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北宋小说虚构的李白感慨“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宋末严羽不引原作更不作学术论证的“唐人七律第一”的霸王判决，明清之后金圣叹等人对改造版《黄鹤楼》的偏误阐释与极力推高，致使李白蒙受长达千年的来自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误读悲剧。”[27]产生于盛唐时代的两个唐诗选本《河岳英灵集》和《国秀集》，属于当时人读当下诗，对于“乘白云”、“馀黄鹤”、“黄鹤一去”、“白云千载”这种“白云包裹黄鹤”的两桩事件与时间，丝毫不存在理解的障碍，所以没有将“白云”改为“黄鹤”。此外，“昔人已乘白云去”和“白云千载空悠悠”两

经典是文本在其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任何经典都有其经典化的历史过程，李白诗歌亦不例外。作为天才诗人，李白经典地位的确立，就在盛唐当代，至迟不过中唐。在宋代，又得到进一步强化。唐宋士人接受李白的过程，既是其接受李白诗所承载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过程，亦是发掘、凝练李白作品经典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唐宋时期，以苏轼为代表的士人所揭示的李白诗歌所表现的士人特立独行的风操气节和人格力量以及天才诗人的艺术特征，成为唐宋时期、同时也是此后李白诗歌最有影响也最有价值的经典内涵。

内容提要：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录两汉文，具有较高的史学与文学价值，有整篇可补入严辑《全汉文》与《全后汉文》之文，亦可补足严辑全两汉文中断章残句之文，并可与严辑互校文字之误、互定脱衍之文，补严辑缺漏之字，校正严辑文字、时间及颠倒之误。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存录崔骃四巡颂、王粲《七释》等“颂体”文与“七体”文，不仅能校正严辑讹误、顺通文本之意，更能进一步还原文本写作的历史现场，同时在文本的互校与补遗中发现关键性的原创问题，推进“颂体”与“七体”的写作与研究进程。一、整篇可补入全两汉文之文《词林》整篇

该说的实际意义主要是，在客观上为文本诠释提供有价值的角度与观点，推动古人对文学诠释伦理、诠释法则的探索，激活诠释者之生命体验与价值诉求。那么，为了逆志的有效实现，孟子是否在诠释者这一方面规定了更具普遍意义的条件呢?其实只要回到上述诸例的原始语境，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关注表现手法还是运用知人论世，它们都存在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服务于孟子自身的政教、伦理观念。”[2](P39)明乎此便可知晓，孟子说《诗》引《诗》，为何时而能正确指出文本表现手法之奥妙，时而却脱离文本语境，或将《大雅·既醉》中的“既饱以德”误读为

文化昌明的宋代，藏书事业高度繁荣，由此带给诗歌创作诸多新主题，催生大量藏书诗。宋代从事藏书诗创作主体遍及各群体，帝王、宰辅、文人、隐士……宋代藏书诗以藏书家为观照对象，以藏书活动为咏歌主旨，以藏书楼为审美意蕴，彰显藏书与“家庭精神”、藏书与读书、藏书与文化传衍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藏书诗创作，开启了元明清藏书诗繁荣之端，并对晚清近代以来叶昌炽等创作藏书纪事诗有重要影响。

内容提要：王念孙、王引之是清代朴学的代表人物，《毛诗述闻》是其研读《诗经》的智慧结晶，在勘定《诗》文及前注的过程中，父子二人以自己的身体力行集中阐释了“揆之本文而协”的校释思想，简而言之，即“上下文”互求。“上下文”不仅包括上下文间的词义、句义，也包括上下文间的节奏韵律和贯穿《诗》集首尾的语辞通例，它道出了父子二人简单而素朴的汉语语境观，彰显了汉语言文字的自身属性，在文献整理和汉语研究中给予后人深刻启示。及至今日，程俊英《诗经译注》[25]、周振甫《诗经选译》[26]、高亨《诗经今注》[27]、陈子展《诗

