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主要包括敦煌、吐鲁番两地出土文学写本、日本等境外藏中国文学写本三大块内容。“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课题包括“写本基本情况”“全部内容的录文和校勘”“综合研究”三项主要内容,预期在文学写本校录、编年、写本整体内涵的发掘、写本与文学的生成与传播等方面取得成果。关键词:文学写本/写本时代/写本学/文学传播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16ZDA175), 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汉藏文化与文学交流研究”(16BZW057)。二、“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及其主要特点当前发现的写本时代中国文学写本主要包括敦煌文学写本、吐鲁番文学写本、日本等境外庋藏的中国文学写本。
关键词:文学写本;写本时代;写本学;文学传播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主要包括敦煌、吐鲁番两地出土文学写本、日本等境外藏中国文学写本三大块内容。写本的流动性、零散性与个性化的特征,与刻本的固定性、完整性和社会化的特点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因而体现了它独特的学术价值。“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课题包括“写本基本情况”“全部内容的录文和校勘”“综合研究”三项主要内容,预期在文学写本校录、编年、写本整体内涵的发掘、写本与文学的生成与传播等方面取得成果。
关 键 词:文学写本/写本时代/写本学/文学传播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16ZDA175),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汉藏文化与文学交流研究”(16BZW057)。
作者简介:伏俊琏,男,甘肃会宁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敦煌学,中国古代文学。
一、“写本时代”与“中国文学写本”
从传播方式来考察,中国文学作品的载体大致上经历了口传时代、写本时代、刻本时代等几个大的时段。写本时代又可分为简帛时代和手写纸本时代两个阶段:简帛时代至少从殷商开始,直到东晋时期,才完全被纸本所替代。①当然这里有一个简纸共用的较长时代。②手写纸本时代从东晋到北宋中期(5~11世纪)约有七百年的历史。到了北宋中期,刻本大量流行,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因此,大致说来,公元5~11世纪,是中国文化传播史上的写本时代。
关于先秦典籍的载体,《墨子·兼爱》说:“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③金石载体的主要意义在于“纪念碑”性质,以期传之不朽。而简帛和纸本文字则是世俗文化的载体。长期以来,雕版印刷品及其相关学问,似乎就是人们关于纸本古书的全部认识。其实,刻本的流行主要得益于古代印刷术的进步、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这些都只是宋代以后的事。20世纪的大量考古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在简帛退场后、刻本登台前的5~11世纪,手写纸本是文明传播的主要载体,它既保留了简帛文献个性化书写的旧制,又开启了刻本文献使用纸张的先声,承前启后,具有鲜明的文献特征和巨大的研究价值。因此,从纵向看,“写本时代”是中国古书和古代文明发展传播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此外,即在刻本时代,手写纸本作为一种书写传统仍长期被保持并发挥重要作用,明清档案、宋元以来社会经济文书等众多手写纸本文献的陆续发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近几年,主要得益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和实践,“丝绸之路”研究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关注。广义地看,历史上的丝路最西到达地中海沿岸、最东到达日本,而以汉唐之际最为畅通。认识和研究丝绸之路,除了使用传世文献,更要依赖作为第一手资料的丝路沿线出土或保存至今的原始文献——多数都是写本文献。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甚至认为丝绸并非“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来自中国的纸张其实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④换言之,古代丝绸之路实际也是一条写本之路,而自敦煌吐鲁番和日本等地发现的中古写本,其实正是这条“写本之路”东段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从横向看,“写本时代”的具体学术内涵,又是古代丝绸之路或“写本之路”研究的核心内容。
