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在清末政教转型和新学制草创的过程中，包括文字训诂和诗赋词章在内，广义上的文学教育被纳入了“通国一律”的制度框架，作为国民教育系统中的一门课程，充实着近代国家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文化共同体。关键词：文学教育/近代国家/学制/中国文辞基金项目：本论文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清末新式国文教育研究——学科构建、文体想象与知识转型的互动”(14YJCZH107)的阶段性成果。癸卯学制中的“中国文辞”课程框架，已不再如壬寅学制那样无意识地搬用外来学制成例，亦有别于此前督抚兴学的实用趋向，而是带有明确学科自觉，且在整个教学体系中负有独特功能的显著存在。
关键词：学制;文学;课程;张之洞;词章;文辞;学堂;教育;国语;日本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清末政教转型和新学制草创的过程中，包括文字训诂和诗赋词章在内，广义上的文学教育被纳入了“通国一律”的制度框架，作为国民教育系统中的一门课程，充实着近代国家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文化共同体。本文拟在官民、京外、中外资源互动的视野下，对勘中日教育史料，侧重中小学阶段的普通教育，考察“中国文辞”如何从危急时势下的“无用之学”升格为近代学制不可或缺的一门教科，进而探索制度设计作为一种“思想潜势力”的可能性。
关 键 词：文学教育/近代国家/学制/中国文辞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清末新式国文教育研究——学科构建、文体想象与知识转型的互动”(14YJCZH1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陆胤，北京大学中文系。
以获得读写能力为旨归的本国语文教育，虽非清末引进西学、改创学制的重点，却攸关知识基础和国族认同的形成。其在新学制中地位的奠定，更与20世纪初国家思潮的兴起桴鼓相应。本稿将在近代国民教育和国族共同体意识勃发的背景下，重新检视清末文学教育被纳入全国性学制的历程，考察包括文字训诂和诗赋词章在内的“中国文辞”，如何从危急时势下的“无用之学”，升格为学校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门教科。
晚近颇有论著涉及这一时期的“文学立科”，相关研究从学科史出发，多以大学为重点，相对忽略普通教育实践的展开；关于清末学制设计的外来资源，以及“国文”与其他学科的横向关系，似仍有开掘余地①。作为清廷首次正式颁行的近代化教育设计，壬寅、癸卯两学制当然是讨论重点；但制度酝酿、争议、起草、重订的过程，及背后思想语境的变化，也许更值得关注。
一 外来的“本国文”
甲午战争之后，在内外局势逼迫和外人议论的启发下，士大夫颇属意于“识字之难易”，以为文字关乎国运，各种切音字、白话文和蒙学变革的方案应时而起。其时，新学界渐形成以日本为楷模的意识，教育亦莫能外。
光绪二十二年(1896)冬，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论师范》篇，列举日本寻常师范学校制度，已提到“其所教者有十七事，一修身，二教育，三国语，四汉文……”，并在“国语”下注明“谓倭文倭语”②。考梁氏所引据，当是明治二十五年(1892)日本文部省改正的《寻常师范学校之学科及其程度》。该学制科目第三项即为“国语”，包括“讲读”“文法”“作文”等内容③。梁氏以为“依其制度损益之”，则中国的师范学堂亦须“通达文字源流”。至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筹划《大学堂章程》，分课程为“溥通”“专门”两种。“溥通学”中列有“文学”一目，置于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政治学之后，体操学之前。考虑到该章程“于大学堂中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就中分列班次、循级而升”的体制，隶属于“溥[普]通学”的“文学”科目，或即相当于进入“专门学”以前，中小学阶段“通达文字源流”的内容④。
教育要区分“普通”和“专门”，“溥通学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专门学者每人各占一门者也”⑤，是这一时期从外国引进的新认知。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姚锡光赴日考察教育。姚氏回国后上陈《东瀛学校举概》，按“普通”“陆军”“专门”三类介绍日本学制，特为解释：“普通各学校者，乃植为人之始基，开各学之门径，盖无地不设，无人不学，故曰普通。”而在日本普通学堂各科中，就包含了“本国文”“汉文”等门目，二者意义非同寻常：
