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对话体散文在战国诸子手中有三大进展：一是对话主体由王侯卿士大夫变为战国诸子百家的宗师与弟子时人，二是对话体散文内容由务实变务虚，三是在对话体散文中增添了论辩色彩。战国后期南楚作家宋玉等人创造性地将此前据实记载的对话体散文改变为虚构的主客问答，由此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体——散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文体速成的奇观。一、《尚书》：先秦对话体散文之源先秦对话体散文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尚书》。与《尚书》、《国语》对话体散文相比，战国诸子对话体散文呈现出三大变化：一是对话主体由王侯卿士大夫变为战国诸子百家的宗师与弟子时人，对话的记载者也由史官变为各个学派宗师的门人弟子。
关键词：对话体散文;尚书;国语;战国诸子;宋玉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先秦对话体散文从《尚书·商书》发轫，在《国语》中大体定型，形成了主客问答这一稳定的结构形式。对话体散文在战国诸子手中有三大进展：一是对话主体由王侯卿士大夫变为战国诸子百家的宗师与弟子时人，二是对话体散文内容由务实变务虚，三是在对话体散文中增添了论辩色彩。战国后期南楚作家宋玉等人创造性地将此前据实记载的对话体散文改变为虚构的主客问答，由此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体——散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文体速成的奇观。
【关键词】对话体散文/ 《尚书》/ 《国语》/ 战国诸子/ 宋玉/
【作者简介】陈桐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420
先秦对话体散文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是中国最早的文体之一；其次，它以记叙的形式说理，体现了中国早期说理散文的文体特色；第三，从先秦对话体散文中孕育出一种全新的文体——散文赋，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因此，有必要清理先秦对话体散文源流，完整地勾勒先秦对话体散文发生、发展、演变的轨迹。
一、《尚书》：先秦对话体散文之源
先秦对话体散文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尚书》。传世今文《尚书》28篇，分为虞、夏、商、周四个部分。虞、夏王朝至今尚无考古文献依据，属于历史传说时代，具有考古文献依据的中国最早王朝是商朝。因此，研究《尚书》不能按照虞、夏、商、周的顺序，而应该先从《尚书·商书》讲起，然后再讲《周书》，至于《虞书》和《夏书》，可能是周朝史官根据上古传说材料，按照《尚书·商书》文体样式进行追记的。
《尚书·商书》之中已有对话体散文萌芽。《西伯戡黎》记载殷商末年大臣祖伊劝谏殷纣王的言论，祖伊在向纣王汇报殷朝失去天意民心之后，向纣王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大命不挚(至)，今王其如台(何)?”殷纣王的回答是：“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1]祖伊对纣王面临灭顶之灾尚迷信天命保佑的幻想予以严厉反驳。史官截取殷商末年王朝政治生活的一个片断画面，作为王朝文诰加以发布，以此展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殷纣王内心想法以及统治集团内部清醒人士的认识。虽然殷纣王、祖伊君臣之间只有寥寥几句对话，但两者对殷末政治局势的判断及其应对态度已跃然纸上。《微子》是《商书》中另一篇对话体散文，篇中记载微子向父师、少师陈述殷商末年政治乱象，并向父师、少师咨询在殷商王朝大厦将倾的情况之下自身去留策略。父师分析了“商其沦丧”这一不可避免的结局，劝告微子毅然出逃。篇中一问一答，对话特色明显。《周书》中《洪范》是一篇典型的对话体散文。文章开头记载周武王向箕子咨询“彝伦攸叙”——治理天下的常规大法。箕子详细地阐述了“洪范九畴”即治国九条大法。文章由问答构篇，重点落在箕子答语之上。从文体形式来看，这是《尚书》中最为规范的对话体散文。《召诰》开头有“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2]的记载，古今学者都据此将《召诰》视为召公所诰。