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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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神思》篇所探讨的文学构思，实则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创作活动，一是灵感支配下的文学想象，二是以文本为指向的理性运思。回视王元化的相关阐释，他并非没有认识到“杼轴献功”主要是就“构思活动”而言，但何以一定要强调其中的“想象作用”呢?主要原因在于，《神思》篇所讨论的文学构思，实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创作灵感支配下的文学想象，二是理性的运思与经营。它们都属于文学构思中语言表达层面的问题，“虚静”说则属于文学构思中灵感与艺术想象层面的问题。五、余论：刘勰的趣味与使命感综上所述，刘勰在《神思》篇中讨论的文学构

“颂”论丰富孔子诗学思想体系，颠覆先秦诗论、乐论不分的定见，昭示先秦由音乐附庸到单句取义再到系统化文学性解《诗》的诗学走向，促使学界重估先秦文学思想整体发展水平，反思事物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规律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不完全适用性。二、“颂”论对《周颂》内容性质的解读孔子所归纳的赞颂平德、多写文王、汇报功业三项内容是否符合《周颂》的文本实际呢?需要我们研读作品本身来验证。合并观之，孔子在总论《诗经》四大门类时，“大雅”、“小雅”仅及诗歌文本而未及音乐与歌唱，“邦风”则虽及诗歌文本与歌唱而未及音乐演奏，唯有“颂”这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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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礼因人兴：礼制建设与疫病流行背景下的大傩礼礼不远人，因人而兴，东汉大傩礼内容的巨大变化、仪式的繁复隆重及其地位的上升并非孤立的礼制演变现象，而是东汉初期礼制建设运动的组成部分，并与疫病流行的社会现实直接相关，下面试分别释之。二)大傩礼与东汉疫病的流行东汉时期人们对疫病的认识有限，缺乏有效的疫病治疗手段。三、东汉大傩礼与疫病的文学影响伴随大傩礼的隆盛与疾病的流行，大傩礼与疫病也成为东汉文学的重要内容，诗、赋、文等多次提及。二)汉魏之交文学作品中的疫病：感伤基调与人物纪念东汉之前的文学作品很少提及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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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郭绍虞建立了中国现代关于“文以载道”的基本研究模式，他划分的“文以贯道”“文以载道”与“文以明道”的三分

内容提要：唱和是诗词创作的一种常见方式，因其“束缚才华”而存在诸多弊病，故历来毁多誉少，但明清之际盛况空前的词体唱和，却成为词坛中兴的运行模式。该模式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聚集易代之际的“同人”，进行情感上的沟通与共鸣，在共鸣中，不仅激发文人的填词热情，使“一切诗人皆变词客”，而且都直面时代与人生，在内涵上获得广度与深度，使唱和主题具有潜发性而引领创作的主题取向。它引领创作风格的新变，最终推进词坛中兴之盛，是在唱和史上树立全面推进创作繁荣的一个成功范例，为考察唱和的得失成败提供一个典型的正面案例。24)“江

内容提要：从民间的、文化的视角来看，明代通俗小说是在明中后期社会文化通俗化、民间化的潮流中兴起的，它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海外汉学家余英时在《明代小说与民间文化》一文中指出，今天流行的文化史，其研究重心完全偏向“民间文化”或“通俗文化”方面，演义小说、杂剧、地方戏、善书、宝卷等都在民间文化的视角下获得新一代史学家的重新检讨，而从通俗小说入手研究明代的民间文化。一、明代文化的通俗化、民间化与通俗小说的兴起明代前期，由于文化专制和社会经济的不够发达，限制了文化权力、文化资源的下移以及主流文

摘要：历代学者对韩愈所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严重误读，他们要求的“谨严”是以道德正当性和政治正确性压倒叙事的真实性，把叙述者对事件的阐释当做事件本身来记载，这就造成了历史叙事的片面和缺失。历史叙事在中国古代叙事艺术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左传》为中国的历史叙事确立了基本的范式，如何认识《左传》在中国叙事艺术发展中的开创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这两种叙事理念、叙事规范、叙事风格彼此关系如何，各自主要特征有哪些，它们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发展中的影响应该如何估量评价？三、从“谨严”到“

摘要：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是对中国历代文学的总体进程和文学史规律认识的集大成的观点,近年学界不断对这一学说的外延和内涵进行深入研究,亦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先生眼光高人之处，不仅因为他能在总结前人论述的经验之上概括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还在于他所列举的“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这六个典型例证，都极能说

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强化文化自信，阐释、回应与批判当今文艺理论界诸多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等多方面不可缺场。厘清中国古代文论民族性的深刻内涵对了解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生存规律、言说方式、人文关怀和视界融合，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重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比较、借鉴和相互吸收和影响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论在物质形态、生存规律、表达方式、融通手段、审美情志等多方面的民族性，既彰显本土特色，又凸显世界眼光，具有融古今通中外的

