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什么？这个本质论问题已经历史化了。在我看来，“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就是文学研究“历史化”结出的硕果。因为其动力和感召力之一便是，在世纪之交反思“纯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的基础上，进一步认定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与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的现代变革、与20世纪中国、与中国革命这一最大“政治”之间的深刻关联；在近年有关文学史写作的竞争场域里，标举五四文学革命以降的“新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艺”及“当代文学”这一脉的主导地位及其合法性，以及现当代文学发展道路与其书写的历史必然性；并在高度认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特别紧密而紧要的前提下，试图突破政治与文学的“笼统而抽象”的固化认知，力求深入地摸索社会历史在每个阶段的具体现实，以及一百多年来社会变迁的连续性过程；从而通过对具体历史情境中社会“内在肌理”的把握，来更新现代中国“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体认，乃至重新认识当下中国的“政治”与“文学”。
与此同时，“历史化”的路上，问题也暴露了不少。突出表征之一就是，特别追求细部具体和局部真实，满足于“满地碎银子”，“历史化”堕入了愈演愈烈的“碎片化”：这不仅指诸多研究之间各司其事、各是其是，而且指不少成果内部，铺陈了背景材料、零星所获一堆，也并非没有心得妙悟，但千言万语“只盘带，不射门”，甚至最终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或者只为“慢镜头”播放式的“小历史”叙事而陶醉，而这也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时段和区域不断细分，研究论题越来越琐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二是历史观上，以“民族的、地方的、女性的或者族群”的“身份政治”取代甚至拒绝类似政治经济学范式或“阶级政治”那样的总体思考和宏大叙述。
由此看来，“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又还是应对文学研究历史化危机的纠偏之举，是“历史化”进路上的升级换代工程。因为，这一研究思路正是出于对“碎片化”的警惕与反省，而理直气壮地追求“大历史”叙事——既区别于“革命叙事”“救亡叙事”，又区别于“现代叙事”“启蒙叙事”，而最好是能综合了“革命”与“现代”、“救亡”与“启蒙”，又更贴合百年中国的新历史叙事；之所以要竭尽所能打开历史的褶皱，也并不是为了简单还原史实及其细节，更不是回到琐碎历史的汪洋大海，而是为了重构历史的整体感，新建有关现当代中国的大历史判断。因而此研究取向，以“社会史视野”名之，实质上，一是为了凸显上述这种“整”和“大”的诉求，二是为了与原来的“政治”与“政治史”既拉开距离，又若即若离；况且对于文学实践来说，再也没有比社会结构和长时段社会变迁这样的视野，显得更加整体而宏大的参照系了。换言之，“现当代文学研究”如今强调是放在“社会史视野下”云云，“社会”与“社会史”，确乎一类概称，至于是否取径于“社会学”或“社会史”来进行研究，大可不必太过较真。
基于研究主体的意识与视野，尤其是“态度的同一性”，“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相互激发、共振，有渐成一股潮流之势。扩大而言，在洪子诚有力地论证了是“当代文学”生产了“现代文学”，从而使当代文学真正地学科化以来，在以蔡翔的《革命/叙述》一书为标志，“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学研究开始直接正面地“思想”起来以后，整个（现）当代文学界里“左”的一翼越来越活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学人。研究的意向性也已经汇聚成了高度统一的学术愿景，不少个案的工作非常具有生长性，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博学”的精神状态和学术姿态，更是令人钦佩，让人不由地对当代学术有了更高的期许。但是期望越大、责任越重。在理念与行动、声势与实绩之间，毋庸讳言，还是存在不小的差距，那种让同道奔走相告，也让对手肃然起敬的研究成果和实质推进，还是相当稀缺。要求再严格一点的话，即便是“社会史视野”取向的研究，有些也是令人遗憾地，未能同他们警惕的“碎片化”真正区隔，一不留神就难免“细节肥大症”，材料上“危险的增补”不断，而核心的原创观点却总是延宕，“捅不破窗户纸”。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当然是因为，这难题实在太难。面对人类此前一系列文学艺术高峰，面对资产阶级文学的“文化霸权”，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文艺等，存在与否？