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西方文学的根脉是《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而其文学传统是由其开创的“叙事传统”；那么中国古代文学绵延数千年，生生不息，代代承传，其中有没有一个核心的“精神传统”?如果有，这个传统是什么?形成于何时?如何形成?其内涵是什么?这是文学史研究应当特别关注的问题。很可惜，研究者们多关注于一朝一代作家和作品，而忽略了对这一关键性问题的思考与探索。本文想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今天，消费主义浪潮正深刻地改变着“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中国文学的“传统”面临被颠覆和解构的困境。①因此，着力揭示“诗骚传统”的价值内涵，寻找其与当代文学与文化需求的契合点，也不失为弘扬这一优秀传统的一种策略。
一 “诗骚传统”的形成
“诗骚传统”又称“风骚传统”②，即《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所形成的文学精神的传统。《诗经》收录商代③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首，结集于春秋中叶。《楚辞》虽结集于屈原既死之后，然而据学者们的研究，这些作品在屈原在世时即已在楚地广为流传。在屈原身后，更成为敬仰屈原的作家心慕手追的经典。这两部诗集，在先秦时期即因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的典范作用而逐渐沉淀成为具有文化与文学双重特质的经典。到汉代以后，由重儒的政治思想导致的文官制度和相应的人才选拔制度，使《诗》与《骚》成为文人士子的必读之书。在安身立命和文章写作等多方面，历代文人均立足于他们的时代，对《诗》《骚》进行了独特的解读和接受，由此形成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意义阐释系统——“诗骚传统”。从这一角度来说，《诗》《骚》的源头性和经典化，是其成为“传统”和典范的内在原因。
《诗》《骚》虽然并称，但二者却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但却构成互补关系的文化类型。《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周颂》和《大雅》之诗，或为祭祖之颂歌，或为畿田礼之乐歌，或为《武》乐之歌辞，或为冠礼之祝辞，均是礼乐制度的表征形式。而《小雅》中的大部分及《国风》之全部则是因为对现实的关注与讽谏的功能而进入《诗》文本。《周颂》和大、小《雅》仪式乐歌事关礼乐制度，后一类讽谏和颂美之诗则体现了理智的力量对日常生活的呈现。《骚》为南楚文化所孕育，其中《九歌》《招魂》《天问》带有浓厚的楚地巫教文化气息，神秘而浪漫。《离骚》《九章》等作完全呈现了个体生命的体验，充满了对现实的质疑和探索，充满了悲剧性与崇高感。综合来看，《诗》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义”“和”“孝”“敬”“德”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才使二者比肩互补，具备了典范和源头的气质和个性。
诗骚传统形成中的最重要的环节是《诗》《骚》的经典化。事实上，《诗》的经典化从《诗》文本的结集过程中就开始了。晚近学者据《诗》文本内部和其它先秦典籍所载的外部材料进行的研究表明，《诗》文本的编成经历了数次和较长的时间跨度，其中专为开国典礼、籍田礼、成王冠礼等重要仪式而创作的《周颂》31首，以及大、小《雅》中与祭祖等仪式关系密切的组诗结集最早，大约在西周中期穆王时代之前即已出现④；为讽刺时政而作的二《雅》中的讽刺诗大约结集于西周末东周初年，而大部分的《风》诗则在春秋早期的近百年间进入《诗》的文本系统。⑤以上三类诗歌进入《诗》文本，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精神与诗学思想：《颂》的编辑体现了周初社会对礼乐实践的现实需要，这一时期的《诗》文本类似于礼典，在行礼时以之为据，照章办事。二《雅》编辑则体现了西周中期以后周人的较为复杂的政治思想，燕饮诗的编辑体现了周人旨在收拾人心的“和同”的政治思想。政治讽刺诗进入《诗》文本，则是由于周人讽刺时政、匡正其弊端的实用政治理念与文学思想。风诗的依次进入《诗》文本，则体现了春秋时期王室与诸侯及诸侯与诸侯之间新型的政治关系，以及观风俗、知得失的诗学观念。《诗》的文本化和经典化总是与特定的重大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是以事件(event)的面目出现的⑥，其经典化的路径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生成规律。由此来看，《诗》文本的结集过程本身就是其多重性意义结构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诗》经典化的过程。
春秋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使具有多重意义结构的《诗》文本成为士大夫君子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在时人观念中，《诗》与《书》、礼、乐一样，是德义所在，是治国修身的根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歌《诗》观志、引《诗》足志活动，使《诗》进一步具备了礼仪的、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预言的等多重阐释可能性。《诗》文本变得空前的重要，成为春秋世族文化身份和君子“风雅”的代名词。加之孔子以《诗》为教，以《诗》兴、观、群、怨，以《诗》观志，以《诗》观礼造士，《诗》的文化意义趋于最大化，成为征引、取资的文化资源。这标志着《诗》已被经典化了，正式成为一种代表着社会公共文化理念的经典。
