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石刻文体有很多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构成要素，从传递作者完整意思的角度考虑，石刻在文本之外，文体构成成分还有石头坚硬的本质属性、石刻的形态体制，石刻与空间、时间紧密联系，石刻存在的原始地理环境、石刻的刊刻时间等等，都是石刻文体的要素，也具有很强的写实性。与祁阳石刻一样，全国各地有不少石刻群落都是因此而形成：泰山围绕帝王文化形成的石刻，曲阜孔庙围绕儒家文化形成的石刻，镇江围绕《瘗鹤铭》书法文化形成的焦山石刻，洛阳龙门围绕佛教文化而形成的石刻，洛阳关林围绕关羽故事形成的石刻。铜川耀县药王山围绕孙思邈及其《千金方》而形成的石刻，长江白鹤梁围绕石鱼而形成石刻，桂林围绕秀美山川而形成的石刻，户县重阳宫围绕道教而形成的石刻，还有泉州九日山的祈风石刻，苏州的园林石刻，杭州、汤阴的岳庙石刻、开封陈桥驿的石刻等，内容都各具特色。
关键词：石刻;文学史;补充价值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石刻的文学意义历来不被研究者重视，叶昌炽说研究文学对于石刻而言等于买椟还珠。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对石刻的文学价值至今关注者不多，研究成果也有限。实际上，石刻在文学研究方面隐含有极大的价值：可补文集之缺、文体之缺、文学史料之缺、作品题材之缺等。对于研究者而言，石刻之文学研究是一个亟待开发的课题，深入研究石刻文学，会为文学史增加新的研究内容与方法，从而使我国的文学史呈现出更加完整、真实的发展面目，展现出文学史的多姿多彩。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石刻文献与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4XZW001)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石刻/ 文学史/ 补充价值
【作者简介】杜海军，男，河南内黄人，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石刻，广义上说，包括造像石刻与文字石刻，而狭义的石刻则通常指文字石刻，即以石为载体的文字作品。从形制上看，又可分为摩崖，即刊刻于自然山石之上的文字图像，及人工制作的竖立于各种场合、发挥各种用途的各种形体的碑和埋于地下的墓志铭等。我们所说的石刻主要是文字石刻或者文字与造像结合的作品，且不论其形制如何。
对于石刻，研究者历来重视的是其文字学、书法、考古等方面的价值，至于文学价值，研究者则少有涉足，甚至有些学者倡论研究文学不是研究石刻的正道。如叶昌炽说：“吾人搜访著录，究以书为主，文为宾。文以考异订讹，抱残守阙为主，不必苛绳其字句。若明之弇山尚书辈，每得一碑，惟评骘其文之美恶，则嫌于买椟还珠矣。”[1]在此传统观念的影响下，研究者忽略了石刻的文学价值。再加上石刻散置各地，不易搜罗辨识以供集中深入研究，所以，文学研究者对石刻的关注至今不多，研究的成果也非常有限。正因如此，石刻对文学史研究补缺的价值意义，较其他门类文献就更加显著，更需要在此特别拈出作论。
世人对石刻在文学文献方面的补缺价值曾有零星的议论。如宋人王十朋云：“盛山十二诗具在石刻，而不见于诸公集中，唱和之盛未有如西山者，旧轴既不知所在，后来跋语亦仅存录本尔。”[2]清人朱彝尊在《词综》中曾云：“计海内名山苔龛石壁，宋元人留题长短句尚多，好事君子，惠我片楮，无异双金也。”[3]唐圭璋亦云：“计天下名山石壁，纪游之作尚多，又岂仅此而已哉?所望词学同好，惠而见贻，则无异双金之赐矣。”[4]
石刻对文学史研究的补缺价值，更多的是在词学之外，可补文集之缺，补文体之缺，补文学史料之缺，补作品的题材之缺。我们且分别讨论如下。
一、补文集之缺
石刻补文集之缺。叶昌炽说：“大抵石刻诗篇，颇有世所不恒见，可以补历朝诗选之缺。”又说：“余所见石刻赋，惟楼异嵩《三十六峰赋》，僧昙潜书(建中靖国元年)，笔意逼肖長公。易祓《真仙岩赋》，在融县。梁安世《乳床赋》，在临桂之龙隐岩。並皆佳妙。此三人皆无集行世，赋选亦不收，赖石刻以传耳。”[5]这里叶昌炽说的就是石刻可补文集之缺，说得非常清楚。总的来说，石刻可补总集，也可补别集。补总集，意思是石刻可补一个时代或多个时代中一些佚名、名不见经传作者的作品，从而丰富作品的存世总量。补别集，说的是石刻可以补足完善名人的流行文集。研究文学史，文集是最基本的文献，不管是别集，还是总集、选集，若无文集，只能做无米之炊，显然是不可以的。
