诡的是，文学批评者却喜欢援引作家的创作谈，藉此来表达自己论证的合理性。如此，“文学批评不但无限信任了当事人言说的真实性，而且将批评标准的制订和裁判的权力拱手送给当事人。从而进一步遮蔽了批评家的主体性，消弭了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并最终解构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存在价值”［4］126。有些批评者主张，文学批评最需要关注的是作家的文学文本，要探究其文本中潜藏的东西，而非作家对文本内涵的诉说［5］。即文学批评独立于文学创作者，但却与文学创作者创作的文本紧密相关。既然文学创作者的创作理念与实际创作出来的作品并不完全相符，那么文学批评就不应考虑创作者的创作理念，而应该将之悬置起来，从文学文本出发。当然，也有一些文学批评者由于不读作品而做了一些空头批评，在作品之外王顾左右而言他形成了迂回批评，通过新媒体实施的炒作批评，借助理论堆砌而缺乏感悟的概念批评，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和声誉。
同为文学共同体的成员，批评者与创作者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一方面作者不信任批评者，认为批评者对文本乃至作者的批评趋向于同质化、机械化，缺乏对作品鲜明特色的分析；另一方面批评者又不信任作家，认为作家的自我言说、创作谈只不过是在“诱引”读者走入自己的圈套当中，或者仅仅把文学创作者及其作品当作谋生的手段。文学批评对作家作品的鼓吹，会使创作者进步的可能性降低；而文学批评的党同伐异，则会消泯文学创作上的“异类”。可以说，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并没有真正做到共同进步，批评者无法从文学发展进程中来确定作家作品的实绩，而文学创作者则不清楚自己创作的得失。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文学批评的内部，依然是群雄逐鹿、辩论不休。比如学院批评认为媒体批评学理性不强，以祈使句行文，使得文学批评像是在下行政命令；而媒体批评则指责学院批评掉书袋，借用生涩的词句与套路化的写法，使得文学批评缺少了生机与灵动。尽管也有些学院批评也尝试转换思路，在媒体上发表一些评论，但在同行眼里仍显得有些“不务正业”，媒体批评也试图使得自己的批评学理性更强，但其文章仍显得“积重难返”。另外，在批评的篇幅上存在着偏见，越是厚重的文学批评，就越要“长篇大论”，有些批评者发表文章时在标题上醒目地标着“其一”“其二”甚至到“其八”等等，这种论文连载的方式确实显示了批评者自身的理论架构能力和分解成章的水平，但一句话分开说，倒着说，接着说，总给人稍显累赘、拖泥带水之感。而那些短篇，则有论证不够充分的嫌疑。
二、历史负重之后的边缘化
对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关系的评判，其实立足于对文学批评有效性的设定。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与文学批评在20世纪的具体表现乃至批评传统有关。中国传统文论对文学功能有基本的设定，孔子对于《诗》“无邪”的概括，曹丕将文章视作“经国”的方略，白居易强调文章“为时”“为事”而著而作，这些都要求文学要言之有物，要“贯道”“载道”。每每“道之不存”或者“道”被遮蔽的时候，文学理论与批评就对文学创作行使匡正之职责。晚清的中国外敌入侵，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当时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有识之士把改良社会的重任给予了文学。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可以新民，甚至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就强调小说是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的必要方式。小说之所以被追捧至此，就在小说可以作用于人民的精神世界。经由“五四”的推广，文学的启蒙作用被奉为圭臬。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情势的演变，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实现了完美对接，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学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之后，文学的政治功能得到了强化，对文学的批评也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一原则下展开并得到有效实践。文学批评组成人员有文艺领导、文艺政策的阐释者和文艺批评个体，在政治优先的前提下，前两类人员较之于一般的创作者无疑具有权威性。因而，文学创作要充分考虑文学批评的评判标准，要考量文学的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这一情形在极左时期发展到极端，文学批评不再是文学层面的批评，甚至演化为对人身的批判。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之后，文学与文学批评进入了正常发展阶段。这时候的文学创作一方面痛斥极左时期的弊端，另一方面学习西方的创作理念。而文学批评既对西方文学观念、方法进行译介，又与文学创作展开互动，实现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共同繁荣，成为当时社会思想和精神的风向标。可惜的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这种共同繁荣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难以再续。市场经济冲击着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精神担当”，否则，不会有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尽管这一规模较为宏大的讨论并不单是就文学而展开的，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所呈现的问题亦是这次讨论展开的缘由之一。不过，这场讨论并没有抵抗住市场大潮的冲击。之后，文学创作大步走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而文学批评难以跟随其步伐，更不用说对之进行“指导”和“命令”了。当然，文学批评也在指导，也在命令，只不过是文学创作我行我素。先前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优势已经不再。当前学界对文学批评现状的不满，其历史缘由便在于文学批评先于文学创作的光芒已经褪去。
