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文章重新解读了郭茂倩新乐府辞定义，指出“唐世之新歌”，意为唐代乐府新歌辞，名称来自《乐府新歌》等歌录。“辞实乐府”，是说其乐府性质确切无疑。三、“辞实乐府”解郭茂倩《新乐府辞叙论》特别强调“辞实乐府”，表明这些新歌辞乐府性质确定无疑，但质疑新乐府存在合理性者对这句话视而不见，是为对新乐府涵义之“不解”。郭茂倩说“辞实乐府”，说明他很在意这些歌辞是否被乐府采纳，将这些歌辞收录到《乐府诗集》当中，就意味着这些歌辞已被乐府采纳或希望被乐府采纳。)、《乐府歌诗》二十卷、《乐府歌诗》十二卷、《乐府三校歌诗》十卷、《

“宗元”即指在明清戏曲创作和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以元代戏曲为宗尚的尊体意识与皈依心态，亦有“尚元”“崇元”“尊元”“趋元”“佞元”“遵北”等提法。“宗元”揭示了戏曲创作和批评依旧是借复古而创新的运行策略，戏曲观念的复古与新变、戏曲文体的演进特征以及戏曲史的诗性运行规律等，都可能因之以窥斑豹。一、“元”的内涵与戏曲“宗元”观念的发生戏曲“宗元”倾向在元代时已然发生，这不仅来自大一统帝国的所谓文化自信，与元代戏曲创作的繁荣以及取得的杰出成就关系更为密切。二、“元”的外延与戏曲“宗元”观念的展开“元”对明清戏曲的

李、杜是盛唐怨刺诗学的代表人物，皆标举风雅，推崇“微婉”。但李多用比兴，而杜多直接赋写，艺术上有隐、显之别。中唐元、白重倡风雅比兴，以“六义”为标准，主要受杜甫、元结这一派影响，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元、白新乐府皆学杜甫，各有取径，白居易成就更高。李商隐越过汉儒诗教，将怨刺诗学直接《三百篇》，创作上具有直言无隐、放言无忌的特点，故不免招致“思无不邪”的批评；不过，他兼学李、杜而能变化，既能深广地反映现实，又在艺术上颇为隽永，由此成为唐代怨刺诗学的又一大宗。

基于自身政治身份的变化和新变文学趣味，萧纲通过“立身先须谨慎”这一“道德”前提的预设，将诗教话语系统中二而为一的“道德”即“文章”观念加以分离，从而为宫体文学创作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找到了理论支撑。齐梁文学，尤其是梁、陈“宫体”文学在观念、题材、风格等诸方面的新变都与名士风度及其在观念层面前所未有的突破有着直接渊源。那么，如何在“道德”的羁绊中为自身文雅风流的藩王文学趣味(更近于纯文学)寻找到合乎正统伦理观念的存在依据呢?萧纲的对策是充分肯定“立身先须谨慎”的必要性，进而通过“道德”前提的预设，将传统诗教观念

三“诗骚传统”的当下意义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因全球化和技术文明的双重重压而举步维艰之时，一些有识之学者倡导通过重新审视和发现经典的价值以重新树立中国文学的主体性。注释：①参见赵学勇《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及刘跃进《古代文学研究的思想境界》(《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李昌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的点滴思考》(《文学遗产》2014年。如许结《诗骚传统与汉代文学思想的建构》(《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4期)只对诗骚传统对汉代文学思想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夏晓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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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宋元时期，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存在明显的双向互动关系，这主要表现为：文言小说成为说话艺人的重要凭依；说话艺人在

【内容提要】上海图书馆藏张问陶《京朝集》稿本，收录张问陶从乾隆癸丑。《京朝集》稿本有大量的清人评点，诸家之中，以陈鳣与陈用光、吴嵩梁的评点最为丰富，两派截然不同的文学观念以批点的形式在稿本中形成了激烈的交锋。今将稿本与刻本《船山诗草》之子集《京朝集》仔细核对检视，稿本787首诗中有408首被选入刻本，入选比例远高于其他阶段的诗歌，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船山对此时期诗歌创作的满意程度。陈鳣俨然是以诗歌裁决者的姿态进入到对稿本《京朝集》的批点的，在卷首的总批中，陈鳣在诗歌主题的选择和诗歌用词的斟酌上都对船山提出

