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强化文化自信，阐释、回应与批判当今文艺理论界诸多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等多方面不可缺场。厘清中国古代文论民族性的深刻内涵对了解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生存规律、言说方式、人文关怀和视界融合，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重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比较、借鉴和相互吸收和影响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论在物质形态、生存规律、表达方式、融通手段、审美情志等多方面的民族性，既彰显本土特色，又凸显世界眼光，具有融古今通中外的强大生命活力与智慧光芒。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中国话语;现代性;民族性;中和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强化文化自信，阐释、回应与批判当今文艺理论界诸多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等多方面不可缺场。厘清中国古代文论民族性的深刻内涵对了解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生存规律、言说方式、人文关怀和视界融合，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重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比较、借鉴和相互吸收和影响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论在物质形态、生存规律、表达方式、融通手段、审美情志等多方面的民族性，既彰显本土特色，又凸显世界眼光，具有融古今通中外的强大生命活力与智慧光芒。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项目编号：12&ZD153)。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 中国话语/ 现代性/ 民族性/ 中和
作者简介：刘金波，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刘金波(1968- )，湖北大悟人，文学博士，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
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性何在？它“是什么”“凭什么”乃至“怎么样”参与、影响世界文论大格局？这不仅是困扰21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文论界直接面对、广泛研究、深入探讨、成果迭出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文化根基、文化本质和文化理想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当下，中国古代文论民族性丰富内涵的深入挖掘与深化研究，在传统与当代的交响、中国与西方的交汇的激荡与碰撞中日益凸显我们在中国文论方面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1]。这一纲领性文件值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认真思考与大力实践。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具民族特性。
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经济发展、社会风尚、民族精神、思维禀赋、审美旨归、言说方式等紧密相连。它是体现民族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是引导社会思潮的重要窗口，是表达中国话语的重要手段，是走向世界的重要内容。当前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数量庞大，从行政隶属关系看有五路大军，即包括人文综合类高等院校、党校和行政学院、部队院校、社科院系统的科研机构、党政部门等研究机构在内的科研工作者。从学科关系看有四个方面军，即包括中国文论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西文论比较及现当代文学研究。尽管研究者数量不少，研究成果较多，但是中国文论特别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与发展状况不容乐观。
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零散，牵涉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四个方面军基本上在固守各自的学科方向，交叉与综合研究较为欠缺，这种局面严重制约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与发展；二是焦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研究的务实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导致理论研究者的焦虑；三是失语，相对于西方文论的丰富理论资源、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中国古代文论在学术开放与学术创新上还有一定的不足。中国文论分为古代文论和近现代文论，其历史分野主要体现在对“什么是文学”的认识问题。鉴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有着自己的学术品格、历史眼光和民族性格，能够更加清晰地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学术传统与现代转型，因此，笔者试图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问题。
文学既有审美性，更有民族性。越是民族性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越具有民族性，也就越容易走向独具特色的现代性。近代民族危机和民族解放境遇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问题，一直是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21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建设的重要范畴。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既是民族意识的反应，又是民族精神的彰显；既是风土人情的共同审美表达，又是文学个性的民族共性。尽管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化过程中烙上了鲜明的西方文论背景，但是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是具有中国个性的、有独特概念范畴、研究视角、话语体系、言说方式的，并具有与他者研究迥异的民族特性的一种研究范式，是全球化对话体系之一极，其“民族性”是当下中国古代文论建设不得不体现，不得不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时空坐标原点，是中国古代文论与他者对话的文化语境之一。其现代性中的民族性，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特性，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一、中国话语的物质形态
