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在西晋覆亡之初，北方广泛分布的坞壁对于晋末文人、文学具有间接的保全作用。当时，北方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文学活动难以进行，尤其是曾经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学发展局面被彻底打破，人们大量逃往坞壁。在整个北方地区文学发展普遍凋零的情况下，坞壁之间尤有零星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些民歌经典。当时的文学创作情况充分表明，晋末动乱之时，北朝和南朝文学分野的一些基本特征已经有所显露。一、北方坞壁对于晋末文学的存续功能和历史意义一场持续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以及紧随其后的“五胡乱华”结束了文学在北方地区的城市发展之路。二、晋末北方坞壁中的文人踪迹晋末大乱，很多文人逃亡乡里，抗争、避乱于坞壁。
关键词：西晋末年;坞壁;乡里社会;文人;民歌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西晋覆亡之初，北方广泛分布的坞壁对于晋末文人、文学具有间接的保全作用。当时，北方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文学活动难以进行，尤其是曾经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学发展局面被彻底打破，人们大量逃往坞壁。在整个北方地区文学发展普遍凋零的情况下，坞壁之间尤有零星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些民歌经典。当时的文学创作情况充分表明，晋末动乱之时，北朝和南朝文学分野的一些基本特征已经有所显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4ZDB073)。
关键词：西晋末年/ 坞壁/ 乡里社会/ 文人/ 民歌
作者简介：蔡丹君(1981- )，女，湖南株洲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
晋末战祸连绵，劫掠横行，又常发生饥荒灾疫[1](P791)，生灵涂炭，十不存五[2](P2849)。当时，不但西晋中央政权覆亡，地方基层社会也遭到巨大冲击，文学活动难以进行，文学作品难以保存。至此，中国文学发展的空间与秩序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转折。从十六国时期到北魏前期，城市反复遭到破坏，虽然北方地区有过几个政治中心，但并不持久和安定。“还居乡里”是当时史料中的一个高频词汇，它意味着人们从城市中退出，回到乡里社会的生存空间之中避乱，休养生息。退还到乡里社会中的人们，仍然会自发地从事一定的文化活动，如私学讲授、校订文籍等，而另一些此前一直居于乡里社会的中下层士人，则通过与胡族政权合作，走到历史舞台的幕前，成为推动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新的主体。
关于坞壁与文学之间关系的文学史研究，迄今只有少数学者加以注意[3](P1-16)，其中，曹道衡先生《北朝社会环境对学术和文艺的影响》一文的讨论相对详细[4](P1-24)。本文希望能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考释与坞壁有关的多个问题，以梳理出此际文学存续的基本面貌。
一、北方坞壁对于晋末文学的存续功能和历史意义
