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二、礼因人兴：礼制建设与疫病流行背景下的大傩礼礼不远人，因人而兴，东汉大傩礼内容的巨大变化、仪式的繁复隆重及其地位的上升并非孤立的礼制演变现象，而是东汉初期礼制建设运动的组成部分，并与疫病流行的社会现实直接相关，下面试分别释之。二)大傩礼与东汉疫病的流行东汉时期人们对疫病的认识有限，缺乏有效的疫病治疗手段。三、东汉大傩礼与疫病的文学影响伴随大傩礼的隆盛与疾病的流行，大傩礼与疫病也成为东汉文学的重要内容，诗、赋、文等多次提及。二)汉魏之交文学作品中的疫病：感伤基调与人物纪念东汉之前的文学作品很少提及疫病。
关键词：大傩礼;东汉;疫病;流行;文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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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大傩礼是以驱除疫鬼为主要内容的礼仪。东汉时期大傩礼地位上升，内容变化较大，仪式繁复隆重。东汉大傩礼的盛行不是孤立的礼制演变现象，而是东汉初期礼制建设运动的组成部分，与当时的儒学复兴和礼乐之兴具有共时性关系。东汉疫病空前流行，这直接促成了大傩礼的隆盛。大傩礼及疫病成为东汉文学的重要内容。在张衡《东京赋》等文学作品中，大傩礼成为东汉礼制典范与政治文明的象征。涉及疫病的文学作品则多作于汉魏之交，疫病强化了人生短促不定与生命脆弱无常之感，促进了汉魏之交文学作品中感伤基调的形成，推动了以人物纪念为基础的文学批评的出现。
关 键 词：大傩礼/东汉/疫病/流行/文学影响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魏晋南北朝礼制与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16CWX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学军(1986- )，男，安徽芜湖人，文学博士，南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
疫病一般是指由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微生物引起的流行性急性传染病，能够在短时间内造成大规模、群体性伤亡，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和健康。面对疫病带来的死亡威胁，我国古代出现了以驱除疫鬼为主要内容的大傩礼。东汉大傩礼空前盛行，大傩礼及疫病也成为东汉文学的重要内容①。本文拟依据相关材料，从历史背景与文本内容出发，先考察傩礼渊源与东汉大傩礼隆盛状况，然后分析大傩礼与东汉初期礼制建设以及疫病流行的联系，最后探讨大傩礼及疫病对东汉文学的影响。
一、傩礼渊源与东汉大傩礼之隆盛
大傩礼是以驱除疫鬼为主要内容的礼仪，《说文解字·人部》释“傩”云：“行人节也，从人难声。”段玉裁云：“行有节也。《卫风·竹竿》曰：‘佩玉之傩。’《传》曰：‘傩，行有节度。’按此字之本义也。其驱疫字本作难，自假傩为驱疫字，而傩之本义废矣。”②可见傩的本义为“行有节度”，但“自假傩为驱疫字。而傩之本义废矣”，后起的驱疫之说代替本义成为傩的主要字义，而“驱疫字本作难”，傩、难二字作驱疫解时相通。
由目前材料来看，傩礼因疫病而生，姬周时期已有相关礼仪③，秦、西汉相承，如《周礼·夏官·方相氏》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④；《论语·乡党》载“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⑤；《吕氏春秋·季冬纪》载“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⑥；《礼记·月令》载“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⑦；《淮南子·时则训》载“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⑧。
总体来看，东汉之前的傩礼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周礼·夏官·方相氏》记载的方相氏为首的索室驱疫之礼。方相氏有着特定的服装道具，以驱疫为目的，“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论语》中的“乡人傩”也属于这一系统。二是《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记载的大傩礼。它常与旁磔、出土牛等仪式相伴，以去阴寒气为目的，“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这一时期傩礼的仪式较为简单，古籍中相关记载较少，内容也很简略，《史记》《汉书》均未提及，尚未进入文学表现领域。
