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孟浩然于秘书省赋“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之句，遂令举座搁笔，这是唐代诗史上的一例经典文本书写。“搁笔”情境的呈现，是唐宋典籍中用以表现文士才华的常见文本模式，其内在理路以古人的“服善”伦理为根基，以比照与衬托的文本逻辑为生发依据，并可析分为共时性搁笔和历时性搁笔两大类。随着“搁笔”文本模式影响的扩大，后世载籍在复述前代文士经历时出现了比附式改写，通过情境代入的方式将其纳入“搁笔”书写系统中。古代典籍对文士才华的书写有一些类型化、程式化的情境结构，较为典型者如梦笔、文坛领袖礼贤下士④、一语(诗)惊人等，学界称之为文本书写模式，“搁笔”情境亦从属于此类文本模式。
关键词：搁笔;阁笔;唐宋文士;文本模式;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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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孟浩然于秘书省赋“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之句，遂令举座搁笔，这是唐代诗史上的一例经典文本书写。“搁笔”情境的呈现，是唐宋典籍中用以表现文士才华的常见文本模式，其内在理路以古人的“服善”伦理为根基，以比照与衬托的文本逻辑为生发依据，并可析分为共时性搁笔和历时性搁笔两大类。这两类文本书写源起于《典略》《后汉书》等中古文献，而在唐宋纪事中被广泛应用，并出现了微调和变体。随着“搁笔”文本模式影响的扩大，后世载籍在复述前代文士经历时出现了比附式改写，通过情境代入的方式将其纳入“搁笔”书写系统中。
关 键 词：搁笔/阁笔/唐宋文士/文本模式/比附
基金项目：本文受湖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李成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曰：“闲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坐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①“阁笔”一词，或写作“搁笔”，义同“辍笔”，指停笔或放下笔。这段叙事一方面生动地描写了孟浩然诗压群座的神采，另一方面揭橥了孟诗山水景致之“清”，为后人品评孟浩然诗风提供了一个理论生发点②。《新唐书》在为孟浩然立传时进行了缩略式改写：“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③。《新唐书》列传部分由宋祁执笔，平心而论，这一改写并没有达到宋祁“事增于旧，文省于前”的预期，不但遗漏了孟浩然游秘书省的时、事、摘句等文本信息，更破坏了王土源刻意营造的“举座阁笔”的现场情态，从而使得孟浩然秘书省赋诗的生动场景变为了模糊撮述。
古代典籍对文士才华的书写有一些类型化、程式化的情境结构，较为典型者如梦笔、文坛领袖礼贤下士④、一语(诗)惊人等，学界称之为文本书写模式，“搁笔”情境亦从属于此类文本模式。典籍记述采用某一书写模式，就好比拟古、用典，目的在于激发读者对这一书写模式的“层累”认知，从而使得叙事书写向文本经典化靠拢。不少学者已注意到诸多古典文献为了构建、形塑情境及人物形象而沿承经典化文本模式的问题。潘万木、黄永林集中分析了《左传》中的语言叙述模式，并探讨了这一模式在情节结构安排等方面的功能，进而考论了这一模式对后世历史叙述及虚构化叙述的影响⑤。刘爱华以梦笔传说为切入点，对载籍中大量的类似文本进行类型分析，并探讨了“梦笔”书写模式之衍变⑥。据孙正军的考察，德国汉学家福赫伯(Herberr Franke)、美国学者傅汉思(Hans H.Frankel)、日本学者榎本阿由知、安部聪一郎等在研究中都涉及了文本模式在历史叙述中的作用，而孙正军也以“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为例，探讨了两种良吏书写模式的机制及背景⑦。陈维通过两《唐书》文苑、儒林传记文儒分流书写模式的比照，探讨了不同语境中文本书写者对历史的建构⑧。一种文本模式的形成，需要设置相对完整的情境，其中时、地、人、事等要素是情境之核心，而且文本模式也会随着时代的嬗递而发生微调或变式。本文旨在以唐宋文士纪事中颇为常见的“搁笔”文本模式为中心，探其源起，论其流变，以期探究古典文献中“搁笔”模式的因革及内在理路。