一场持续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以及紧随其后的“五胡乱华”结束了文学在北方地区的城市发展之路。从此，伴随着城市的沦陷和被摧毁，曾经聚居城市的文人纷纷死去或者逃亡，意味着西晋文学史进入尾声。河间王司马颙的前锋张方率领精兵七万占领洛阳，除了造成洛阳“杀伤满于衢巷”的惨景之外，他还挟持晋惠帝和成都王司马颖，并“大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还长安”[1](P1644)。至此，西晋政局急转直下，文坛同样发生了剧变。先是贾谧所集拢的“二十四友”[1](P1173)在“八王之乱”的政治动乱之下最早发生流散。永康元年，潘岳等人已经见杀于东海王越[1](P96)。太安二年，陆机、陆云为成都王司马颖所害，西晋文坛两颗明星陨落[1](P1408)。而诗人孙拯受此牵连，被收狱中，之后死去[1](P1481)。左思因避张方之劫，携眷远避冀州[1](P2375)。而又有在这期间称疾而归者如张载，在长沙王司马乂请为记督之后即“归还乡里”，其弟张协则“以乱屏居草泽，属咏自娱”[1](P1524)。其他文人如王嘉、郭文等，则在这一年前后选择隐逸于山中。刘琨则从此聚集流民，踞于离石附近，抵抗匈奴，虽然间或有所创作，但实际上也告别了过去的文坛。文人相继从西晋文坛消失，文学史的发展在此时出现了短期内无法回逆的转折。
永嘉之乱中，文人流散的情况更为深化和普遍。永嘉元年，司马炽为东海王司马越拥立为帝，是为晋孝怀帝。晋孝怀帝之后讨伐了司马越，但继而在不断征伐“五胡”的过程中战败[1](P115)。永嘉五年四月，元帅王衍与前赵石勒战于宁平城，晋军全军覆没[1](P121)。六月，王弥和匈奴刘曜的军队攻入洛阳，期间“京邑大饥，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阴。”[1](P2611)“(刘)曜等遂焚烧宫庙，逼辱妃后，吴王晏、竟陵王楙、尚书左仆射和郁、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袁粲、王绲、河南尹刘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帝蒙尘于平阳，刘聪以帝为会稽公。”[1](P123)洛阳可谓遭到彻底的摧毁。永嘉七年，晋孝怀帝在被刘聪羞辱之后，又被毒酒毒杀。与他一同遇害的，还有不少从洛阳逃亡而来的旧臣和拥立者，结局凄惨[1](P2633)。建兴元年，愍帝建都于长安：“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1](P132)许多大臣及其家族在这个过程中死去。如曾经日食万钱仍云无下箸处的何劭一族，夷灭殆尽[1](P994)。潘尼避乱于成皋坞壁之后病死[1](P1011)，挚虞流落荒野，捡拾橡果充饥，最后悲惨死去[1](P1419)。而幸存下来的文人，或者从此销声匿迹，或者隐没于更为偏远无闻之处。故而，晋末之后的洛阳，号为荒土[5](P117)。“生理茫茫，永无依归”[1](P1545)。随着西晋王朝的倾塌，在洛阳及其周边这个中心地区的西晋文学残留力量，逐渐流散和消失。
关于这些文学力量流散的方向，人们以往更多关注的是南渡之“中州士女”，这部分人口据说占当时人口总数的“十之六七”[1](P1746)。而这里所谓的“中州”，应该并非是指全国，而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司州地区。仅就这一个区域而言，这一人口迁徙的比例，的确是十分可观的。而文学史关注南渡者更多，是因为在这批有避难能力的士大夫当中，有着较多的文学精英。虽然如今已经不能考证究竟有多少人口参与了南渡，但起码可以知道的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在了北方。谭其骧先生在概括此时的侨流情况时说：“永嘉丧乱后引起的民族迁徙是多方面的，岂只有北人南渡而已?至少还有不少中原人或东徙辽左，或西走凉州。”[6](P19)留在北方的人们，在北方范围之内发生过较大规模的迁徙。当时，辽左、凉州等较为偏远的边郡，少数民族统治者或者区域统治者为流民设置了侨郡。还有为胡族统治者所占领的地带，人们则是聚集宗族、筑建坞壁以自全，而文人亦有委身其中者。战争带来的“流民”“难民”或者“遗民”所组成的“共同体”[7]，完成了从城市到乡里的转移，或者从居于城市中心地带周边的乡里社会，迁徙到更为偏远的乡里社会中去。人们留在北方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南渡资费不菲、路途艰难，也有少数人是由于重土难迁、具有“恋坟垄”的思想等[1](P2279)。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地区的长安、洛阳等文化中心无法再如盛时那般凝聚文学力量。
