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学理角度看，对古代文学批评进行这种分析性批评和价值性批评分离状况及其原因和规律的分析，即是中国古代文艺评论和古代文学批评自身价值体系研究的意义价值所在。但如果从分析性理论和评价性理论之间“自洽”和“兼容”性转换可能的角度重新审视那些以“事实认知”为基础的分析性批评时，也就的确能够从中提炼发掘出具有“价值认知”属性的评价性分析成分。在这个总体规划下，“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考察与批评实践研究”子课题组设定的任务目标是：“拟在总课题统一规划设计下，用总课题基本理论框架为依据，总结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实践，为当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佐证。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研究价值
作者简介：
摘要：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研究的价值评估需从学理思考和现实需求两个方面进行探索。从学理角度看，对古代文学批评进行这种分析性批评和价值性批评分离状况及其原因和规律的分析，即是中国古代文艺评论和古代文学批评自身价值体系研究的意义价值所在；从现实需求角度看，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研究有助于近些年来若干悬而未决热点话题的良性消解或转移，也是解决当下社会古代文学作品阅读价值标准混乱，进行正确价值引导的需要。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研究价值
作者简介：宁稼雨（1954—），辽宁大连人，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一、深重的学理呼唤
从学理层面看，我以为有以下几个要点需要重点观照考察。
首先，“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这一总课题关于文学评论价值评价在理论的逻辑起点上和以往相关学说的变异何在？中国古代文学价值体系研究如何去体现这些变异？
从文学创作、一般文学批评和文学价值评论三者关系看来，文学创作是对社会生活本身价值蕴含的遴选呈现，而文学评论则又是对文学创作的这一价值遴选呈现工作的判断评价和规律总结。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评论是一项对价值反映工作的价值评价工作。另一方面，文学评论作为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以探索追求真理为其终极鹄的应该是理中之义。而任何真理又自然具有价值的属性。如果说社会生活本身含有事物规律的真理性的话，那么这些真理性的要素需要由文学家提炼之后才能使其真理性要素成为可视可感的物化品，成为哲学学者所说的“事实真理”[1]。但这些文学作品所描绘呈现出来的“事实真理”还需要文学评论家进一步的评价梳理，才能上升到“价值真理”的层面。这种哲学角度“事实真理”和“价值真理”的区分在文学评论领域的表现被转化定义为“事实认知”和“价值认知”的并峙：“一般文学观念侧重于认知对象‘是什么’方面的问题，而文学价值观念则侧重于认知对象‘应该如何’方面的问题，它们的认知对象不同。一般文学观念属于‘事实认知’，而文学价值观念属于‘价值认知’。同时，一般文学观念是一种以思维方式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式，本质上是阐释性，说明性的，其最高层次是科学的，系统的文学知识体系，而文学价值观念则是一种以基本评价标准为核心的价值信念，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尺度，其最高层次是审美理想，即内在的、稳定的评价模式。其次，一般文学观念变革的实质是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体系的更新，而文学价值观念变革的实质则是审美理想、基本评价标准的转换”。[2]
可见，既往学界从哲学价值论的“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区分，到文学价值论“事实认知”和“价值认知”的区分，在体系上是吻合一致的。按此逻辑，把既往从古到今以分析见长的文学批评理解为“事实认知”的“一般文学观念”，把近年发轫启动以评价见长的文学价值评价理解为“价值认知”的“文学价值观念”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课题组在此问题上却给出了不同见解。首席专家刘俐俐教授认为：“探究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批评理论，毕竟属于分析性理论，分析性理论可否与评价性理论衔接？如果可以，那么，分析性批评就可以自然地转换为评价性批评，即可理解为，分析性理论和评价性理论具有学理的自洽和兼容性。”[3]从黑格尔正反合三段论的角度看，刘教授的看法应该是把之前分析性批评和评价性批评二者之间的“反题”关系认识上升到“合题”关系认识了。这显然是该话题学理认识的一个进步，为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研究的启动寻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但是，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自洽”和“兼容”并不等于替代。分析性理论和评价性理论之间“自洽”和“兼容”性的实现还有待于科学和学理的研究和证明。而“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课题的工作目的也就是从分析性批评的理论当中去挖掘梳理其评价性理论的含量，使二者的“自洽”和“兼容”变为现实，为以后的文学批评提供价值评价的参照。所以，在分清分析性批评和评价性批评界限的基础上，找到并分析清楚二者之间“自洽”和“兼容”性条件和可能何在，应该就是“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课题的核心任务所在。
这个问题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就是，此前的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分析性批评和评价性批评，既然本来具有“自洽”和“兼容”性关系，为什么没有实现其“自洽”和“兼容”关系，以至会出现脱节甚至背离？我想，如果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找到本课题从理论建设到子课题研究的方向目标所在。