内容提要：“文德”论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批评伦理的重要理论资源，也是历代批评史家关注的重要问题。先秦以来的文德思想，有“文”为德行和文人的道德、文章两种基本含义，并与文质、文武、文道、文气以及“文之为德也大矣”、“修辞立其诚”、“文人无行”等问题互有关联。两种含义在文学思想史上各有发展，形成德充文昌、文德合一与文德分离、重德轻文两种批评范式。前者沿袭春秋以来重德行的话语范式，后者沿袭东汉以来道德、文章的话语范式。伴随着经学正统地位的确立，文德成为汉代经学阐释的重要问题，加之学术分化，文人群体的出现，儒士与文

“以丽为美”的审美意识特点，体现了秦汉时期（尤其是两汉时期）人们对待生活、生命的基本态度，即将日常生活提高到美的高度，追求绚丽、新奇的审美趣味，彰显出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热爱之情。

楚辞学史到宋代进入一盛世，从文学与图像关系的视角考察，又兼含楚辞研究的语言文本与图像文本两端。一、经学语境与楚辞文图宋代的楚辞语本与图本和明清时代相比数量固远不及，然其书写内涵与图绘方式，却有着明显的开启后来的意义。二、楚辞书写的文艺史观作为被宋人视为“赋祖”的楚辞，其文图书写所反映的当朝文艺史观，亦有自身的价值。这种“绍骚”心理所展示的成果，不仅在宋人三部重要的楚辞学撰述之“续”（晁补之《续楚辞》）、“补”（洪兴祖《楚辞补注》）、“后语”（朱熹《楚辞后语》）上表达明确，也不仅在宋人大量的“拟骚”创作中有

一些丛书对选本的保存较多，如影印出版的清编《四库全书》、新近整理出版的《四库存目丛书》（包括补编）《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丛书》等，收录了一批唐宋诗文选本，但是当代学者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却存在不足，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现存的一两千种唐宋诗文选本，可分为唐诗选本、唐文选本、唐诗文选本、宋诗选本、宋文选本、宋诗文选本、唐宋诗选本、唐宋文选本八类。当代学者有人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如李定广、陈伯海《唐诗总集纂要》，即为130余种有代表性的唐诗总集（主要是选本）纂写提要，并将相关唐诗选本之序跋置于其下，达六七百篇，每

然而，小说这一台阁化的迹象，仍然可以追溯到元末杨维桢等人假小说以为声教的提出，并和明初官方试图以儒学内涵改造小说的努力联系起来，也即与永宣间教坊演剧的繁荣有着颇为相似的历史背景。小说的衰落大约肇始于宣德间——《效颦集》的出现及其俗史化即是一个显征，此部著作虽语近小说，但参论古事、以为世鉴，一方面是《余话》渐以学识见长、渐避近事而言古事、说教气息渐浓的继续，另一方面，却已渐次混淆了小说与史传之间的界限。而且，自元以来新兴的小说与戏曲，都以叙述见长，已是近世文学的代表文体，论元明一代的文学，历来以小说戏曲为代

唐宋士人接受李白的过程，既是其接受李白诗所承载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过程，亦是发掘、凝练李白作品经典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唐宋时期，以苏轼为代表的士人所揭示的李白诗歌所表现的士人特立独行的风操气节和人格力量以及天才诗人的艺术特征，成为唐宋时期、同时也是此后李白诗歌最有影响也最有价值的经典内涵。32)等儒家的三纲五常规范李白的诗歌，试图以此确立李白诗歌的价值，但同从教化、家国出发否定李白诗歌价值的路数一样，都未能揭示李白诗歌作为经典的真正价值。但是李白诗歌与唐宋士人的精神契合点在于何处?扩而展之与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

