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一个人如何回忆和书写一段创伤的经历，并进而把它转化为一件文学作品?对创伤的记忆如何决定了它在文学中的再现?它的文学再现又会如何重塑一个人的记忆?导致创伤的缘由——不论是战争、死亡、暴力，还是离散——一直都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而在一位中国六世纪贵族诗人庾信身上，我们将看到这些关于创伤记忆和文学再现等问题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庾信来说，正因为固有的诗歌写作传统和资源皆不足以表达创伤体验和复杂的个人情感，诗人开始尝试创建新的诗歌语言和自我书写方式，对南方宫廷诗歌的既有类型和写作常规

其祭诗活动本身形成一个文学创作的现场，相关作品往往兼有抒情性与纪事性，在清代文学史上留下不少佳构，部分作品表达出诗学观点，成为清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组成部分。清人在前人奠祀神明的原始内涵基础上，增加了回顾经历、检讨文学、省思文风、批评创作的意义，使之成为一种诗歌批评形式，其文学现场也由个体性走向聚合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二、清代岁末祭诗的“文学现场”类型以文学检视与批评为指归的清代岁末祭诗，绝大部分是诗人自我进行的。这种文学批评形式的价值在于它包含了选择、品鉴、取舍的过程，强烈的自我检视、内向否定的精神体现

内容提要：“宋型文化”讨论的思想空间，是一个缘起于“唐宋转型”和“华夏文明造极”之双重问题意识的思想空间，而其间的核心问题，则是宋型文化人格和唐宋转型艺境的一体化生成问题。深入探询这种同时涵涉政治与艺术、道德与风流、人格与诗艺的学术问题，将大有益于通过宋型文化典型来重新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既然如此，历史上不仅有着理学影响下的审美文化现象，同时也有着审美文化影响下的理学文化现象，正是在此两端互动的“活泼泼”的思想文化世界里，“理学文化”视阈下的诗学对象，绝非“理学诗派”所能局限，而“理学诗派”之

内容提要：唐诗宋词常用“年”这种计时单位来分割叙事单元。就其叙事功能而言，“今年”、“去年”双年段叙事模式，多热衷于追忆往事，“今年”、“明年”双年段叙事模式多表达后顾之忧，“今年”、“昔年”、“明年”三年段叙事模式多关切聚散无常。就结构功能而言，唐诗宋词这种年段叙事大多凭其段位性优势，不仅通过时间分割来使文本结构有序明了，而且还易于将空间延展开来，从而创设出丰厚绵密的审美境界。二、“少年”、“壮年”、“暮年”追忆式叙事除了近距离的“今年”、“去年”、“明年”三种年段组合叙事抒情，唐宋诗人词人还注意盘点陈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开山纲领“诗言志”说所揭示“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中萌发“和谐”价值源，先秦元典及诸子百家“和谐”观奠定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思想基础。形成天人合一、虚实相生、心物交感、神与物游、文质彬彬、情景交融、意与境偕、形神兼备的文艺审美观与艺术辩证法，确立真善美和谐统一的核心价值取向，建构中国古代文论批评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以及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批评体系具有现实意义。三、儒道思想奠定古代文论批评“和谐”价值源根基真善美和谐观，不仅作为中国古代儒道释思想的核心

内容提要：北宋初期古文家对韩愈的再发现与发展，并形成了他们的韩愈观。由《旧唐书》与《新唐书》对韩愈评价的巨大差异可知，北宋初期是古文家韩愈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此时的古文家通过批评宋初文风之弊重新发现韩愈，但由于关注焦点的差异而形成了以柳开和王禹偁为代表的两派韩愈观的分歧，并孕育了宋代文学与学术的萌芽。北宋初期古文家韩愈观的发展也为北宋古文运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五代至宋初的文风之弊，激发了北宋初期古文家深刻的问题意识，他们发现了文风之弊背后的问题在于缺失的儒道与文统，他们肩负宋人兼济天下的使命感与责