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二者是相辅相成关系，古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批评有些问题也能相互提示和相互印证。刘俐俐教授对于目前分析性批评和价值性批评的描述和总结是：“目前的批评实践中侧重分析性的批评，一般具有学理性，属于学术性批评。侧重价值性的批评，常与分析分开而脱离了学理，即直接介入评价和判断。”[3]笔者认为，这个情况并非仅仅发生在目前，它是自古而来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传统。正是这个传统的延续，才造成当今批评实践的如此结果。那么，从根子上入手，对古代文学批评进行这种分析性批评和价值性批评分离状况及其原因和规律的分析，既是本课题总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文学批评自身的价值体系研究的意义价值所在。
现姑举几例，以见一斑：
《剪灯新话》钱唐瞿长史宗吉所作，《剪灯余话》江西李布政昌祺所作，皆无稽之言也。今各有刻板行世。闻都御史韩公雍巡抚江西时，尝进庐陵国初以来诸名公于乡贤祠，李公素著耿介廉慎之称，特以此书见黜，清议之严亦可畏矣。（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 [4]217—218
尝见《感应篇注》：“有入冥者，见汤若士身荷铁枷，人间演《牡丹亭》一日，则笞二十。”虽甚其辞以警世，亦谈风雅者不敢不勉也。（清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三） [4]372—373
这两条材料中被评价的主人公一个是明代文言小说《剪灯余话》的作者李昌祺，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牡丹亭》作者汤显祖。两个事件共同特点是脱离学理的分析，直接进入价值判断，而且完全是恶毒诅咒式的价值判断。这两个事件只是无数脱离学理直接进入评价判断的价值评价的沧海一粟。可以这么认为：由于分析性理论的缺失，那种分析性理论和评价性理论之间“自洽”和“兼容”性的转换也就失去成立的理由。所以，脱离学理直接进入评价判断的价值批评不在寻求其分析性理论和评价性理论之间“自洽”和“兼容”性转换范围之内。其背后的深厚背景是先秦以来专制制度控制之下“兴观群怨”“文以载道”的教化观作用下的价值认定标准。挖掘出这种脱离学理的文学评价认定传统渊源，总结其中的规律和教训，显然对当代同类学理与评价分离现象的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那么，具有分析性理论和评价性理论之间“自洽”和“兼容”性转换条件的批评成果也就必须从学理性批评的成就中去寻找。这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恰好具有雄厚的基础。大量古代文学批评的成果，因其学理性分析的存在，决定其具有发现挖掘其分析性批评中与评价性批评“自洽”和“兼容”性的可能性所在。这也就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研究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工作任务。
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判断，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阵容可谓源远流长，体大思精。但如果按照以往学界对于“事实认知”和“价值认知”的区分，这个庞大的古代文学批评阵容就只能被锁定在分析性批评的营垒当中。因为它的确是“一种以思维方式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式，本质上是阐释性，说明性的，其最高层次是科学的，系统的文学知识体系”，它所关注的确乎侧重在文学作品“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但如果从分析性理论和评价性理论之间“自洽”和“兼容”性转换可能的角度重新审视那些以“事实认知”为基础的分析性批评时，也就的确能够从中提炼发掘出具有“价值认知”属性的评价性分析成分。
身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扛鼎之作，被章学诚称为“体大而虑周”（《文史通义·诗话》）的《文心雕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理论的系统巨著。从全书的结构来看，其十卷五十篇内容大致可以从文学批评总纲、文体论、创作论、批评鉴赏论几个大的板块描述来总结。而这个描述的整体显然也就是对中国文学批评整体框架的分析性的“事实认知”。但正是这些学理性的分析描述使得它本身具备了和评价性批评取得“自洽”和“兼容”的条件。可以从价值评价的角度对其体系进行总结。
作为《文心雕龙》总纲的前五篇，其核心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事实认知”的角度看，它讲的是古代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思想渊源，是一种描述性分析。但从“价值认知”角度看，它又是为其全书，也就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设定的价值评价总纲。后面从文体论、创作论，到批评鉴赏论，其价值是否存在，存在程度如何，评价的根据都也要取决于各个部分对于“原道”“徵圣”“宗经”这三条价值设定的体现和完成程度来把握认识。这样，《文心雕龙》分析性批评的“事实认知”也就和评价性批评的“价值认知”实现了“自洽”“兼容”的对接，其“体大而虑周”的体系结构也就同时具有了“事实认知”和“价值认知”的双重功能。这个案例倘若成立，那么无论是对于古代文学批评，还是现当代文学批评，都具有从“价值认知”角度去认识发现其“事实认知”批评中所含有的价值批评因素的示范效应。