那么，留在北方的人们究竟在何处栖身呢?经过战乱的摧毁，北方城市凋敝，绝大部分土地为少数民族所占领并建立新的政权。有学者形容说，在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上，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将秩序井然的小农社会撞成了碎片[8]。这个比喻是恰如其分的。从制度及其实践看来，西晋时期乡里社会的体系是井然有序的。《晋书·职官志》在介绍地方行政编制时，透露了乡里社会管理的基本方式[1](P747)。这个体系是自汉代以来郡县制的基本框架，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乡里社会管理结构——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它可能会在人员上有所增减，吏员设置上有所变化，但总体上应该是相对稳定的。这些地方行政编制所对应的，是一个相对有序的乡里社会结构。然而，晋末战乱极大破坏了这个稳定的地方行政编制和乡里社会体系。在十六国时期分裂局面最为深化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北方十六国除在个别地区有官方乡里体系的影子，绝大多数的乡里组织已为坞壁所取代。有相当一部分人们从此在一个个独立的坞堡里面避乱，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且拥有一定的防御性武装，独立于地方行政体系之外。《水经注》中提到的县城、镇、乡、聚、村、戍、坞、堡等聚落接近4000处，小型城邑与都会达3000处[9](P17，P164)。如陈寅恪先生说：“那时北方城市荒芜不发达，人民聚居田野、山间，唯依坞以务农自给，坞由此得以占据北方社会最重要的位置。”[10](P141)因此，从晋末开始，乡里坞壁与宗族乡党就成为北方社会十分重要的构成要素，是当时乡里社会人们相对稳定的栖息地。所以，晋末的文学史发展动向，不仅要看到存在“南渡”的情况，也要看到文学力量“还居乡里”、聚于坞壁的情况。
坞壁与晋末胡族政权之间关系复杂。一方面，它们之间发生的战争和对抗十分激烈，如石勒曾经在“武德坑降卒万余”，令“河北诸堡壁大震，皆请降送任于勒”[1](P2711)。但是另一方面，坞壁力量与胡族政权又存在合作关系。刘渊建立汉政权后，派石勒攻陷魏郡、顿丘诸垒壁。石勒靠这些坞壁中的“垒主将军”和“都尉”的力量[10](P123)，曾“简强壮五万为军士”。“都尉”，即刘聪政权设置的统治一方居民的地方长官[11](P172)。后赵在石勒称王之前，在坞壁中征调军粮租税，“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1](P3093-3094)。而大量的北方士人正是聚集在这些类似战争夹缝的坞堡之中。
坞壁在战争的夹缝中存续，这是它能发挥文化、教育功能的先决条件。自汉魏以来，乡里社会中一般具备自有的教育体制。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中提到过一些关于乡里教育体制的内容：“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砚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12](P9)“(十月)农事毕，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如正月焉。”[13](P68)“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13](P71)这样的旧制，在避乱宗族中所构成的坞壁之中亦可能存在。乡里坞壁除了必须保障坞壁内人们的安全以外，也充分考虑宗族内部文化传统的延续。如三国时田畴之坞壁，数年间曾至五千余家。这一坞壁中的“五千余家”，相当于西晋太康时最为繁荣的司州地区一个县以上的人口[14](P540-542)，而在人口尚少于西晋的东汉末期，这个数字其实更为可观。