于省吾在《双剑誃尚书新证》中，根据金文重文通例，将此句读为“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周公)曰”，这样《召诰》主体文字就变成周公所作诰辞。篇末一段为召公所答。经过于省吾重新解释，《召诰》就成为周公、召公两位周初重臣的对话文字。《洛诰》记载周公与成王围绕营建洛邑与还政成王而展开的对话，开头是周公劝说年轻的成王到洛邑主持祭典和政务，成王盛赞周公功德，恳请周公继续留在洛邑主政，周公表示接受王命，同意留洛治事。篇中成王与周公展开几轮对话，时间与地点都有所变换。《虞书》和《夏书》部分篇章中也有对话的成分。如《尧典》记载帝尧就帝位继承人问题与四岳的对话，以及帝舜就百官任命问题与四岳、夔等人展开的对话。不过《尧典》以记述尧舜政治举措为主，君臣对话文字只是其中较少部分。《皋陶谟》记载了皋陶与禹、舜与禹、舜与夔及皋陶的三段对话。与《商书》、《周书》对话体散文据实记载不同，《尧典》和《皋陶谟》中人物对话并非史官实录，而是根据历史传说写成，具有某些虚构的成分，这对后来《国语》中根据推测、想象写成的对话散文应该有一定启示。
《尚书》记载人物对话的文章虽然只有上述六篇，但它们文体意义重大，中国对话体说理散文就是由此发端。这种对话体散文的创作模式是：王侯卿士大夫就某一政治问题展开对话，史官将其载之简帛。王侯卿士大夫出思想，史官出人力。但是切不可认为史官仅仅是像录音机一样被动地履行记载职能，实际上，记什么，不记什么，史官完全有选择、剪裁、取舍的权利，可以说对话体散文是王侯卿士大夫与史官共同的精神劳动产品。商周史官将君臣对话的原始记录作为文诰昭示天下，这是因为当时没有诏令之类的文体，史官运用截取王朝政治生活片断的方法，可以原生态地展示王侯卿士大夫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从而对天下政治文化起到导向作用。商周史官没有想到，他们这种“截取式”的文诰，开启了中国说理散文的一种重要文体——对话体。《尚书》因其佶屈聱牙、语言艰深，学术界对它在中国散文史上的重要性认识远远不够。其实从文体角度来看，如果不联系《尚书》，中国后世许多文学现象就无法解释。例如，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晏婴、孔子、墨子、孟子、商鞅、庄子、荀子等思想政治家为什么要采用对话体形式来记载自己的思想主张?对话体散文中有记叙因素，为什么中国早期说理散文不能将论述与记叙分离?对此如果不发掘它的源头，不联系《尚书》对话体文诰，是讲不清楚的。《西伯戡黎》、《微子》、《洪范》等篇章大约作于公元前11世纪，这较之于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用对话体形式讨论哲学，要早五六个世纪。当然应该看到，《尚书》对话体散文并不成熟。这主要表现在：有的对话体文章是每人各说一段，如《皋陶谟》中皋陶、禹、舜、夔几个人各说各话，看不出孰为宾主，尚未形成固定的主客问答格局；有的文章并不是纯粹的对话体散文，如《尧典》对话内容不足全文的一半，还有一大半内容是作者概括叙述；有的文章应对色彩不明显，如《召诰》主体部分是周公所作诰辞，仅最后一节文字是召公作礼节性的对答；有的文章问题意识不明朗，如《微子》中微子与父师对时局的剖析大体相近。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对话体散文在萌芽成长期无法避免的局限。
内容摘要：对话体散文在战国诸子手中有三大进展：一是对话主体由王侯卿士大夫变为战国诸子百家的宗师与弟子时人，二是对话体散文内容由务实变务虚，三是在对话体散文中增添了论辩色彩。战国后期南楚作家宋玉等人创造性地将此前据实记载的对话体散文改变为虚构的主客问答，由此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体——散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文体速成的奇观。一、《尚书》：先秦对话体散文之源先秦对话体散文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尚书》。与《尚书》、《国语》对话体散文相比，战国诸子对话体散文呈现出三大变化：一是对话主体由王侯卿士大夫变为战国诸子百家的宗师与弟子时人，对话的记载者也由史官变为各个学派宗师的门人弟子。
