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赤壁赋》还被宋金十一位画家创作为《赤壁图》。自媒体和多媒体的传播，快速提升了《赤壁赋》的传播效应。王诜画《赤壁图》，传本甚罕，明代画家文伯仁曾见过，说苏轼书《后赤壁赋》卷前有王诜画的《赤壁图》。由《赤壁赋》转化而来的《赤壁图》，不是简单艺术样式的翻版，而是渗透着画家自己对人生和自然的理解，较之《赤壁赋》，又增扩了多样化的人生感悟和情思蕴含。《赤壁图》上都书写有《赤壁赋》原文，如李公麟的《赤壁图》有米芾的隶书，赵伯驹、马和之的《赤壁图》有宋高宗赵构的法书，在绘画艺术价值上又增加了书法艺术价值。读到此诗的人，自会对《赤壁赋》和《赤壁图》产生兴趣，从而提升《赤壁图》和《赤壁赋》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关键词：苏轼;《赤壁赋》;《赤壁图》;宋代文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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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苏轼《赤壁赋》，南宋时就已成为经典名篇，这与其“多媒体”传播相关。宋代的“多媒体”，主要指可视的书法绘画和可听的吟诵歌唱。苏轼至少五次亲书《赤壁赋》赠送友人。自书作品，原是人际传播，经石刻和临摹后，就变成了大众传播。徽宗朝几度禁毁苏轼文字，从反面刺激了人们对苏轼文字的热爱与追捧，出现了禁愈严而传愈多的奇观。《赤壁赋》，不仅有人通过吟诵来传播，更被配乐歌唱，成为流行歌曲。在南宋士大夫心目中，唱《赤壁赋》比唱小词要高雅，并有曲谱流传。《赤壁赋》还被宋金十一位画家创作为《赤壁图》。绘画传播，具有累积性、聚观性和增殖性特点。自媒体和多媒体的传播，快速提升了《赤壁赋》的传播效应。
关 键 词：苏轼/《赤壁赋》/《赤壁图》/宋代文学传播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建设》(项目编号12&ZD15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兆鹏，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宋代文学传播探原》等。
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到了南宋，就已成为公认的经典名篇。本文要追问的是，在宋代同样的传播环境中，为什么《赤壁赋》能从数千篇苏文中脱颖而出备受人们的青睐，它是通过哪些特殊媒体的传播而格外引人注目的。原来，《赤壁赋》经由了其他苏文所没有的“多媒体”传播。
本文所谓“多媒体”，主要指可视的书法绘画、可听的吟诵歌唱等传播方式，有点像当下的音像视频。当然，这里的“多媒体”，只是一种类比，意在强调书画、吟唱等跨艺术媒介的传播与通常的文集传播之不同。
一、书法传播
书法的传播，依书法主体之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作家书写自己的文学作品，可称为“自书型”；二是书法家书写别人的文学作品，可称为“他书型”。作家书写自己的作品以传播，近似于“自媒体”，其传播渠道是私人化的，传播与否是自主化的，不需要任何人的审查批准，不像公共传播媒体那样要受到限制和约束。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自书型”的书法传播，即苏轼自书《赤壁赋》。
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年，心情渐渐地从惊恐、苦闷、失望的低谷中走出，在秋冬间写出了两篇参透人生的《赤壁赋》。这是苏轼的“得意”之作①。既然是得意之作，就想传播开去，让人阅读，给人欣赏。但因身在谪籍，又因文字贾祸，他又不敢公开传播，以免再度被人“笺注”“酝酿”成罪。他在与友人的信中一再表白申明：
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②
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所谕四望起废，固宿志所愿。但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③
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不惟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虽知无所寄意，然好事者不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④