在这个庞大的坞壁体系之中，田畴重法明礼，积极经营[15](P231)，一切井然有序。其中“兴举学校讲授之业”，保证了教育体制的运转和文化的传承。坞主本身其实就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乡里士人，本身往往就是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统治阶级中的当权分子，要么是武力强盛的堡坞主，要么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熟谙封建统治术的士大夫”，或者二者合一[11](P169)。
坞壁之中的人际关系形态，更多是建立在坞主与坞民之间“救济与感恩”的关系基础上[7](P194)。西晋末年的坞主，皆因德行而获得领导权。郗鉴至乡里之后，“于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相与资赡”。而郗鉴将所得往往分给宗族及乡曲孤老，故而乡里对其评价很高，皆愿归附，称：“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郗鉴获推为坞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1](P1797)。郗鉴能够成为坞主，是由于他具备“归依仁德”的气节，以及对宗族的保全之力。郗鉴本人也同样依靠乡里的救济得活，《世说新语》详细描述了永嘉丧乱之后郗鉴获得乡人救济的故事。刘孝标补注曰：“永嘉末，天下大乱，饥馑相望，冠带以下皆割己之资供鉴，元皇征为领军迁司空太尉。”[16](P14)这种相互依存的情况在晋末是较为多见的。
类似例子还有庾衮。自八王之乱开始，庾衮从洛阳回到家乡，并且因为时势而“逾年不朝”。之后他们带着家族迁入“林虑山”，后来又迁入“大头山”，所领坞壁被称为“禹山坞”。他为人“言忠信，行笃敬”，他所领的坞壁除了修建防御工事，甚至建立了一些礼仪制度[1](P2283)。史称“衮学通《诗》《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死后门人因感慕其为人，为其树碑[1](P2283)。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一四《兵家类》有著录庾衮所撰写的《保聚垒议》二十篇：“庾衮《保聚图》一卷。右庾衮撰。《晋书·孝友传》载衮字叔褒。齐王冏之倡义也，张泓等掠阳翟，衮率众保禹山，泓不能犯。此书序云：‘大驾迁长安，时元康三年乙酉，撰《保聚垒议》二十篇。’按冏之起兵，惠帝永宁元年也，帝迁长安，永兴元年也，皆在元康后，且三年岁次实癸丑，今云乙酉，皆误。”[17](P416)从题目上推测，这本结集应该包括了一些讨论如何在堡壁之中生存的文章，而且应该就产生于坞壁之中。它虽属于兵家类的书籍，纯文学价值不高，但它的存在说明在坞壁之中同样可以进行创作。
西晋时期的士人为防止书籍流散，一度采用“积石为仓”的办法，在坞壁中保存书籍。王嘉《拾遗记》中记载曹曾积书万余卷。“及世乱，曾虑书箱散失，乃积石为仓，以藏书籍，世名‘曹氏书仓’”[18](P46)。这属于个人藏书的隐蔽之所。而郭仲产《秦州记》云永嘉前后，也有在洞窟之中藏书的：“河陕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亮，南安人也。”[19](P266)“唐述窟”是羌语，意思是“鬼窟”。时亮则为人名，无相关史料可稽，但从这个洞窟以其姓名命名来看，时亮很可能是坞堡之坞主，因为坞壁也常以坞主之名来命名。而这种藏书处，很可能是为了避免战乱带来的图籍焚毁而自行营建的。这说明在战乱之时，乡里知识分子努力实现书籍的保护，将之下移到乡里的远僻之处。