关键词：对话体散文;尚书;国语;战国诸子;宋玉 作者简介： 二、《国语》：对话体散文大体定型 《国语》是一部记载西周春秋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的原始史料汇编。早期的“语”体散文重在记载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并不注意记载人物对话。如《国语·周语上》“祭公谏穆王征犬戎”、“邵公谏厉王弭谤”、“芮良夫谏荣夷公专利”等西周文章都是专记祭公、邵公、芮良夫一人言论。到西周末年，史官在记载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过程中，开始注意记载人物对话，文章结构由一人谈变为二人谈或多人谈，对话体散文由此得到重要发展，形成了稳定的主客问答结构形式。在这种结构中，问者为宾，答者为主，而文章重点则落在对答之上，王侯卿士大夫许多重要思想观点都是通过解答提问而得以表达。《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是西周末年一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文字。郑桓公向史伯提出了六个问题：“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南方不可乎?”“谢西之九州，何如?”“周其弊乎?”“若周衰，其孰兴?”“姜、嬴其孰兴?”[3]针对郑桓公所提问题，史伯逐一作出深刻的剖析，他从天道赏善罚恶角度立论，纵论天人古今，对未来周王室不可避免的衰落和齐、晋、秦、楚的崛起大势作出明确的预测。在这篇著名的对话文章中，郑桓公是宾，史伯是主，文章的思想是史伯提出来的，全篇重点是放在史伯的论述之上。进入春秋以后，《国语》中对话散文逐渐增多。以《鲁语》为例，《鲁语上》“曹刿问战”、“子叔声伯辞邑”、“里革论君之过”、“季文子论妾马”，《鲁语下》“叔孙穆子聘于晋”、“诸侯伐秦叔孙穆子以莒人先济”、“季桓子穿井获羊”、“公父文伯之母对季康子问”、“公父文伯之母论内朝与外朝”、“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孔丘论大骨”等篇章都是对话体散文。《国语·齐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是《国语》对话体散文又一篇重要代表作。文章记载齐桓公问管仲：“敢问为此若何?”“为之若何?”“成民之事若何?”“处士、农、工、商若何?”“定民之居若何?”“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安国若何?”[4]齐桓公这一系列提问将文章一步步引向深入，使管仲得以系统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改革思路和主张。《越语下》“范蠡进谏勾践持盈定倾节事”，是范蠡在应对越王勾践时发表的越国灭吴重要思想。特别是《越语下》“范蠡劝勾践无蚤图吴”、“范蠡谓人事至而天应未至”、“范蠡谓先为之征其事不成”、“范蠡谓人事与天地相参乃可以成功”、“越兴师伐吴而弗与战”五篇对话蝉联而下，各自独立成篇，合起来又可以成为一个艺术整体，完整地反映了在灭吴过程中范蠡战略思想的发展演变，体现了《越语下》作者深刻的艺术匠心。《国语》一共收录235篇文章，其中对话体散文大约占一半以上，且呈现出主客问答的稳定结构形式，这表明对话体散文在《国语》中大体定型。 《国语》对话体散文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史官对历史人物对话的实录，但其中有几篇对话文章值得特别注意，因为这些文章实录的可能性很小，很可能出于史官的推测与想象，或者是史官根据传闻记录的。如《晋语一》“优施教骊姬远太子”、“优施教骊姬谮申生”以及《晋语二》“骊姬谮杀太子申生”，这三篇文章所记载的人物对话内容都是宫闱密谋。优施与骊姬私通，他们之间的密谋见不得阳光，应该是极为机密的事情，无论如何不会有史官在现场执简记载。骊姬后来在晋国大夫里克发动的宫廷政变中被杀死，优施结局史无记载，但据情理推测，他应该与骊姬一样死于里克政变。既然优施、骊姬这两位谋主同时被杀，那么优施与骊姬密谋的内容又是如何传出并被晋国史官所记录的呢?难道里克在杀死骊姬、优施之前还有一番刑事讯问，史官在一旁记下讯问结果?与此情形相同的还有骊姬在深更半夜与晋献公的对话，先秦虽然有史官执简记载君主言行的通例，但史官记载是在朝廷之上，从无史官深入内宫记载之理。那么，骊姬深夜对晋献公谮害申生的言论又是如何传出的呢?上述文章表明，《国语》对话体散文存在着推测、想象以及根据传闻记载的现象，而不完全是历史实录。这种推测、想象之辞虽然还不能说是艺术虚构——因为对话双方人物是真实存在的，从前因后果来看，这些对话内容也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它与纯粹的艺术想象还是有所区别，但它们毕竟不是实录人物对话。这种推测、想象对此后对话体散文虚化有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