日本学校虽皆习西文，而实以其本国文及汉文为重，所授功课皆译成本国文者，其各种品类各物皆订有本国名目，并不假径西文。且现其出洋之人，皆学业有成之人，否亦必学有根柢之人。故能化裁西学而不为西学所化，视弃本国学术而从事西学者，亦实大相径庭。⑥
此间已涉及本国语文维系国民认同的功能。是年，张之洞聚集幕僚编成《劝学篇》，介绍西洋、日本学制，深受“普通”与“专门”两分思路的影响：“专门之学极深研几，发古人所未发，能今人所不能，毕生莫殚，子孙莫究。……公共之学所读有定书，所习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课有定程，学成有定期。”二者相辅相成，不仅是西洋、日本学制的特点，更启发了新学体制下涵纳中国固有学问的途径⑦。《劝学篇》另有《守约》一篇，针对十五岁至二十岁学子，尝试将旧学内容打入普通学的框架，分经学、史学、诸子、理学、词章、政治、地理、算学、小学九类。较之梁启超《大学堂章程》中叨陪末座的“文学”，此处的“词章”同样不受重视。
同一时期，江标在湖南学政任上刻《灵鹣阁丛书》，收入“大清钦差出使日本国大臣裕(庚)随带东文翻译官译录”的《日本华族女学校章程》一种，内有题为“本国文”的课程，与“汉文”“习字”等科并列⑧。按明治二十六年(1893)日本宫内省颁定该章程原文，“本国文”应是“国文”的译语。其课程内容：初高等小学科为“读方”“作文”，中学科为“讲读”“文法”“作文”，与梁启超所引日本寻常师范学校“国语”科性质略同⑨。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蒙学报》刊出松林孝纯(1869?—?)译自明治二十四年(1891)日本文部省《小学校教则大纲》的《日本小学校章程》，列有“读书作文”和“习字”二科。“读书作文”科宗旨：“先令知普通文字及日常须知之文字、文句、文章、读方缀字，及其意义，又用稳当言语字句，以养推辨思想之能，兼要启发智德。”⑩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人路义思(Robert Ellsworth Lewis，1869-1969)撰《日本学校源流》出版，系统介绍日本学制，亦提及寻常小学“读书”“作论”“写字”三科。此外，师范学校分“本国言语文字”(国语)、“中国文学”(汉文)科，中学校“本国言语文字与中国文学”(国语及汉文)并为一科，高等女学校课程则直称“国语”(11)。
在当时日本的学制系统中，有关本国语文的学科，根据学程高低，有着相当复杂的形态。大学经由明治初年“和汉文学”“和文学”科，最终确立了“国文学”的地位(12)；中等以上教育称“国语”或“国文”，中学校又归并原本独立的“汉文”而为“国语及汉文”科(13)。唯小学阶段的读写教育，长期未能形成统一学科。明治十九年(1886)的《小学校之学科及其程度》，规定了“读书”“作文”“习字”三科并存的局面，稍后又将“读书”“作文”二科合并为“读书及作文”，亦即松林孝纯所译章程中的“读书作文”(14)。
“读书”“作文”“习字”分科并立的格局，特别是以“读书科”及其教科书“读本书”来涵纳各科知识的思路，特别适应戊戌前后国内新式教育资源匮乏的现实。以连载新式蒙学教科书著称的《蒙学报》，自创刊之始即设有“读本书”栏目。此后坊间更是涌现了大量题为读本或课本的新式教科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无锡三等公学堂所编《蒙学读本全编》问世，俞复作序追溯该书缘起：“同人于戊戌(1898)八月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堂中课程，略仿日本寻常小学校，分修身、读书、作文、习字、算术等科。读书一科，随编随教，本不足存，近欲录副者颇多，爰图画写稿，付之石印。”(15)该书内封署“寻常小学堂读书科生徒用教科书”，明确继承了日本小学校学制中与“作文”“习字”并立的“读书科”。
至明治三十三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日本文部省颁定新制《小学校令》，始将“读书及作文”“习字”合并为“国语科”，完成从小学到大学一贯的“国语—国文学”学制。这一新变化，虽然很快反映在了一些日本学制的译介文字中，却未受到充分重视(16)。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教育世界》登出樊炳清译日本《小学校令》，仍为明治二十三年的旧制，分列读书、作文、习字为三科(17)。次年三月，罗振玉发表《学制私议》，已是为迫在眉睫的新学制建言，依旧作此三科(18)；七月间，“壬寅学制”正式颁布，蒙、小学阶段的读写课程，同样采取了分科治之的策略。
壬寅学制的最低级为蒙学堂，其课程门目：“修身第一，字课第二，习字第三，读经第四……”，总共八科当中，读写类课程仅次于“修身”，且在“读经”之前，字课、习字两门占总课时高达33.3％，为各科之首。“字课”内容大体继承了戊戌前后梁启超等蒙学变革论的遗产，将传统蒙学的集中识字与新兴的文法学“字类”体系相结合，按照实字、静字、动字、虚字、积字成句法的顺序分配四年学程。蒙学堂毕业后升入寻常小学堂，在“修身”“读经”之后，列“作文”“习字”科目，但要到第二年才开始作文，两科占总课时比16.7％，与修身、读经课时相当(19)。根据当年十二月京师大学堂所出《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字课作文”类用书有《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张维新《初级普通启蒙图课》、王筠《文字蒙求》、苗夔《说文建首字读》、无锡三等公学堂《蒙学读本(全书)》、戴懋哉《汉文教授法》、马建忠《马氏文通》七种，参考书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可见该部分内容糅合清儒训诂学、晚近蒙学识字和最新文法学知识的特点(20)。