虽然一再申明“不复作文字”，但有时技痒难熬，禁不住要写，而且一不小心，写了不少名篇佳作。写出来后，不敢对外公开传播，于是就用“自媒体”私下里传播。
苏轼不止一次亲书《赤壁赋》。清人孙承泽就说：“《赤壁赋》为东坡得意之作，故屡书之。”⑤据文献记载，苏轼一生至少书写了五种文本的《赤壁赋》。
其一是元丰六年(1083)写本。今传苏轼亲书《赤壁赋》款识云：
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倦未能写，当俟后信。轼白。⑥
苏轼说，去年(元丰五年)作此赋，不敢轻易拿出示人，只有身边一二好友见过。今年老朋友钦之(傅尧俞)派专人来索要新近写的文章，于是亲自书写以寄。苏轼特别叮嘱，年来“多难畏事”，务必“深藏”而不要拿出去示人，免得授人以口实，深文周纳，再次获罪。这一方面表明苏轼对钦之的信任，即使是多难畏事，还是将近文写呈；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苏轼对此文的自得与满意，即使是冒着再次获罪的风险，苏轼还是忍不住要把《赤壁赋》寄给友人，而且连《后赤壁赋》都先行告知，准备写好后再寄。这表明他还是想让人知道、让人分享他的得意新作。何薳《春渚纪闻》所载一事可与此相印证。东坡在黄州画墨木竹石寄章质夫，同时寄手帖一幅云：“‘某近者百事废懒，唯作墨木颇精，奉寄一纸，思我当一展观也。’后又书云：‘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同往。’前者未有此体也。是公亦欲使后人知之耳。”⑦苏轼在黄州画墨木竹石，别创一格，前无此体，主动寄友人章质夫，以便让“后人知之”。他所作《赤壁赋》，在文体上亦有创新，自然也“欲使后人知之”。苏轼“亲书”《赤壁赋》寄钦之，虽然属于人际传播，当时或许没有进行大众传播的主观意愿，但政治气候变化之后，钦之就可以公之于世，传之久远了。“深藏”只是暂时的，传世则是必然的。果然，这份小字楷书本《赤壁赋》经历代收藏家、鉴赏家的递藏⑧，一直传存至今，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见[图1])。
苏轼说《后赤壁赋》“俟后”再写呈。后来他确实写了，并有《跋自书后赤壁赋》：
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时曹公败归，由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葭苇，使纵火，则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⑨
明人娄坚曾见过苏轼手书《后赤壁赋》并跋：
尝见他书有谓坡公误以赤鼻为赤壁者，非也。公别有《书赋后》约二百言，是元丰六年秋题。首言：“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败归，由华容路，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盖公既借曹公以发妙论，犹《后赋》鹤与道士云尔，岂必求核!而不知者遽谓公未暇考，所见殆与此画手同。信知痴人前决不可说梦也。⑩
娄氏所见苏轼手书《后赤壁赋跋》原文有二百字，而他本所引不足百字，《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所引仅百许字，可见都是节引。娄氏所见原跋应署有时间，故娄氏明谓是“元丰六年秋题”。元丰六年秋苏轼手书的《后赤壁赋》，想来应是如约赠给钦之的。苏轼手书的《后赤壁赋》传至清代康熙间，高士奇曾寓目，其《江村销夏录》有著录：“宋苏文忠公《后赤壁赋》卷，纸本，高一尺余，长六尺，行书。”(11)此后下落不明。
其二是元丰七年(1084)苏轼离开黄州量移汝州之前，应潘大临、大观兄弟之请，又书写了前后《赤壁赋》，并跋曰：
元丰甲子，余居黄五稔矣，盖将终老焉。近有移汝之命，作诗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独潘邠老与弟大观，复求书《赤壁》二赋。余欲为书《归去来辞》，大观砻石，欲并得焉。余性不耐小楷，强应其意。然迟余行数日矣。苏轼。(12)
苏轼应潘氏兄弟之请自书赤壁二赋后又跋，说临别黄州前，潘氏兄弟来求书《赤壁》二赋，原想书写陶渊明《归去来辞》以赠，但潘大观二者都想要，于是一并书之。值得注意的是，潘氏兄弟打磨好了石碑来求《赤壁》二赋，显然是要刻石以广其传。而苏轼也明知潘氏兄弟“砻石”以待，表明苏轼是默许他俩刻石以传的。苏轼这次“小楷”书写的真迹没有流传下来，仅有石刻本传世(详后)。