东汉至南朝的“八代文”可以概括为“诗化文章”，将其从文章功能及谋篇方法方面与唐宋散文对比，可以发现古文运动的兴起促使文章的叙事和议论两大功能到宋代才得以完全实现，因而“中国文章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最终成立应定位于宋代。我们知道，西汉散文(主要指单篇散文，而非《淮南子》这样与先秦诸子散文相似的作品)主要是疏牍策论之类的政论文，它们大多像《过秦论》一般借鉴了汉大赋以铺张、排比为主的句法，营造出凌厉的气势，建构起了绵密的章法结构。如果说，先秦诸子及历史散文尚处于由“言”进化为“文”的初始阶段，以“散”结篇是受制于

通过唐诗与历史文献、考古发现的互证，从唐诗中巴蜀与“胡风”的连接，唐诗中的巴蜀宫廷乐舞、回旋舞与丝绸之路，说唱变文与丝绸之路诸方面的联系可以看出，天府之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曾经是那样的意气风发，丰富多彩。一方面，丝绸之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文化风尚为唐代巴蜀诗歌、宫廷乐舞等文学艺术创作带来多维影响，文学面貌、审美意趣都发生了改变。二、唐诗中的巴蜀宫廷乐舞、回鹘舞与丝绸之路巴蜀地区“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二十四伎乐中的很多西域乐器乐舞，早在南北朝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艺术交流融合的

从学理角度看，对古代文学批评进行这种分析性批评和价值性批评分离状况及其原因和规律的分析，即是中国古代文艺评论和古代文学批评自身价值体系研究的意义价值所在。但如果从分析性理论和评价性理论之间“自洽”和“兼容”性转换可能的角度重新审视那些以“事实认知”为基础的分析性批评时，也就的确能够从中提炼发掘出具有“价值认知”属性的评价性分析成分。在这个总体规划下，“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考察与批评实践研究”子课题组设定的任务目标是：“拟在总课题统一规划设计下，用总课题基本理论框架为依据，总结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的文艺评论

内容提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学史观，但研究者在关注文体的演化盛衰时，却常常忽视对于文体演变之可能与必要的考察，故而文学史书写在最为基础的层面上却最缺乏历史感。⑥标准韵律词在韵律词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时，汉语文本在诵读时其最长的音节组合即为双音节，而很少能延伸至三音节或更长的音节，这将对汉语文学的文体形式产生重要影响。从单音节到四音节复合韵律词、再到口语以句为韵律单位，汉语文学经历了韵律单位的漫长演化，与之相随而生的语言现象则是词汇的演化以及作为词汇组合形式的语法的变化。27)晚唐五代

作为古代藏书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古代藏书诗以藏书家、藏书楼和藏书活动等为主要咏歌内容,对藏书的编纂、校勘、辑佚、收藏等作全面的展示。近代以来,受西方藏书风气影响,中国藏书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藏书诗创作亦从传统格局做出多方面的转型。传统的贵族、官员和学者型藏书家不再成为藏书诗主要关注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军阀、实业家及新型学者。近代以来的藏书诗作紧跟时代变化,反映开放的藏书理念,表达出自觉维护传统文化的情感和呼唤利于藏书的和平环境。在书写形式上,近代以来的藏书诗由传统上较为随意的零篇散帙转向专集化,出现

内容提要：《文心雕龙·神思》篇所探讨的文学构思，实则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创作活动，一是灵感支配下的文学想象，二是以文本为指向的理性运思。回视王元化的相关阐释，他并非没有认识到“杼轴献功”主要是就“构思活动”而言，但何以一定要强调其中的“想象作用”呢?主要原因在于，《神思》篇所讨论的文学构思，实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创作灵感支配下的文学想象，二是理性的运思与经营。它们都属于文学构思中语言表达层面的问题，“虚静”说则属于文学构思中灵感与艺术想象层面的问题。五、余论：刘勰的趣味与使命感综上所述，刘勰在《神思》篇中讨

石刻文体有很多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构成要素，从传递作者完整意思的角度考虑，石刻在文本之外，文体构成成分还有石头坚硬的本质属性、石刻的形态体制，石刻与空间、时间紧密联系，石刻存在的原始地理环境、石刻的刊刻时间等等，都是石刻文体的要素，也具有很强的写实性。与祁阳石刻一样，全国各地有不少石刻群落都是因此而形成：泰山围绕帝王文化形成的石刻，曲阜孔庙围绕儒家文化形成的石刻，镇江围绕《瘗鹤铭》书法文化形成的焦山石刻，洛阳龙门围绕佛教文化而形成的石刻，洛阳关林围绕关羽故事形成的石刻。铜川耀县药王山围绕孙思邈及其《千金方》而