至升入高等小学堂，始有“读古文词”课程，与习字、作文二科每周(十二日)轮替，第二、三年每周减少习字两课时，合计占总课时14.8％。中学堂以上，则统一为“词章”一科，课时渐少。但大学堂师范馆仍为习字、作文二科，以与师范生所教蒙、小学课程衔接。大学堂则在“文学科”(相当于School of Letters)中设“词章学”一门，列第六位，居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之后，“外国语言文字学”之前(21)。
对照新制《小学校令》之前的日本学制，不难发现壬寅学制的读写科目与之在高等小学阶段最为吻合：读古文词、习字、作文的三分，即相当于日本旧制小学的读书、习字、作文三科。蒙学堂、寻常小学堂无作文内容，改读书科为“字课”，或是考虑到中国无拼音文字，不若日本幼童可以凭借假名读写，故加强识字内容，亦较易与传统资源配合。至于中学堂、高等学堂(政科)、大学堂预备科(政科)所习“词章”，则相当于日本中等以上学校的“国语”或“国语及汉文”。在基础教育阶段分为多科，中等以上则统为一科，正是日本明治三十三年新制以前的格局。读写课时随着学程上升而减少，中小学阶段本国语文的位置仅次于“修身”等思想规训课程，也与日本学制精神一致。
与后来颁布实行的癸卯学制比较，壬寅学制时而又表现出对本国文辞的忽略，如规定高等小学堂或可“加外国文而除去古文词”(22)；高等学堂及大学堂预备科分为政(文商政法)、艺(理工农医)二科，政科有“词章”课，艺科则不设任何本国语文课程，带有显著的实用主义色彩。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在清末政教转型和新学制草创的过程中，包括文字训诂和诗赋词章在内，广义上的文学教育被纳入了“通国一律”的制度框架，作为国民教育系统中的一门课程，充实着近代国家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文化共同体。关键词：文学教育/近代国家/学制/中国文辞基金项目：本论文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清末新式国文教育研究——学科构建、文体想象与知识转型的互动”(14YJCZH107)的阶段性成果。癸卯学制中的“中国文辞”课程框架，已不再如壬寅学制那样无意识地搬用外来学制成例，亦有别于此前督抚兴学的实用趋向，而是带有明确学科自觉，且在整个教学体系中负有独特功能的显著存在。
关键词：学制;文学;课程;张之洞;词章;文辞;学堂;教育;国语;日本 作者简介： 二 “理胜”与“辞胜” 光绪二十七年京师大学堂重建，同时暂充新式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壬寅学制即在此背景下起草。其时管学大臣张百熙倾向新学，拜吴汝纶任总教习，又聘请于式枚、张鹤龄、沈兆祉、李希圣、罗惇曧等人参与。此次章程即出自张鹤龄、沈兆祉创议，课程亦以张、沈及李希圣参议为多(23)。大学堂副总教习张鹤龄“总司编订学堂教科诸书”(24)，编订“文章课本”宗旨有云： 溯自秦汉以降，文学繁兴，揽其大端，可分两派：一以理胜，一以辞胜。凡奏议论说之属，关系于政治学术者，皆理胜者也；凡词赋记述，诸家争较于文章派别者，皆辞胜者也。兹所选择，一以理胜于辞为主，部析类从，以资诵习，冀得扩充学识，洞明源流。凡八家、十家之标名，阳湖、桐城之别派，一空故见，无取苟同。(25) 当时参画学制的京师大学堂诸人，与康梁一派多有瓜葛。壬寅学制虽是朝廷政令，却与戊戌年梁启超所拟《大学堂章程》一样，实是趋新势力短暂掌握中枢权力的产物。与此相对者，则是身居京城之外，实际握有“官权”的督抚。庚子事变中的“东南互保”，大为伸张了督抚对于中枢的发言权。张之洞、袁世凯等筹办新学的尝试，尤其是张之洞于癸卯年参与重订学制，将地方实践确立为国家制度，为原本虚悬于本土经验之上的外来学制提供了一个坚固的制度外壳。 以“儒臣”自命的张之洞，早在戊戌年的《劝学篇》中，就欲模仿西洋、日本“学堂教人之法”(与“专门箸述之学”相对)，构建“中学守约”的门径。其学程设计以十五岁为界：十五岁以前，仍依旧法诵《孝经》、四书、五经，并读含有史略、天文、地理内容的“歌括”“图式”等书；文章方面，则要兼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十五岁以后，始纳入普通学范围，按“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的宗旨约为九门。其中“词章”一门居第五，要在“读有实事者”：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况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然词章有奏议、书牍、记事之用，不能废也。