一、“搁笔”模式之文献源流及内在理路
“搁笔”这一呈现文士才华的文本模式，源于建安七子之首王粲的相关记载。《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句下，裴松之注引《典略》曰：
粲才既高，辩论应机，钟繇、王朗等，虽各为魏卿相，至于朝廷奏议，皆阁笔不能措手。⑨
这一记述在唐宋文献中被挖掘了出来，成为一个屡屡见诸征引化用的典实⑩。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文本书写仍是基于他者视角的平实讲述，并没有如王士源记孟浩然事那样用叙述营造出一个场景，时、地、人、事皆备。职是之故，《典略》所记王粲事可看作“搁笔”式文本模式之母题，其性质相当于后世“搁笔”情境书写的雏形。《文心雕龙·风骨》亦谓：“昔潘勗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11)“韬笔”实亦等同于“搁笔”，系指潘勗撰《册魏公九锡文》，“事鄙悖而文足称”，群臣藏笔。
在中古典籍中，“搁笔”文本模式的另一类型也已出现。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上《王逸传》附《王延寿传》曰：
延寿字文考，有俊才。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已。(12)
尽管《后汉书》未用“搁笔”一词，但其事体、内蕴一致，因此后人如魏了翁、刘埙在追述此事时，便改“辍翰”为“辍笔”“阁笔”(13)。《晋书》卷九二载：
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14)
这段叙述在模式上与《后汉书》相同，只不过添加了陆机一开始轻视左思的花絮，与后文记载陆机之叹伏互相映衬。又《梁书·刘孝绰传》曰：
悱妻文尤清拔，悱，仆射徐勉子，为晋安郡，卒，丧还京师，妻为祭文，辞甚悽怆。勉本欲为哀文，既睹此文，于是阁笔。(15)
在以上三例文本模式中，当事双方撰文时间不具有共时性，而是有着先后次第；没有明确的会聚场所；参与之人亦不具备相似的身份(诗友或同僚)，唯独搁笔之缘由有着清晰的呈现，即有意为文之人见他人先撰之文，自忖不能胜过，遂不复作。
为讨论方便，我们不妨将王粲同侪共时共地搁笔称作“共时性搁笔”，而将蔡邕、陆机等异时异地搁笔称作“历时性搁笔”。取《典略》所载王粲事与《后汉书》所载蔡邕事合观，可?绎出“搁笔”书写模式的两重“内在理路”(16)：其伦理层面的理路根基于古人“服善”的社会共识；而文本逻辑之理路则依托于现场情境中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比照。
“服善”一语最早见于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故君子之莅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守之”(17)。“服善”为向善之义，其主旨在于“劝民向善”(18)。刘向《说苑》用作“服用美好”之义(19)，二者皆与后世服膺、敬重他人长处之意不同。“服善”是儒家伦理的一个核心思想，近人黄侃、熊十力等人都曾做过阐释(20)。《论语》“见贤思齐”之论，即基于服善的伦理指向。尊贤而能对他人之长处心悦诚服，即所谓“服善在膺”，是士人有雅量的重要体现。
服善的养成，一者需要谦德，在古典文献中，服善常同谦挹、谦虚等词联类而用，如虚衷服善、虚己服善等皆是；二者需要知耻之勇，因惭德而不矜，要有勇气突破以自我为中心的成见。元人《广客谈》载赵孟頫“偶得米海岳《壮怀赋》二卷，中阙数行，因取刻本摹写，以补其阙，凡易五七纸，终不能及，乃叹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补完之。”(21)赵孟頫当时已经名重天下，此举正显现出对前人书艺的敬重，故赞其“服善不矜如此”。服善敬贤，遂不争名。尽管“文人相轻”事例在典籍中颇为习见，但史料撰述者对此类事例多不认同；与之相对的，文人相重的事例却也史不绝书(22)。“文人相轻”源于士人之间相沿已久的“文无第一”之认识，也与文士“善于自见”而不能虚衷服善有关。“文人相重”之服善则能体现出个人修养境界之谦德，其典型表现是对他人艺文境界的由衷欣赏而衍生出惭愧之情，知耻而后勇。宋叶廷珪《海录碎事》中留存了温庭筠一篇书启中的两句：“倦则栖毫，惭斯辍翰”(23)，“惭”字颇能概括搁笔事件中服善的心理机制。