《赤壁赋》还被宋金十一位画家创作为《赤壁图》。自媒体和多媒体的传播，快速提升了《赤壁赋》的传播效应。王诜画《赤壁图》，传本甚罕，明代画家文伯仁曾见过，说苏轼书《后赤壁赋》卷前有王诜画的《赤壁图》。由《赤壁赋》转化而来的《赤壁图》，不是简单艺术样式的翻版，而是渗透着画家自己对人生和自然的理解，较之《赤壁赋》，又增扩了多样化的人生感悟和情思蕴含。《赤壁图》上都书写有《赤壁赋》原文，如李公麟的《赤壁图》有米芾的隶书，赵伯驹、马和之的《赤壁图》有宋高宗赵构的法书，在绘画艺术价值上又增加了书法艺术价值。读到此诗的人

其中，火象寓指宦官集团势焰熏灼、主谋其事，雷象寓指宰相李吉甫推波助澜，水象寓指包括皇甫湜在内的制举人及考官群体遭受屈抑。统观以上几点，没有理由不认为李吉甫在制造元和制举案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参之《杨公墓志》“中贵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的记载，可以说：李吉甫对制举人的直言批评心怀不满，适逢诸宦肆意构陷，李吉甫遂推波助澜、“因而出之”，与宦官集团共同制造了元和制举案。这样的处理，凸显了韩愈设象托讽的主观倾向：虽然李吉甫在制举案中推波助澜，但比起南北衙之矛盾，李吉甫与制举人、诸考官之间毕竟属于南衙内部意

内容提要：“叙事主人公”的设置是金元叙事散曲的曲文叙事体制的本质性、核心性要素，它需要在故事情境中设置一个第一人称身份的叙述人，并以其视角、立场来叙述故事的发展进程。比较而言，元杂剧曲词则由“主唱人”(正末或正旦)来负责表述，“主唱人”以第一人称身份装扮成故事中的人物而做代言体的曲唱，他既是杂剧曲词的叙述人，也是杂剧故事的主人公，故而是杂剧曲词的“叙事主人公”。叙事散曲和杂剧曲词都需要作者在一个故事情境中、以叙事主人公的立场来拟编叙事性质的曲词，二者在叙事体制上并无本质的割裂，只是杂剧曲词被纳入到脚色扮演

作为一种易于诗化或曲化的文艺形态，词无论数量特征还是功能影响皆不如诗曲显著，然其先从乐府、声诗中突围而“别是一家”，继未被转踏、赚词、诸宫调所裹挟而泯然曲中，终能“上不似诗，下不类曲”，甚至分席鼎峙而为一代之文学，端赖诗曲交互影响下的更新再造。诗词、词曲之辨促使词体本质特征进一步明确，在创演、风格、文本、声律等层面逐步规范和定型。这一时期出现了“歌词”“歌曲”“诗余”“长短句”“今乐府”“近体乐府”“寓声乐府”“琴趣外篇”等词类概念，对词体本质的界定分明包含乐曲歌唱、文本等不同层面。

一、唐宋派的形成活跃在嘉靖初年文坛的唐宋派，虽然在整个明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往往被视作处于复古派的对立面，但其核心成员如王慎中、唐顺之，却都在早年倾心追随过前七子的步伐，可以说在文学观念的演变上，他们是经历了复古的洗礼之后才逐渐诞生了反叛的意识。王世贞与唐宋派的关系因为结交李攀龙而产生一变，更因为王世贞个人恩怨的介入而愈发变得紧张，因此本文在讨论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时，不仅要关注到王世贞作为后七子领袖的导向作用，同时也特别注意他在个人感情支配下的人格独特性，希望以此来还原历史上真实而立体的王世贞。三、王世贞与

另一方面，开放式的总集编刊形式也是元诗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元代诗坛及诗学观念在开放的交游与雅集文会等诗歌活动中形成，又在总集编撰过程中趋于成熟。另一方面，开放式的总集编刊形式也是元代诗歌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元代诗坛及诗学观念在开放的交游与雅集文会等诗歌活动中形成，又在开放式的总集编撰过程中不断趋于成熟，总集编撰是推动元人诗歌创作的重要动力，同时也记录了元代后期诗学观念发展、演变的过程。二、总集编刻的开放形式促成元后期诗学观念的多样化“旋得旋录”“反复编刊”这种开放式的总集编刻形式与元后期文人以诗存史的文化心理