当于史传及专集、总集中，择其叙事、述理之文读之；其它姑置不读。若学者自作，勿为钩章棘句之文，勿为浮诞嵬琐之诗，则不至劳精损志矣。(26) 在戊戌前后的内外交急的形势下，谈论“文人”“文学”的基调是不屑且不暇，从事诗文更被认为有“劳精损志”而占用实学精力的危险。故必须将其范围限制在“奏议、书牍、记事”等庙堂应用文体，专读史传和集部中“叙事”“述理”两类文章。此种突出政治实用性、压抑诗文创作的论调，似是当时士林不分新旧立场的共识。前有梁启超主张“词章不能谓之学”(27)，后则如张鹤龄编订“文章课本”时强调“理胜于辞为主”，注重奏议论说，以及壬寅学制之关注“记事文”“说理文”，都可看作类似观念的产物。 相对于“词章”的边缘地位，《劝学篇》的“守约”方案中另有“小学”一门，殿列九门最后，却相当受重视。张之洞辈认为小学(文字训诂)对于经书传承的意义，犹如西学之有翻译：“欲知其人之意，必先晓其人之语。去古久远，经文简奥，无论汉学、宋学，断无读书而不先通训诂之理。近人厌中学者动诋训诂，此大谬可骇者也。”关键在于讲法不能过繁，须注重大旨大例：“若废小学不讲，或讲之故为繁难，致人厌弃，则经典之古义茫昧，仅存迂浅俗说，后起趣时之才士，必皆薄圣道为不足观，吾恐终有经籍道熄之一日也。”(28)因此，“小学”兴废几乎被视作关乎整个经学传统存亡的枢纽。这固然是张氏早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29)之类看法的延续，更为此后纳入“小学”内容的“中国文辞”课程从边缘走向中心埋下了伏笔。 作为对庚子岁末朝廷重开新政的回应，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于光绪二十七年五、六月之交上奏变法三折，史称“江楚会奏”。其第一折规划学堂办法，明确以日本教科为典范，分为蒙学、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及专门学校五级：八岁入蒙学，“习识字，正语音”；十二岁入小学校习“普通学”，十五岁入高等小学，须“学行文法，学为策论、词章”；中学校“仍兼习策论、词章……词章一门亦设教习”，但管理较为松散：“学生愿习与否，均听其便。弁兵入学者，专学策论，免习词章。”(30)高等学校分七专门，“文学”附“中国经学”而属“经学”专门之下，入专门学校者也要“温习”中国经学、文学。在忽略“词章”的同时，却特别强调“策论”，当是为了跟该折后段所涉科举改试策论、经义的主张相配合(31)。 紧接着，光绪二十七年九月，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上奏《山东大学堂章程》，借鉴登州文会馆的分斋制度，发明了以一所行省“大学堂”统摄从小学(备斋)、中学(正斋)直至专门学(专斋)全套学制的办法(32)。壬寅学制颁布以前，山东大学堂的复合模式被多地督抚效仿，引发行省一级兴建“大学堂”的风潮。袁氏所奏章程中的本国语文课程仍不显著，备斋、正斋虽设“古文”一门，其内容为“作中文策论、四书义、五经义”，且规定“备斋、正斋学生每月均作中文策论一篇，经义一篇，或作公牍、书记文字”，实可视作书院课艺的延续。以策论、经义为主，注重公牍、书记等应用文，亦是针对科举新章的要求(33)。随后，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并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上奏直隶各属师范学堂、小学堂、中学堂拟定暂行章程。其中，本国语文课程通称“文学”，居经学后为第二科。其内容在师范学堂均为“策论”，惟三年毕业的第四斋自第二年起增加“经义”；小学堂前两年学“策论”，第三四年增“经义”；中学堂各年均学“古文、经义、策论”三项，基本延续了山东章程的以经义策论为重的方针(34)。 可以看出，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对于新学堂本国语文教学的设想，含有配合科场改制的用意，或仍要培养章奏、公牍、记事等为官从政的文字能力，跟壬寅学制所体现的民间蒙学实践和外来学制资源，本处在渊源不同的两条思路上。张鹤龄编订“文章课本”之区分“理胜”“辞胜”，毋宁说更近于督抚兴学的路数。在壬寅学制照搬日本学制体系的表面之下，对于“读书”“作文”“习字”等新课程的理解，可能仍是课艺对策之学。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张之洞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以湖北经验挑战全国学制。其中有关本国文的内容，依旧漫不经心：小学、中学设“中文”科，居“修身/伦理”“读经/温经”之后；文高等学则将“道德学、文学均附于经学之内”，延续了江楚会奏的设计(35)。湖北学制指出“普通之学”“专门之学”“实业之学”“美术之学”的区别，以“启发国民之忠义，化成国民之善良”为要务，却尚未突出语文训练在造就国民过程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