其三是元丰八年(1085)在开封为滕达道书写的二赋。他在《与滕达道书》中说：
所有二赋，稍晴，写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求墨一诗录呈，可以发笑也。(13)
信中所谓“二赋”，或当指前后《赤壁赋》。这封尺牍作于元丰八年，故知此本也写于这一年。后世未见传本。
其四是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苏轼在惠州的醉书本。元人王恽有题跋：
余向在福唐，观公惠州醉书此赋，心手两忘，笔意萧散，妙见法度之外。今此帖亦云。醉笔与前略不相类。岂公随物赋形，因时发兴，出奇无穷者也。(14)
王恽说他以前在福唐(今福州)见过苏轼在惠州醉时书写的《赤壁赋》，笔意萧散，妙见于法度之外。今又见“此帖”(当为拓本)，醉笔与此前在惠州所见本不尽相同。于此看来，苏轼或者曾两次醉书。也就是说，有两种醉书本。此本后世无传。
其五为初稿本。元人吾衍《闲居录》载：
天竺僧传公有苏子《赤壁》墨本，与今本有数字不同。“呜呜然”作“焉”，“郁乎苍苍”作“蔚”，“酾酒临江”作“举酒”，“渺沧海之一粟”作“浮海”，“盈虚者如彼”作“嬴之”，“所共乐”作“共适”。字法甚逸。当是初成此作，佳客在座，且诵且书，故心与神变，字随兴会而得。(15)
所谓“《赤壁》墨本”，即《赤壁赋》的石刻拓印本。因其中有不少字句与流行之本不同，所以吾衍认为它是“初成”之原稿本。其说有理。如此看来，苏轼《赤壁赋》的原稿本也曾流传于后世。
书法作品的传播，似乎只是人际之间一对一的传播，即书法作者与受赠者之间的传播。其传播范围是否有限?其实，受赠者拿到书法作品后，会像今天的微信接受者一样，是可以在亲朋好友之间“转发”的，让更多的人分享和欣赏，其传播广度不可限量。
其“转发”的方式，一是刻石，二是临摹。一件书法作品，一旦刻石之后，就可以无限地拓印成墨本(又称碑本、石本、拓本等)，化一为万，书法作品由原来的人际传播就转变为大众传播了。
苏轼的《赤壁赋》是有石刻本的。就今所知，至少元丰七年为潘氏兄弟书写的《赤壁》二赋，是被刻石的。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八、《壮陶阁书画录》卷三都有著录。南宋朱熹也见过《赤壁赋》的碑本。《朱子语类》卷一三○就说过：“碑本《后赤壁赋》‘梦二道士’‘二’字当作‘一’字，疑笔误也。”(16)
像苏轼这样的大书法家的书法作品，除了石刻拓本，还会有临摹本。人们会临摹仿写，既学其文，又学其字。比如明代董其昌，就喜爱临东坡的书法。他见过三种东坡手书的《赤壁赋》，都借来临摹一过：
余三见子瞻自书赤壁赋：一在槜李黄承玄家，一在江西杨寅秋家，一在楚中何宇度家，皆从都下借临。(17)
明代董其昌会临写，宋代一般的书法爱好者和读者，当然也会临写。黄庭坚曾说有一僧人藏苏轼十数帖，“因病目，尽为绿林君子以其摹本易去”(18)，可见宋代苏轼的书法是不乏摹本的。这些石刻本、临摹本，自然会加速《赤壁赋》的传播。何况大书法家书写自己的得意文章，既是文学作品，又是书法作品，既有文学审美价值，也有书法艺术价值。其传播功效，自比一般的印刷书籍要强大得多。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当时的文化环境对苏轼《赤壁赋》传播的影响。苏轼去世不久的徽宗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蔡京等新党执政，疯狂地打击元祐党人与元祐学术，禁止刊印、收藏苏轼等人的文集、文字墨迹。崇宁二年四月乙亥朝廷下诏：
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19)
政和元年(1111)曾一度解禁。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载：
崇、观间，蔡京、蔡卞等用事，拘以党籍，禁其文辞墨迹而毁之。政和间，忽弛其禁，求轼墨迹甚锐，人莫知其由。或传：徽宗皇帝宝箓宫醮筵，尝亲临之。一日启醮，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诘其故，答曰：“适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毕，始能达其章故也。”上叹讶之，问曰：“奎宿何神为之?所奏何事?”对曰：“所奏不可得知，然为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苏轼也。”上大惊，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辞墨迹，一时士大夫从风而靡。(20)