如何存活？怎么在竞争中发展？有过哪些经验和教训？所有这些，都是问题，也都是难题。多年前为研读赵树理，我曾经慨叹，这要靠“靠不住的自己”在论述中完成那“未完成的文学实践”，实在是难！就此而言，尽最大可能去占有各种历史资料，把活生生的现当代文学实践放之于活生生的社会历史语境，在对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高度互动、相互生产的历史现场的考辨与考察之中，努力发现作家作品与彼时彼地社会现实的具体性之间的真切关联，进而发现乃至发明现当代文学真正创造性所在，或起码形成必要的同情性理解。——这在原则上是毫无问题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事情越难，越得有个抓手，难题越积越多，势必要换入口。所以，“文本正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话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在策略上，势必要对“文学研究的历史化”也来一个历史化，搞清楚了当年为什么强调语境化之后，也不妨索性后撤一步。再找寻新的抓手或入口，“文本”则肯定首当其冲。这个“文本”，可以是泛化的文本概念，包括现当代中国的各类文学实践与试验，也包括所有非典型、未成形的文学样态，但其核心内涵还是，“由具体的作品和评论著作共同构成的文本”，特别是在重新强调文本的开始。事实上，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这在各派理论的文学认知中都是常识。在视文学为“镜”者的眼中，是文学作品映现了世界，这个世界即便是虚构的，也总是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而这种真实既可体现为文本里的人物、故事和场景等，也可解读为作品创生时那个世界的真实。在视文学为“灯”者的眼中，是文学作品表现了作家的丰富心灵，作品里有作家全部的思想探索和情感体验，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一个也不能少。而在文学流程论者看来，文学作品就更重要了，作品既是作家创造力的文字结晶，也是读者接受的文本依凭，作品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中介，却也未必不是造成误解的根源，但最终，作品还是解读论争惟一可靠的枢纽，也是文学作为社会交往系统而存在的基本理由。
当然，文学确实不只是作家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作家”和“作品”也尤其有必要扩大内涵或重新定义，但还是不得不说，在当下的文学研究界，作家创作的作品文本的重要性，实在是被严重低估。用成系统的理论话语套文本者有之，用成规模的外围材料释文本者有之，而借文本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者，那就更多；而且看起来都还是以引一点原文、也阐发几句的样子来进行。然而，真正将文学作品看成是具有自身完整性和生命力的文本，尊重乃至敬重文本者，又有几人？
“以文本为本”高度重视文本及其阅读，与“社会史视野”特别强调历史化语境，看似出入不小，而实质上二者共享的价值远大于差异。其一，事物的意义不在其本质，文学作品也不存在一个固化的意义；意义取决于关系，因而作品文本的意义处在其上下文之中，由语境决定；语境没有限定，所以意义也不可能终结。因此其二，把文本语境化乃至“永远地历史化”，这都没有错，甚至还不妨把这逻辑延伸至所谓“纯文学”，只不过“纯文学”视野中的文本语境是“空”的，是将作品文本与抽象的普遍性相联系，于是语境有也等于没有，于是无论什么文学，都一概虚化成了统一的“人性”“国民性”“现代性”“人民性”，或者“美”“反讽”“形式自律”。这个名单可以很长，也可以“后来居上”或者“五十步笑百步”，但总是概念化，不具体。所以其三，只有把作品放在其创生的社会语境里，放在作家创作历程的语境里，放在读者阅读反应和期待视野的语境里，放在作品所属文类和文学史谱系的语境里，总之一句话，只有把文本放在具体、生动、合理的语境之中，文学作品才能获得有效的、特殊性的理解，也才能“还魂”为活泼、充实的生命，乃至还原其本来的面目。事实上，我还更愿意换个简单直白的说法，即：才能把文本真的读通、读懂，进而才有可能读好、读透文学作品。
我们最后从理论的高度聚焦一个问题：“文本”的“语境”在哪里？“语境”首先就在“文本”里。文本构成文本自身的“第一语境”，这不是文字游戏，这道理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做过充分论述，我只是从底层逻辑强调其更基本的方面。文学是社会的交往行为，文学价值的实现有赖于作家创作与读者阅读两端的有效互动与配合；所以，一方面，作家在作品里总是预设了一个与“理想读者”共享的、不言自明的“世界”乃至“世界观”，另一方面，后来的“真实读者”为了打开文本、读懂作品，总是经常地需要通过“注释”来理解“语境”，需要打开“社会史视野”。在此意义上，“社会史视野”不是外在的，更不是外来的，而其实是“以文本为本”必然内生的需求，也是打开文本过程中必然发生的行动。文学“文本”之中，自有“历史”的“镜与灯”，由此“内曜”，方为文学性阅读与研究。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