与《诗》不同，《骚》的经典化完全是因为屈原自身的独特遭际、《离骚》等作所创造的“发愤抒情”的人生悲剧的消解方式。产生于战国末期的以《离骚》为代表的楚骚，是在继承楚地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诗》的优点而发展起来的，《离骚》在体式上的富于变化使之容量大大增加，表现技巧异常丰富，遂使之超越了《诗》而受后世文人的重视。李泽厚说：“《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由是，它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和不可比拟的典范。”⑦王逸《楚辞章句》将屈原的所有作品称之为《离骚》，梁昭明太子编《文选》单列“骚”体，收屈子《离骚》《九歌》等作，都表明《离骚》一篇足以代表楚辞的重要地位。
同时，屈原的出现，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战国以前，虽然已有光辉灿烂的文学传统，但由于文学自身还处在与其它意识形态门类混而未分的阶段，带有浓重的群体性特征，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以诗歌创作和文学实践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也很少有集中体现作家诗人人格和生命体验的作品⑧。屈原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他第一次把诗歌创作与人生遭际导致的悲剧命运升华结合在一起，将诗歌创作作为人生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式，并在诗歌中用形象的语言探讨了人格、理想，以及个体命运与群体利益的关系等重大人生问题。
在春秋时代和屈原生活的时代，叔孙豹、子产、老子、庄子和孔子、荀子等思想家已经深入地思考过上述问题，并在他们的谈话记录和著作中对此进行过精辟的论述。其中鲁君子叔孙豹的“三不朽”思想，孔子以礼乐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道家尤其是庄子努力开拓所谓“逍遥”的自由精神境界，注重心灵世界和精神生活，在现实世界之外寻求生活可能性的终极关怀的方式，都对屈原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⑨。楚文化注重个性、富于浪漫情调的特点使之更多地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个体生存状态的展现和精神世界的苦闷与心灵感悟的抒写方面。屈原的贡献在于，他用艺术创作的方式实践了先贤时哲追求可能生活的精神指向。因此《离骚》造就了关注个体命运的独特方式——以“发愤抒情”升华人生的苦难和命运的悲剧⑩。朱光潜先生指出：“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11)《文心雕龙·辨骚》篇认为屈原“依诗制骚，讽兼比兴”，认为楚辞具有“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这些都是“同于风雅者也”。在他的心目之中，骚体不仅就是战国时代的风雅，而且还进一步为风雅注入了个体生命的体验。因此，在屈原之后，《诗》《骚》就成为一种浪漫雄奇的文学传统，也成为一种追求理想、超越悲剧的生存哲学的传统。
内容摘要：三“诗骚传统”的当下意义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因全球化和技术文明的双重重压而举步维艰之时，一些有识之学者倡导通过重新审视和发现经典的价值以重新树立中国文学的主体性。注释：①参见赵学勇《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及刘跃进《古代文学研究的思想境界》(《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李昌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的点滴思考》(《文学遗产》2014年。如许结《诗骚传统与汉代文学思想的建构》(《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4期)只对诗骚传统对汉代文学思想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夏晓虹《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虽涉及“诗骚传统”对唐宋文学、近代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诗骚传统;形成;内涵;影响 作者简介：二 “诗骚传统”的意义构成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传统的意义，也具有尚古的传统。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笃信古代文化，因此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而作《春秋》，编辑整理古代典籍。汉代倡导“奉天法古”(12)，儒家经典成为为政为文之准则。