在21世纪初，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发表了题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文章，这篇文章表达了被视为唱衰文学与文学批评的重要观点——“文学终结论”。不过，这篇文章论证了印刷时代的文学已被电信时代所改变，相应地，文学批评也就不再能套用原有的分析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印刷时代的文学“终结”了。中国知网显示，这篇文章被下载和引用分别为3462和712次，在主题为“文学研究”的搜索结果中，引用频次位居第1位，其说明了这篇文章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深远影响。在当时，中国的网络通讯的普及率较低，通讯设备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而嗅觉灵敏的文学创作者早已觅得文学发展的前景及其将要发生的巨变，他们争先恐后地在各种网络平台一试身手。这给文学自身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即文学的边界问题越来越模糊了。原有关于文学的各种定义、原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或冲击。“学子们过去写评论福楼拜的文章是不知臧否，毕恭毕敬。不过，一切都变了样。现在学生们对美国长篇电视连续剧《老友记》写的评论也是不置褒贬，毕恭毕敬。”［6］从文学中探究被遮蔽了的文化现象是文学从业人员面对文学发生变化之后的一种选择。文学批评开足马力，进入了圈占文学研究新土地的原始积累阶段。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相较而言，现下文学批评的各种主张和方法一点也不逊色。只不过，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是要“撇清”与政治的关联，但这种去政治化的诉求依然发挥了政治的功效，呼应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当前最大的政治”［7］主张。总体上来说，与社会的整体诉求相适应。现在的文学批评则顺应着“小时代”“微时代”的需求，小时代与微时代则无法形成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共名状态，只能是处于无名状态。应该说，文学边界的延展及其所造成的问题确实给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但是也符合文学乃至文学批评的真正生态，因为那种一统天下的文学批评其实与人的本质力量是相悖的。如果说文学是人学的话，我们就应该承认文学的精彩纷呈，认可文学批评的多样化形态。不过，多样化形态的文学批评不会像单一化的文学批评那样产生较大的影响。众声喧哗中，文学批评者在自觉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也被其他自觉的声音所遮蔽，这是所谓文学批评“失效”的重要原因。当然，那种放逐文学批评的责任，用概念装饰的所谓评论文章，或者信口开河的随意性书写，或者应景而作赚取润笔费的文字，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损害了文学批评的声誉。
文学批评者的身份与姿态也对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功能得到强化之际，文学批评者首先是一个“政治”人，即文学批评者首先要做人民的学生，要具有人民群众的情感和立场。在人民大众面前，文学工作者要克服那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情感。所以，文学批评者一方面要宣传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方针，另一方面要推动文艺工作的大众化、普及化。有学者曾经从话语实践的层面指出了刊物更名背后的政治意涵，大型文学批评刊物《文学研究》改名为《文学评论》在一定程度上除了要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做出相应的阐释外，还需要服务于人民和社会，这就需要批评者（或者评论者）本人有一种“谦卑”的姿态［8］。如果说作为个体的评论者仅仅是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顺应与阐释的话，那么，承担批评（或者批判）工作的，就只能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文艺团体。与之相伴随的是，文学创作者则更是带着原罪的心理来面临着各种人的批评。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文学的新时期，但是，创作者的谦卑心理并没有很明显的改变；而批评者却在意识形态相对松绑的情形之下得到了精神层面的提升，他们嫁接了原来意识形态领导层批评的影响，自然就产生了一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豪迈，也就形成了批评的黄金时期。不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影响下的文学批评、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似乎松绑了，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文学乃至文学批评回归对普通生活的书写与评论当中。如果说曾经因与政治过从甚密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自主性的话，那么，与政治的“疏远”又让文学工作无法赢得全社会共鸣的话，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边缘化时代就来了。相应地，文学创作者自贬为“码字的人”“写手”；文学批评者自语为“边缘人”，也赋予自己的研究书稿为“边缘”写作。如黄发有的《边缘的活力》，傅书华的《边缘处的言说》，段崇轩的《边缘的求索》，陈奇佳的《边缘的批评》、谭桂林的《游走边缘》。我们在此选取谭桂林的写作后记，或许可以一窥以“边缘”来命名的来龙去脉及其写作姿态。谭桂林指出，“回首自己的学术旅途，似乎一直是在边缘游走……走在边缘上，少了众目睽睽的注视，没有争取话语权的焦虑，自言自语且行且吟，也是潇洒快意的事情”［9］。