经学对于赋、比、兴的解释把握《诗》的表现手法和内容的完整统一。《诗》的体制决定通合六义的统一性，而且赋、比、兴正以适合《诗》四言两句意完的敷陈、分章合乐的体制特点而成为《诗》的表现手法。一、表现手法与内容的“六义”统合赋、比、兴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与风、雅、颂并列：“大师……教六诗：曰风。12)，“兴寄”即以比兴寄托，比兴是表现手法，所寄托的则是赋、比、兴表现的思想内容，例如家国之叹、黍离之悲，多含讽喻之义。这不仅对于后世如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比显兴隐”之说或有启发，而且因其不涉风、雅、颂的

经学对于赋、比、兴的解释把握《诗》的表现手法和内容的完整统一。《诗》的体制决定通合六义的统一性，而且赋、比、兴正以适合《诗》四言两句意完的敷陈、分章合乐的体制特点而成为《诗》的表现手法。一、表现手法与内容的“六义”统合赋、比、兴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与风、雅、颂并列：“大师……教六诗：曰风。12)，“兴寄”即以比兴寄托，比兴是表现手法，所寄托的则是赋、比、兴表现的思想内容，例如家国之叹、黍离之悲，多含讽喻之义。这不仅对于后世如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比显兴隐”之说或有启发，而且因其不涉风、雅、颂的

摘要：蒙阴公氏是明代山左重要的科举与文学家族。公氏家族的文化品格在道德操守、家学渊源与文学活动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公鼐以不朽自期，提倡雅正的文学创作，扩大师法对象，吹鼓齐风以期实现山左文学的复兴。公鼒提倡自由的书写态度，重视个人情感的表达，汲取佛教思想，执着于文学内在规律的探索。昆仲二人凭借鲜明的诗学主张和突出的创作成就，成为晚明山左诗坛一支不可忽视的家族文学力量。

对话体散文在战国诸子手中有三大进展：一是对话主体由王侯卿士大夫变为战国诸子百家的宗师与弟子时人，二是对话体散文内容由务实变务虚，三是在对话体散文中增添了论辩色彩。战国后期南楚作家宋玉等人创造性地将此前据实记载的对话体散文改变为虚构的主客问答，由此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体——散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文体速成的奇观。一、《尚书》：先秦对话体散文之源先秦对话体散文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尚书》。与《尚书》、《国语》对话体散文相比，战国诸子对话体散文呈现出三大变化：一是对话主体由王侯卿士大夫变为战国诸子百家的宗师与弟

内容提要：李白是唐代诗人中身上最具有西域和丝路文化色彩的诗人之一。他的西域文化色彩不仅表现在他的诗歌中，更体现在他的家世的西域文化背景上。中亚和西域文化的熏陶使李白的诗歌具有巨大的文化魅力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成功走向世界的因素之一。一、西域丝路文化在李白诗歌中的表现在盛唐的著名诗人中，一说到西域①及丝绸之路，人们一定会首先想到两位诗人：一位是李白，一位是岑参。如果说李白不出生于西域，为什么他本人及其诗歌，有那么多的中亚文化印记?李白家世有那么浓重的胡化色彩?他为什么会中亚的月氏语⑩?他为什么

尤可注意的是，宋代医学著作中出现了数量可观的歌诀，南宋刘信甫《活人事证方》(前后集)中即存录了不少当时流传的医歌。如何评价宋代包括歌诀在内的“医科文学”的意义，需要理解宋代“儒而知医”的文化背景，同时应对民间实用性文学写作有观念上的理解与同情。关键词：宋代医学典籍/医科文学/刘信甫/活人事证方/歌诀作者简介：罗时进(1956-)。二、刘信甫其人及所存录之医药歌诀宋代“医学文学”是一个涵盖面较广的概念，它不仅体现在士林阶层的创作中，也体现在较为庞大的医家群体的写作中。三、《活人事证方》(前后集)歌诀的来源与

词体起源作为一个文体起源的问题，应该放在文学史研究中文体起源问题的理论视野中来推究。唐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词作为一种新的诗歌体裁的意义，词的起源问题始于五代，至宋有多家之说，多为现代词史家所取舍。考古今词体起源说，大体可分为词起于新声变曲、词起于燕乐、词起于声诗之变、词起于乐府之变、敦煌词为词的源头这样几个主要类型。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古今词源说中其实存在着不同的学术立场的问题。近现代的词源学，则明显地存在着新旧学术的不同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