东汉大傩礼地位上升，内容变化较大，仪式繁复隆重，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礼仪之一。《后汉书·礼仪志》详载大傩之礼云：“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皁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详，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儛。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儡、苇茭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⑨
由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东汉大傩礼与姬周索室驱疫礼的渊源关系，它们均以驱疫为目的，而“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的装扮也与《周礼·夏官·方相氏》的记载相同。但东汉大傩礼的隆盛远非前代可及，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一)大傩礼的具体举行时间得以确定。东汉大傩礼每年一次，因腊定时，先腊一日行礼，“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之前的大傩礼在“季冬之月”举行，并无固定时间。有了具体时间为依据，大傩礼可以更为稳定地举行和承袭下去，同时也可以做较为充分的准备，满足一年来人们的心理期待。(二)皇宫成为大傩礼的主要活动场所。东汉大傩礼以驱疫护佑皇室为主要目的，主要仪式都在皇宫举行，“以逐恶鬼于禁中”“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周遍前后省三过”，直至驱疫出皇宫，“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这使大傩礼某种程度上具有皇家礼仪的属性，客观上促成了大傩礼的隆盛。(三)参与者众多，多官宦贵族。东汉大傩礼主要行礼者为黄门子弟、中黄门、冗从仆射、黄门令，百官参与其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京师将士也被调动起来，“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官宦贵族因大傩礼而受赐，“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大傩礼参与者众多，且官宦贵族多预其中，成为一时盛事，这是东汉大傩礼隆盛的基本表征之一。(四)仪式内容丰富，氛围浓烈。行礼者着特殊服饰、持专门道具，如黄门子弟“皆赤帻皁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参与者唱和、欢呼、舞蹈、传火，如中黄门倡、侲子和、方相与十二兽儛、行礼者“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五)大傩礼出现了附带有仪式功能的象征物。东汉大傩礼以驱疫逐鬼为目的，仪式临近结束时，“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儡、苇茭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作为仪式象征物的苇戟、桃杖也因之具有了驱疫逐鬼的功能。带有仪式功能的象征物分赐于官宦贵族，这进一步稳固了大傩礼的地位，扩大了大傩礼的影响。
疫病的流行能够在短时间内造成大规模、群体性伤亡，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容易引起畏惧、恐慌，影响社会安定和统治秩序。东汉君臣诏书奏议常谈到疫病灾害及相关救助措施，如章帝《东作缓刑诏》云“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章帝《给流民公田诏》云“自牛疫以来，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为负”；章帝《改行四分历诏》云“间者以来，政治不得，阴阳不和，灾异不息，疠疫之气，流伤于牛，农本不播”；顺帝《举贤良诏》云“今阴阳不和，疾疫为害，思闻忠正，以匡不逮”；顺帝《大赦诏》云“奸慝缘间，人庶怨讟，上干和气，疫疠为灾”；桓帝《旱灾盗贼郡免租诏》云“比岁不登，人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杨终《建初元年大旱上书》云“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广访失得，三代之隆，无以加焉”；襄楷《诣阙上疏》云“长吏杀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结，无所归诉，淫厉疾疫，自此而起”、“今天垂异，地吐妖，人厉疫，三者并时”；蔡邕《对诏问灾异八事》云“诏问曰：‘践阼以来，灾眚屡见，频岁日蚀地动，风雨不时，疫疠流行，劲风折树，河洛盛溢’”；卢植《日食上封事》云“御疠者，宋后家属，并以无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疠之来，皆由于此”(23)。
