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后来李梦阳、何景明、边贡、李攀龙、李维桢、王世懋等复古派核心作家，亦借助各自在地方上的提学经历，采用督导教习、刊印图书等多种方式，建立起复古文学思想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常规流动通道。由此形成了一条复古文学年轻人才培养与选拔的专门路径，得以制衡馆阁文学的庶吉士培养模式，保持了阁、部文学在发展规模上的相对均势状态。下面笔者将以复古作家们的提学经历为主线，辅以复古文学发源地陕西地区的文教情况和提学官的群体面貌，考察明代弘治至嘉靖年间，复古作家们如何借助官方的提督学校制度，来实现复古文脉的代际传承，以及对地域文学中复古传统的延续塑造。
关键词：提学制度;文学复古;郎署文学;央地关系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明代的提学制度，是国家基层教学和人才选拔的重要保障，也是未第士子较早接触京城文风并建立学缘关系的一次机会。弘治陕西复古作家群的崛起，就与提学官杨一清、王云凤所创立的书院式集中教学法密切相关。后来李梦阳、何景明、边贡、李攀龙、李维桢、王世懋等复古派核心作家，亦借助各自在地方上的提学经历，采用督导教习、刊印图书等多种方式，建立起复古文学思想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常规流动通道。由此形成了一条复古文学年轻人才培养与选拔的专门路径，得以制衡馆阁文学的庶吉士培养模式，保持了阁、部文学在发展规模上的相对均势状态。明代文学之馆阁、郎署、地方的三层文学格局，在此两两互动和竞争的关系中，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关 键 词：提学制度/文学复古/郎署文学/央地关系
作者简介：叶晔，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出版过专著《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等。
文学复古运动，是明代文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作家群体到底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究其根本原因，自然是文学创作与批评上的同声相求。但作为一个以士大夫官僚为主体的文学流派，制度的牵系亦不可忽视。有关复古文学的郎署背景，自廖可斌先生①以下，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笔者在《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一书中亦有专题讨论，指出明代文学之馆阁、郎署、地方的三层文学格局②。但当时限于“中央文官制度”的选题范围，只停留在馆阁与郎署之间的文学互动上，对郎署与地方之间的文学流动机制关注不多，故对三层文学格局的表述，多有局促和偏颇之处。有鉴于此，笔者希望通过撰写一组论文，来填补其中的某些空缺之处。如本篇着重关注的提学制度，既是连接郎署文学与地方文学的制度纽带，又是郎署得以在文学师承上与馆阁相抗衡的重要利器之一，在三层文学格局的两两互动上，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下面笔者将以复古作家们的提学经历为主线，辅以复古文学发源地陕西地区的文教情况和提学官的群体面貌，考察明代弘治至嘉靖年间，复古作家们如何借助官方的提督学校制度，来实现复古文脉的代际传承，以及对地域文学中复古传统的延续塑造。
一 士大夫的人际网络及其去地方化的始端
从学理上说，帝制中国晚期的士大夫人际网络，主要由族缘、地缘、学缘、政缘四类缘际关系组成。族缘包括血缘、亲缘两种关系，前者为先天生成，后者通过婚姻关系构成；地缘虽不是先天所有，但依赖于语言、风俗等诸多要素的养成，强调相似的成长环境及对区域文化的认同，基本上在弱冠之前也已定型；学缘比较复杂，注重知识谱系的继承性，以及教育经历上的实在联系，根据不同年龄段的教育层级和受业对象的不同，既与同一层级、同一科次的学生或考生，形成同学或同年的关系，又与塾师、书院师、官学师、科举座师等长辈，建立起层级分明的师生授受关系；政缘在这些基本人际关系中居最上层，只有在国家机构中任职过，方构成任官层面的同僚关系，或政治思想层面的派系关系，并作为一种政治资本可在日后使用。在每一位士大夫的人生经历中，族缘(同族、姻族)、地缘(同乡)、学缘(同学、同年、师生)、政缘(同僚、同党)四者，是以生成的先后顺序依次出现的，最终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人际网络。