解禁的原因似乎有些荒诞，但在那荒诞的时代，道士无非是利用徽宗尊崇道教的心理让其解禁苏轼文字(21)。到了宣和五年(1123)和六年，朝廷又先后下诏重申禁毁苏轼、黄庭坚文集及相关文字：
(宣和五年七月)中书省言福建路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诏令毁板，今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者，以违制论。明年，又申严之。冬，又诏曰(22)：“朕自初服，废元祐学术。比岁，至复尊事苏轼、黄庭坚，轼、庭坚获罪宗庙，义不戴天。片文只字，并令焚毁勿存。违者以大不恭论。”靖康初，罢之。(23)
从上引“比岁，至复尊事苏轼、黄庭坚”的说法看，政和元年解禁苏轼文字应属实。朝廷几度下令禁毁苏轼的文字，自然会阻碍和限制苏轼诗文的传播，但也会从反面刺激人们对苏轼文字的热爱与追捧，出现了禁愈严而传愈多的奇观：
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24)
禁令之下，收藏苏诗、吟诵苏诗，竟成为士大夫的一种文化时尚、一种身份标志。士大夫彼此见面，如果不能称道诵读几句苏轼，会被认为没文化，没品位。在这种语境中，苏轼手书的《赤壁赋》文本，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士大夫的追捧和关注。严禁时苏轼诗文墨迹尚且受到追捧，解禁之后，受追捧的程度会更加高涨。下面这个故事，可见一斑：
东坡既南窜，议者复请悉除其所为之文，诏从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祸，所在石刻多见毁。徐州黄楼，东坡所作，而子由为之赋，坡自书。时为守者独不忍毁，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楼名“观风”。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见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适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数千本，忽语僚属曰：“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立碎之。人闻石毁，墨本之价益增。仲先秩满，携至京师，尽鬻之，所获不赀。(25)
苏轼南贬惠州、儋州之后，文章墨迹就被禁止流传。宣和末年弛禁之后，在王公显贵的上层社会，流行收藏东坡诗文墨迹的风气。何薳《春渚纪闻》也说，宣和间，内府复加搜访东坡墨迹，“一纸定直万钱，而梁师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掇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释子所藏寸纸，皆为利诱，尽归诸贵近”(26)。所以，东坡书写的《黄楼赋》碑本，成为抢手货。《黄楼赋》原文是苏辙所作，尚且如此热络，《赤壁赋》其文其书都是苏轼所作，更是双绝。乾隆皇帝即说：“《赤壁赋》为千古杰作，又得其自书真迹，诚双绝也。”(27)可以推想，像《赤壁赋》这样的文学和书法杰作，会更加受人追捧喜爱，其传播面会更广，知晓率会更高。
到了北宋末年，前后《赤壁赋》就传遍天下，获得时人的高度称许。唐庚《唐子西文录》说：
余作《南征赋》，或者称之。然仅与曹大家辈争衡耳。惟东坡《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28)
唐庚此评，写于何时难以考知。但其人卒于宣和三年(1121)(29)，则此评最迟写于宣和三年以前。其时唐庚已视《赤壁赋》为万古绝唱。靖康初年(1126)，韩驹出守黄州，黄州人何次仲与他唱和时，有诗道：“儿时宗伯寄吾州，讽诵高文至白头。二赋人间真吐凤，五年溪上不惊鸥。”(30)“宗伯”，意为宗师、大师，指苏轼。次仲儿时即诵苏轼的“高文”，如今老大白头了，依然如故。在苏轼的“高文”中特别拈出“二赋”来称美，也可想见其时《赤壁》二赋已是人们心目中的杰作。
苏轼说《后赤壁赋》“俟后”再写呈。后来他确实写了，并有《跋自书后赤壁赋》：
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时曹公败归，由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葭苇，使纵火，则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⑨
明人娄坚曾见过苏轼手书《后赤壁赋》并跋：