“边缘”即是对文学批评在当代社会身份地位的确认，同时也是批评者自身姿态的一种明示，尽管这种宣示当中有几分无奈、些许落寞存在，却也有了几分自嘲的意味。这种“边缘化”现象的存在，当然与整个社会生活的碎片化倾向相关，或如陈思和所提出的“无名”状态，这实际上就是生活的常态。毕竟，每个人都不可能整天被宏大、崇高、理想所填充，也需要茶余饭后小小的谈资，也渴望捕捉一些八卦，从而缓释当代社会快节奏所带来的压力。如果说在精英启蒙的影响之下，文学批评者往往以自己的好恶或者某种意识形态对文本进行甄别做出判断的话，那么在后启蒙时代，文学批评者连同其精英身份一同失掉的还有其批评姿态。具体来说，现在的批评者不再试图批评文本能够真正作用于或者指导文学文本的创作。尽管学者们试图通过对文学批评的问题域做些限定，但这种游走在话语层面的探究也只能说文学批评者对自我精英身份的宣示①。对此，我们借助于一些论者的话语表达就能看出其中的无奈，“在文学批评普遍‘学术化’、经院化、‘规范化’了的今天，我们除了矫枉过正地倡导和确认一些理想的批评形态而外，还能做些什么？”［10］
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面前之所以显得落寞，首先与我们潜意识中将文学批评曾经所发挥的功用作为参照相关，它无法再在当下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其次，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文学边界的模糊，也引发了文学批评原有知识的解构；最后，文学批评者的身份、姿态直接影响着文学批评的“有效性”。
三、开放背后的责任坚守
尽管文学批评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辩证地看这一现象。有学者指出，包括红包批评在内的各种文学批评，共同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批评的痕迹，是这个时代人们对文学的分析方式和话语表达策略。无论留下了多少垃圾或者为人所不齿的东西，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局限［1］103-127。文学的边界在不断延展，文学批评势必会随着文学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评价。缺乏文学批评的文学创作，不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也无法在文学史的长河中留下足迹；而没有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也只能是概念的罗列，或者就根本不会存在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连接点是文学，其最终服务对象是人。文学创作的结果是文学文本，这一文学文本有待读者接受、阐释、分析，而文学批评者则是文学文本意义的重要探究者，要研究文学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创作方式，特别是文学文本是否很好地表现了人性，对人的精神生活是否有意义。文学批评者的批评文本，既可以看作是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同时也可以看作批评者本人的文学观念、价值判断标准以及人生观。因而，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要服务于读者。解决当下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罅隙的方式，便是意识到并践行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多元对等互动关系［11］、共生同构关系，特别是处于同一时代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就更应该如此。“我们这一代批评家与主流作家已经形成了同构的关系。我们的标准也是他们的标准，换句话说，我们用王安忆的标准来讨论与王安忆相似的作品，用莫言的标准来讨论与莫言一类的作品。但问题是，当王安忆、莫言、张承志、韩少功这一代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整体崛起的时候，正好是遇到了一个文学充满创新意识、先锋意识的时代。当这批作家崛起的时候，一批同样年轻的批评家也在成长。如果当时批评家都用王蒙的标准、刘宾雁的标准、李国文的标准来衡量王安忆一代作家，他们也是会被遮蔽的。”［12］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同构源于不同的人对不同生活的感受和体认，为此，一代文学就有一代文学批评。在这样的前提下，如何解读当下文学批评的危机与挑战，关键是要不同年龄段的批评家将自己的视角转向与自己有共同志趣、共同生活体验的作家身上，因此，建基于共同生活经验基础上的批评家和作家才能更好地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实现对生活的表达与认识。这固然是沟通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有效手段，不过，我们在建构同代文学创作者与文学批评者的关联时，要考虑其中的距离问题，即同一代人之间由于距离太短或者没有距离，文学批评者是否会忽略文学创作者身上的特性；不属于同一代人的批评者与创作者由于有距离，是否会缺乏共同体验？等等，这都需要我们仔细思索。
如果说文学创作表达出来的观点、理念是通过形象来传达的话，那么文学批评可以通过概念来诠释，通过描述一种体验来呈现，或者通过新闻广告的方式来渲染，等等。蒂博代曾指出文学批评的共和国性质，即各种批评应该齐头并进，而非某一种批评凌驾于其他批评之上。因此，各种文学批评都有其产生的土壤，我们应该以包容的心态来面对它们。但是，包容并不意味着批评没有原则，没有底线。无论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创作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贯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做到坚持人民的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13］。坚持人民立场，就是要求文学批评对那种有益于人的自由健康发展的文学作品表达赞美、支持，而对那些有违于人性，将人引向低俗、庸俗甚至恶俗的文学作品做出严厉地批判、鞭挞。坚持人民立场，就需要文学批评能够介入现实，既要作用于文学创作的现实，同时又要作用于社会现实。当下的文学批评也不能远离人民的重大关切，要自觉深入社会现实，探讨文学对现实呈现时所存在的优缺点，并将之揭示出来。