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孙世聪，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据说20世纪后期以来的文学批评在受到严重打击后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情况越来越糟，以至于在大学和博物馆里失去了立足之地 这种说法多少有些危言耸听，据说学术界对这种说法仍有诸多质疑，批评在当今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仍有一定的宣传和干预；退一步说在于，对于当代美国艺术批评来说，某个后批评情境的说法真的不是空点。即使“批评的时代”已经结束，“亚历山大的灯塔”可以继续照亮文学大步前进的道路，仍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文艺批评，特别是西方左翼文学批评，正面临着一些深刻的危机，但这仍然是一个事实性的描述 理论上的自信或实际上的悲观都有其自身的理性基础，但无论如何，“后批评”是指提出一个现实的命题，不管佩里·安德森早在20世纪初就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表现出来的软弱、悲观和不作为，只要看一眼米勒所谓的“文学的终结结论”及其在21世纪之交的本土理论回应就可以看出。 “后批评”局面打开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实语境的一个角落，“马克思主义文学”揭示了一定的时代症候，从而进一步审视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和表达焦虑。
首先，“后批评”问题类型
“后批评”一般用来指美国当代艺术批评中批判性格的丧失和批判角色的边缘化。它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在“9.11”之后凸显出来，其突出表现为批评的消散、批评本身的质疑、批评有效性的丧失等。 ②在资本层面，艺术市场日益扩大，资本已经接管，放弃对艺术批评学术界的依赖，转而依赖艺术市场的艺术判断；在批评层面，艺术批评家失去了“立法者”的角色，成为各种批评主体的普通成员；在理论层面上，艺术理论的生产在江郎似乎已经枯竭，而当它出现在理论批评的武库中时，引起轰动的武器总是处于未上市状态，就像租赁合同到期时出售尾货的商店一样，显示出它的疲劳 “后批评”作为一种特定观点的概括和事实描述，主要集中在艺术策展人、艺术市场等领域。因此，“后批评”中的艺术批评不同于文学批评。然而，艺术资本与艺术批评的关系、艺术批评理论的产生及其揭示的艺术批评主体的一些新变化并不一定局限于艺术批评领域。 在一个所谓“后理论”的语境下，文学批评很可能难以独善其身。此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进程揭示了后时代的某种线索，呈现出不同于福斯特“后批评”的另一种情形
从20世纪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多被视为国际文学批评流派。其理论谱系的清晰性和连续性保证了其作为文学批评流派的家族相似性，并赋予其历史的、阶段性的时代线索和理论存在形式。 一般认为，在恩格斯逝世后的40年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可以概括为三种解读路线，即强调修正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条国际路线，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光明前途的第三条国际路线，以及始于卢卡奇、强调主体意识、坚持异化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路线 与此同时，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出版和随后《手稿》的流行，迅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道主义，这与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背道而驰 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里根和撒切尔主义的崛起以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潮应运而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解释路线的整合和多样化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马克思主义复兴，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当代马克思主义融合。以古典马克思主义生产范式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变为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后马克思主义逻辑，开启了工具理性批判之后的激进批判路线
简要回顾上述历史行程，旨在提醒人们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生活过程之间的密切关系。无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在1960年底结束，一个基本事实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通过改变现实生活而不是用各种后现代思潮感染马克思主义来回应所提出的理论要求的。 例如，随着1932年《马克思手稿》的出版，“手稿”热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上的细微差别似乎是个别的，但更具当代性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理论家，马尔库塞断言，“马克思手稿的出版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从而为唯物史观获得了“新的基础”。通过比较黑格尔的《存在主义与历史理论》，可以看出，前者讨论的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后者讨论的是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前者只比《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早几个月出版。前者看不见海德格尔，后者看不见马克思 (4)与马尔库塞不同，阿多诺认同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但不像马尔库塞那样清晰，不具备马尔库塞的热情。然而，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印记已经清晰可见，马丁·杰伊小心翼翼地揭示了阿多诺与《手稿》之间关系中的一些微妙紧张 无论马尔库塞的热情和乐观，还是阿多诺在第一次手稿热中的清醒和冷静，这些都与理论主体的个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由20世纪30年代初社会文化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面貌及其社会效应的不同判断造成的