尝见他书有谓坡公误以赤鼻为赤壁者，非也。公别有《书赋后》约二百言，是元丰六年秋题。首言：“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败归，由华容路，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盖公既借曹公以发妙论，犹《后赋》鹤与道士云尔，岂必求核!而不知者遽谓公未暇考，所见殆与此画手同。信知痴人前决不可说梦也。⑩
娄氏所见苏轼手书《后赤壁赋跋》原文有二百字，而他本所引不足百字，《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所引仅百许字，可见都是节引。娄氏所见原跋应署有时间，故娄氏明谓是“元丰六年秋题”。元丰六年秋苏轼手书的《后赤壁赋》，想来应是如约赠给钦之的。苏轼手书的《后赤壁赋》传至清代康熙间，高士奇曾寓目，其《江村销夏录》有著录：“宋苏文忠公《后赤壁赋》卷，纸本，高一尺余，长六尺，行书。”(11)此后下落不明。
其二是元丰七年(1084)苏轼离开黄州量移汝州之前，应潘大临、大观兄弟之请，又书写了前后《赤壁赋》，并跋曰：
元丰甲子，余居黄五稔矣，盖将终老焉。近有移汝之命，作诗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独潘邠老与弟大观，复求书《赤壁》二赋。余欲为书《归去来辞》，大观砻石，欲并得焉。余性不耐小楷，强应其意。然迟余行数日矣。苏轼。(12)
苏轼应潘氏兄弟之请自书赤壁二赋后又跋，说临别黄州前，潘氏兄弟来求书《赤壁》二赋，原想书写陶渊明《归去来辞》以赠，但潘大观二者都想要，于是一并书之。值得注意的是，潘氏兄弟打磨好了石碑来求《赤壁》二赋，显然是要刻石以广其传。而苏轼也明知潘氏兄弟“砻石”以待，表明苏轼是默许他俩刻石以传的。苏轼这次“小楷”书写的真迹没有流传下来，仅有石刻本传世(详后)。
其三是元丰八年(1085)在开封为滕达道书写的二赋。他在《与滕达道书》中说：
所有二赋，稍晴，写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求墨一诗录呈，可以发笑也。(13)
信中所谓“二赋”，或当指前后《赤壁赋》。这封尺牍作于元丰八年，故知此本也写于这一年。后世未见传本。
其四是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苏轼在惠州的醉书本。元人王恽有题跋：
余向在福唐，观公惠州醉书此赋，心手两忘，笔意萧散，妙见法度之外。今此帖亦云。醉笔与前略不相类。岂公随物赋形，因时发兴，出奇无穷者也。(14)
王恽说他以前在福唐(今福州)见过苏轼在惠州醉时书写的《赤壁赋》，笔意萧散，妙见于法度之外。今又见“此帖”(当为拓本)，醉笔与此前在惠州所见本不尽相同。于此看来，苏轼或者曾两次醉书。也就是说，有两种醉书本。此本后世无传。
其五为初稿本。元人吾衍《闲居录》载：
天竺僧传公有苏子《赤壁》墨本，与今本有数字不同。“呜呜然”作“焉”，“郁乎苍苍”作“蔚”，“酾酒临江”作“举酒”，“渺沧海之一粟”作“浮海”，“盈虚者如彼”作“嬴之”，“所共乐”作“共适”。字法甚逸。当是初成此作，佳客在座，且诵且书，故心与神变，字随兴会而得。(15)
所谓“《赤壁》墨本”，即《赤壁赋》的石刻拓印本。因其中有不少字句与流行之本不同，所以吾衍认为它是“初成”之原稿本。其说有理。如此看来，苏轼《赤壁赋》的原稿本也曾流传于后世。
书法作品的传播，似乎只是人际之间一对一的传播，即书法作者与受赠者之间的传播。其传播范围是否有限?其实，受赠者拿到书法作品后，会像今天的微信接受者一样，是可以在亲朋好友之间“转发”的，让更多的人分享和欣赏，其传播广度不可限量。
其“转发”的方式，一是刻石，二是临摹。一件书法作品，一旦刻石之后，就可以无限地拓印成墨本(又称碑本、石本、拓本等)，化一为万，书法作品由原来的人际传播就转变为大众传播了。
苏轼的《赤壁赋》是有石刻本的。就今所知，至少元丰七年为潘氏兄弟书写的《赤壁》二赋，是被刻石的。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八、《壮陶阁书画录》卷三都有著录。南宋朱熹也见过《赤壁赋》的碑本。《朱子语类》卷一三○就说过：“碑本《后赤壁赋》‘梦二道士’‘二’字当作‘一’字，疑笔误也。”(16)
像苏轼这样的大书法家的书法作品，除了石刻拓本，还会有临摹本。人们会临摹仿写，既学其文，又学其字。比如明代董其昌，就喜爱临东坡的书法。他见过三种东坡手书的《赤壁赋》，都借来临摹一过：
余三见子瞻自书赤壁赋：一在槜李黄承玄家，一在江西杨寅秋家，一在楚中何宇度家，皆从都下借临。(17)