宋代以降，不少文士针对古人服善搁笔的事例发表议论。如刘克庄论古人服善：“太白过黄鹤楼，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句，至金陵遂为《凤凰台》诗以拟之。今观二诗，真敌手棋也”(24)。之后，在明清文士的追述中，常常将关键情境用李白“搁笔”加以概括，从而纳入“搁笔”文本书写模式之中(25)。又如谢肇淛《文海披沙》卷一“古人服善”条曰：“古人真自服善，非直成人之美，抑亦全己之名。如文考《灵光赋》成，中郎辍笔；平叔一见辅嗣，改‘注’为‘论’；夏侯太初见《三国志》，遽坏己作；孟浩然‘微云’、‘疏雨’两语，遂令一坐罢唱。杨汝士‘兰亭’、‘金右’两语，元白不敢复加；元李氏有古纸，长二丈许，相传四世，请赵子昂书，子昂叹其精绝，不敢落笔，但题其尾。如此气味，今人所无。”(26)谢肇淛“成人之美”“全己之名”的分析已然抓住了服善伦理的两重向度，而这两重向度皆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清人林以钺于武昌搁笔亭撰有一副对联评论李白为崔颢搁笔一事：“搁笔题诗，两人千古；临江吞汉，三楚一楼”(27)。“两人千古”一语正可看作谢肇涮“成人之美”“全己之名”双重分析之合璧。
至于文本逻辑理路，比照与衬托是这一书写模式的基本框架，其传统可溯源至中古时期(尤其是东汉)影响深远的人物品藻风气中的比较型品评(28)。搁笔之人，或是名士长辈，或是不具名的同僚诗友，他们都在“搁笔”模式中扮演了陪衬的角色。文本记载则彰显他们服善的雅量，可谓双美。在“搁笔”书写模式中，皆以才学为衡量标准，而不论资历、行辈，故而文本书写所呈现的效果，不仅使后人欣赏王粲、王延寿、左思等人的文才，同时并未因此轻视王粲同僚、蔡邕、陆机等服善者，反而激赏他们的雅人深致。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孟浩然于秘书省赋“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之句，遂令举座搁笔，这是唐代诗史上的一例经典文本书写。“搁笔”情境的呈现，是唐宋典籍中用以表现文士才华的常见文本模式，其内在理路以古人的“服善”伦理为根基，以比照与衬托的文本逻辑为生发依据，并可析分为共时性搁笔和历时性搁笔两大类。随着“搁笔”文本模式影响的扩大，后世载籍在复述前代文士经历时出现了比附式改写，通过情境代入的方式将其纳入“搁笔”书写系统中。古代典籍对文士才华的书写有一些类型化、程式化的情境结构，较为典型者如梦笔、文坛领袖礼贤下士④、一语(诗)惊人等，学界称之为文本书写模式，“搁笔”情境亦从属于此类文本模式。
关键词：搁笔;阁笔;唐宋文士;文本模式;比附 作者简介： 二、唐宋文士纪事两种“搁笔”模式之书写 (一)共时性搁笔 王粲一事为唐宋人所熟知，并对正史的文本书写产生了模式化影响。《旧唐书·郑畋传》载：“十年，王师讨徐方，禁庭书诏旁午，畋洒瀚泉涌，动无滞思，言皆破的，同僚阁笔推之。”(29)《新唐书·陆贽传》载：“从狩奉天……旁吏承写不给，它学士笔阁不得下，而贽沛然有余。”(30)这皆是对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典略》王粲一事的效仿。但这类事例尚属于“共时性搁笔”的滥觞，只具雏形，至于完备成形的文本书写，仍以王士源记孟浩然游秘书省一事最为典型。其基本的文本结构可概括为： 事由+某人(诗文篇题或警句)+同人(搁笔)+得名 宋人诗话、笔记颇喜模仿王士源记孟浩然之例，可以看作共时性搁笔模式同构化的文本衍生。胡仔引《漫叟诗话》曰： 荆公尝在欧公坐上赋《虎图》，众客未落笔，而荆公章已就，欧公亟取读之，为之击节称叹，坐客搁笔不敢作。(31) 关于这则轶事，《西清诗话》所载稍异：“王介甫、欧阳永叔、梅圣俞皆一时闻人，坐上分题赋《虎图》，介甫先成，众服其敏妙，永叔乃袖手”(32)。在《漫叟诗话》中，欧阳修的身份似高一层，充当着同人搁笔之际对王安石进行论定、奖掖的角色；而在《西清诗话》中，欧阳修则成为王安石才华的衬托者。