历代文论有大量内容谈的是字法、句法、篇法、平仄、用韵等具体技法，这些看似零碎松散的论述背后，却隐含着根本性的文学理念和学术思想。对于“文道”“文术”问题的探讨，体现古代文论既关注文学普遍规律的探究，又注意文学具体技巧的分析，既有抽象理论的思辨，也有鲜活技法的点评，在思维方式上和言说方式上体现鲜明的民族特色。关键词：道术之辨/古代文论/文道/文术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形式批评理论类编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6JJD750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关键词视野下《

内容提要：伴随新传播方式出现的日报小说具有提高报纸销量的功用，而报纸发行迅捷、影响面广，又使小说读者群极大扩容。本文基于对当时作品及相关资料的分析，探讨了日报小说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其对近代小说创作的推动。光绪三十年以降，上海各日报共刊载小说1185种(含翻译小说222种)，占整个近代小说的95％，可以说《时报》的示范，是日报小说步入繁盛的关键点。“小说界革命”后小说地位迅速提高，报界逐渐了解刊载小说有助发行的规律，新的日报又不断创刊，于是自光绪三十年开始，日报小说数量出现跳跃式增长。三、日报小说创作与传播

内容提要：国学小说包括历代史志中的“子部小说家类”的全体与“史部杂家”的部分著作。这类数量庞大的小说是传统学术中固有的一类著述，同文学性的小说概念与外延都是不同的。札记体是较为初级的著书立说，可精可粗，使小说具备了传统著述的学术基因，这一体例促发了国学小说的创作与繁荣。国学小说可补官修史书类书的欠缺，有益于以多样性史料重新认识历史，对国学小说的整体性研究，是一个亟待展开的研究领域。学术既为一个宽泛的概念，“学术之小说”难以彰显此类小说的本土学术特色，以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国学”来统称这类著述，更贴合其为中国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自觉是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资源诉求相适应的理论视域，阐释学重构是中国古代文论不断获得完善和创化、逐步呈现理论自觉的重要路径。以这样多向度、开放性、反思性和整体性品格推进学术实践，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强制阐释”为鉴，走向坚持民族的立场与方法的“本体阐释”，进一步丰富中国当代的文学活动、强化中国文学理论自信、彰显理论研究的中国立场。一、“学术性”与“现实性”：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两个维度“强制阐释论”的提出，引发了部分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强制阐释现象的反

内容提要：清代常州文人对歌谣等民间文学资源相当珍视，他们努力弘扬歌谣传统。在他们的视野中，歌谣传播丰富多彩，而且还注意将歌谣中的开放精神与艺术手法渗透到自己的创作之中，黄仲则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清代吴地文人将目光投向草野文学——民间歌谣，并从民间歌谣中汲取营养，不断推动文学启蒙思想的发展。在这种浓厚的民间文化氛围中，清代常州文人对歌谣等民间文学资源十分珍视，在他们的视野中，歌谣传播丰富多彩，他们还学习歌谣的创作艺术，写了不少颇具民歌色彩的诗词，呈现出雅文学与俗文学的交融，为清代吴地文人文学

内容提要：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是宋代集解体《诗经》注疏的代表性著作。《读诗记》对北宋以来学者的训释成果兼收并蓄，形成兼重义理与训诂的《诗经》训释之学，并以其谨严而创新的体例影响及南宋《诗经》集解体注疏的发展，同时也保存了大量丰富的《诗经》学散佚文献，体现着宋代《诗经》学的突出成就。在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注疏诠释儒家经典的著作中，《吕氏家塾读诗记》(以下简称《读诗记》)是其总结宋代《诗经》学的匠心独运之作，也是一部在《诗经》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戴维《诗经研究史》提到，《诗经》理学化的

内容提要：从杜甫创作七绝的情绪状态和抒情基调而言，杜甫七绝另有“别趣”，主要表现为善于捕捉自然景物中的生机和人居环境中的雅趣，尤其突出地呈现了诗人放达幽默的性情和风致，以及对深层审美感觉的追求。同时他追溯到七绝的源头，突破传统作法的禁忌，以各种“创体”辟出“异径”，体现了杜甫对七绝表现原理的独到认识。尽管这些探索有得有失，但能充分发掘出七绝的表现潜力，并在盛唐七绝推崇情韵的传统审美标准之外开出“趣多致多”的新境界，为中晚唐和宋人展示了七绝发展的广阔空间。四、杜甫七绝别开“异径”的原理杜甫七绝中的“别趣”是