明代董其昌会临写，宋代一般的书法爱好者和读者，当然也会临写。黄庭坚曾说有一僧人藏苏轼十数帖，“因病目，尽为绿林君子以其摹本易去”(18)，可见宋代苏轼的书法是不乏摹本的。这些石刻本、临摹本，自然会加速《赤壁赋》的传播。何况大书法家书写自己的得意文章，既是文学作品，又是书法作品，既有文学审美价值，也有书法艺术价值。其传播功效，自比一般的印刷书籍要强大得多。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当时的文化环境对苏轼《赤壁赋》传播的影响。苏轼去世不久的徽宗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蔡京等新党执政，疯狂地打击元祐党人与元祐学术，禁止刊印、收藏苏轼等人的文集、文字墨迹。崇宁二年四月乙亥朝廷下诏：
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19)
政和元年(1111)曾一度解禁。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载：
崇、观间，蔡京、蔡卞等用事，拘以党籍，禁其文辞墨迹而毁之。政和间，忽弛其禁，求轼墨迹甚锐，人莫知其由。或传：徽宗皇帝宝箓宫醮筵，尝亲临之。一日启醮，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诘其故，答曰：“适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毕，始能达其章故也。”上叹讶之，问曰：“奎宿何神为之?所奏何事?”对曰：“所奏不可得知，然为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苏轼也。”上大惊，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辞墨迹，一时士大夫从风而靡。(20)
解禁的原因似乎有些荒诞，但在那荒诞的时代，道士无非是利用徽宗尊崇道教的心理让其解禁苏轼文字(21)。到了宣和五年(1123)和六年，朝廷又先后下诏重申禁毁苏轼、黄庭坚文集及相关文字：
(宣和五年七月)中书省言福建路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诏令毁板，今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者，以违制论。明年，又申严之。冬，又诏曰(22)：“朕自初服，废元祐学术。比岁，至复尊事苏轼、黄庭坚，轼、庭坚获罪宗庙，义不戴天。片文只字，并令焚毁勿存。违者以大不恭论。”靖康初，罢之。(23)
从上引“比岁，至复尊事苏轼、黄庭坚”的说法看，政和元年解禁苏轼文字应属实。朝廷几度下令禁毁苏轼的文字，自然会阻碍和限制苏轼诗文的传播，但也会从反面刺激人们对苏轼文字的热爱与追捧，出现了禁愈严而传愈多的奇观：
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24)
禁令之下，收藏苏诗、吟诵苏诗，竟成为士大夫的一种文化时尚、一种身份标志。士大夫彼此见面，如果不能称道诵读几句苏轼，会被认为没文化，没品位。在这种语境中，苏轼手书的《赤壁赋》文本，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士大夫的追捧和关注。严禁时苏轼诗文墨迹尚且受到追捧，解禁之后，受追捧的程度会更加高涨。下面这个故事，可见一斑：
东坡既南窜，议者复请悉除其所为之文，诏从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祸，所在石刻多见毁。徐州黄楼，东坡所作，而子由为之赋，坡自书。时为守者独不忍毁，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楼名“观风”。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见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适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数千本，忽语僚属曰：“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立碎之。人闻石毁，墨本之价益增。仲先秩满，携至京师，尽鬻之，所获不赀。(25)
苏轼南贬惠州、儋州之后，文章墨迹就被禁止流传。宣和末年弛禁之后，在王公显贵的上层社会，流行收藏东坡诗文墨迹的风气。何薳《春渚纪闻》也说，宣和间，内府复加搜访东坡墨迹，“一纸定直万钱，而梁师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掇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释子所藏寸纸，皆为利诱，尽归诸贵近”(26)。所以，东坡书写的《黄楼赋》碑本，成为抢手货。《黄楼赋》原文是苏辙所作，尚且如此热络，《赤壁赋》其文其书都是苏轼所作，更是双绝。乾隆皇帝即说：“《赤壁赋》为千古杰作，又得其自书真迹，诚双绝也。”(27)可以推想，像《赤壁赋》这样的文学和书法杰作，会更加受人追捧喜爱，其传播面会更广，知晓率会更高。
