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出了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时代精神的指引下，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党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对建国以来的文艺政策作出了符合实际的相应调整。此种调整既体现在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相关论述中，也体现在1980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相关阐释中。毋庸置疑，文艺政策的相关调整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与可靠制度保障。四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创作、理论、批评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身处新时代，如何让当代文学的理论话语和批评话语更具鲜明的中国风和中国风？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令人钦佩的、有价值的理论探索。为了避免重复，笔者拟围绕“如何保证马克思主义文论及批评的在场”这一话题，谈谈自己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重构”的粗浅认识。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再次证明：文学是时代风雨的晴雨表，它的繁荣兴盛离不开清明政治、正确的文艺政策等的强力“支撑”；文学的繁荣不只是创作的繁荣，文学的繁荣也不只是理论的繁荣，文学的繁荣还是批评的繁荣。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而言，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重建”过程中，无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思潮多么异彩纷呈，也无论精神分析、形式分析、新批评、生态批评等批评流派如何争芳斗艳，我们都必须始终确保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在场”。所谓“在场”，它一方面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能够始终居于主导性地位，另一方面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批评能够始终起到引领性作用。但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困难不在于观念层面的共识，困难恰恰来自于如何才能把它们具体化。鉴于此，我们十分有必要就它们在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所呈现的整体性问题作扼要论析，进而才能提出有一定针对性的策略与办法。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领域的相关研究存在两个“失衡”问题:就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的文学理论相关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等“西马来西亚”文学理论相关研究之间存在失衡；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不仅存在着它与其他批评流派的不平衡，而且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不平衡。
首先，由于对何谓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在理解与把握上的不同，历史上形成了林林总总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研究者个人旨趣的不同，由此导致了相关研究的时代偏好与理论关注点的迥然相异。具体而言，自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尽管已有对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译介及研究论著的问世，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文学思想的相关研究仍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其一，研究者对原有的基础理论命题进行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完善、丰富、拓展、深化。比如，在此前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等命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反映——审美反映”。再比如，在此前的“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意识形态”以及“文学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等命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文学艺术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的本性的主要方面就是审美的意识形态性”等。如果从理论问题提出的现实针对性与原创性看，尽管“审美意识形态”“审美反映”这两大理论命题自1999年以来再度引发各方争论，但其重要性已不能与1980年代相提并论。其二，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留下系统性、体系化的文学理论论著，但他们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作为世界观与方法的理论，还给我们提供了具有理论标识度的文论概念，比如，“艺术生产”“不平衡”“莎士比亚化”“席勒式”“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等，1980年代中期前的文学理论界对这些问题都做了比较集中、比较深入的探讨。但是，从研究队伍及研究成果看，1985年至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心”已转向了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等“西马”文论，而对经典作家文论的相关研究则处于相对比较边缘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之间出现了“不平衡”乃至“失衡”问题。此外，按照理论界的习惯用语来表述，四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还呈现出另外一种总体状况：1985年之前呈现出“苏联化”特征，1985年之后则呈现出“西马化”特征。换言之，尽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在某些方面已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在总体上呈现要么“苏联化”要么“西马化”的特征；它们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尤其是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还十分缺乏“中国特色”，还十分缺乏标识性的理论范畴、话语体系等，这是另外一种不平衡的表现。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重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不仅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居于话语体系的主导地位，但如果生搬硬套相关理论范畴与话语体系，最终不仅不会产生充满生机的创新理论，反而只会催生出杂乱无章的“拼盘”理论，最终不仅不会确保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恒久“在场”，反而只会导致它的永远“离场”。这是我们目前面临最为严峻的理论挑战。
其次，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探索上，特别是在批评标准问题上，有着鲜明的中国风格和风格。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标准是所有文学批评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批评的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的任何阶级，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不可避免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批评理论界对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存在认知和理解偏差，在特定的批评实践中造成了一些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创伤记忆。新时期之初，如何在理论上彻底纠正文学批评实践中两种标准的偏差，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地图中对文学批评标准进行新的理论阐述？经过艰苦的探索，80年代的批评理论家们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那里找到了创新批评理论的突破口，即把恩格斯在《德国社会主义诗文》中提出的“美学和历史观点”以及他在1859年就吉景根问题写给拉萨的信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并试图以此方式重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理论方向，在我看来， “美学历史观”之所以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基本原则甚至最高标准，不仅是当时现实的迫切需要，也是重建批评理论过程中的唯一选择。 因此，把“美学历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并不是恩格斯本人的理论自觉。相反，它是80年代初中国批判理论家的集体理论自觉和理论创新，是80年代初中国批判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独特理论贡献。遵循毛泽东的两种文学批评标准和恩格斯关于“美学观和历史观”的相关论述，习近平在2014年10月15日《在文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学批评“应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指导，继承和创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优秀遗产，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打磨批评的‘利器’，转动文学批评的方向盘”。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审美的观点去判断和欣赏作品，在艺术品质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对各种不良的文艺作品、现象和思潮表明态度，敢于在大的、错误的问题上表明立场，提倡讲真讲理，营造良好的文学批评氛围。”不难看出，在文学批评的标准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经历了两个标准、两种观点、四种观点，都有着独特的话语方式和核心范畴，都具有非常鲜明的理论个性和时代特征。
瑕不掩瑜，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领域也存在着两大不可忽视的不平衡问题：第一方面的不平衡表现为，从文艺政策层面对批评标准问题进行解读的过多，从学理层面对批评标准问题展开探讨的则相对不足；第二方面的不平衡表现为，在批评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感佩的成就，但在批评实践方面的探索则不尽如人意。如果说第一方面的不平衡所引发的相应后果体现为，由于研究者只注重立场、态度的正确性而忽视了以理服人的重要性，最终把批评标准简单化为一种宣示性的姿态话语或正确的政治行话，那么第二方面的不平衡所引发的相应后果则体现为，由于研究者把批评理论纯粹知识化、讲坛化从而导致他难以把理论转化为对作家作品进行批评的能力。相比较而言，第二方面的不平衡问题在历史和当下的现实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要真正解决第一方面的不平衡，关键在于正确区分党的文艺政策和学术研究的关系。当然，文艺方针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意味着界限的划定。但只要是在红线和界限之内，任何学术问题包括文学批评的标准都可以自由讨论，不需要反复强调界限的局限，忽略理论讨论的重要性。如果真的要解决第二方面的不平衡，需要下大力气打破现有的学科壁垒。现实是，文艺学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者，虽然一直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理念，一直希望将批评理论运用到对作家作品的相关评论中，但由于不熟悉当代作家的作品，他们的想法终究难以实现，希望自然难以实现；对于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批评家来说，他们熟悉作家的作品，拥有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等意识形态武器。但是，由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够深厚，很难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总之，虽然文艺学专业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研究专家，现当代文学专业有一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但两者都缺乏颇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这与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要求相去甚远，正如瞿秋白所说，要想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光有无产阶级思想是不够的，还需要无产阶级感情，反之亦然。因此，只有打破现有的文艺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壁垒，即文学作品的短板被文艺学研究者填满，现当代文学批评家需要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最后，需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重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必须始终“在场”，必须始终处于主导性、引领性的地位，这是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必然要求。不过，话语的理论创新需要经历十分艰苦的学术探索过程，这个过程也许十分漫长，它需要研究者以平和的而非浮躁的心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重建”属于实实在在的学术探索，它不是贴标签更不是喊口号，它最需要的是现实情怀与思想激情，它最不需要的是无谓的创新焦虑症。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张永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学院
职称: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