内容提要：辛弃疾有《临江仙》词24首，是两宋间留存《临江仙》词调最多的词人，在《临江仙》词调的创作以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辛弃疾24首《临江仙》的句式、韵位等主要由词调本身决定，但辛弃疾对词调、体式的选择以及对词调固有声情特点的遵循，使其词总体呈现出舒缓流畅的声情特点。一、辛弃疾《临江仙》所用体式现存词谱中，辑录词调最丰富的要数万树《词律》、王奕清等所编《钦定词谱》以及秦巘的《词系》，考虑到《词系》流传不广，且其排印本尚有不完善处，故本文主要以万树《词律》和《钦定词谱》，即通常所说的“谱”“律”为主要依

然而，在经典生成的阅读进程中，许多基于文本片断教材式、欣赏式的选读，成就了文本经典，也产生了误读作品的诸多谬误的经典。经典是在阅读与传播中生成的，但和经典本身一样，在经典生成的进程中，其阅读史上的见仁见智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共存，洞见与盲视共舞。这些文本片断被一再作为经典选段进入阅读、传播层面，所涉人物形象的艺术思想内涵也就往往不被深究，反而在大众趣味和世俗压力的双重遇合下，成为非常庸俗的经典化阅读趣味，甚至自然而然地被当做生活与艺术珠联璧合的榜样。经典作品的经典选本或者选段进入教材，固然极大推广了经典的传播

早期世代累积型小说主要取材于前代历史和传说，文人独创小说取材于发生在作家身边的故事。世代累积型小说主要关注社会历史问题，而文人独创小说更关注人的命运和人生的意义。世代累积型小说粗线条、快节奏讲述传奇故事，其人物存在善恶分明的类型化倾向，文人独创小说真实而细腻地描写日常生活，其人物与现实中一样逼真和复杂。当然《金瓶梅》也并非世代累积型作品，文人作家的贡献远远大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世代累积型小说，其中众多的人物如李瓶儿、庞春梅、吴月娘等以及大量的情节都是兰陵笑笑生的创造，它是章回小说从世代累积型创作向

汉语“诗语”中有一部分成为通用词语，乃至进入现代书面语和口语，而不是像欧洲语言中的诗语那样与其他词语形成完全不同的层级。关键词：汉语词汇/诗语/藻饰性词语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诗歌词语演变研究”(16BZW048)，亚洲研究中心项目(2014年)“汉语诗歌词汇研究”。一、由词典编纂说起在翻检英语词典时我们会发现，在词语的文体使用范围(或称语域register)中，与文语、古语、俚语等相并列，还有一类“诗语”(标注形式：poet.或poetic.，英汉词典多标示为单字：诗)，说明此

陆游不仅“草书歌”别具一格，也是南宋的书法大家，他的行草书以劲逸稚拙的体态和神驰意造的气格名扬天下。杨万里表现生活小情趣和自然灵性的“活法”诗，在构思上与折枝小景画有太多的相同之处。范成大、尤袤和姜夔皆是精通书法的诗人，其崇尚自然高妙的诗意追求，亦体现在书法评论和书谱著作里。范成大、尤袤和姜夔都是兼擅诗歌与书法的作家，他们诗歌创作的审美趣味与杨万里的“诚斋体”是一致的，但在书法的精通方面似更胜一筹。杨万里的文学思想有与陆游相同的地方，但在情调和风格方面有明显区别。有别于杨万里而与陆游相同的地方是，范成大和

然而随着明王朝的统治逐步走上正轨，隐居山野的处士贤人被挖掘殆尽，人才选拔的重心从荐举、科举两途并用向科举中的进士一途转移，少年进士便再次成为官员选拔的首选。据《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所载，沈孚闻登科时“年四十三，三月十二日生”，与《墓志铭》相合，他的年龄在该科301位进士的实年中本来排在百名之后，但因为不肯减岁，遂在登科录所载的官年中高居榜首(《墓志铭》云“列第四人”有误。而根据对明代历科进士登科录的考察， 30-40岁正是进士及第最普遍的年龄段，如果某一进士在30岁之前进士及第，那已是前途不可限量。20)