东汉配印铭文也可佐证疫病的流行。《后汉书·舆服志》载东汉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私学弟子所配双印铭文云：“正月刚卯既决，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24)短短六十六字中两次重复强调“庶疫刚瘅，莫我敢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疫病的流行和人们的恐惧心理。出土文物东汉阳白玉刚卯双印铭文可与史籍所载相互印证，如图1所示。
图1：安徽亳州博物馆藏东汉阳白玉刚卯双印铭文
图2：山东沂南汉墓博物馆藏东汉大傩图
秦汉时期，人们常视死者为生者世界的一部分或延伸，具有视死如生的观念，死者依旧按照等级次序享受生前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从而形成厚葬风气。大傩礼驱除疫病的功能、意义也随之延伸到死后世界。因此，东汉墓室石刻画像中常见方相氏等傩神形象，如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有完整的方相氏与十二兽舞的大傩礼场景；河南南阳汉墓出土画像石上也有大量驱疫逐鬼场景和方相氏形象，仅东汉早中期“逐疫升仙”图就有9幅(25)、方相氏形象图案多达31个，而具有驱疫功能的方相氏(熊)是汉代辟邪类画像石中的主要形象之一。这一时期的肖形印也有方相氏形象，包括执戈扬盾、戴熊面具和蒙熊皮等不同形态。这些画像、肖形印也是东汉疫病流行的反映，具体如上面图表所示。
图3：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熊面操蛇方相氏肖形印
严重的疫灾也是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主要创作动机之一。当时“伤寒”一词概指包括瘟疫等在内的各种外感病，张仲景自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种短时间内因病导致的大量非正常死亡，当与东汉末年的疫病相关。面对这一现实，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27)由于时代所限，张仲景以“伤寒”为外感热病的总称，视之为疫病之因(疫病多有发热症状，古人因此认为伤寒导致外感热病，如《黄帝内经素问》认为“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对疫病的病因病原、传播途径、致病机制、治疗方法的看法多思辨玄想，还处在早期探索阶段，对当时流行疫病的实际治疗效果有限。
由上可知，东汉疫病空前流行，当时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人们畏惧疫病的死亡威胁，转而借助于以驱除疫鬼为主要内容和目的大傩礼来祈福禳灾，这直接促成了大傩礼的隆盛。当时的有识之士，如王充，虽然意识到“驱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逐疫之法，亦礼之失也”(28)，但受认识水平和历史条件所限，无法提出更为有效可行的应对疫病之法。因此王充也承认“岁终事毕，驱逐疫鬼”是当时“世相仿效”“盛力用威”(29)之事。瘟疫带来的死亡与恐慌已扩散至东汉社会各阶层，作为当时有限医疗条件下的替代选择，东汉大傩礼以神秘化、仪式化、象征化的群体驱疫逐鬼为主要内容，表达了人们远离疫病、健康长寿的心愿。这一礼仪有助于抚慰人们的恐惧心理，安定社会秩序，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内容摘要：二、礼因人兴：礼制建设与疫病流行背景下的大傩礼礼不远人，因人而兴，东汉大傩礼内容的巨大变化、仪式的繁复隆重及其地位的上升并非孤立的礼制演变现象，而是东汉初期礼制建设运动的组成部分，并与疫病流行的社会现实直接相关，下面试分别释之。二)大傩礼与东汉疫病的流行东汉时期人们对疫病的认识有限，缺乏有效的疫病治疗手段。三、东汉大傩礼与疫病的文学影响伴随大傩礼的隆盛与疾病的流行，大傩礼与疫病也成为东汉文学的重要内容，诗、赋、文等多次提及。二)汉魏之交文学作品中的疫病：感伤基调与人物纪念东汉之前的文学作品很少提及疫病。
关键词：大傩礼;东汉;疫病;流行;文学影响 作者简介： 二、礼因人兴：礼制建设与疫病流行背景下的大傩礼 礼不远人，因人而兴，东汉大傩礼内容的巨大变化、仪式的繁复隆重及其地位的上升并非孤立的礼制演变现象，而是东汉初期礼制建设运动的组成部分，并与疫病流行的社会现实直接相关，下面试分别释之。 (一)大傩礼与东汉初期的礼制建设 两汉之交，受战乱影响，礼仪制度遭到破坏，“昔王葬、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⑩。光武帝刘秀少时受《尚书》，略通大义，光武中兴功臣也多习经学，清代学者赵翼举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弇、祭遵、李忠、朱佑、郭凉等功臣为例，说明“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孚合。”