比如仙侠玄幻小说及由其所改编的影视剧在中有相当的拥趸，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生活的压力。但是，神话的表现手段，其实质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宫廷斗争，盛开在恶之花基础上的尔虞我诈，尽管作品中最终宣扬的也是正义战胜邪恶，但作品对恶的表现是如此细致，以至于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在内心中种植了恶。对此，如果文学批评只是强调这些作品的娱乐性，而没有看到作品背后的负面性，就放弃了文学批评的责任。及时跟进文学现实，揭示其背后的逻辑，是媒体批评的优势，特别是它能及时跟进文学发展，将文学作为事件来看待。比如2016年的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件，经过媒体的大量传播，文学批评者开始思考文学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开始反思“文学作为事件”的提法，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当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文学批评更应贴近现实，洞悉生活的深层，积极地参与时代精神的建构。
文学批评存在一个潜在的批评场问题，即文学批评要受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文学批评者所处时代的审美追求与政治环境的裹挟。不存在所谓独立性的文学批评，正如不存在没有政治的文学一样。悖谬的是，当面对满是政治正确的话语表述的文学批评的时候，我们会强调文学批评不应只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应强调文学批评的多样化形态；当真真切切缺乏那种一统天下，每个人都执拗于自己的文学批评程序操练的时候，我们强调应该回归文学批评对现实的介入、对政治的关切。如果说新时期以前我们所强调的政治是一种革命政治、阶级政治的话，那么当下的政治是生活政治、文化政治。这两种政治作用于人的方式不一样，前者强调动员宣传，用二分法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世界，为此，我们从中找寻到集体、国家、大写的人；而后者则直接融入生活，润物细无声地作用于人们，相应地，人们似乎也忘记了政治的存在。如果我们不能辨别其中的差异，还是习惯于把政治当成“阶级政治”，很显然，这样的杯弓蛇影的心理还是会对文学批评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扭曲。如果说那种阶级政治已经形成了文学批评者的无意识，那么，我们就得反思文学创作中是否也有这种政治无意识。比如反映古代生活的反腐题材，这自然符合了正义战胜邪恶的精神，落个大团圆结局，博得众人的喝彩。但是，这些文学中所极力宣扬的这种“清官”意识，显然有悖于当下的“法治”精神，也就不是一种健康的文学。同样，那种心灵鸡汤式的写作只不过是无限拔高了人的精神价值或者是彻底放弃了人的精神追求，从而造成无论现实怎样，你都要“佛系”地生存，这显然不利于人的自由健康发展。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强调的那样，要在生活中寻找政治，要在司空见惯中探寻规则，看这些规则是如何造成了人的异化，这就是生活政治所要揭示的。为此，我们在此强调文学批评的政治维度，就是试图能够找寻到文学作品中被有意或者无意遮蔽却又对人造成异化的政治。我们在前面谈及文学批评要介入现实，不仅要揭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更要能够通过文学来认识现实的深层问题以及人们对现实认识的局限与不足。
当然，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担当，还要体现在文学批评话语要有温度、批评理念要有深度、批评方法要合度。这就需要批评者加强自身对生活的感受、对艺术的理解以及对写作的认识。
注释：
①朱寿桐将“文学批评”与“文学学术”作了区分，强调了文学批评除了要有学理性的精神评判外，还要具有“感性的审美”尺度。参见《重新理解文学》，《文艺争鸣》2012年第2期；於可训则重点强调文学批评的学理性，那种即时性的、凌乱的、随意的感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参见李遇春：《重建文学批评的时代——文学评论家於可训访谈》，《文艺报》2013年2月4日第3版；从分析哲学的视角来看，文学批评也同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概念一样，无法得到一个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定义。正如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按照朱寿桐则可视为文学批评，而在於可训的理解下则要大打折扣。
参考文献：
［1］作为写作的文学批评［J］.上海文化，2017（1）.
［2］王安忆.小说课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00.
［3］刘火.没有争鸣的文学［N］.文学报，2016-12-08.
［4］张光芒.文学批评中作家“创作谈”的合法性问题［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2）：123-126.
［5］本刊编辑部，黄文凯.作为写作的文学批评——第七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J］.南方文坛，2017（2）：50-60.
［6］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9.
［8］张未民，赵强.中国文学的“批评”问题——“批评”与“评论”的百年“语用”纠葛及其所见时代风尚［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9）：11-40.
［9］谭桂林.游走边缘：谭桂林文学评论集［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328.
［10］朱寿桐.重新理解文学批评［J］.文艺争鸣，2012（2）：44-49.
［11］毛郭平.“多元对等互动”视角下的文学批评［J］.学习与探索，2020（2）：170-178.
［12］陈思和.批评与创作的同构关系——兼谈新世纪文学的危机与挑战［J］.当代作家评论，2012（3）：79-91.
［1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