从目前一些残存作品来看，一些武将出身的坞主在戎马之间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学才能，坞主李矩即是一例。李矩在刘渊攻陷平阳之后，被乡人推举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1](P1706)。在与胡羯相持的若干年中，李矩处于优势地位的时候并不多，最后队伍分崩离析，幸存下来的人，一部分投降石勒，一部分则希望南渡投诚东晋，最终却“众皆道亡”，此四字可以让人想见当时南渡之艰难与悲壮。这位生平经历曲折的坞主，今有两则短文存世，皆戎旅间作。一为书信《敕郭诵》，只存数语：“汝识唇(一作存)亡之谈不?迎接郭默，皆由于卿。临难逃走，其必留之。”[20](P2086)这几句言简意赅，军旅文辞，无意于词藻雕琢。另一为四言祷辞《祷子产祠》，云：“君昔相郑，恶鸟不鸣。凶胡臭羯，何得过庭。”[20](P2086)撰写这篇祷文的背景是，东晋建武二年，李矩打算夜袭刘聪从弟刘畅，但士卒有所恐惧，于是以巫师在子产祠中祷告，并扬言“子产有教，当遣神兵相助”，以振士气[1](P1709)。这仅存的十六个字，透露了李矩是在借子产来言说对现实的郁愤。虽然用词直露无文，但亦可显示慷慨之气。
在当时的情况下，宗族越大，越利于建造坞壁自保。河东蜀人薛氏所建立的坞壁，史上颇有声誉。薛氏“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祖陶，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故世号三薛”。三薛历石武、苻坚数代，常凭河自固，与之对抗，直到姚秦时代才开始出仕[2](P941)。“薛强仕后秦姚兴为镇军将军，并、冀二州牧，薛帛任后秦姚泓建威将军、河北太守，从上述各人列传中观察，其任职河东地区行政长官者，如柳恭、薛强、薛帛等，大都是羁縻关系。”[21](P125-126)关于河东薛氏的情况，清初思想家赋予其更多的民族意义，如王夫之评价道：“永嘉之乱，中原沦陷，刘琨不能保其躯命，张骏不能世其忠贞，而汾阴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刘(渊)、石(虎)、苻(坚)者数十年。”[22](P429)顾炎武同样提到：“汾阴之薛凭河自保于石虎，苻坚割据之际，而未尝一仕于其朝。”[23](P100)这些评论带有褒扬性质，但薛氏在晋末并不出仕于刘、石，也是因为刘、石的势力范围当时并不在汾阴地区。薛氏在此地势力庞大，他们对于州郡文化的保存之功，至少延续到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河东薛氏从一个乡里坞壁的规模发展为当地强宗，历代能人辈出，影响深远。如薛辩之子谨，“容貌魁伟，颇览史传”，始光年间，太武帝诏奚斤讨赫连昌，以之为前锋向导。“既克蒲坂，世祖以新旧之民并为一郡。谨仍为太守，迁秦州刺史，将军如故。”[2](P942)所谓“新旧之民”，应该有很多本身就是薛氏坞壁之荫户。薛谨在此承担了文化首领的任务，和薛氏居于河东、抵抗群胡时的坞主身份有所类似：“(薛)谨自郡迁州，威惠兼备，风化大行。时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2](P942)隋代著名文人薛道衡，亦是出自汾阴薛氏。
总之，从西晋末年到十六国时期，坞壁能够维持小范围社会的相对稳定，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全华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贡献。在坞壁之中，乡里宗族的私学教育和坞主的文化影响等因素，能够为这个小型社会带来文化的延续。然而也需要看到，坞壁因为是军事防御组织，要考虑到内部安全，是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的，这种封闭性导致坞壁之中的文学活动是有限的。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在西晋覆亡之初，北方广泛分布的坞壁对于晋末文人、文学具有间接的保全作用。当时，北方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文学活动难以进行，尤其是曾经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学发展局面被彻底打破，人们大量逃往坞壁。在整个北方地区文学发展普遍凋零的情况下，坞壁之间尤有零星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些民歌经典。当时的文学创作情况充分表明，晋末动乱之时，北朝和南朝文学分野的一些基本特征已经有所显露。一、北方坞壁对于晋末文学的存续功能和历史意义一场持续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以及紧随其后的“五胡乱华”结束了文学在北方地区的城市发展之路。二、晋末北方坞壁中的文人踪迹晋末大乱，很多文人逃亡乡里，抗争、避乱于坞壁。