之所以使用“帝制晚期”这一概念，是因为与中古文学相比，元明清文学的地域性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这里所谓“文学的地域性”，不是指文学创作者的地缘集群，或文学作品中的地域风格，而是指文学创作中的地方意识。某一时代文学的地缘集群和地域风格，从文学史的眼光来看或许很鲜明，但身处那一时代的作家们，对此未必有自觉的认知。只有自觉的地方意识，才是地域文学真正发展的关键标志。对明清文学研究来说，我们考察某一位士大夫的文学经历，难免涉及他的地域属性，这是惯性的思维模式，自有其观察的合理性。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意识的形成，是通过“走出地方”来达成的。这里所说的“走出地方”，包括知识和实践两个维度，但毋庸置疑，在实践层面上与地方之外世界的接触和交流，是更加重要的一环。就像我们讨论地域诗派的创作风格，固然可以围绕诗歌文本去分析，但如果这群作家从来没有走出过地方，只是市邑乡里间的诗酒酬唱而已，那么即使他们的诗风再怎么新奇，也只是后人在文学史视角下观察到的与众不同而已，未必代表他们在不同地域诗风比较的基础之上，已有自觉的文学创新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一位士大夫，他早年走出地方、接触世界的那一步，显得非常重要。
历史学视野中的“地方”概念，较早出现在南宋史研究领域，其大致的地理范围，相当于两宋的州级行政区划(即明清的府级行政区划)。而在宋人或明人的笔下，经常会用汉代的“郡”，来代称当时的“州”或“府”。故接下来，笔者将使用“地方”“郡外”(即“地方之外”)这一组相对应的概念，来强调士大夫地方观念中的“内”“外”之别。我们有必要认识到，除了一小部分望族子弟，由于随父履职、跨地区联姻等原因，在少年时期便有了与郡外接触的机会；而其他多数的文人，从小生活在方圆百里的地域空间之内，族缘、地缘关系就是他们全部的人际网络。直到登上更高的教育阶梯，才可能建立新的学缘关系，接触更外面的世界。早期的塾师、书院师，大多是本地文人；基层官学系统中的府学教谕、县学训导，也都是来自府县周边、语言相通地区的文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年轻的士子在赴省城参加乡试之前，并没有太多可以接触“地方之外”的机会，更多地来自对父兄及居乡官宦前辈之赴考、任官、交游经历的耳濡目染，而这种单薄的学缘关系实依附于族缘、地缘关系。所幸在基层教育中，有一种不算频繁、却有制度保障的非本地学缘关系，那就是省一级的按察司提学副使或佥事，例行提督各府县学政，这让府县生员们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郡外”的文学世界。故从弱势个体的角度来看，地方提学制度是普通未第士子得以接触郡外文坛的较早途径，提学官也是他们最早建立起实质性缘际关系的非本地官员之一，这是以往学界较少留意的。这些弱势士子们，大多数终身未第，其研究价值诚然寥寥；但那些业已成名的作家、学者、官员，在走向成功的开始，也都经历过这一人生阶段。而考察优秀作家早期人际网络的形成，特别是他们的非本地人际网络中的第一根线是如何搭建的，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明代的提学制度③，并非始于开国之初。宣德以前，地方上推行府州县官兼理与巡按御史、按察司官监督相结合的学政制度。特别是府州县官，在生员的入学、考核、劝惩、选送等事务上，拥有很大的权力，时称“提调官”。正统元年(1436)颁布《敕谕》十五条，是提学制度创立的开始。“生员入学，初由巡按御史，布、按两司及府州县官。正统元年始特置提学官，专使提督学政。……督、抚、巡按及布、按二司，亦不许侵提学职事也。”④但是，初创期的政策经常变动。直到正统九年(1444)，科举生员的发解权，方从府州县官移交至提学官；正统十年(1445)，诏令布政司官也要对所至儒学提督考校；正统十二年(1447)，生员入学的考取权，又再次回到府州县官的手中。以上这些反复，显然不利于地方儒学的稳定发展。故至天顺六年(1462)，朝廷颁布新《敕谕》十八条，进一步突出提学官“总一方之学”的权责。此后地方诸职的分工渐趋明确，在生员入学(童试)一事上，府州县官负责县试、府试，提学官负责院试；在生员的日常考核上，教谕、训导负责日课、月考，府州县官负责季考，提学官负责岁考；而最关键的选送岁贡、乡试二事，其权力皆在提学官。简而言之，教官负责教学，提调官负责初考，提学官负责终考和定额。