欧阳修在不同文本书写中的角色变换并不影响这一“搁笔”事件书写模式与孟浩然事件的同构。 古人集会，例有同时赋诗作文之风气，载籍叙写每多类似模式的重现。李献民《云斋广录》卷三“僧仲殊”条载：“润州有北顾楼，一日太守宴宾其上，而仲殊预焉。酒行，太守命坐客各赋诗一篇，以发扬雅趣。顷之，仲殊诗成，以上太守，诗云：‘北顾楼前一笛风，碧云飞尽建康宫。江南三月多芳草，尽在蒙蒙烟雨中。’太守叹赏久之，传观僚属，满坐为之阁笔。”(33)又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八“白云楼”条曰：“郢州白云楼，素多题咏。一日郡守停燕集是楼，方命坐客赋诗。时刘太傅宾以心恙羁置是郡，不得预会，遂使人持诗以献，才致萧散，尽江山之胜，一座为之阁笔。”(34)皆是这一文本模式之典范。 在共时性搁笔书写框架下，具体事由可以随着现实情境进行变更，赋诗之外，绘画、撰文、填词皆可援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张璪，字文通，吴郡人……初毕庶子宏擅名于代，一见惊叹之，异其唯用秃毫，或以手摸绢素，因问璪所受。璪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毕宏于是阁笔。”(35)宋叶适《习学记言》载：“旧传曾巩诸文士为吴郡《六经阁记》，相顾莫敢先。张伯玉忽题云：‘六经阁，诸子百家皆在焉，不书，尊经也。’众遂阁笔。”(36)宋周密《浩然斋雅谈》云：“淳祐占间，丹阳太守重修多景楼，高宴落成，一时席上皆湖海名流。酒余，主人命妓持红笺，征诸客词。秋田李演广翁词先成，众人惊赏，为之阁笔。”(37)叙事内容的可转移性，恰好反映了共时性搁笔模式适用的文本广度。 纪事撰述者还会对这一模式进行微调，增加其情节的波澜起伏。陈应行《吟窗杂录》曰：“郭功甫与荆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诗人龙太初。’功甫曰：‘相公前敢称诗人，不识去就如此。’荆公曰：‘但请来相见。’既坐，功甫曰：‘贤道能作诗，能与我赋乎?’太初曰：‘甚好。’功甫曰：‘只从相公请个诗题。’是时方有老兵以沙搽铜器，荆公即曰：‘可作沙诗。’太初不移刻间，诵曰：‘茫光黄出塞，渺渺白铺汀。鸟过迹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甫遂阁笔。”(38)又张邦基《墨庄漫录》谓：“逢原一日与王平甫数人登蒋山，相与赋诗，而逢原先成。举数联，平甫未屈，至闻‘仰跻苍崖颠，下视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骑箕尾居’，乃叹曰：‘此天上语，非我曹所及。’遂阁笔。”(39)郭功甫、王平甫二人搁笔模式的微调，皆在于二人起初对赋诗之主角并不首肯，等到发现龙太初、王令的真才实学，乃搁笔服善。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五“饮梨花”条载：“《云斋广录》：汝阳溪穆清叔因寒食纵步郊外，见数少年共饮于梨花下。穆长揖就坐，众皆哂之。或曰‘能诗否?’即以‘香轮莫碾青青破，留与愁人一醉眠’为韵，各赋梨花诗。清叔得‘愁’字，诗曰：‘共饮梨花下，梨花插满头。清香来玉树，白蚁泛金瓯。妆靓青娥妒，光凝粉蝶羞。年年寒食夜，吟绕不胜愁。’众客阁笔。”(40)写数少年先“哂之”而后“搁笔”，也是增加情节波澜的微调。 另一类微调则在于搁笔时间节点的设置，即一反文末交代众人搁笔之“曲终奏雅”式的文本书写，先写众人搁笔，然后才写主角一语惊人。宋马令《儒者传·孙鲂》曰：“金山寺题咏，众因称道唐张祐有‘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之句，欲和，众皆阁笔。鲂复吟云：‘山载江心寺，鱼龙是四邻。楼台悬倒影，钟磬隔嚣尘。过橹妨僧定，惊涛溅佛身。谁言题咏处，流响更无人。’时人号为绝唱。”(41)先写众人欲和韵而不能，然后才引出孙鲂之作，是众人搁笔在前，而孙鲂诗作在后。类似的模式亦见于宋黄榦《太安人林氏行状》：“少从群儿聚家塾，奉议命题，使属对曰：‘亚夫为将，屯军细柳之营。’众阁笔未能下。安人忽从旁代曰：‘召伯治民，听讼甘棠之舍。’闻者异之”(42)。 与“搁笔”模式的多维呈现相并行，浓缩式的套用在唐宋时期也已习见。唐张鷟《游仙窟》云：“向来唯睹十娘面，如今乃始见十娘心，足使班婕妤扶轮，曹大家阁笔。”(43)范摅《云溪友议》载元稹赠薛涛诗有“纷纷辞客皆停笔”之句(44)。