写本学发轫于欧洲学界,源于对埃及纸草文书、古碑铭以及死海古卷等新发现的研究,其后逐渐扩展到对世界各地古写本的研究,学术阵地也转移到俄、美、日本等地。中国学人的相关研究,始于敦煌汉简、敦煌遗书发现之后。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高度重视新发现的简帛、碑刻和敦煌写本,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简帛学、碑刻学和以敦煌写本为核心的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不过,以往的研究几乎都遵循着刻本时代的学术传统,即只根据研究者自己的兴趣抄撮写本上的“有用内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写本本身的学术价值,这实质上是在新材料挖掘殆尽、传统研究模式后劲不足的前提下,针对新方法的一次主动探索,是从旧“显学”到新“显学”的过渡。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主要包括敦煌、吐鲁番两地出土文学写本、日本等境外藏中国文学写本三大块内容。“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课题包括“写本基本情况”“全部内容的录文和校勘”“综合研究”三项主要内容,预期在文学写本校录、编年、写本整体内涵的发掘、写本与文学的生成与传播等方面取得成果。关键词:文学写本/写本时代/写本学/文学传播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16ZDA175), 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汉藏文化与文学交流研究”(16BZW057)。二、“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及其主要特点当前发现的写本时代中国文学写本主要包括敦煌文学写本、吐鲁番文学写本、日本等境外庋藏的中国文学写本。
关键词:文学写本;写本时代;写本学;文学传播 作者简介: 二、“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及其主要特点 当前发现的写本时代中国文学写本主要包括敦煌文学写本、吐鲁番文学写本、日本等境外庋藏的中国文学写本。 敦煌文学写本数量最多,目前初步统计有600件以上,文学作品的数量,总数至少在5200篇(首)以上(由于对文学概念广义狭义认识的不同,各家统计数量存在差异)。其内容有变文、讲经文、押座文、解座文、因缘(缘起)、话本、词文、诗、歌辞、故事赋、邈真赞、书、启、状、牒、碑、铭等数十种文类,内容雅俗并存,以俗为主。这些写本,大多正背两面抄录,正面多数抄录佛道文献,背面则以抄录文学作品为主,也抄录了反映古代敦煌乃至整个“丝绸之路”社会各方面内容的许多其他文书。 吐鲁番出土的文学写本,以作品类型来分,大致可归纳为三类:一是经典文学,如《诗经》《文选》以及当世文人的诗文等,数量初步统计有30多件。二是通俗文学,词曲、变文、俗赋、学郎习作等,如《孔子与子羽对语杂抄》《禅门十二时》《唐三时词》《散花乐》、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公词》等,约10余件。三是应用文学,如应试学习的“经问试策”和一些书仪等,也有10余件。 日本现存汉籍古写本的数量,按阿部隆一《本邦汉籍古写本类所在略目录》的统计,有近千种(这还不包括1966年以后的新发现)。⑤其中大致相当于中国写本时代的奈良平安时期(710~1192)的中国文学写本近60部(不包括底本源于唐抄本的后世写本,也不包括日本藏的敦煌写本),内容以书籍为主,包括较为著名的佚名《文选集注》、许敬宗等编《文馆词林》等总集,《王勃集》、李峤《百廿咏》、白居易《白氏文集》等别集以及佚名《赋谱》、杜正伦《文笔要诀》等诗文评著作;也有书仪等实用文书等等。 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的特点,是在与刻本的比较中体现的。在大量的简帛文献和敦煌吐鲁番写本出土之前,中国的文化典籍主要以宋代以来的刻本形式呈现。古今学者整理研究刻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方法。所以,百年前当大量写本出现后,学者更为熟悉的是按照过去整理刻本文献的方法整理写本,即用分类辑录的形式,从一个写本中辑录出某种文体。这实际上是一种“剥离式”的研究,即从整体的、连续的写本中,剥离出符合“文学”标准的片断,然后重构这些被剥离出的“碎片”,形成各自独立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世界。 写本与刻本相比,有较大的特殊性。古书一经刊刻,内容、格式即被定型化。而写本出于一个个单独的个体,千人千面,本无定式。即便是那些前人传下来的古书,人们在传抄过程中,也往往会根据当时抄书的惯例和抄手自己的理解而加以改造,从而使古书的形制、字体、内容、用词、用字、抄写格式等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变化,附带上时代和抄者个人的烙印。尤其是下层文人写本和民间写本,更是有很大的随意性,其对文学、文体的概念相当模糊,一切以实用为目的。所以写本带有流动的、零散的、个性化的特征,与刻本的固定性、完整性、社会化的特点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 对于写本的特点及其专门的研究方法,学界已取得了一些基本认识。如台湾的林聪明先生有《敦煌文书学》(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年)和《敦煌吐鲁番文书解诂指例》(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两部著作,重点研究写本文献的外部特征,前者主要描述敦煌文书的形态、装潢与印信、抄写符号、题记、文书的割裂、文书的来源等,后者则主要对这些外部特征进行功能分析。徐俊先生在《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一书的前言中,也特别讲到敦煌诗歌写本的特质,一是区别于“刻本时代”的典型“写本时代”文献的特征,二是区别于“经典文献”的以“民间文本”为主的特征。⑥张涌泉先生的《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把敦煌写本的大量语言文字特点和书写特例作为着重考察的对象,进行系统全面的归纳和总结。在国外,戴密微、藤枝晃、戴仁、池田温等学者也曾关注敦煌写本的抄写特征。池田温先生就曾说过:“生活在古时候的人们平时拥有怎么样的知识,有着怎样的思考方式,过着怎么样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信息以升华了的艺术作品,或是以被整理出来的抽象的历史记录的形式,通过敦煌写本传达给了我们。”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