对提学官来说，这或许是仕途中的普通一站而已；但对未第士子来说，却有着决定早期人生命运的重要意义。首先，朝廷对提学副使、佥事的任命，事关人才的基层选拔，兹事体大，明确要求“文学才行兼备”⑤，文采出众的官员优先；其次，提学官多从六部郎中或员外郎迁转而来。六部郎中、员外郎为正五、正六品，侍郎为正三品，而提学副使、佥事为正四、正五品，正好填补了六部官员迁转过程中的品阶空缺。故从显性身份来看，他们作为在任的省级官员，代表了“地方之外”的文风；但他们还有一层隐性身份，即作为曾经的、甚至未来的中央郎署官员，实际上还代表了“地方之上”的京城文风。另外，在明代科举制度中，并不是所有生员都可以参加乡试，只有通过三年一试的府级科考，才能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而这场科考的主考官及具体名额的裁决人，就是提学副使。故从实际的师生情谊来说，提学官与考生的关系体现在日常督导和科考取解两个层面，较之糊名阅卷的乡试、会试中的房师、座师，显然更亲密一些。
任何一个知识人，无论受教育等级如何，都有族缘和地缘关系，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学缘和政缘关系，后两者需要后天的不懈努力。因此当我们考察一种全国性文学现象的时候，需要有内外互审的眼光。向外看，四种关系皆备的作家，对文学世界的理解更加丰富和完整；向内看，只有一两种人际关系的作家，对此种关系的体认，可能未必是清晰的。一生不出乡里的诗人，既体会不到地缘关系在郡外社交中的重要性，也无法对比得知本地文风的鲜明特征及其边界。一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强调学缘和政缘的重要性，就不仅是为了研究这两种人际关系本身，更是为了求证研究对象是否对其早期生成的地缘关系已有更自觉的体认。提学官和府县生员之间的关系，就发生在年轻士子从早期缘际关系走向成熟期缘际关系的节点上，发生在他们从地方走向郡外、由地方接触中央的仕途前夜。
虽然中央政府一直明白提学官员之于整个科举社会的重要性，但由于明代文官迁转体系的特殊性，翰林官员不出京城，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之间迁转，而六部、科道等其他中央机构的官员，需要间歇性地出任地方官，这为明代郎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意外的制度保障。职掌国家文事的馆阁文学，通过翰林院的庶吉士培养制度，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文学后备人才；而职掌吏事的郎署文学，却只能期望前来六部观政或任职的，是一些年轻好文之士，这种期望未免偶然。也就是说，在常理上，馆阁文学是通过同僚兼师生关系来传承的，而郎署文学所依赖的缘际关系只有同僚关系。一个自足的文学系统若要长久发展，稳定有序的师生传承是很有必要的，但郎署的机构职能并不提供相关的支持。这个时候，它借助了馆阁文学所不具备的优势，即外任地方官，抓住出任提学副使、佥事的机会，抢在庶吉士培养环节之前，更早地建立起与未第士子之间的师生关系。而朝廷对提学官“文学才行兼备”的要求，又让这些有抱负的郎署作家们，在提学官的竞争和考选上占得先机。通过这一条外拓式的人才选拔途径，身居京城的郎署文学，在流派发展的持久性上，终于有了可与馆阁文学相抗衡的制度保障。而这一套师承机制，在“前七子”群体的主要聚集区陕西、河南等地，表现尤为明显。
内容摘要：后来李梦阳、何景明、边贡、李攀龙、李维桢、王世懋等复古派核心作家，亦借助各自在地方上的提学经历，采用督导教习、刊印图书等多种方式，建立起复古文学思想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常规流动通道。由此形成了一条复古文学年轻人才培养与选拔的专门路径，得以制衡馆阁文学的庶吉士培养模式，保持了阁、部文学在发展规模上的相对均势状态。下面笔者将以复古作家们的提学经历为主线，辅以复古文学发源地陕西地区的文教情况和提学官的群体面貌，考察明代弘治至嘉靖年间，复古作家们如何借助官方的提督学校制度，来实现复古文脉的代际传承，以及对地域文学中复古传统的延续塑造。