到了北宋末年，前后《赤壁赋》就传遍天下，获得时人的高度称许。唐庚《唐子西文录》说：
余作《南征赋》，或者称之。然仅与曹大家辈争衡耳。惟东坡《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28)
唐庚此评，写于何时难以考知。但其人卒于宣和三年(1121)(29)，则此评最迟写于宣和三年以前。其时唐庚已视《赤壁赋》为万古绝唱。靖康初年(1126)，韩驹出守黄州，黄州人何次仲与他唱和时，有诗道：“儿时宗伯寄吾州，讽诵高文至白头。二赋人间真吐凤，五年溪上不惊鸥。”(30)“宗伯”，意为宗师、大师，指苏轼。次仲儿时即诵苏轼的“高文”，如今老大白头了，依然如故。在苏轼的“高文”中特别拈出“二赋”来称美，也可想见其时《赤壁》二赋已是人们心目中的杰作。
内容摘要：《赤壁赋》还被宋金十一位画家创作为《赤壁图》。自媒体和多媒体的传播，快速提升了《赤壁赋》的传播效应。王诜画《赤壁图》，传本甚罕，明代画家文伯仁曾见过，说苏轼书《后赤壁赋》卷前有王诜画的《赤壁图》。由《赤壁赋》转化而来的《赤壁图》，不是简单艺术样式的翻版，而是渗透着画家自己对人生和自然的理解，较之《赤壁赋》，又增扩了多样化的人生感悟和情思蕴含。《赤壁图》上都书写有《赤壁赋》原文，如李公麟的《赤壁图》有米芾的隶书，赵伯驹、马和之的《赤壁图》有宋高宗赵构的法书，在绘画艺术价值上又增加了书法艺术价值。读到此诗的人，自会对《赤壁赋》和《赤壁图》产生兴趣，从而提升《赤壁图》和《赤壁赋》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关键词：苏轼;《赤壁赋》;《赤壁图》;宋代文学传播 作者简介： 二、吟唱传播 赋，一般不能入乐歌唱，只能吟诵，故《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而苏轼的《赤壁赋》，宋代就常常通过吟诵来传播。 喜欢吟诵《赤壁赋》的，既有儿童，也有成人。有位九岁小和尚，就特别会吟诵《赤壁赋》。《东坡志林》载： 朱氏子出家，小名照僧，少丧父，与其母尹皆愿出家。照僧师守素，乃参寥弟子也。照僧九岁，举止如成人，诵《赤壁赋》，铿然鸾鹤声也，不出十年，名闻四方。此参寥子之法孙，东坡之门僧也。(31) 苏轼将这位会诵《赤壁赋》的小和尚载入《东坡志林》中，有自我推广之意。南宋熊禾曾说：“儿童诵东坡前后《赤壁赋》，但觉其有荡心悦目之趣，而不能自已。”(32)看来童声吟诵《赤壁赋》，会有特别的荡心悦目的传播效果。 至于喜欢吟诵《赤壁赋》的文士，更屡见记载。南宋初晁公遡有诗说：“尊前每诵《赤壁赋》，如见当年秃鬓翁。”(33)绍兴二十六年八月，文士傅自得与朱熹同游九日山，朱熹兴致盎然，击楫而歌屈原《九章》，“声调响壮”，傅自得则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和之，每至会心处则迭起酬劝”(34)。 苏轼自己也喜欢朗诵《赤壁赋》。有一次客人来黄州造访，兴酣之时，他朗诵一过。杭州僧金镜跋苏轼竹石画卷曰： 壬戌，先生责黄州，仆亦有事于黄。竹逸方君寄此卷素，以乞先生竹石，至则先生往蕲水。俟旬余始还，得拜觌于临皋亭中，握手问故，饮半，剧述前望游赤壁之胜，起而抚松长啸，朗诵《赤壁赋》一过。仆知先生兴酣矣，遂出卷顶恳，蒙慨然挥洒，复书“春夜行蕲水，过酒家饮酒，乘月至溪桥上，解鞍少休”《西江月》词一阕赐仆。……武林金镜敬跋。(35) 苏轼不仅自诵，还劝人在享受美食、饮茶品茗之后，“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36)。这些吟诵，只要听众在场，就是一种公开的传播。 南宋时更有专业性的歌妓吟诵《赤壁赋》。绍兴年间，黄州知州曾惇在宴集时就常常让自家歌姬吟诵《赤壁赋》以侑觞，在士大夫间传为佳话。谢伋《曾使君新词序》载： 曾侯知我不能度曲，尝觞我，顾其侍儿诵苏东坡前后《赤壁》二赋。(37) 王明清言之更详： 舅氏曾宏父，生长绮纨，而风流酝藉，闻于荐绅。长于歌诗，脍炙人口。绍兴中守黄州，有双鬟小颦者，颇慧黠，宏父令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二赋，客至代讴，人多称之。见于谢景思所叙刊行词策。后归上饶，时郑顾道、吕居仁、晁恭道俱为寓客，日夕往來，杯酒流行，顾道教其小获亦为此技，宏父顾郑笑曰：“此真所谓效颦也。”