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的务实取向，伴随着层出不穷的西方思潮冲击，伴随着花样翻新的西方文论刺激，中国古代文论经过20世纪末的西化、反思与现代化探索之后，迎来了21世纪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这一发展过程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困惑与焦虑同在的过程，也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西方与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论资源。这些思想的冲击，导致我们不得不思考传统，反思传统；不得不思考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问题，出路问题。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问题的思考，也就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历时性和在场性问题的思考，也就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与现代、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关系问题的思考，也就是在这些思考之中强化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身份认同、价值取向皈依、学术表达固化的问题。尽管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仅其内涵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且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遵守的民族性问题的学术规范和行为守则也一直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的首要特性就是中国古代文论具有中国话语的物质形态。因为没有中国话语，谈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何为“中国话语”？“中国话语”这一术语早在20世纪下半叶就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学术界也基本上同时出现了关于中国话语的论争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在2001年还专门出版过题为《中国话语》的图书(作者黄力之)。“中国话语”并非某一学科单一的学术术语，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方面广泛出现的一个词语。同样，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存在中国话语问题，学界对中国话语的概念问题、话语体系建设问题等也多有探讨。如陶东风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的阐述、张国祚对如何打造中国话语问题的论断等。张国祚对如何打造中国话语问题的论断较为全面，他从话语体系、目的、方法做了一系列阐释。他表示，“打造话语体系，首先应当了解话语体系的内涵、定位和功能。”“打造话语体系，应当明确其目的是增强话语权。”“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应当坚持继承与创新、以我为主与开放包容相结合。”[2]
笔者认为，“中国话语”不仅包含“中国的话语”，还包含“中国话的语”，这个“话语”是用中国语言文字——方块字表达的中国的话语体系，既有其活生生的物质形态，更有该物质形态下的丰富内涵；既有书法的形体美，也有表意的内涵美。概括起来，也就是如何选择中国道路、破解中国问题，讲清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抗衡话语霸权、对话西方话语，创新中国理论、提供中国方法等。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就是要用中国话语回答选择走中国文艺理论的“中国道路”的“前因”和“后果”，提供破解中国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的做法与方法；就是讲清中国文艺理论的“中国经验”的民族性、现代性与世界性，描绘中国文艺理论的“中国故事”并阐释其深刻内涵；就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并能够利用这一话语体系回击西方的话语霸权并与之对话；就是给出创新性的，能够在传承文化创新理论等多方面与西方文论平等交流对话的中国文论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强化文化自信，阐释、回应与批判当今文艺理论界诸多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等多方面不可缺场。厘清中国古代文论民族性的深刻内涵对了解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生存规律、言说方式、人文关怀和视界融合，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重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比较、借鉴和相互吸收和影响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论在物质形态、生存规律、表达方式、融通手段、审美情志等多方面的民族性，既彰显本土特色，又凸显世界眼光，具有融古今通中外的强大生命活力与智慧光芒。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中国话语;现代性;民族性;中和 作者简介： 二、内生内敛的生存规律 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问题，必然落入西方理论预设的思路窠臼；以西方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必然滋生水土不服的现象；以中国事例例证西方理论，必然裹足不前。中国古代文论的新变与发展，一定要深深根植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存土壤，遵循中国文化的独特传统，传承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言说方式，有符合自身发生发展的特质和规律，传统文化、本土语境、民族特性等共同构成了以内生内敛的生存规律架构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涵盖时间跨度大，所以各种文论范畴十分广阔。同一范畴经过若干代的丰富完善，更加涵蕴广泛、视野宏阔、内涵博大、意义精深。也正因为如此，如何诠释也显得界域宽广，表达丰富。中华民族性格的内敛性影响了语言表达的丰富性和模糊性，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内生内敛的民族性特征。这一特征的最主要表现有两个，具体表现为： 其一，衍生性。中国古代文论的汉语词汇表达的词语衍生性极强，“原本”和“美善”之元典核心概念(或范畴)往往可以辐射、派生出一系列的二级、三级乃至四级子范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元而子，由子而概念，由概念而论题，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既有内涵的深度，又有外延的广度，可以说是弥纶群言而深契文心。由元范畴为词根的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更是在经典交汇，理论融合的基础上逐步派生出一系列核心范畴，如对于“礼”之本源，荀子指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①《礼记》关于“礼”的起源的思想也深受荀子影响，不外乎自然之法则、天命之性情、人道之肇始。陈澔《礼记集说》注曰：“体天地以定乾坤，法四时以为往来，则阴阳以殊吉凶。先王制礼，皆本于天。”天地、四时、阴阳、人情就是“礼”的本源和基础。由“礼”而逐步派生出“礼文”“礼本”“礼仪”“礼义”“礼乐”“礼情”“礼性”“礼命”“礼法”“礼诗”等范畴与概念。 其二，互生性。中国古代文论的汉语词汇表达的词语互生性特征在不同时期的文论著作都有很明显的表现。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关键词，可以互生为中国古代文论命题；同样，中国文论命题也可以互生为若干文论关键词。如西汉以来的“诗言志”艺术社会学的文论观念到了魏晋时代则随着魏晋风骨的盛行，随着当时社会重视人的觉醒，逐渐被重视生命个体的体验、气韵的独特抒怀，非功利性的审美心理学——缘情说的文论观念所代替。陆机《文赋》深受儒、道思想影响，他通过研判文质、文理、情性、心志、绮靡等一大批文论关键词的内在逻辑而提出“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的“缘情说”。同样，曹丕在先秦曾子“辞气”、孟子“知言养气”等文论观念的影响下提出著名的“文以气为主”的文论命题。而“文以气为主”虽然是一个文论命题，但它同时是以“气”为元范畴，通过“气”这一核心概念又可以生发、导引出诸如“文气”“养气”“元气”“志气”“体气”“神气”“意气”“才气”“理气”“逸气”“生气”“辞气”“气化”“气韵”“气貌”“气象”“气势”“气脉”“气格”“气味”“气骨”等数十个与“文以气为主”的文论范畴与文论关键词。 考察中国古代文论每一个阐释系统，我们都能够发现其具有相对稳定的体与表、枝与蔓、言与意、道和术、对象和指称、元典和要义，都有衍生、互生的内生内敛的生存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