(11)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及个人对经学的喜好，光武帝即位后致力于复兴儒学，“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12)礼乐之兴为儒家文化中治世的标志，“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13)、“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14)。光武帝在诏书中也认为“‘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宜据经典，详为其制。”伴随儒学的复兴，儒家文化成为礼制建设的主要思想渊源，在儒者的参与下，光武帝时期开始了初步的礼制建设，如建武元年(25)六月行登基礼，“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群神”；建武元年(25)八月祭社稷、祀祖先，“八月壬子，祭社稷。癸丑，祠高祖、太宗、世宗于怀宫”；建武二年(26)起高庙、建社稷、立郊兆为祭祀之所，“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建武三年(27)颁布实行乡饮酒礼；建武初，定郊庙婚冠丧纪礼仪义，“建武初，旧章多阙，每有疑议，辄以访纯，自郊庙婚冠丧纪礼仪义，多所正定”；建武十七年(41)行巡狩礼；建武三十二年(56)至泰山行封禅礼等。因此，班固《两都赋》称赞光武帝礼制建设成就云：“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实始……克己复礼，以奉终始，允恭乎孝文。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案《六经》而校德，眇古昔而论功，仁圣之事既该，而帝王之道备矣。” 汉明帝在位期间“遵奉建武制度”，任用儒者曹充、董钧等人继续完善礼制，东汉很多礼仪在这一时期开始实行，并形成制度，如永平二年(59)正月开始着专门礼服于明堂祀祖，“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屦以行事。礼毕，登灵台”；永平二年(59)三月开始实行大射礼，“临辟雍，初行大射礼”；永平二年(59)十月开始实行养老礼，“幸辟雍，初行养老礼”；永平二年(59)开始实行五郊迎气礼，“是岁，始迎气于五郊”；永平三年(60)开始用《文始》等舞于宗庙祭祀，“冬十月，蒸祭光武庙，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永平四年(61)、十三年(70)行藉田礼，“朕亲耕藉田，以祈农事”“十三年春二月，帝耕于藉田。礼毕，赐观者食”等。汉明帝时期，东汉礼仪制度趋于完善，《后汉书·礼仪志》认为七郊礼乐三雍之义备于此时，“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礼乐三雍之义备矣。”(15)《后汉书·儒林传》述明帝行礼盛况云：“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16)史臣盛赞明帝礼制建设成就：“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17)范晔在论赞中视礼制建设为明帝主要功绩之一，“备章朝物，省薄坟陵。永怀废典，下身遵道。登台观云，临雍拜老”(18)。班固《两都赋》称赞明帝时期礼制建设成就云：“至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敷洪藻，信景铄，扬世庙，正矛乐。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肃。乃动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穷览万国之有无，考声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烛幽。然后增周旧，修洛邑，翩翩巍巍，显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是以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 由目前材料来看，大傩礼成为东汉制度化的岁终例行之礼也始于汉明帝时期，如张衡《东京赋》称赞明帝时期礼制完备，“逮至显宗，六合殷昌……于是观礼，礼举仪具”，而系“卒岁大傩，殴除群厉”的大傩礼于汉明帝之时。经过数十年时间的积累积淀，至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大傩礼已成为东汉一朝固有的礼制传统，《后汉书·皇后纪》载：“旧事，岁终当飨遣卫士，大傩逐疫。”(19)可见东汉大傩礼的盛行不是孤立的礼制演变现象，而是东汉初期礼制建设运动的组成部分，与当时的儒学复兴和礼乐之兴具有共时性关系。 (二)大傩礼与东汉疫病的流行 东汉时期人们对疫病的认识有限，缺乏有效的疫病治疗手段。人们畏惧疫病的死亡威胁，转而借助于神秘化、仪式化、象征化的大傩礼来祈福禳灾。鉴于大傩礼以驱除疫鬼为主要内容和目的，我们认为疫病的空前流行是东汉大傩礼盛行的直接原因。东汉疫病盛行，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后果之重、影响之大远胜前代，仅史籍有载的疫灾即达42次之多，如表1所示。