内容提要：关于小说《隋史遗文》的成书年代，一般论者据作者自序署年断为明崇祯六年(1633年)。但是，根据小说突出宣扬“乱世英雄易代择主”的主张和小说评语“通夷见戮”之说，与明末崇祯年间的政治语境十分抵触，却与清初贰臣哲学恰好契合，故判断《隋史遗文》成书于清初。一、为“通夷见戮”辨白的清初士人心态《隋史遗文》的主角秦琼在此前的“隋唐”小说中，并不是一个重要角色，袁于令将其彰显出来，又特别详写了他落寞的遭遇及乱世择主的坎坷艰难，在忠义与立身两难面前的内心隐衷，这显然不是简单的讲史，而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二

摘要：新时期40年，以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的唐代文学思想史著作，自觉克服此前文学思想史所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积极探索了立足创作和批评来分析、建构唐代文学思想史的有效方式，取得了丰硕成果。未来的学术研究，要加强对唐代文学审美范式的提炼，深化对核心文学观念的认识，进一步吸收唐代散文研究成果以突破纯文学观念的束缚，从而积极深化对唐人创作与批评的理论反思。其1949年以前出版的早期版本，在纯文学、文学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围绕“演进”与“复古”的线索来观察中国

关键词：诗言志/诗歌本体论/先秦诗学/诸子诗学期刊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8年 02期字号：大中小《尚书·尧典》的“诗言志”之说，先为春秋行人赋诗所遵引，成为赋诗的原则，后来又经先秦诸子从各自的立场加以阐述，其在先秦时代有着很广阔的绵延。朱自清的《诗言志辩》称其为诗学开山纲领，并将先秦的“诗言志”概括为“献诗言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这样四种类型，并对其历史演变有所展示，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朱自清127-58)。)作者显然忽略了作为第一个诗歌本体论(或如作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的隋唐五代文学理论研究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使得学者将目光投向世界，积极汲取国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虽然也有注意继承本国学术遗产，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更为深入全面地展开文献史料整理研究工作。新工具、新资料的运用，学者理论素养的提升，以及学术交流空间的拓展和相关学科领域的互相关注都是隋唐五代文学理论研究中需要重视的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优势学科， 2018年 6月新创办的《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集刊，致力搭建学术前沿动态与学术史研究的新平

虽然从诗学的角度论述言意之辨的论文众多，并另有林光华专论《魏晋玄学“言意之辨”的诗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但是从诗学上专题研究言意论与性情论在哲学本体、文化生成、理论内涵上的逻辑联系，以及言意之辨对于诗歌抒写性情所产生的审美影响。一、生成：言意与性情的哲学关联言意论与性情论，既是玄学对魏晋诗学影响深刻的一对哲学范畴，也是玄学体系中关系密切的一对哲学范畴。二、内涵：言意与性情的意义包蕴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既生成于传统哲学对语言的认知，也生成于魏晋文人对文章表达的思考。三、审美：言意与性情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的编者有官员，有寒士，也有书坊主。一、编者群概况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的编者群属于知识群体，与中国古代的官本位相联系，这个知识群体是以科名高下作为其身份的主要标志的。图2江浙地区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生成趋势对比图将唐宋八大家选本编者在长江三角洲和桐城地区的时代分布态势相对照，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唐宋八大家选本在两个中心生成的时代差异，进而更深入地理解唐宋八大家选本在江浙以外地区生成的滞后特征。不仅如此，明代影响最大的选本《唐宋八大家文抄》的编者和清代影响最大的两个选本的编者——《

内容提要：小说图像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与小说艺术、小说版本、小说文体等研究共同构成古代小说研究的价值内涵。展望未来的研究图景，我们应该厘清三个层面的关系：在本体层面，取“旧传统小说”与“新概念图像”之交集，重新界定研究对象，回归历史语境与本土立场理解“小说”，“图像”则涵盖纸质图像、器物图像与影视图像。在内涵层面，分“小说图像”与“图像小说”之体系，贯通文学、艺术学等不同学科领域，既研究小说中的图像，也研究图像化的小说。一)文学视野中的小说图像研究小说图像是依附于小说的图像，作为文学的小说与作为艺术的图像