后来李梦阳、何景明、边贡、李攀龙、李维桢、王世懋等复古派核心作家，亦借助各自在地方上的提学经历，采用督导教习、刊印图书等多种方式，建立起复古文学思想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常规流动通道。由此形成了一条复古文学年轻人才培养与选拔的专门路径，得以制衡馆阁文学的庶吉士培养模式，保持了阁、部文学在发展规模上的相对均势状态。下面笔者将以复古作家们的提学经历为主线，辅以复古文学发源地陕西地区的文教情况和提学官的群体面貌，考察明代弘治至嘉靖年间，复古作家们如何借助官方的提督学校制度，来实现复古文脉的代际传承，以及对地域文学中

但在魏晋时期随着经学中衰与文学审美性的自觉，这一文体的风貌发生了转折，开始追求文学形式的“丽”。到了南朝随着对“辨体”意识及文学审美性的认知进一步增强，出现了重“文”轻“笔”的文体观念，属于“笔”体的奏议文文体品格出现了下降。纵观奏议文在汉魏六朝的文体演变，我们发现这都与汉魏六朝文学的变迁是合拍的，其背后是不同时代文学观念与文体意识的改变。二、从主“雅”到尚“丽”：文学自觉与奏议文文体风格的变化两汉社会笼罩在浓厚经学氛围中，自汉武帝之后以儒生为官吏，奏议的创作主体由秦朝的专职文吏变为儒生。三、重“文”轻“

毛奇龄谓唐代进士登第后“又有试”即“奉试”。毛奇龄并没有说明“登进士后，又有试”属于哪种情况，臧岳则根据毛的说法，明确指出：“登进士后，又覆试，名曰‘奉试’。据《本事诗》载：“崔曙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试帖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24)《论重考试进士事宜状》，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中华书局， 1979年，第1266页。购买010-62513249工作日09:00～18:00 help@rucdm.com 010-62515008-8002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45号兴发大厦301室移动端访问人大复印

内容提要：在清末政教转型和新学制草创的过程中，包括文字训诂和诗赋词章在内，广义上的文学教育被纳入了“通国一律”的制度框架，作为国民教育系统中的一门课程，充实着近代国家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文化共同体。关键词：文学教育/近代国家/学制/中国文辞基金项目：本论文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清末新式国文教育研究——学科构建、文体想象与知识转型的互动”(14YJCZH107)的阶段性成果。癸卯学制中的“中国文辞”课程框架，已不再如壬寅学制那样无意识地搬用外来学制成例，亦有别于此前督抚兴学的实用趋向

“音象”与“诗象”是构成文学意象的基石。在实践层面，“音象”无论在唐代齐言歌诗、杂言曲辞还是徒诗作品中，都对作品意象的生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存在形态，一种是建构在音律或格律基础上的整体感受效果，一种是借助拟音词模仿、类比乐音而形成的声音效果。中国诗歌的格律化出现于南北朝之后，沈约为代表的永明声律理论试图在音乐与文学分途之后，重新实现文学的音乐性，甚至有学者认为“永明体的出现不是诗乐分离的产物，恰恰是诗乐结合的产物”。①关于音象(或乐象)与意象的关系问题，研究成果十分有限，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如徐于的《音象：

内容提要：在西晋覆亡之初，北方广泛分布的坞壁对于晋末文人、文学具有间接的保全作用。当时，北方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文学活动难以进行，尤其是曾经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学发展局面被彻底打破，人们大量逃往坞壁。在整个北方地区文学发展普遍凋零的情况下，坞壁之间尤有零星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些民歌经典。当时的文学创作情况充分表明，晋末动乱之时，北朝和南朝文学分野的一些基本特征已经有所显露。一、北方坞壁对于晋末文学的存续功能和历史意义一场持续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以及紧随其后的“五胡乱华”结束了文学在北方地区的城市发展之路。二