徐积《赠倪敦复》云：“北轩主人吴中清，所居才义皆有名。曾在东皋压众宾，人皆阁笔诗已成。”(45)此皆以传奇、诗歌的形式对共时性搁笔的模式加以呈现。 共时性搁笔模式所引申出的变式深刻地影响着唐宋文本的书写。许洞与九僧赋诗，相约不得犯“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等字，“于是诸僧皆阁笔”(46)，这是欧阳修《六一诗话》中的一则经典轶事。欧阳修不但用文本记录此事，而且在行为上又重演了许洞轶事的模式。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引《石林诗话》云：“诗禁体物语，此学者类能言之。欧公守汝阴，与客赋《雪诗》于聚星堂，举此令，往往坐客皆阁笔。”(47)有关许洞、欧阳修的两条史料同时给我们呈现出“搁笔”文本模式经过变式之后，仍具有内在机理的稳定性，其事件本身不但可以被效仿，而且具化到文本上亦重复着似曾相识的同构模式。 (二)历时性搁笔 历时性搁笔模式的张力结构较共时性搁笔模式为大，其地点不必在同一场合，且时间不仅可以不同时，甚至跨越时代。蔡邕、陆机等有撰文之念，因见王延寿、左思等佳作而搁笔，其文本结构可概括为： 某甲撰诗文+某乙亦有意撰同题诗文+某乙见某甲作品而搁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书写模式中“某乙”将本来是描述行为动作的“搁笔”模式通过言语表述了出来。如皎然《赠鲍中丞书》，称沙门灵澈《归湖南》诗“独此一篇，使老僧见欲弃笔砚”(48)，将搁笔之书写模式用于对灵澈代表作的揄扬。张耒《晁无咎墓志铭》谓：“从皇考于杭之新城，公览观钱塘人物之盛丽，山川之秀异，为之作文以志之，名曰《七述》。今端明苏公轼通判杭州。苏公蜀人，悦杭之美而思有赋焉。公谒见苏公，出《七述》，公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49)李之仪《题所和丁希韩诗后》载：“昔王勮为凤阁舍人，一时号为敏丽。尝大庭班齐，同日七八制下，勮命数笔吏环立而口授之。笔吏曰：‘舍人少从容，我辈笔不能给，惧恐失事。’既而制出，中外传诵。其后过于其前，信作者之工，必在于是，余今而后，将阁笔矣。”(50)又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云：“钱若水为学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辞，久而不成，令左右持诣翰林中，命即草之。若水对使者撰成，其首句云：‘上帝之休，虽眇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阁笔思之，不能措辞。’尤激赏其才美。”(51)苏轼、李之仪、宋太宗皆没有搁笔的实际举动，但都通过言语表达将自身置于“搁笔”情境之中，并担当具有陪衬特征的搁笔者角色。由此可见，在宋代文本语境中，“搁笔”模式已经典故化，两宋笔记、诗话的书写者有意识地在类似情境中复现这一模式。 历时性搁笔的核心特点表现在某甲和某乙并不处在同时同地的场景中，侧重描写某人诗文一出，便为某一个主题的诗文创作画上了句号，后来者自忖不能胜过，遂搁笔。李白登黄鹤楼见崔颢题诗而搁笔，即为历时性搁笔的显例。蔡正孙《诗林广记》引《南唐书》云：“金山寺号为胜景，张祜吟诗有‘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之句，自后诗人阁笔。”(52)这还属于泛泛陈述，至于华岳《翠微南征录》卷五“藕花”条下曰：“冯肖许有《藕花诗》，和者盈轴，其西社中名士，见者莫不阁笔”(53)，则除了时间、地点与共时性搁笔模式有所区别外，其余因素皆是集会模式的平移书写。当然，在这一书写模式的衍生过程中，更多的记述未必出现搁笔、辍笔等语汇，而是以“不复作”等表述来结穴，比如赵仲穆见张伯雨题墨兰诗而愧之，“遂不复作”(54)，其模式与搁笔情境书写是同构的。 历时性搁笔模式也有以诗歌形式的浓缩性表达。如司马光《送李汝臣同年谪官导江主簿》曰：“老生窥其文，色若寒灰死。阁笔不能下，敢有玼瑕指。”(55)此外，典籍中亦常见这样的记载，即两人不约而同撰同一著述，前者作品先成，后者遂烧毁草稿或将全部草稿相赠，俾其采择，实际也是历时性搁笔模式在著述领域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