(38) 客人来宴集，曾宏父令其家姬诵前后《赤壁赋》，代替唱流行的词曲，可见相当动听美听。离任回到上饶后，友人郑望之(顾道)与吕本中等诗人雅集，也让家中侍女为“此技”待客。曹勋《送曾谹父还朝》还特地提到此事：“阿苹能唱大苏词(原注：公姬名小苹)，《赤壁》长哦更一奇。”(39)称“奇”称“技”，应该不是兴之所致的随意诵读，而是很美听的有技巧的专业吟诵。“人多称之”，可见被视为雅事，故而郑望之也仿此待客。 吟诵《赤壁赋》还不足为奇。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赤壁赋》居然还配乐歌唱，一时成为流行歌曲。南宋初年，前后《赤壁赋》就已配乐歌唱。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载： 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蜀王衍召嘉王宗寿饮宣华苑，命宫人李玉箫歌衍所撰《宫词》云：“辉辉赫赫浮五云，宣华池上月华春。月华如水映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五代犹有此风，今亡矣。近世有取陶渊明《归去来》、李太白《把酒问明月》、李长吉《将进酒》、大苏公《赤壁》前后赋协入声律，此暗合其美耳。(40) 王灼明言是将前后《赤壁赋》协入声律为歌曲，原赋特有的语言节奏与音乐节奏暗合。宋末元初方回《续古今考》也说： 近人长篇古乐府，不必皆可歌，有诗而不用于声者也。欧阳公《醉翁亭记》、东坡《赤壁赋》世人以为歌。熟之而后可也。(41) 所谓“世人以为歌”，是说世人常常把它当作歌曲来唱。的确，声歌《赤壁赋》常常在士大夫们的酒席之间被演唱，不仅美听，而且使人心旷神怡。宁宗嘉泰二年(1202)林正大在《风雅遗音序》中说： 世尝以陶靖节之《归去来》、杜工部之《醉时歌》、李谪仙之《将进酒》、苏长公之《赤壁赋》、欧阳公之《醉翁记》类凡十数，被之声歌，按合宫羽，尊俎之间，一洗淫哇之习，使人心开神怡。(42) 南宋甄龙友《霜天晓角·题赤壁》词也写到“但见尊前人唱，《前赤壁》《后赤壁》”(43)。士大夫不仅是宴客时让歌妓来演唱，闲暇时分、得意时节自己也唱。南宋状元姚勉中秋泛舟时就“仰空长歌《赤壁赋》”(44)，欧阳君厚“偶快意饮酣，歌永叔《醉翁亭记》、坡老《赤壁赋》”(45)。可见，《赤壁赋》，当时已是一种流行歌曲，颇受文人士大夫的喜爱，动辄唱上一遍。 在有的南宋士大夫心目中，唱《赤壁赋》比唱小词要高雅。度正《赵公墓志铭》载： 邑簿樊文若以文会邑之士，馆之龙多，诿公茂掌其笔削。樊一日载酒过山中，且使侑尊者歌以为乐，所歌鄙俚。公茂起曰：“诸生蒙俎豆，济济在列，将于大夫观礼。且春秋七子赋诗，君子知其可以为列国大夫，今歌词如此，诸生何观，请彻之。若必欲不废公燕之乐，则有《赤壁》之赋在。”樊改容以谢。(46) 县簿樊文若与邑中文士雅集，让歌妓唱流行的小词以为乐，赵公茂认为歌女所歌的歌词鄙俚，不宜唱，应唱《赤壁赋》这样的大雅之歌。 《赤壁赋》不仅入乐歌唱，而且有曲谱流传，从南宋一直传到明清。据查阜西《存见古琴曲谱辑览》收集整理，明代《太古遗音》《风宣玄品》《重修真传》《玉梧琴谱》《文会堂琴谱》《藏春坞琴谱》《太古遗音》《太古正音琴谱》《理性元雅》和清代《自远堂琴谱》《裛露轩琴谱》等十一种琴谱收录有《前赤壁赋》的曲谱。明代《太古遗音》《风宣玄品》《重修真传》和清代《琴学轫端》四种琴谱收录有《后赤壁赋》的曲谱(47)。这些曲谱都是原文演唱，不增减字句，不破句，也不更换字句(48)。作为歌曲形态的《赤壁赋》，人们随时随地可以传唱，不受任何媒介的制约，口耳相传，传播的速度与广度自比纸本的单一传播要大得多。 明清琴谱所载《赤壁赋》曲谱，来自于宋代。宋代精通琴理的文人，或从散文名篇中获得灵感，谱成琴曲，或直接将有关诗文谱成琴曲。北宋太常博士沈遵，曾依欧阳修《醉翁亭记》，谱成琴曲《醉翁吟》，可惜有曲无词。后来苏轼据谱以作词，成为琴中绝唱(49)。宋末俞琰，也曾将《醉翁亭记》《赤壁赋》等谱成琴曲。他自称： 予自德祐后，文场扫地，无所用心，但闭户静坐，以琴自娱，读《易》、读内外二丹书，遂成四癖。琴之癖，欲以六律正五音，问诸琴师，皆无答。后得《紫阳琴书》《南溪琴统》《奥音玉谱》，始知旋宫之法，乃作《周南》《召南》诗谱及《鹿鸣》《皇华》等诗弦歌之，《离骚》《九歌》《兰亭诗序》《归去来辞》《醉翁亭记》《赤壁赋》，皆有谱琴之癖。(50) 可见，明清琴谱所载《赤壁赋》曲谱，确实是其来有自。明清文人，视琴为“书室中雅乐，不可一日不对清音”，像“《归去来》《赤壁赋》，亦可以咏怀寄兴，清夜月明，操弄一二”，就是最好的“养性修身之道”(51)。明清琴谱之所以载《赤壁赋》曲谱甚多，原因就是明清文人特别喜欢琴曲《赤壁赋》怡情养性的艺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