内容提要：上博简《孔子诗论》“大雅”论简残严重，学界皆略而不论。根据对残简阙文性质的推测，所缺简文文字当为“《大雅》盛德也，多言[周]，□□□□□□□□□□”“[孔子]曰：诗其犹平门”“[有怨王者何如?曰：《大雅》]是也”。“□□□□□□□□□□”启示发现《诗经》四大门类的诗乐分家不同步，孔子时代“大雅”、“小雅”、“邦风”诗乐已分家，而尊贵的“颂”类还一直坚守着乐歌诗三位一体的最后领地。综上，通过对上博简《孔子诗论》“大雅”论阙文的“臆补”和探讨，发现简文具有重要的诗学史价值：第一，其不仅指出了周“民族

本文认为，中国诗歌体式源于歌唱，定型于诵读，是一种有节奏有韵律的语言加强形式。研究诗歌的语言形式结构，只有从诗体的声音组合方式入手，才能破解其艺术奥秘。三、诗歌创作中音组与语言的关系诗是有节奏有韵律的语言加强形式。要研究中国古代诗歌语言，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古人作诗，是首先按照语言学的规律来遣词造句?还是按照诗体规则来遣词造句呢?一般来讲，语言的表达必须要遵从逻辑的规律，只有这些才能够更好地让人理解，颠三倒四的说话没有人愿意接受，更很少有人喜欢。所以，分析诗歌语言，探讨诗歌的语言组合规律，以便于更好地理解作

今本《诗经》删略了不少乐章信息，回到仪式歌唱的语境，借着重章叠调在结构形式上的提示，可以恢复、修正《诗经》中不少脱缺错乱的章句。《诗经》歌唱的具体形式，文献记载已经阙如，但作为用于周代典礼上的歌诗，其“歌唱”属性仍在《诗经》文本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二、“仪式歌唱”背景下重章叠调的兴起重章叠调在《诗经》中并非一早就有，在不同诗体中分布也存在明显的不均衡。三、从重章叠调看《诗经》的歌唱形态与文本面貌以上论述说明对《诗经》章句结构的分析，须得回归“歌唱”的语境。⑦李辉《仪式歌唱情境下<诗经>赋、比、

用这些理论来解释《庄子》所说的“大块”属于方凿圆枘，必然格格不入。《庄子》中风意象的调遣，关注的是物我相通，生命一体的理念。一、《庄子》的风源理念自然界的风生自何处?它的源头在哪里?对此，《庄子·齐物论》给出的答案甚为明确：“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这是《庄子》一书明确昭示的风源理念，也可视为《庄子》学派自然观的一个特色。二、《庄子》古注对大块误解的理论依托《庄子·齐物论》中作为风源出现的“大块”，指的是大地，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三、《庄子》书中风意象的特征《庄子·齐物论》把风源追溯到大地，认为是大地吐气所

《汉书》文本逐步形成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正处于汉帝国从政权崩溃到重建秩序的历史阶段，《汉书》本质上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可以视为知识与权力合谋的产物。考察东汉前期政治状况、学术环境对《汉书》编撰及其内容的影响，可以让我们细致领会东汉王朝重建秩序、建立共识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深刻认识《史》《汉》之际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以及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历史编撰的走向。一、经传汉事：《汉书》文本的形成如果从西汉成帝时冯商续《太史公书》算起，到东汉和帝时班昭等完成整部《汉书》的编撰，整个《汉书》的编撰

内容提要：关于屈原的生年、卒年和享年的确定，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二是早期史学界对屈原品格的对立性评价(以司马迁和司马光为代表)导致历史语境中的屈原和楚辞文学语境中的屈原渐渐分为两途。如果按郭沫若和魏昌的判定，屈原生于公元前340年，则楚怀王即位当年(公元前328年)就任命屈原为“左徒”，当时屈原只有12岁。若按林庚推算的屈原生于公元前335年，楚怀王元年屈原亦只有7岁，那《橘颂》不可能在屈原7岁以前就被创作出来。二、屈原在楚国宫廷的曲折政治生活梳理从《史记》的相关记载和《离骚》《橘颂》等多篇作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