围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在反思与批评领域有三种典型的观点 首先，在20世纪20年代，基尔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倾向，声称“他们的任务是用来自文化哲学或康德、迪茨根和马赫或其他哲学的哲学概念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但基尔希指出，“正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需要哲学补充，他们才使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缺乏哲学内容”(5) 在柯尔施看来，“学术性”的马克思主义割裂了与新鲜实践的有机联系，实践性薄弱，象牙塔正在出现 到20世纪中叶，佩里·安德森总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静态倾向，主要表现为“结构与政治实践相分离”、“理论与实践相分离”⑥。历史唯物主义曾经努力完成的从哲学到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转变在这里被逆转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赛义德勾勒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学性”倾向，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只是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于是，文学批评“开始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教条”，从而离开了文学批评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像自己”。 “学术化”、“静止”、“文学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批评阶段性症状的描述，但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学性”而言，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阶段性症状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否也面临着某种“后批评”局面？在后学校语境下，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不一定是艺术批评主要面对资本和市场的情况 总结起来，这种“后批评”有四层含义:第一，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后批评”意味着文学批评范式的单一化时代已经过去，长期以来没有任何批评理论及其范式被垄断。即使不一定是詹姆逊式的“元批评”时代，传统的“元理论”时代也很遥远；第二，意味着这是一个批判碎片化的时代。不仅统一片面的批评主体和批评媒体退位了，而且过去标准化的批评风格和批评话语形式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变化；第三，意味着民族性本土化日益突出，西方中心主义范式日渐式微的时代，意味着批评范式落后于丰富多样的文学实践的时代；第四，“后批评”是指特定文学批评范式在时间上的“后批评”，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新时代图景 说白了，“后批评”局面提醒了文艺批评的现状和时代的新变化，文学批评实践与社会文化和文学实践的关系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 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下，赛义德所谓的“文学马克思主义”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状的最新揭示和反思。尽管其中有许多偏见和个人因素，但赛义德的启示中所包含的丰富含义值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深入思考
二、“马克思主义文学”
谁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赛义德引用伊格尔顿、詹明信和郎特里夏为代表。三者的共性是“他们选择从真实的政治敌对世界中隐退，过着隐居的生活。” 因此，“文学”和“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作品中被视为不涉及政治的内容和方法:文学批评仍然是“正义的”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主要是文学批评家所渴望的，掺杂着绝望。 赛义德的批评可谓严厉，自然有争议。伊格尔顿的反应相当典型。他围绕“马克思主义文学”与赛义德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有意义的
伊格尔顿是“文学中的马克思主义”领域谈论最多的人 在赛义德看来，詹姆逊秉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唯心主义”，致力于“解决人类努力形成的自主领域的问题”；虽然伊格尔顿批评了詹姆逊，但他最终称之为“同行” 赛义德把它们概括为“知识分子的团结”，但它们局限于知识分子话语领域和一个学术团体内部，把学术界以外的世界留给了“新右翼集团和里根政府” 因此，在伊格尔顿指责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进行无用分析的地方，也站着伊格尔顿不愿直接面对、也不打算承认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的“边缘的、垂死的唯心主义”。 根据赛义德对“文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描述，大致可以概括为: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身的割裂，文学批评只是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实践与理论分离，实践退入理论实践，局限于理论本身；第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已经退却，局限于文学批评的学术圈，甚至局限于小圈子内的阅读；第四，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退缩，在文学实践面前退缩，甚至持不干涉的态度 说白了，“文学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敢直面现实，奉行鸵鸟策略。文学批评失去了批判意识和现实取向，陷入了专业圈子的自我对话 职业崇拜和职业精神是其重要根源。比如“新批评”似乎更注重新批评主义如何合法化。批评技巧越来越精湛，读者逐渐淡出视线，批评家沉迷于小圈子自娱自乐 伊格尔顿不同意赛义德的上述批评 他首先阐明了“文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认为这个范畴在什么意义上是批判性的，这完全取决于赛义德如何赋予意义，而赛义德只是把它缩小了 伊格尔顿有一个有趣的自我辩护:“我希望赛义德能亲自出席，看到我加入当地工党的申请再次被拒绝。之所以拒绝，是因为我和托洛茨基组织一直很亲近。” 我认为赛义德能把他的文化和他的政治结合起来真是幸运 他参与的政治可以创造某种文化或文学活动，但对我来说，这有点困难 我不太确定我能不能把不相关的东西放在一起。 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本质上不是一个活动家，赛义德可能是个例外 我不能从政治激进主义中感受到巨大的快乐。我参加过各种团体，我很快意识到我不必为此不高兴，因为有太多的人忍不住成为积极分子。这些人热衷于政治 ⑩伊格尔顿的一段话充满了委屈，读起来很有意思:说我是“文学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不可能，但我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学马克思主义者”；我没有《赛义德》能把文学批评和社会政治实践统一起来的机会，我赢了，但我没有得到。更何况赛义德的激进主义实践不是我这一代人的时钟；即使面对现实是“闭关锁国”，也应该是众多可能的选择之一。为什么只有文学批评没有马克思主义？我认为此时闪现在伊格尔顿面前的是佩里·安德森从英国新左派的视角看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果古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实践不现实，那么理论的、艺术的、审美的实践仍然具有合法性 用阿多诺的话说，曾经过时的哲学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人们没有抓住实现它的机会