关键词：西晋末年;坞壁;乡里社会;文人;民歌 作者简介： 二、晋末北方坞壁中的文人踪迹 晋末大乱，很多文人逃亡乡里，抗争、避乱于坞壁。太安二年，张方占领洛阳之后，居住在“宜春里”的著名文人左思，在一片混乱中携眷出逃，希望移居冀州[2](P2375)。左思本是齐国临淄人，冀州并非是他的乡里。《全晋文》卷一百四十六录有《左思别传》，云“余意度之，当是谧诛去官，久之遭乱客死，而云归乡里，非也”[20](P2302)，即是其意。晋武帝时，因为妹妹左棻入选宫中而入居洛阳，成为贾谧二十四友之一，所撰《三都赋》实现了“洛阳纸贵”的佳话。此时为了避乱而逃离都城，是自全之策。由于妹妹左棻在永康元年即已经离世，故而左思所携带的眷属，很可能主要包括他的父亲、妻子和子女，他们的名字都曾出现在左棻的墓志之上[1](P2711)。然而，左思为何要去冀州呢?从晋末大势来看，冀州在当时所具备的基本条件，能够符合作为战争流民的左思的选择。 太安中，各地发生饥乱和蝗灾，冀州的灾害可能程度稍轻，因此成为流民前往的目的地之一。石勒曾经向郭敬建议：“今者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1](P2711)这说明当时冀州相对于群胡并起的并州和洛阳而言，稍稍安定，可以前往就食。左思在太安中选择前往冀州，可能也是为了暂避饥饿。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刘聪统治时。在战乱期间，冀州也仍然保证了一定的粮食生产。石勒进据襄国后，张宾进言提到：“广平诸县秋稼大成，可分遣诸将收掠野谷。”于是石勒上表于刘聪：“分命诸将攻冀州郡县垒壁。率多降附运粮以输勒。”[1](P2710-2718)可见冀州的坞壁富有粮食，并以此与石勒进行交易。石勒在冀州横扫坞壁、掠夺粮草之时，距离左思逃往冀州不过数年。 在石勒横扫冀州坞壁之前，这里应该相比于当时的洛阳而言要安全很多。冀州在晋太康初时，各郡县平均户口是3928户，仅次于当时的司州。因此，“司隶部人奔于冀州者二十万户”[1](P2711)，相当于有百万人口。这些为数不少的人口到了冀州之后如何安顿?除了一部分为石勒所控制，另外一部分应该就是投靠冀州地区的各类坞壁。关于冀州坞壁数量，史无明文。但数年后，石勒发迹于冀州，攻灭了大量坞壁，可以窥一豹之斑：“进军攻巨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1](P2711)从这些相关数据来看，冀州地区存在大量坞堡，且聚拢了大量人口。左思前往冀州郡县之时，应该也是因为此地有能够让其家族存续下来的可能。遗憾的是，他晚年并无作品存世。左思离开洛阳，宣告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洛阳此时不再是吸引人们为之歌颂的城市，而是一片战乱废墟。曾经停留在这里的人们，都被迫转入到基层社会中去谋求基本的生存条件。 随着五胡乱华局面的深入，向坞壁发生转移的情况更为多见。永嘉五年，匈奴刘聪占据洛阳。这一年，潘尼离开洛阳之后，携眷东归原籍中牟，行至成皋一带，被乱军所阻，病死于坞壁[1](P1513)。潘尼所奔往的成皋地区，当属于大坞主李矩的统辖范围。李矩在刘聪之乱发生以前，就已经开始经略这一地带[1](P1706)。阳城、成皋在当时属于河南郡，靠近首都洛阳，坞壁分布极多。荀、华二人部曲为盗贼所食，场面骇人，却是晋末实况。百姓保命，只能屯聚于坞壁之中。潘尼止于成皋坞壁避乱，也是顺应当时的大势。 坞壁在当时的司州地区分布密集。当时洛水沿岸，坞壁很多，《水经注·洛水注》中提到了檀山坞、金门坞、一合坞、云中坞等[9](P366)。成皋县就是位于洛水之西，此地之坞壁，多属于山城形式，较为坚固。如建立“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的一合坞，最早是晋将军魏该奔于此[9](P366)，见证了当时多个坞壁之间联合抵抗刘曜的血腥历史[1](P1713)。直到东晋哀帝兴宁二年，成皋地区仍有坞壁。