先说补总集之缺。
古人创作，大多数人并非有字字流传之想，或句句流传之条件，这些作者兴致所至，随写随弃，作品都被自己或他人有意无意间遗忘丢弃而根本未曾入集，甚至未曾为集。即使已经入集甚至刊刻的作品，也会因时日久远，保管不善，终归于散佚而不知所终，特别是那些不以文名为务的作者之作品。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文字却以早年的入石，因远离喧闹的市井、政治的风暴又得石质的坚硬而存留。一些无文集之作者因借石刻存其文，如先秦石鼓文存诗10首，汉代杨涣、仇靖在汉中褒斜道、甘肃成县留摩崖，明代太监傅伦、梁义、陈彬等，在广西灵山、桂林留摩崖等。此类石刻对总集的补充之功有目共睹。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陆心源之《全唐文补遗》，及当代人编《唐代墓志汇编》所收多属此类。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也多从石刻辑来。叶昌炽总结得好：“以碑版考史传，往往抵牾，官职、舆地尤多异同。朱竹垞、钱竹汀皆为专门之学。然不徒证史也，即以文字论一朝总集，莫不取材于此。归安陆存斋观察辑《全唐文补遗》，余见其目亦取诸石刻为多。近时畿辅辽金碑先后出土，余欲辑金文以补张金吾之阙。又欲辑辽文，艺风以为先得我心，请割爱。余曰文章天下之公器也，遂辍业。”[6]石刻补总集之作甚多，拙文《从正谬补阙之功论石刻之文献价值》已经论及，不再赘言。
我们再说石刻对名家文集的补充之功。柯昌泗见石刻可补名家文集，感慨说：“名家之文，见诸石刻，最可宝贵。”[7]实际上，许多重要文人、传统的名家，多有石刻出其集外者。叶昌炽记其欲以石刻补名人集事：“余欲取乡先贤之无集传世者，或有集而散佚者都其文为一编，若陆长源之《景昭法师碑》《会善寺戒坛记》，顾少连之《少林寺厨库记》，孙翌顾方肃所撰墓志，皆先哲遗文之仅存者也。钱竹汀举《云居寺》两诗为《全唐诗》所未收，不知东南摹崖唐人诗刻可采者尚不少。宋元名家如石湖、剑南、遗山诸诗，零玑碎璧，亦可补全集之遗。金石文字有裨考古如此，岂得为玩物丧志哉?”[8]柯昌泗又举贺知章在山西《题抱腹寺诗》及注为例，以为“可为四明狂客又添一故实矣，不独补唐诗之逸也”[9]。柯昌泗还举补杜甫诗《过洞庭》，王安石文《司马沂墓表》《李兴墓碑》为例等等。陈尚君也强调石刻的补文集价值，多举名人为例，说：“其中唐五代重要文士如令狐德棻、上官仪、许敬宗、李义府、郭正一、李俨、杜嗣先、崔融、徐彦伯、卢藏用、李峤、岑羲、郑愔、李乂、韦承庆、崔沔、贾曾、卢僎、崔湜、薛稷、徐安贞、富嘉谟、吴少微、僧湛然、苏颋、贺知章、韦述、毋煛、郑虔、陶翰、姚崇、张九龄、苏预、颜真卿、徐浩、柳识、李华、萧颖士、柳芳、徐浩、吕温、吴武陵、崔群、令狐楚、宋申锡、李德裕、赵璘、南卓、裴度、郑畋、杨凝式、和凝等，都补充了新的文章。”[10]
石刻补名人文集例甚多，仅就拙见再举数例。如《宝刻丛编》卷十四据《访碑录》录唐代吴筠大历五年撰《天柱山天柱宫记》，《宝刻丛编》卷三载崔颢撰、王幼成书开元十五年立的《龙兴寺诵》，《宝刻丛编》卷八载武元衡兴元元年撰立《唐咸宜公主碑》。《金石录》载卢照邻的《唐黎尊师碑》(卷二十四)、刘禹锡的《唐殿中丞侍御史韦翃墓志》(目录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载郑虔撰《大唐故江州都昌县令荥阳郑府君墓志铭并序》，[11]柳宗元的《张曾墓志》(见《古志石华》)，贾岛的《唐新修紫极宫记》，皮日休的《唐社稷坛记》，宋人王安石撰司马光从父《司马沂墓表》(《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三)，汪藻撰《汪澥神道碑》(胡韫玉辑录《泾县石刻纪略》，原刊于《国粹学报》第75期，1911年刊)，杜敬叔象鼻山刊刻的《陆游诗札》，金华市太平天国侍王府藏陆游撰《重修智者寺广福禅寺记》，及陆游给方丈仲玘写的8封书札(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等，都见名人得石刻补其文集所遗。