关键词：提学制度;文学复古;郎署文学;央地关系 作者简介： 二 杨一清提学陕西与弘治北地文风的兴起 如前所言，天顺六年颁布新《敕谕》十八条，代表着明代提学制度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之后的发展态势如何，学界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郭培贵认为，提学制度自天顺六年至万历初有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严重缺陷，直到万历三年(1575)重订《敕谕》，方进入成熟期(参见《试论明代提学制度的发展》)。而徐永文认为，正统至正德年间，提学官员比较称职，督学工作颇有成效；正德以后，开始出现轻授、渎职等不良现象，直至明末不变⑥。当然，二人的观察角度略有差别，前者关注制度本身的完善度，而后者更关注人之于制度的能动性。但不管哪一种视角，他们都承认，明成化至正德年间，是提学制度比较稳定而有效的一个时期。 一般认为，宋室南渡后，整个中国文学的重心移至南方，作为文化区域的北方文学(不包括作为政治区域的京城文学)，几乎再没有统领全国文坛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代弘治、正德年间“前七子”的崛起，确是一个较特殊的个案。而提学制度之于馆阁、郎署文学场域的变化，放在北方的文学现象中，更能呈现其内在的机制。因为南方作为明代文学的核心区，多种要素叠加在一起，使得我们很难判别相关场域的变化，到底是归因于制度、地域还是其他。 复古派“前七子”中，诗推李梦阳，文推康海，两位都是陕西人。他们登第后的文坛声望，自不待言；与之相比，难得的是他们在登第前，都深得陕西提学杨一清的赏识。如果说学校教官是受业之师，科举座师是名义之师，那么提学官就是知遇之师，对未第士子之人生轨迹的改变尤为重要。杨一清是明代政治史中的重要人物，以往学界考察其功绩，重在弘治十五年(1502)后的总制西北军务、计除刘瑾、两度入阁主政三事上，较少从学脉传承的角度去探究他入仕之初二十余年的教学识人之功。笔者目力所及，余嘉华、陈书录、师海军等先生有所论及⑦。关于杨一清早年的这段经历，王恕在《赠陕西提学宪副杨公升太常寺卿序》中做出概述： 授中书舍人，暇则授徒于京邸，从游之士得其指授，登进士为京职者甚众，由是誉望益隆。前天官卿以为公授徒既有成绩，使之提督学校，必能大成就贤才而为国家用。乃举授山西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校。公在山西不数年，学政之修，士风日振。丁内艰，服除，余适典选，素闻公名，且知其行检，于是举授本省提学。公至，开示教条三十余款，行令郡邑及边卫学校师生遵行肄业。又刊行古丧、射、冠礼，使士习之，且禁止有丧之家作佛事。复亲临考较，视其勤怠从违而赏之。由是士皆孜孜进学厉行，而游惰苟且之徒不得杂于其间；衣冠之族咸执古礼，而闾阎之间，反道悖德者鲜。此皆公教化之所及也。去年乡试，除中式举人外，尚有可中者百余卷，非公提督造就，能如是乎?公在陕西，由佥宪升宪副，又将四年矣。始终一节，略不少渝。于西安，在城修复正学书院，武功修复横渠书院，商州秦岭改佛寺为韩文公祠。斯皆崇儒重道之盛事，亦可见公拳拳用心于斯文，以尽斯职也。⑧ 以上文字，不止介绍了杨一清早年授徒、提学的经历，更关键的是，王恕明言“余适典选，素闻公名，且知其行检，于是举授本省提学”。杨一清补陕西提学佥事在弘治四年(1491)，而王恕任吏部尚书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至弘治六年(1493)间。也就是说，这一人事任命，有王恕利用职权之便的嫌疑。作为明代关学的代表人物，王恕在中央陕籍士大夫中威望极高，后来康海为救李梦阳而拜谒刘瑾，提到当今三秦豪杰有三，第一人即“王三原秉铨衡，进贤退不肖”⑨，那时王恕已致仕十余年，在陕西士人心中的地位和声望依然不减。也就是说，在政治生涯的巅峰期，王恕为家乡安排了一位青年老成、教学能力突出的提学官员，而杨一清也不负所望，用了七年的时间，将陕西学校的教学风气及人才质量提升了一个台阶。 先前学界探讨杨一清与陕西作家群的关系，主要是梳理诸人之间的学脉师承关系，而本篇将尝试去探究相关学脉关系的建立和运作机制。杨一清历陕西提学佥事、副使七年，教学改革可谓大刀阔斧。