“燕太宰恪将取洛阳，先遣人招纳土民，远近诸坞皆归之，乃使司马悦希军于盟津，豫州刺史孙兴军于成皋。”[24](P2790)这里的“土民”即是坞壁中的乡民。这些地方能够吸引像潘尼这样的文人前往避乱，也是不奇怪的。 坞壁中的名流，还有刘隗之子刘畴值得一提。《晋书·刘隗传》载：“(刘隗)子畴，字王乔，少有美誉，善谈名理。曾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长史，寻为阎鼎所杀。司空蔡谟每叹曰：‘若使刘王乔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选也。’又王导初拜司徒，谓人曰：‘刘王乔若过江，我不独拜公也。’其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1](P1814)刘畴的文艺才华为人所推重，故而才有吹奏乐府，即令“群胡皆垂泣而去”的传说。而王导认为刘畴如果在世，那么他的政治地位是要与自己“分功并列”的。这番评价，已经超出了对其文艺才华的肯定。 那么，王导为何对一个在坞壁中避乱的文人有如此高的评价?不妨先来了解刘畴的事迹。杀害刘畴的阎鼎是天水人，曾屯居密县坞堡：“聚西州流民数千人于密，欲还乡里。”密县之后一度成为秦王出奔时期的“行台”，为阎鼎带来了机会：“值京师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籓、籓弟司隶校尉组，及中领军华恒、河南尹华荟，在密县建立行台，以密近贼，南趣许颍。”[24](P2771)他在当时已经是坞壁的首领，王子大臣纷纷前往投奔[1](P1814)。这说明，当时即便是皇孙贵胄，也需要依赖坞壁的力量来自全。刘畴与阎鼎之间产生矛盾，是从阎鼎决定西迁秦王、离开密县、建功于“西土乡里”开始的。这个决定，当时还得到过乡里近于秦雍地区的北地人傅畅的支持[24](P2771)。但是，“(刘)畴等皆山东人，咸不愿西入，荀籓及畴、捷等并逃散。鼎追籓不及，暅等见杀，唯顗、述走得免。”[24](P2771)刘畴即死于这一次逃亡。阎鼎挟秦王抵达长安之后，扶持其登基，“总摄百揆”。由于愍帝政权是在刘畴、阎鼎等人领导的坞壁一路保护、护送之下方才抵达长安的，因此王导对于刘畴的推重，也与他的这番劳功或许有关。 西晋末年的坞壁之中，刘琨和卢谌是当时文人之翘楚。刘琨自永嘉元年被封为“并州刺史”之后，在并州地区招纳流民反抗胡族，以城门为战场，百姓耕战结合，和祖逖一样，具有流民坞壁坞主的特点[1](P1687)。并州地区与胡族相距甚近，所受战争威胁与反抗斗争是最为激烈的。永嘉六年，刘粲、刘曜攻陷晋阳，刘琨逃奔常山，后拓跋猗卢来救，收复晋阳。次年，石勒败刘琨将，克并州，刘琨遂奔段匹磾于蓟城。这期间，刘琨的侄子卢谌自刘粲处奔刘琨，二人多有唱和。 刘琨在《重赠卢谌》中撰写了一段慨叹“今是而昨非”的序言[25](P851)，反思少壮志时“远慕老庄”“近嘉阮生”时的虚无，而在“国破家亡，亲友雕残”的现实面前，“块然独坐，则哀愤俱至”。序文中提到自己“不复属意于文，二十余年矣”。二十余年的时间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是很漫长的，或是因为客观的战乱环境所致，或是因为战乱时期主观上不再有诗兴——其中原因虽然杂陈，但无不与乱离相关。而刘琨对于现实的体认，对于玄远之学的疏离，都是从流民坞壁的经历中直接获得，他的思想是被乱离社会所塑造的。《晋书》对刘琨诗歌的评价，更为注重其深远之托意：“琨诗托意非常，摅畅幽愤，远想张陈，感鸿门、白登之事，用以激谌。”[1](P1681)其克复神州之志，慷慨激烈之语，深有时代印记。 刘琨在流民坞壁之中所做出的这些反思，实际上直接关系到南北朝文学的分野。北方文人从此反思并挥别玄虚的精神生活，开始着力于对现实的深切关注。而南朝文学则是继续在玄思的道路上探索，沉溺于陌生、毓秀的南方山水给他们带来的惊奇。《重赠卢谌》这首诗中的诗人，“去家”亡国，落魄独行，饱受穷途与迷茫之苦，因而全篇甚有《离骚》之风致。在结尾，诗人甚至称这首“歌”中所谈论的经历过分悲伤，而不能再忍心吟唱全部的、漫长的篇章。这首诗，是西晋末年流民坞壁首领的流落征战生涯以及失却国家的迷茫心境的真实写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等，画面感很强，皆还原征战经历中历历在目的艰苦卓绝。