最可见石刻补文集之功的是前人文集或靠辑佚石刻而编成者。如颜真卿的《颜鲁公文集》之成书。据《四库全书总目》称《颜鲁公文集》，《唐书·艺文志》记载有《吴兴集》十卷，《庐州集》十卷，《临川集》十卷，至北宋时都已经亡佚。遂有沈侯、宋敏求两家各辑佚成十五卷本。沈、宋两辑本行世不久也漫漶，南宋嘉定年间留元刚守永嘉，在宋敏求残本十二卷基础上重新补遗。四库馆臣又以“即元刚所编亦不免阙略”，继以石刻文补全，云“今考其遗文之见于石刻者，往往为元刚所未收。谨详加搜辑，得《殷府君夫人颜氏碑铭》一首、《尉迟迥庙碑钩一首》、《太尉宋文贞公神道碑侧记》一首、《赠秘书少监颜君庙碑碑侧记》、《碑额阴记》各一首，《竹山连句诗》一首、《奉使蔡州诗》一首，皆有碑帖现存，又《政和公主碑》残文，《颜元孙墓志》残文二篇，见江氏《笔录》”[12]。其实，四库馆臣所本之留元刚本《颜鲁公文集》的祖本宋次道本，也同样多采石刻入集。如《湖州石柱文》，朱彝尊说：“《湖州石柱》在宋初字已漫漶。欧阳永叔谓笔画奇伟，非颜鲁公不能书。于是宋次道集鲁公文刻于金石者编为十五卷，则石柱记存焉。”[13]清人黄本骥更作《颜鲁公文集补遗》，也基本是从石刻著述如《寰宇访碑录》《古今碑录》《宝刻丛编》《集古录》《金石录》《金石萃编》《石墨镌华》等所载石刻作补，且补作甚丰。从宋次道本到留元刚本，再到黄本骥本；从这一系列版本看来，若无石刻存，也就无《颜鲁公文集》存世了。
就现今文献整理成果而言，许多学者整理古籍，石刻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辑佚文库，如《全宋文》之成，就从石刻中辑出许多的佚诗文。
内容摘要：石刻文体有很多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构成要素，从传递作者完整意思的角度考虑，石刻在文本之外，文体构成成分还有石头坚硬的本质属性、石刻的形态体制，石刻与空间、时间紧密联系，石刻存在的原始地理环境、石刻的刊刻时间等等，都是石刻文体的要素，也具有很强的写实性。与祁阳石刻一样，全国各地有不少石刻群落都是因此而形成：泰山围绕帝王文化形成的石刻，曲阜孔庙围绕儒家文化形成的石刻，镇江围绕《瘗鹤铭》书法文化形成的焦山石刻，洛阳龙门围绕佛教文化而形成的石刻，洛阳关林围绕关羽故事形成的石刻。铜川耀县药王山围绕孙思邈及其《千金方》而形成的石刻，长江白鹤梁围绕石鱼而形成石刻，桂林围绕秀美山川而形成的石刻，户县重阳宫围绕道教而形成的石刻，还有泉州九日山的祈风石刻，苏州的园林石刻，杭州、汤阴的岳庙石刻、开封陈桥驿的石刻等，内容都各具特色。
关键词：石刻;文学史;补充价值 作者简介： 二、补文体之缺 文体在文学史研究中始终受到关注，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与着眼点。文章选集如挚虞《文章流别集》，萧统的《文选》、姚玄的《唐文粹》、吕祖谦的《皇朝文鉴》、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文学理论著作如《文心雕龙》《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莫不从文体入手。而今的各类各家文学史编撰，论诗论词、论曲论戏、论文论小说，也莫不以文体阐释为策略。虽然如此，通过整理石刻，笔者发现，在文体研究方面，石刻中有多种文体尚未被议及，可以补充不少文体以供研究。 从宏观而言，石刻本身即是一种独立文体，与传统的纸质载体所存之文比较，特点明显[14]。石刻文体有很多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构成要素，从传递作者完整意思的角度考虑，石刻在文本之外，文体构成成分还有石头坚硬的本质属性、石刻的形态体制，石刻与空间、时间紧密联系，石刻存在的原始地理环境、石刻的刊刻时间等等，都是石刻文体的要素，也具有很强的写实性。石刻的书写形式、书法艺术、雕刻艺术等也是石刻的文体要素。从行文形式看，石刻是以刀代笔，镌刻于石上的一种文体，其作者署名必冠职务、籍贯，行文必署创作岁月时日、必署书丹人姓名。石刻是一种综合性、直观性、文物性兼具的文体[15]。 石刻文体中同时包含许多具体的文体，这也是传统论文者所未曾议及者。在文体学史上，有多种文体原本就是因石而生，如墓志、墓碑、榜书、题记(题名)、造像记等，文体形式与内容都受到石材的限制。墓志、墓碑历来是文体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但榜书、题记、造像记等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与大量的存世作品，尚未引起文体研究者的关注。 