其次，从古代文学价值评论体系与其他各部分文学评论价值体系关系上看。“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课题下分五个子课题。分别为：1、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 2、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考察与批评实践研究； 3、中国现当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考察与批评实践研究；4、中国少数民族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考察与批评实践研究；5、中国儿童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考察与批评实践研究。这五个部分的关系是在一个中心的统摄下，形成关联咬合的完整链条。如果用朱熹“理一分殊”学说来理解的话， “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 那么，“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课题组中第一子课题与其他四个子课题的关系，大约就是这种“理一分殊”的关系。其中理论子课题的研究任务有四项：1、辨析此批评理论与既有文学批评理论的区别与联系，该定位的学理依据。2、搞清楚置于价值体系之内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性质与功能。3、研究两种批评兼容与对接的理论。4、探索此种文学批评理论、承续和衔接既有文学批评理论的具体路径。而其他子课题的研究任务则是：在理论子课题思路前提下，考察本领域以往批评理论的成果，这种理论与既有的价值评价处于怎样的关系？如果放置于本课题的价值体系视野中，有怎样的可能与合理？可以衍生出哪些属于中观的衔接和相融性的具体理论与实践问题？在这个总体规划下，“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考察与批评实践研究”子课题组设定的任务目标是：“拟在总课题统一规划设计下，用总课题基本理论框架为依据，总结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实践，为当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佐证。”这样，古代子课题既有与理论子课题特殊与一般的相互印证问题，也有与其他实践子课题以各自领域的规律总结实现文学评论价值体系研究的殊途同归问题。
第三，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自身的价值体系研究必要性来看。从批评主体的角度看，任何文学批评都具有探求真理和为真理代言的属性。而任何真理也都带有价值判断和价值诉求的意义。因此，文学批评是一种价值功能明显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中国既是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也是文学艺术繁荣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文艺批评繁荣兴盛的国家。但相比之下，中国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总结的薄弱却与其批评本身的繁荣形成巨大反差。
究其原因，个人认为这是20世纪以来西方从文化到学术影响中国本土的覆盖面未能均匀分布所致。20世纪以来，迄今为止的中国学术话语基本是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构建的。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学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研究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基本都是采用中国文学的材料对西方类似研究模式的仿制。文学的价值评价是西方话语的产物，是西方哲学价值论在文学研究领域应用的结果。与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相比，中国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研究相对冷落，可视为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泛西方化的一个遗漏或死角。
另一方面，面对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泛西方化的现实，很多有识之士开始提出走出西方框架范式笼罩，找回中国学术自主地位的动议。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像中国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研究这种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泛西方化遗漏死角之类的问题，还是否有研究关注的必要？我们认为，找回中国学术自主并不意味着对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做彻底切割和反目。如果把中国学术比作一条船的话，那么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研究本体就好比左右分开的两条浆，缺一不可。所以继续完善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泛西方化遗漏死角之类的问题也就非常必要了。
内容摘要：从学理角度看，对古代文学批评进行这种分析性批评和价值性批评分离状况及其原因和规律的分析，即是中国古代文艺评论和古代文学批评自身价值体系研究的意义价值所在。但如果从分析性理论和评价性理论之间“自洽”和“兼容”性转换可能的角度重新审视那些以“事实认知”为基础的分析性批评时，也就的确能够从中提炼发掘出具有“价值认知”属性的评价性分析成分。在这个总体规划下，“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考察与批评实践研究”子课题组设定的任务目标是：“拟在总课题统一规划设计下，用总课题基本理论框架为依据，总结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实践，为当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佐证。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研究价值 作者简介： 二、迫切的现实需求 除了学理的需求外，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研究还有现实的迫切需求。 