刘向父子于汉成帝时率领群儒典校汉朝中秘藏书，对先秦至西汉的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区分天下学术，诠论各派得失，开启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宝贵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玄学鼎盛，整理前代典籍，编纂文学总集、选集，仍蔚然成风。刘勰著《文心雕龙》力主为文宜“宗经”，强调经典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这种信而好古、取法前人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深厚的心理积淀深刻地影响到历代文人的创作，使其写作活动本身成为一种在继承前提下的创新，具有互文性的特征。与此相应，从秦汉时代开始，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信而好古的传统也在文学创作方面形成了以引证取资、阐释创新为特点的重视经典的创作心理。
《诗》《骚》在其被接受与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殊的文化的、文学的、哲学的、心理的等多方面的意义构成层面。用历史的眼光观察，它成为一种文化与文学传统，在意义构成上至少有下述几个层面：
第一，文学层面。《诗》《骚》历来被奉为古代抒情文学的两大源头，主要从诗歌创作方法、体式风格与诗学批评等多个方面对后世诗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认为历代诗赋：“源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钟嵘《诗品》言：“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并将五言诗之源溯至国风、小雅、楚辞，尤以风、骚为主。《世说新语》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亦言：“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13)强调汉世以来诸家在文学体式与创作技法方面对《诗》《骚》的追慕与取法。而檀道鸾批评正始以来诗歌说：“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庄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甚。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14)也是以“《诗》《骚》之体”作为评价的标准。再如萧纲的《与湘东王书》批评当时“京师文体，懦钝异常”的弊端，并分析其成因是“既殊比兴，正背风骚”，强调时文与“风骚”相背。(15)此处所言“风骚”略同于“《诗》《骚》”，均指诗歌关注现实，长于比兴，有所寄托的传统。裴子野的《雕虫论》亦云：
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善惩恶，王化本焉。……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性情。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志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16)
可见在诗歌创作内容上、形式上均出现新变的南朝时期，虽然游仙诗、玄言诗、永明体等成为一时好尚，但仍有一些作家能自觉地把“《诗》《骚》之体”作为纠正文学创作中远离现实或一味追求华丽语言形式之风气的批评利器。
隋代至唐初，虽因反对六朝骈俪华美之文风而有扬《诗》抑《骚》的倾向，但从中唐以后，仍是《诗》《骚》并重。李白在创作中化用骚体，杜甫曾说“别裁伪体亲风雅”，柳宗元也有拟骚之作。取法《诗》《骚》，几乎是诗人们的共识。金元之际的元好问，编选《唐诗鼓吹》十卷，又有《论诗绝句》三十首，评论唐宋诗人，阐明自己的文学主张。从中可以看出，“他大概的主张，是要有风骨有宏敞之气，多任自然，下笔大方，要除儿女之情，要多有悲壮风云之意”(17)。其主旨仍在远绍《诗》《骚》。从另一层面观察，虽然元代诗赋创作式微，但诗人创作，仍以远师《诗》《骚》为法。明人俞弁《逸老堂诗话》卷上载元代诗人卢挚论作诗曰：
大凡作诗，须用《三百篇》与《离骚》，言不关于世教，义不存于比兴，诗亦徒作。夫诗发乎情，止乎礼义。(18)
这段话可以说代表了元代诗人和诗论家的一种基本的共识。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序》中评价元代四大家杂剧和散曲创作说：“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观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补于世。”“自然”是说其语言及音韵形式，学者们认为杂剧语言多用“比兴”，散曲的语言及技法则继承了“赋”，多用白描；(19)周德清所说的“有补于世”则是评其主题，而这正是“诗骚传统”的精髓所在。元代人或明清学者常以“乐府”指散曲，一些散曲的别集或选本如《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乐府新声》《乐府群珠》《小山乐府》《月湖今乐府》等，均以“乐府”名之；明代张楚权、张旭初所编元人散典集《吴骚合编》，则径称之为“骚”。足见元明时代作家、批评家远绍“诗骚”的用心所在。