它所追求的书写形式与启蒙宗旨尽管有“通于俚俗”的外表，但无论是从读者设定、文学观念与文体探索，还是从小说的文学等级、小说家的社会身份、小说的知识构成等诸多面向考察，“新小说”都有非常高雅的理想。《新小说》率先示范，创刊广告中预设的栏目主要有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后改为“侦探”)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67)黄伯耀、黄世仲兄弟一再鼓吹政治小说、民(种)族小说、侦探小说、社会小说、宗教小说、科学小说、教育小说、探险小说、义侠小说、艳情小说的效力，期望以之开启受众不同的精

两类仙话从宗教秩序入手来干预政治秩序，同时是当前政治秩序在宗教秩序上的反映，它们共同阐述了先秦仙话发生与兴起的过程及原因，又共同影响着秦汉及其之后的仙话生成。前文已说明，春秋时期“上天”的只能是立有功的诸侯，诸侯上天，臣子亦随之上天，但在文本表达上却不言臣子上天之事，说明在当时秩序中只能接受诸侯上天。影响诸侯登天的关键是诸侯是否立功，影响臣子登天的关键则是臣子是否受到诸侯的重视与亲近。登天仙话在诸侯的求霸争雄的行动中发生，在这一过程中辅助诸侯求霸登天的是大夫阶层，过师常宝指出春秋时期“大夫阶层已经取代天子

内容提要：从解释学的视域看，董仲舒的“从变从义”论可以说是中国诗学合法诠释实践的指导思想，正如他的“《诗》无达诂”话语经常被作为中国诗学多元解释论的总纲一样。始自汉儒或美或刺的比附说《诗》在中国诗学解释史上的影响非常深远，自宋开启怀疑《诗序》政教说《诗》之合理性，倡导“以《诗》解《诗》”而不是“以《序》解《诗》”以来，董氏的“从变从义”阐释思想就一直在既不“离《诗》”。在解释学看来，董仲舒的“从变从义”既是对其“《诗》无达诂”解释思想的必要补充，也是一种对其侧重求变求活的解释方法的规约，是祈望经学解释“复

内容提要：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主要包括敦煌、吐鲁番两地出土文学写本、日本等境外藏中国文学写本三大块内容。“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课题包括“写本基本情况”“全部内容的录文和校勘”“综合研究”三项主要内容，预期在文学写本校录、编年、写本整体内涵的发掘、写本与文学的生成与传播等方面取得成果。关键词：文学写本/写本时代/写本学/文学传播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16ZDA175)， 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吐蕃统治

摘要：专制政治与歌颂文学是一对孪生兄弟，政治上的极权专制需要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作保障。两宋之际的颂美辞赋表现的王朝气势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感知，它还代表意识形态发声，表现的是权力对王朝气势的塑造。颂美辞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文人向极权政治展示无限雌伏、无限谄媚的心理状态的工具，它还可以构造虚假民意，图解政治意图，强化意识形态，以此向极权献忠纳诚。专制政治与歌颂文学是一对孪生兄弟，政治上的极权专制需要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作为保障[1]，这就意味着士人群体独立思考精神可能面临着严重的遏制，文学可能矮化为服务于意识形态

内容提要：孟浩然于秘书省赋“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之句，遂令举座搁笔，这是唐代诗史上的一例经典文本书写。“搁笔”情境的呈现，是唐宋典籍中用以表现文士才华的常见文本模式，其内在理路以古人的“服善”伦理为根基，以比照与衬托的文本逻辑为生发依据，并可析分为共时性搁笔和历时性搁笔两大类。随着“搁笔”文本模式影响的扩大，后世载籍在复述前代文士经历时出现了比附式改写，通过情境代入的方式将其纳入“搁笔”书写系统中。古代典籍对文士才华的书写有一些类型化、程式化的情境结构，较为典型者如梦笔、文坛领袖礼贤下士④、一语(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