首先，从学术研究的层面看，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研究有助于近些年来若干悬而未决热点话题的良性消解或转移。 八十年代以来，包括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学研究领域出现若干研究热点，比如“文学主体性”“文学研究方法论”“重写文学史”“话语转变”等等。从时间上看，这些热点问题的讨论出现在“文革”之后国内政治局势和学术环境改变的背景下，是对20世纪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很多学术问题的重新估计和重新探索。对于文学领域学术研究继承发展功莫大焉。但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归宿，就是往往昙花一现，不了了之。究其原因，可能有多种。但窃以为其中不能排除由于价值评价体系缺失而导致某些问题的探索出现断裂或者短路。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挖掘梳理或者能有助于重新激活某些老问题的重新认识。 以方法论问题为例。方法论研究讨论热是在80年代初。其历史背景基于两大历史事件。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学术范式变化，二是1949年之后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化。两个事件影响的结果就是包括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在内的传统中国学术研究理念范式受到严重挤压，日益萎缩。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核心的庸俗社会学批评一花独放，造成学界的万马齐喑现象。蓄之既久，其发必速。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门一旦打开，各种西方文化学术思潮蜂拥而入。人们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所谓三论之类新洋货趋之若鹜，学者不言此者即被视为落伍。一时间，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内，惟新是问，焉及其余？但此新潮持续不久，到80年代末因缺少标杆典范，加上其他社会因素，这股新潮很快偃旗息鼓，销声匿迹。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要害之处，便是将外来种子移栽中国本土，没有考虑本土的适应程度问题。而适应程度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认同。价值认同的基础前提又是以文艺评论价值评价标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明确和清晰。就古代文学批评而言，其以分析性评价为主的事实认知尚未被提升转换为评价性分析的价值认知层面。从这个缺失角度来认识当年方法论热的搁浅原因，恐非胡言乱语。 再如关于“重写文学史”和“话语转变”问题。“重写文学史”其中自然包括“重写文学批评史”。人们设想的各种“重写”角度中，唯独缺少对以往从分析性批评的“事实认知”角度和从评价性批评的“价值认知”角度进行换提升角度的尝试。“话语转变”的核心是话语权力的转变。笔者认为，“话语权力转化”只是问题的外化表现，其内在实质是不同的价值评价主体在历史环境变换下所实现的价值评价主体身份转化。从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的历史来看，“话语权力”的核心是文艺评论评价主体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舞台发言权问题（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这样，很多新时期以来的学术旧题，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研究的角度切入，显然具有获得新解的可能。 其次，从社会接受的现实层面看。当前古代文学的社会接受有很多问题值得关注，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接受者对于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价值认知反差很大。 比如，在儒家两千年一统天下的主流背景下，对精卫英雄壮举的态度竟然会有截然相反的两种价值评价体系。而这水火分明的两种对峙态度竟然非常清晰地表现在宋代以来两部影响巨大的儿童启蒙读物上： 《三字经》：“愚公志，精卫情。锲不舍，持以恒。”[5] 《幼学琼林》：“以蠡测海，喻人之见小；精卫衔石，比人之徒劳。”[6] 这就意味着，古代的孩子们在这两部启蒙读物中将会听到关于精卫英雄举动的两种完全相反的声音。一个声音告诉他要学习精卫那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精神；另一个则告诉他不要去做精卫那种徒劳无功的事情。不难设想，这必然导致孩子们在对精卫英雄形象的价值判断上的无所适从，以及疑惑和彷徨。所以，如何把握理解古代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观念问题（有人认为应该全面肯定继承古代文学作品反映的传统思想道理观念）？如何认识古代文学作品中反映的隐逸思想问题（隐逸思想与当代社会环境是否相吻合）？如何认识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绿林侠义文化思想问题（政府和个人如何从不同角度理解绿林侠义思想）？如何认识古代经典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军事政治斗争和杀人流血场面问题？[7]由于这些问题缺乏明确正确的价值导向，致使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阅读接受价值观念问题凸显。有人认为应该用《三字经》《弟子规》等传统蒙学读物全面取代小学课本，有人则认为应该为中小学生设立古典名著的过滤网。而采用古代文学经典改编成影视作品也无计其数，但有的为求票房价值任意戏说，有的则用当代价值强加给原著，把经典原著变成当代人价值观念的传声筒。这些情况如果不能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正本清源，久而久之就会三人成虎，被后代误认为是原著真谛而谬种流传。这些都说明古代文学经典的当代阅读需要价值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