榜书在我国应用广泛，是一种为大众喜爱而流传不衰的文学现象。榜书具有十分明显的文体特征。它以诗性语言、书法语言，境文的虚实相生，表达了作者对时事遭际、历史文化、草木山川、人文建筑的感受与评价，成为一种抒写情志的重要形式。这些榜书别集不载，总集不录，文论著述也很少议及[16]。 题记又称题名，是摩崖于山体，或者镌刻于人制各类石形物件之上的、以记录人物信息(人名字号、出生地、官爵、游历地、游历原因，随行家庭成员、朋友等)为主体的文字，是石刻中一种特有的体裁，在我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大量的存在，具有文学的可鉴赏性，能为阅读者带来知识与愉悦。题名还是文人的档案，对于文学家的生平事迹研究有不可取代的文献价值[17]。 造像记作为文体，更有特定的内容。造像记多数作品与宗教有关，如佛教造像记、道教造像记、伊斯兰教造像记等，还有神话造像记(汉代武氏祠画像石)、先人造像记(北魏《始平公造像记》)等。这些造像记，多为祈福保平安而作。从形制看，有的篇幅简短，仅述造像人的姓名及造像年月时日，或造像原因及目的。也有长篇大论颇具规模的文章。如陕西耀县药王山有北魏太和二十年(496)九月刻的《姚伯多造像记》。但是，无论简短还是长篇，造像记都有一个共同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像与文为一体，有文必有像，像文相应，这是古代其他文体所没有的。另外，造像记的行文也有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近乎固定的格式，叶昌炽注意到这一现象并指出：“造象墓志，陈陈相因之辞。若四恩三有，同登觉岸。千秋万岁，永閟泉台。不啻有相传衣钵。隋舍利塔铭，岐山大荔诸刻，其文几不易一字，或有敕定颁行之体式，未可讥为蹈袭。”[18]叶昌炽将造像记的写作格式推定为“敕定颁行之体式”的说法虽然不确切，但说到造像记文字有固定的格式，无疑是对的。关于造像记的文体特性，张鹏《北朝石刻文献的文学研究》有过专门研究，从语音、语义、句法等方面给予界定，肯定地说：“北朝造像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有其明显的文体特征。”[19]笔者甚是认同张鹏的观点，不仅北朝造像记是独立文体，各个历史阶段的造像记皆如此。 以上所说，是石刻作为独特的一种文体，以及石刻中的各类独有文体对文体研究之缺的补充之功。 石刻还可补充传统文体的文献之缺，比如奏议文书的行文样式，汉代石刻可称作化石标本。这一点，欧阳修、赵明诚著录汉碑时都注意到。如《集古录跋尾》录《后汉修西岳庙复民赋碑》载樊毅上尚书奏议石刻原文： 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农太守臣毅顿首死罪上尚书。臣毅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按文书，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岳华山，省视庙舍及斋衣祭器，率皆久远有垢。臣以神岳至尊，宜加恭肃，辄遣行事荀班与华阴令先谠以渐缮治成就之。又曰谠言县当孔道，加奉尊岳，一岁四祠，养牲百日，用谷稿三千余斛。或有请雨斋祷，役费兼倍，小民不堪，有饥寒之窘，违宗神之敬。乞差诸赋复华下十里以内民租田口。臣辄听，尽力奉宣诏书，思惟惠利，增异复上。臣毅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20] 欧阳修跋尾接着评说道：“汉家制度今不复见，惟余家集录汉碑颇多，故于磨灭之余，时见一二，而此碑粗完，故录其首尾以传。”[21]又有《汉孔子庙置卒史碑》《鲁相晨孔子庙碑》等文式相同或相近作品。这类文式，往往是开篇先叙时日，再说“臣……顿首死罪上……。臣……顿首顿首，死罪死罪”，结语是“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赵明诚称《汉孔子庙置卒史碑》之类可见汉时奏记格式，云：“其词彬彬可喜，故备录之，且以见汉时郡国奏记公府，其体如此也。”[22]《容斋续笔》论《汉代文书式》，高度称赞石刻对文体形式的保存之功，说：“汉代文书，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国，有《汉官典仪》《汉旧仪》等所载。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见者为明白。”