特别是弘治九年(1496)，在提学副使任上重建正学书院，尤为时人所称道。“拔各学俊秀会业于中，亲为督教，其大规先德行而后文艺，故院中士连魁天下为状元者二人，其以学行、功业著闻者甚多。”⑩这里所说的状元二人，即康海与吕柟。如果我们着眼于杨一清个人，那么正学书院不过是他学政事业的巅峰而已；但如果我们跳出个案的视阈，进入制度与社会结构的视野，则此事意义重大。李东阳撰《重建正学书院记》，对书院建置介绍如下： 划为三区，其中为祠，左为提学分司，而书院实居其右。……书院之制，皆与司称。又左右环为肄业之室，堂之后为会馔之所。共为门三重，以通出入。塈而垣之四周，而其制始备。……杨君受命分省，任兴教作人之寄，其督学州郡有成效矣。兹又聚徒置院，为养蒙储俊之计，为之标的绳准以示之。(11) 由上可知，陕西提学分司的官署，与正学书院位于同一院落内。建筑形制上的捆绑，意味着杨一清的诉求，不仅是创建书院，更希望“亲为督学”，即直接管理书院。他早年以授徒闻名京城，实际教学经验相当丰富，“初授中书舍人，职务清简，横经授徒，从者日益众，以其教魁天下、魁两京诸省、登显位者百余人”(12)。朝廷正是看重这一点，才任命他为山西提学佥事。但提学官不同于塾师、教官等一线教师，主要起提督学校之责，并不承担具体的教习任务。故在山西、陕西提学佥事任上，他做事虽然雷厉风行，却停留在提学官的常规职能以内，未有太多逾矩，此即李东阳所说的“督学州郡”。弘治七年(1494)，杨一清由陕西提学佥事升本司副使，或许是掌握了更充分的教育主导权，也可能是其教育思想更趋成熟，他改用重建书院的方式，让提学官来集中教习优秀生员，“群陕士高等者其中，亲课之”(13)，此即李东阳所说的“聚徒置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杨一清的从教经历，分为横经授徒、督学州郡、聚徒置院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横经授徒，是身为中书舍人的杨一清的私人行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也为他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望；第二个时期的督学州郡，是身为提学佥事的杨一清的官方行为，行事严谨果决，但至多算是职权范围内的政绩出色而已；第三个时期的聚徒置院，其实是身为提学副使的杨一清，合理利用职权边界、拓宽职能范围的一种行为。一方面，他将私学性质的书院融入到提学体制之中，以此发挥他在横经授徒上的经验优势。在名义上，他并未干涉府县官学的日常教学事务；但事实上，他在更高层级介入了对生员的直接教学，这显然溢出了提学官的权责范围。另一方面，如此安排又在制度层面上，为那些有潜质的未第生员提供了一个在省城集中学习的机会，其教学质量无疑比府县官学要高出一个档次。经过数任提学官的经营，最终成就了弘治、正德年间陕西文士的“井喷”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变相地填补了明代学政制度的一个空缺，即省一级行政区划没有统一、稳定的官学机构。 中国古代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无疑在两宋。宋代的官学系统，尚未成熟到覆盖所有府县，官学生、私学生皆可应解试，地方书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明代的情况则不一样，洪武年间诏令天下，所有府县必须设置官学，只有官学生员才可应科举试，这在很大程度上断绝了地方书院的发展前景。虽仍有一些乡居士大夫积极创办私学书院，但纵观整个明前期，书院讲习之风远未兴盛。有鉴于此，明人根据自己的经验，也在摸索一些新的发展道路。王守仁借书院来讲习心学，继续保持书院的私学色彩，即其中一途；而杨一清的官学化改革，借提督学校之名义，将私学性质的书院半官方化，同样是新法之一。此法的优势，在于它不偏离“科举必由学校”的国家政策，不会分散年轻生员的学习精力。是一种比较保守而稳妥的试验法，较适合在陕西这种教育普及程度较低的地区推行。 我们应当承认，杨一清的提学宗旨，是“先德行而后文艺”，文学不是他的教习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必要去探究其中隐性的文学传承关系。正德年间，杨门弟子编《同门题名录》，得七十人，明言寄寓“邃翁先生复古之教”(14)。这里所说的“复古之教”，笔者以为，包括政教复古和文教复古两个层面。