内容提要：王士禛生平论诗凡三变：从宗唐到宗宋，再回归唐音。其实王士禛晚期的诗风，完全可以称为“亦唐亦宋”，唐诗风与宋诗风在他的诗歌中有机地融汇在一起，并最终形成了他的“神韵”诗风。苏轼的清旷诗风对于王士禛形成清远的神韵诗风有着重要的影响。一、前人关于王士禛宗宋的说法王士禛学诗是从唐诗入手，其兄王士禄称他“七岁通章句，九岁学唐人诗”， [3]530王士禛也曾自述自己早年从兄长学习王维《辋川集》并深受影响，所以青年时期王士禛的诗风带有明显的宗唐特征。二、王士禛中期诗风“宗宋”或曰“亦唐亦宋”的具体特征罗宗强先

摘要：从文学与图像关系的视角考察，楚辞学史兼含楚辞研究的语言文本与图像文本两端。一、经学语境与楚辞文图楚辞作为一种学术的构建，首先宜落实到文本的层面。与之相应，楚辞学史自汉代王逸《楚辞章句》“依经立义”解读作品，在某种意义改变了汉人“辞”与“赋”不分或纳楚辞于“赋域”的惯例，而使“楚辞”作为一类创作而独立呈现，然以经义思想衡量楚辞的价值，才是其对楚辞提升的本义。仅就现存文献，宋人辑注《楚辞》者以七家为著，分别是晁补之《重编楚辞》、洪兴祖《楚辞补注》、杨万里《天问天对解》、朱熹《楚辞集注》及《楚辞后语》、钱

内容提要：从杜甫创作七绝的情绪状态和抒情基调而言，杜甫七绝另有“别趣”，主要表现为善于捕捉自然景物中的生机和人居环境中的雅趣，尤其突出地呈现了诗人放达幽默的性情和风致，以及对深层审美感觉的追求。尽管七绝在其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过不同的题材和风格，也显示了能够写景、咏物、抒情的不同功能，但历代诗论对杜甫七绝的评价，主要是以李白和王昌龄的七绝为参照的。二、杜甫七绝的“别趣”与创作情绪的关系杜甫是一个体式意识很强的诗人，他虽然在各种诗体中都有扩大题材及其表现功能的尝试，但都充分利用了该种诗体特殊的表现原理，因

“传神”的意义在语法上已经蕴含在“写形”的概念中，因此“神似”即“形似”。二是用“形”“神”分别指称对象的特征和主体的精神，把“形似”理解成对象的特征，把“神似”理解成“风骨”和“风力”。事实上刘勰和钟嵘所说的“形似”同时就是对象的“神似”，而“风骨”“风力”则是主体的思想情感形态。但“西施有头癣”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一个事实命题，根据庄子所说“故为是举莛与楹，厉(头癣)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可知西施并没有头癣。而当我们说刘勰、钟嵘推崇“风骨”“风力”而不重“形似”的时候，

一、诗文革新之先驱“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一代唐音起射洪”[4],陈子昂开启唐代诗文革新帷幕,是历史选择的偶然,也是其知行合一、革故鼎新的必然。”[12]陈子昂对诗文发展的主要贡献,在于力倡继承“风骨”“兴寄”,力求拓展格局之宽,开唐音之雅正,启古文运动之前奏,为唐代诗文革新作了立论求索。[2][16][62][63][71][唐]杜甫.陈拾遗故宅[M]//[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65][66][69][70][72][73][74][75][76][77][78][79][80]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观念和“白贲”美学思想，不仅为古代文论提供了一种美的范式和标准，也反映并实践了魏晋审美观念的变化与重构。在经历了两汉“贲如濡如”的绚烂之美后，文学审美开始转向对文学自身的艺术特质的发现，而开始脱离了政教等外在的功利束缚，如果以“自觉”作为建安文学的特征，开启了魏晋审美观念的变化和重构，那么正始文学则是把哲理引入文学，发掘文学深度化。在经历了“自觉”的建安文学和“哲思”的正始文学后，西晋文学既出现了如左思《三都赋》这样的写实创作，也有陆机《文赋》这样对建安以来文学特质被认识之后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