直至近世，诗人作诗，仍以《诗》《骚》为准的。如马一浮言：“言之精者为诗。诗言志，最要是心术正大，方可学诗。学诗必从《三百篇》《离骚》、汉魏乐府、建安七子以及《文选》诸诗入手，方有法度。”(20)因为其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演变中的开端地位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从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在文体形态、创作方法和审美格调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基础。
第二，思想层面。在文学和其它精神领域诸产品融而未分的先秦时期，《诗》《骚》以艺术化的形式形象地表述了古典时期的智者们通过长期实践积淀而成的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生价值和思想观念，其中除了自强、爱国等思想之外，还有其它相当丰富的思想资源。胡适曾说：“从前第八世纪到前第七世纪，这两百年的思潮，除了一部《诗经》，别无可考。我们可以叫他作诗人时代。”他还根据《诗》篇，把当时的思想分为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安命派、纵欲自恣派和愤世派，认为从《诗》中可以看出，“到了这时代，思想界中已经下了革命的种子了。这些革命的种子发生出来，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时代”(21)。陈来也指出：“《诗》是春秋文化中最为突出的要素。春秋时代，习诗诵诗是士以上阶层的最重要的通识教育科目。”(22)也可以说，产生于前诸子时代的《诗》，是先秦诸子的共同学术背景。张丰乾归纳说：“儒墨两家尊崇《诗》《书》，均以《诗》《书》是古代圣王的心血结晶，可以作为言行的依据和批判现实的标准。《老子》《庄子》中的核心概念和《诗》有内在的联系，其中《庄子》多以鸟兽鱼虫为喻阐明哲理，独与《诗》相契合。法家虽然严厉批评《诗》《书》于耕战无益，甚至是扰乱人心的祸首，但也从反面证明他们意识到《诗》《书》有强大的社会批判功能。商鞅时代的赵良连续引《诗》，批评商鞅变法的积弊，韩非子则引《诗》以证君主的绝对权威和不必事必躬亲的原则。”(23)不仅先秦诸子如此，秦汉以后的历代文人作家也总是立足他们当时的时代需要，通过对《诗》《骚》的解读和阐释完成自己的人格建构，完成自己时代的人格认同与文化认同。
比较来看，《诗》《骚》传统的思想层面，在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反而要比文学层面更为深刻。《诗》是春秋时期的士君子日常生活、道德实践、政治实践的最高准则——礼——的艺术表述。而屈原生当战国之末，不仅深于《诗》学(24)，而且还兼收并蓄儒、墨、道、法、阴阳等诸家思想而能独出机杼。其《离骚》拈出“美政”、常礼尚贤、立法崇德、尊仁尚义、讲信修睦……大有整齐诸家之趋势。不仅如此，诗中还通过高超的艺术手段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时代悲剧和人生悲剧的消解方式。屈原的《天问》则针对天地宇宙、日月星辰，以及既往的历史兴亡、人生遭际一连提出170多个问题，表现了诗人深刻的哲思与大胆的质疑精神。
第三，人格层面。《诗》《骚》蕴含着丰富的人格内涵，树立了光辉的人格典范。秦汉以后，盛世注《诗》传《诗》，乱世注《骚》拟《骚》，成为一种《诗》《骚》接受的固定模式。在《诗》《骚》的传播中，也形成了一个人格形象的意义层面，那就是为人须积极有为、关注现实，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诗经》来说，《商颂》中刻划了积极有为的开国之君商汤的形象和努力开疆拓土的武丁形象；《大雅》中的周民族史诗则赞美了周人圣哲睿智的先祖后稷，率领族人不畏艰辛长途迁徙的公刘，深谋远虑、德能服众的文王，勇挑重任、死而后已的武王等英雄；还有《大雅》《小雅》诗篇中所写的那些忠于国家、堪为万邦之宪的忠良之臣如周公、南仲、尹吉甫、芮良夫、卫武公等。(25)即使是十五《国风》，也尽显“君子”的文质彬彬、“淑女”之温婉娴静。他们的人格形象随着《诗》的传播，对古代文人士大夫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礼记·经解》云：“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说的就是《诗》对后人人格的影响。
《离骚》等屈原的作品中，融入了屈原的理想、情感和生命，是屈原的心灵自传和自画像。司马迁《屈原列传》引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称赞屈的人格：“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东汉的王逸也赞颂屈原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26)从屈原死后，唐勒、宋玉、景差等人的追慕屈原开始，历代诗人都被屈原的人格所打动。关于这一点，仅从历代诗人持续不断地模拟骚体以创作，以及在诗作中对屈原事迹人格的歌咏当中就可以看出，此处不繁举。
中国古代德艺并重，论诗先论人品德行。如徐干《中论·艺纪》言：“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独立。……盛德之士，文艺必众。”(27)刘熙载《艺概·诗概》则说：“诗品出于人品。”这类例证很多，不繁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骚》传统中的人格之美，才受到历代诗人的重视，从而使其成为不断取资的创作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