政教层面的复古是否成立且不论，至少文教层面的复古，在陕西提学任上，有很多线索可寻。陕西诗人胡缵宗回忆道：“(杨一清)视学关中，亦以古文辞启发诸士子，诸士子皆勃然兴起。尝语人曰：‘吾于秦中得李献吉，诗不愧李、杜；得康德涵，文不愧马、班。’”(15)嘉靖后期，王世贞送李攀龙任陕西提学副使，亦以杨一清事迹相勉：“吾闻孝庙时，北地有李献吉者，一旦为古文辞，而关中士人云合景附，驰骋张揭，盖庶几曩古焉。父老言故相杨文襄公实为之师倡之，献吉诸君子时时慕称杨公不衰也。”(16)万历年间，冯从吾撰《关学编》梳理陕西学统，亦云：“邃庵杨公督学关中，见先生与康德涵、吕仲木，大惊曰：‘康之文辞，马、吕之经学，皆天下士也。’”(17)以上三条材料，皆聚焦在“古文辞”的层面上，讨论杨一清之于李梦阳、康海等陕西籍作家的影响，显然不是道德规导、时文教习等常规的师授路径所能涵盖的。 弘治十一年(1498)，杨一清回京任太常寺少卿。接替他工作的，是新任提学佥事王云凤。与杨一清任提学官之前只是品阶较低的中书舍人不同，王云凤在出任陕西提学之前，已经在中央郎署颇有名望： 弘治丙辰间，朝廷上下无事，文治蔚兴。二三名公方导率于上，于时若今大宗伯白岩乔公宇、少司徒二泉邵公宝、前少宰柴墟储公瓘、中丞虎谷王公云凤，皆翱翔郎署，为士林之领袖。砥砺乎节义，刮磨乎文章，学者师从焉。(18) 丙辰为弘治九年，正是李梦阳活跃于郎署文坛的开始。一位是锐意文学复古的郎署新人(时任户部主事)，一位是“刮磨乎文章”的郎署领袖(时任礼部郎中)。刚在郎署年轻人中兴起的复古文风，是否对接下来历任陕西提学佥事、副使共五年的王云凤产生影响(19)，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陕西提学任上，确实很好地延续了杨一清的督学方针。比如遵循先德后文的教育宗旨，“教人先德行后文艺，锄刁恶拔信善，崇正学毁淫祠。学政肃清，三秦风动，豪杰之士莫不兴起”(20)，“设四科以取士，曰求道，曰读书，曰学文，曰治事。……取人首名节，次文辞”；又如坚持正学书院的教学活动，并“建书楼于正学书院，广收书籍藏之，以资诸生诵览”(21)。作为省一级的半官方书院，必须有足够的藏书，方能满足优质生员的阅读需求。杨一清督学期间努力扩大典藏，但收效甚微，“杨公为提学副使，建书院，即搜葺各学遗书，得《仪礼陈氏礼乐书》《真西山读书记》《通鉴记事本末》，以示学者。……云凤继至，益以石刻五经等书，兹八载矣，然蓄犹未广，士用固陋”(22)。故后任者王云凤专门建造了一幢藏书楼，典藏从各地征集来的图书。从他撰写的《正学书院藏书记》，可知当时已有《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显然不是未第士子通过私人途径可以看到的。这也为年轻人在常规的经义之学之外，开辟了文艺之学、经世之学等多种可能。 杨一清和王云凤在陕西连续十二年的提学工作，特别是对正学书院的改革，选拔出了一大批青年才俊，“所识拔李梦阳以文学名天下，而状元康海、吕柟与名士马理、张璿辈，皆与焉”(23)。其中李梦阳是弘治五年(1492)陕西解元，时正学书院尚未重建，他与杨一清应只是知遇提携的关系，未必有直接而紧密的教学关系。但比李梦阳稍后的一批士子，如康海、吕柟等人，皆受益于正学书院的新教学体制。弘治十八年(1505)状元康海，自言“予为诸生时，邃庵先生提学关内，以予就业正学书院”(24)；王九思之弟王九峰，颇受王云凤的赏识，王云凤“督学关中，按鄠，首问寿夫，得其文大喜。命为学官弟子，遂携入正学书院，与高陵吕仲木辈亲受其业”(25)。正德三年(1508)状元吕柟，“屡为督学邃庵杨公、虎谷王公所拔，入正学书院，授以所学，复友诸髦士，由是见闻益博”(26)。可见正学书院的功能，不止于让提学官来直接教习生员，更在于为全省的优质生员提供一个共同的交流平台。天才们成群结队地涌现，并非出于某种偶然，而是他们相互勖勉，“友诸髦士，见闻益博”的结果。这一互学机制，在正学书院的后续发展中得到了很好地保留。如嘉靖四十年(1561)，孙应鳌任陕西提学副使，撰《教秦绪言》一卷，就要求“各择同志为会……有师从师，无师从长，商议文字，谈说经籍，各尽所长，虚怀以解”，再三强调“本道躬亲查核”(27)，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的双线交流机制，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了，此为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