伊格尔顿拒绝赛义德狭隘的风格，并谴责他的理论中的保守偏见 赛义德对理论本身的反对也是一种理论立场，更何况“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理论实践也不是无根的讨论。在一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无法实践的时代，文学批评任务本身的思考就是面对现实，拒绝妥协 伊格尔顿的理解并不是针对赛义德的批评，而是引自《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一书，比赛义德的批评更早。书中列举了20世纪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如卢卡奇、戈德曼、萨特、考德威尔、阿多诺、马尔库塞、詹姆逊等。，包括他自己。 与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同，这些批评家在阶级斗争行将结束、暂时沉默或被残酷镇压时从事创作 这种现实状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积极参与和引导群众的文化解放(11) 马克思强调的是世界的改造，而不仅仅是对世界的解读。“把马克思主义批评局限于研究是错误的”，但伊格尔顿也明确地写道，“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改造人类社会中起着核心而重要的作用”(12)。事实上，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战略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赛义德用“马克思主义文学”来批评伊格尔顿不参与世界，埋头理论，活在象牙塔里，有些牵强，有些苛求
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的批判和反批判，赛义德执着于干预性和实践性，而伊格尔顿则强调现实性和历史性，但两者之间明显的差异和分歧远不如实际的分享那样普遍。 赛义德坚持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身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身，就是既马克思主义又文学批评。一旦成为有组织的教条或者只是马克思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了。 伊格尔顿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旨在充分阐明文学作品，理解文学作品作为特定历史中的产物的形式、风格和意义；伊格尔顿所谓的“澄清”而不是“解释”，引用了皮埃尔·马切雷特的观点，指出解释性批评仅仅是对一部作品的“复述”，目的是为了对其进行修改和描述，以便更容易消费。这样的批评说得越多，离工作越远。 (13)在赛义德强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实发展的地方，伊格尔顿强调批评本身的特殊规定；在赛义德迷恋批判知识分子的地方，伊格尔顿更注重批判本身的历史和具体内涵 但强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始终着眼于文学批评，而不是文化消费，始终通过批评指向文学实践和批评，而不是没有文学的意识形态批评。赛义德和伊格尔顿在这些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从现实本身寻求思想” 如果说“文学马克思主义”典型地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症状，那么这个症状的核心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何面对后批评时代的文学实践及其自身的问题，这显然是一个宏大的叙事对象。本文仅探讨后一层面的文化转向和话语焦虑，旨在揭示后批评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现实面貌和可能路径。
III .文化转向与话语焦虑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经验答案是肯定的 从对社会革命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后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卢卡奇的无产阶级意识和历史主客体、阿多诺的身份批判、马尔库塞的新感性思想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延伸和拓展了马克思的文化逻辑。 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在布莱希特和卢卡奇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往往把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即便如此，文学作品本身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对象和基础。例如，布莱希特和卢卡奇围绕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分歧集中在文学形式问题上 对伊格尔顿来说，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转向文化解放，从组织大众剧场、改造文化设施，到关注公共文化设计和日常生活质量，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而宣告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诞生 在世纪之交，许多从后现代学派衍生出来的新学派和新分支都自发地聚集在“文化研究”的旗帜下，表现出一种显著的“松散”特征，即包容和包容所有的河流(14) 历史上，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历了一个阶级革命逐渐淡化、文化革命逐渐凸显的过程。“西马来西亚”批评范式中的所谓“研究中的革命”，在社会革命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思考属于文化的工具性问题，在文学和美学层面上，属于意识形态问题。 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两者不能混淆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日益凸显显然与信息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可视化过程密切相关。它对文化形象的解释是基于不同于语言符号的范式体系和解释框架。批评实践中所宣称的文化政治及其批判性也有特定的有效性限度 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是否存在安德森之前揭示和批判的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评到美学批评的反转，可以深入探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之后，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后”时代的到来。因此，将批评的视野拓宽甚至延伸到文化批评，探索包括文化理论在内的新的理论资源的可能性，无疑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如果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忽视了文学和文化实践的变化，忽视了文化研究的方兴未艾，就必然会自恋，失去实践品格；但是，如果文学在文化理论面前被遗忘，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可能会陷入不妥协的深渊，或者成为各种文化批评理论的跑道。因此，文学批评只是没有文学的批评，文学只是文化视野中的文学