其中有一首云：“裹粮携弱，匍匐星奔。未辍尔驾，已隳我门。二族偕覆，三孽并根。长惭旧孤，永负冤魂。”[25](P852)这些内容正是当时带领人们连夜逃亡的写照。逃亡的人们身后是倾覆于战乱的宗族，而幸存下来的人们，也满怀对死去冤魂的思念和辜负。这一首诗，因为真切地写出了西晋末年的历史真相，并切入到当时幸存流民内心深切的负疚感，因此如果拿来作为西晋末年滞留在北方的人们内心共有的一首时代挽歌，都可以说是甚有代表性的。 从卢谌的《答魏子悌诗》看来，当时虽然刘琨的流民坞壁多有败绩危难，但卢谌仍保持乐观。诗中情感充沛，有着无法掩饰的慷慨之气。特别是诗歌中谈到坞壁乡曲之恩义，落笔时情感深重：“恩由契阔生，义随周旋积。岂谓乡曲誉，谬充本州役。”[25](P884)然而，卢谌虽然沐浴战火，但并没有完全洗净西晋的贵族文人之气。诗歌末尾中写道：“乖离令我感，悲欣使情惕。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妙诗申笃好，清义贯幽赜。恨无随侯珠，以酬荆文璧。”[25](P884)这体现了流民坞壁复杂斗争形势给当时文人带来的情感冲击。建武元年，刘聪杀愍帝于平阳，北方的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刘琨的《劝进表》即是作于此时。太兴元年，刘琨被杀，部将皆投降于石勒，卢谌后来同样是在石勒政权中立足，直到永和六年卒于战乱。卢谌有集十卷，后来应该是由他的子孙带到了江南。 当时，还有一些文人为胡主俘虏，曾暂时性地居住在胡族政权的军事营垒之中。如石勒的君子营，即是其中重要的一例：“永嘉三年……夏四月，勒进军攻巨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集衣冠文物别为君子营。”[1](P2711)这条材料中，石勒集衣冠人物为“君子营”，应当就是这些被降服地区的上层阶级。对于“君子营”中的“衣冠人物”，人们历来有所猜测。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中将其中人物默认为旧族人物：“勒军中特有‘君子营’，集衣冠人物为之。史称：‘卢谌、崔悦、荀绰、裴宪、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26](P280)从实际的情况看来，钱穆先生所举之人物，是当时石勒政权中最受看重的人物，他们也经历了被俘虏的时期，很有可能确实曾在这类“君子营”中有过短暂的停留。唐长孺先生认为这些“君子营”仍是军事性质的临时组织，其存在时间不会十分长久[11](P156)。虽然说这种君子营有利于上层文化人物的聚集，但他们也随时面临着极大的危险，这危险主要是石勒政权可以对他们进行生杀予夺：“永嘉末，(邓攸)没于石勒。然勒宿忌诸官长二千石，闻攸在营，驰召，将杀之。”[1](P2339)这条材料中石勒“闻攸在营”的“营”，很可能是“君子营”。从邓攸险些被杀一事可见，即便是“衣冠人物”，在为石勒控制时，也有不保性命之虞。后来虽然邓攸短暂归附，但也旋即逃走，“至新郑，投李矩”，奔向了另一个坞壁。 从以上所列情况可以看出，在晋末有一大批文人逃亡乡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无法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有些只能在戎马之间有少数的作品留存。在失去氛围热烈的创作环境之后，在乡里社会的空隙之中艰难生存的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较为沉寂。有的文人即便有所创作，也很可能因为这种封闭的环境而无法留存和传播自己的作品[27](P235)。然而，这些文人既是整个西晋文学时代的句号，也是下一个文学时期的开始。文学发展转移到乡里社会，是文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意味着文学力量不再集中，也意味着文学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将发生一定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