[23]洪适也说：“石刻可以见汉代文书之式者，有史晨祠孔庙碑，樊毅复华租碑，太常耽无极山碑，与此而四。此一碑之中凡有三式，三公奏于天子，一也；朝廷下郡国，二也；郡国上朝廷。三也。”[24] 石刻补白话文文体之缺。在我国历代文集中，凡诗文多为文人作品，行文以文言，而石刻中却多有白话文存在。如曲阜有朱元璋与由元入明的孔子55代孙、赐封衍圣公名孔克坚的对话石刻，是典型的一段白话文对话： 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臣孔克坚，谨身殿内对百官面奉圣旨：“老秀才近前来，你多少年纪也?”对曰：“臣五十三岁也。”上曰：“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当。你常常写书与你的孩儿，我看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怠惰了。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啊不好?”二十日，于谨身殿西头廊房下奏上位：曲阜进表的，回去。臣将主上十四日戒谕的圣旨，备细写将去了。上喜曰：“道与他，少吃酒，多读书者。”前衍圣公国子祭酒臣克坚记。 此段文不杂一句文言，且是完全的口语，如“你多少年纪”、“如何中”、“好人啊不好”等。该对话又见载于《水东日记》卷十九。白话文在石刻中还有辽代的《大王记结亲事》碑等，元代白话石刻最多，蔡彪美《元代白话碑集录》即收录100多种。 石刻也可补小说早期发展时期的文体文献之缺，改变传统小说文体研究的发生观。比如对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未尝见有举汉代郭芝立《仙人唐公房碑》为例者，其实已颇具小说规模，云： 王莽居摄二年，君为郡吏，□□□□土域啖瓜。旁有真人，左右莫察。君独进美瓜，又从而敬礼之。真人者遂与□期壻谷口山上。乃与君神药曰：“服药以后，当移意万里，知鸟兽言语。”是时，府在西成，去家七百余里，休谒往来，转景即至。阖郡惊焉，白之府君，徙为御吏。鼠啮车被具，君乃画地为狱，召鼠诛之，视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宾燕欲从学道，公房顷无所进。府君怒，敕尉部吏收公房妻、子。公昉乃先归于谷口，呼其师告以厄急。其师与之归，以药饮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挛家不忍去。又曰：“岂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愿也。”于是，乃以药涂屋柱，饮牛马六畜。须臾，有大风玄云来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翛然与之俱去。[25] 这段显然虚构的文字，有人物、有故事，有对话，甚至人物有性格。如公房妻子对家庭财物的难以割舍，就是典型的女人恋家惜物的性格，俨然是一完整的短篇小说，叙述了公房成仙的过程与结果，足可见我国文言短篇小说文体在汉代发展已近完善，可证鲁迅主张“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的观点是有商榷空间的。[26] 石刻对文体研究的贡献，还在于石刻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关于石刻文章语言特点方面的著述，有徐志学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石刻用典研究》，张鹏也在《北朝石刻文献的文学研究》中论北朝墓志的用典特点，并以之分辨石刻文体与常见文体相较的不同特点[27]。臧克和为徐志学《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石刻用典研究》作序《凝固的形式动态地考察》，更揭示石刻文字的固定格式，以及对传统文式的影响[28]，此处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石刻为文体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丰富了新的内容，扩大了文学史的研究思路与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