从“文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到文学批评的文化化，从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分离到文学与批评的分离，“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社会学的刊物是繁荣的，但用马克思的方法讨论其经济基础的刊物却找不到版面”。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所谓的“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不仅是后批评语境下时代的反映，也是文学批评如何面对复杂的文学实践的现实表现。正是在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乃至文化研究的复杂纠葛甚至纠缠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时代的话语焦虑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焦虑有其自身的根源。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美学家”的批判，可以看作是最早的启示，这与马克思强调批判庸俗化是不同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焦虑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形式:经典阐释焦虑、政治正确焦虑和理论生产焦虑
诚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渊源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然而，如何看待和解读经典文本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 不言而喻，在第二、第三国际圈的相关争论中，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划清了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界限，而英国新左派则带着“哲学贫困”和“贫困哲学”的幽灵在“移植”和“嫁接”的争论中徘徊，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则直接穿越了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 在后批评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主题是如何立足于文学实践的土壤，实现理论的有效性。那些固守马克思文本而忘记马克思精神的人，或者致力于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杂交的人，都可以看作是文学批评理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诠释的突出表现。前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是经典文本的黑白文本，后者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割裂开来。结果，前者忘记了解释，后者忘记了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典阐释的焦虑根源不在于经典本身，而在于后批评语境压力下文学批评的反思和重新定位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政治正确的焦虑在于，它只关注批评话语的意识形态正确，而其结果在社会文化和文学实践中毫无用处。“正确的废话”是它的话语形式，宣传的消失是它的理论后果 前者误以为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美学、文学批评等经典概念和命题堆砌在一起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但实际上它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掩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现实品格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性。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年轻的德国”和“社会主义的美国作家”的问题时，已经深刻地批判了他们的庸俗化倾向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概念的存在，本来就是与概念的基本内涵相统一的。在共时层面上，这一概念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显示了其合法性，而在历史层面上，这是其内涵的历史发展。没有前者，后者就以散沙的形式流失；没有后者，前者就输给了空洞 从根本上来说，概念的存在源于对人类存在的反思，也就是说，概念是从公共讨论中产生的，并以理论知识的形式固化，进而成为公共讨论的对象和工具 “正确的胡说”行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一种迫切需要关注的焦虑表现。关键是在一定的正确前提下压缩甚至消除了学术合理性公开讨论的可能性 在这方面，赛义德的“文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明确，批评有力
关于理论生产的焦虑，福斯特的“后批评”情境清晰地勾勒出艺术批评理论武库的薄弱，而后现代理论家将这种情境追溯到柏拉图的“元理论”幻象，其中批评理论遵循各种因果逻辑，为文学批评实践奠定基础，但这种幻象被詹姆逊彻底颠覆。 它不是某种元理论，而是文学批评本身成为一种理论，具有元理论的性质，所以批评切断了与批评对象的直接联系，把批评本身的问题和条件拖入视野；一方面，他推倒了任何中心主义和原始主义的预设，另一方面，他试图成为草原游牧理论的中心。结果，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生产忘记了批评对象及其解释，成为纯粹的理论生产 理论生产的焦虑和经典阐释的焦虑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后批评语境压力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各种理论探索和实践的副产品 随着信息时代文学实践的快速而复杂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面临着日益复杂的挑战。在后批评语境的压力下，各种新的批评理论及其实践探索也是合理的，但无论如何，这与那种“正确的胡说八道”是有本质区别的
不用说，在文化研究的旗帜下，理论的复兴与各种过时的理论和最终的结论是齐头并进的。后批评、资本和政治都是外在和内在的，文化的同质化和异质性是一体的，经典/传统离不开反思/新变化。然而，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分析工具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焦虑与后批评语境压力的理论不自信、马克思主义阐释中狭隘僵化的机械思维的惯性因素以及从文化研究到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跨界等诸多因素有关 但是，也应该看到，话语焦虑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在“后批评”语境压力下的当代呈现，是文学批评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复杂关系的现实发展 “文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时代的角落症状，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时代问题 例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什么是文学批评而不是文化批评，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在当代是如何体现的等等 诚然，这些问题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但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来说，它们是紧迫而现实的 这可能是“后批评”视角及其意义所开启的问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