疫病的流行能够在短时间内造成大规模、群体性伤亡，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容易引起畏惧、恐慌，影响社会安定和统治秩序。东汉君臣诏书奏议常谈到疫病灾害及相关救助措施，如章帝《东作缓刑诏》云“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章帝《给流民公田诏》云“自牛疫以来，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为负”；章帝《改行四分历诏》云“间者以来，政治不得，阴阳不和，灾异不息，疠疫之气，流伤于牛，农本不播”；顺帝《举贤良诏》云“今阴阳不和，疾疫为害，思闻忠正，以匡不逮”；顺帝《大赦诏》云“奸慝缘间，人庶怨讟，上干和气，疫疠为灾”；桓帝《旱灾盗贼郡免租诏》云“比岁不登，人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杨终《建初元年大旱上书》云“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广访失得，三代之隆，无以加焉”；襄楷《诣阙上疏》云“长吏杀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结，无所归诉，淫厉疾疫，自此而起”、“今天垂异，地吐妖，人厉疫，三者并时”；蔡邕《对诏问灾异八事》云“诏问曰：‘践阼以来，灾眚屡见，频岁日蚀地动，风雨不时，疫疠流行，劲风折树，河洛盛溢’”；卢植《日食上封事》云“御疠者，宋后家属，并以无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疠之来，皆由于此”(23)。
东汉配印铭文也可佐证疫病的流行。《后汉书·舆服志》载东汉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私学弟子所配双印铭文云：“正月刚卯既决，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24)短短六十六字中两次重复强调“庶疫刚瘅，莫我敢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疫病的流行和人们的恐惧心理。出土文物东汉阳白玉刚卯双印铭文可与史籍所载相互印证，如图1所示。
图1：安徽亳州博物馆藏东汉阳白玉刚卯双印铭文
图2：山东沂南汉墓博物馆藏东汉大傩图
秦汉时期，人们常视死者为生者世界的一部分或延伸，具有视死如生的观念，死者依旧按照等级次序享受生前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从而形成厚葬风气。大傩礼驱除疫病的功能、意义也随之延伸到死后世界。因此，东汉墓室石刻画像中常见方相氏等傩神形象，如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有完整的方相氏与十二兽舞的大傩礼场景；河南南阳汉墓出土画像石上也有大量驱疫逐鬼场景和方相氏形象，仅东汉早中期“逐疫升仙”图就有9幅(25)、方相氏形象图案多达31个，而具有驱疫功能的方相氏(熊)是汉代辟邪类画像石中的主要形象之一。这一时期的肖形印也有方相氏形象，包括执戈扬盾、戴熊面具和蒙熊皮等不同形态。这些画像、肖形印也是东汉疫病流行的反映，具体如上面图表所示。
图3：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熊面操蛇方相氏肖形印
严重的疫灾也是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主要创作动机之一。当时“伤寒”一词概指包括瘟疫等在内的各种外感病，张仲景自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种短时间内因病导致的大量非正常死亡，当与东汉末年的疫病相关。面对这一现实，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27)由于时代所限，张仲景以“伤寒”为外感热病的总称，视之为疫病之因(疫病多有发热症状，古人因此认为伤寒导致外感热病，如《黄帝内经素问》认为“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对疫病的病因病原、传播途径、致病机制、治疗方法的看法多思辨玄想，还处在早期探索阶段，对当时流行疫病的实际治疗效果有限。
由上可知，东汉疫病空前流行，当时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人们畏惧疫病的死亡威胁，转而借助于以驱除疫鬼为主要内容和目的大傩礼来祈福禳灾，这直接促成了大傩礼的隆盛。当时的有识之士，如王充，虽然意识到“驱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逐疫之法，亦礼之失也”(28)，但受认识水平和历史条件所限，无法提出更为有效可行的应对疫病之法。因此王充也承认“岁终事毕，驱逐疫鬼”是当时“世相仿效”“盛力用威”(29)之事。瘟疫带来的死亡与恐慌已扩散至东汉社会各阶层，作为当时有限医疗条件下的替代选择，东汉大傩礼以神秘化、仪式化、象征化的群体驱疫逐鬼为主要内容，表达了人们远离疫病、健康长寿的心愿。这一礼仪有助于抚慰人们的恐惧心理，安定社会秩序，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