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录两汉文，具有较高的史学与文学价值，有整篇可补入严辑《全汉文》与《全后汉文》之文，亦可补足严辑全两汉文中断章残句之文，并可与严辑互校文字之误、互定脱衍之文，补严辑缺漏之字，校正严辑文字、时间及颠倒之误。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存录崔骃四巡颂、王粲《七释》等“颂体”文与“七体”文，不仅能校正严辑讹误、顺通文本之意，更能进一步还原文本写作的历史现场，同时在文本的互校与补遗中发现关键性的原创问题，推进“颂体”与“七体”的写作与研究进程。一、整篇可补入全两汉文之文《词林》整篇可补两汉文者，有刘珍的《东巡颂》与李固的《恤奉高令丧事教》《祀胡母先生教》。
关键词：《文馆词林》;校订;颂体;七体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录两汉文，具有较高的史学与文学价值，有整篇可补入严辑《全汉文》与《全后汉文》之文，亦可补足严辑全两汉文中断章残句之文，并可与严辑互校文字之误、互定脱衍之文，补严辑缺漏之字，校正严辑文字、时间及颠倒之误。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存录崔骃四巡颂、王粲《七释》等“颂体”文与“七体”文，不仅能校正严辑讹误、顺通文本之意，更能进一步还原文本写作的历史现场，同时在文本的互校与补遗中发现关键性的原创问题，推进“颂体”与“七体”的写作与研究进程，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作深入探讨。
关 键 词：《文馆词林》/校订/颂体/七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AZW005)。
作者简介：林家骊，汪妍青，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文馆词林》是唐高宗时期中书令许敬宗等奉敕编纂的一部总集，凡一千卷，分类纂录自先秦至唐初各体诗文，显庆三年(658)十月书成奏上。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六：“显庆三年十月二日，许敬宗修《文馆词林》一千卷，上之。”①此书亡于北宋，然其于唐时已传至日本，嵯峨天皇于弘仁十四年(823)下旨抄写该书，经一千余年而些许残卷得以幸存并陆续被发现，晚清时陆续传回国内，有清伍崇曜《粤雅堂丛书》(收日林衡《佚存丛书》)本、杨守敬《古逸丛书》本、杨葆初本、董康本和张钧衡《适园丛书》本刊行，然皆多舛误。日本昭和四十四年(1969)，日本古典研究会集中日两国所有现存《文馆词林》残卷，比对版本优劣，择善而影印刊行《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②(以下简称《词林》)三十卷，为目见收文数量最多且最接近《文馆词林》原貌者。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下简称《全文》)总叙：“广搜三分书，与夫收藏家秘籍，金石文字，远而九译，旁及释道鬼神，起上古迄隋，鸿裁巨制，片语单辞，罔弗综录，省并复叠，联类畸零。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分代编次为十五集，合七百四十六卷。”③其书为后学研究唐前文史提供大量文献材料，至关重要。然其于地下出土资料与海外遗书有所欠缺，《词林》即其一。严辑《全文》时仅见《文馆词林》乃《佚存丛书》四卷本，故有进一步以《词林》与《全文》互补互证之必要。
《词林》存两汉文凡二十二篇，其中西汉文九篇、东汉文十二篇，另阙题一篇，可粗略判定为后汉时所作。以文体分，有颂体6、七体1、诏11、敕1、教2。笔者拟将《词林》与严辑《全汉文》与《全后汉文》(以下统称全两汉文)逐一勘对，互为考证，并对其遗文作相关论述。
一、整篇可补入全两汉文之文
《词林》整篇可补两汉文者，有刘珍的《东巡颂》与李固的《恤奉高令丧事教》《祀胡母先生教》。
刘珍字秋孙，一名宝。《后汉书·文苑列传》记载，其与校书朗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和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著诔、颂、连珠凡七篇。又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云。”④《全后汉文》卷五六存其文五篇，皆为应用文，即《上言邓太后宜献朝》《东观汉纪光武叙》《章帝叙》《和帝叙》和《殇帝叙》。《词林》所存《东巡颂》⑤是刘珍现存唯一的文学类文本，此篇无论是对其文学写作之探讨，还是作为安帝东巡这一历史事件的记录，皆有重要价值。
刘珍的《东巡颂》，依据文中“龙集甲子，岁在延光”，可判定作于延光三年春二月。《后汉书·孝安帝纪》载：“三年春二月丙子，东巡狩。丁丑，告陈留太守，祠南顿君、光武皇帝于济阳……庚寅，遣使者祠唐尧于成阳。”⑥刘珍此篇，叙述安帝凭吊古迹，广播圣德，旨在歌颂安帝德化仁政，邦国兴盛。其首述汉世兴起与阴阳天地、福瑞太和的联系，显示汉朝天威，所谓“仰先典于稽古，将省方以时巡。”“集清宫于济阳，舍皇考之灵馆。敬光武之育房，畴天命之攸赞。”“过仲山之樊都，美周宣之德惠。”次说汉朝功业皆备，煌煌盛德，“遂祀祖宗，告虔展义。肆觐东后，同律颁瑞。”“一度齐俗，兼相人伪。海外有截，休气和币。幽荒绝域，泽罔不洽。”再叙皇帝出行车驾之盛大，气势之恢弘，“乘舆发而甘雨震，居山虞而凤皇集。”圣驾经曲阜祭孔子，述往事思来者。以武丁与傅说，商周与伯邑考、比干等古事劝诫君主亲贤臣、远小人，履前贤之遗则，法圣人之遗风，种德于邦域，修己安人。祗百神灵祇，降福祉于汉家天下，正是“启天以贵，掩地以富。寿考无疆，申锡昌志。”值得一提的是，《词林》所存马融《东巡颂》一篇，当与刘珍作于同时，且因同事而作，故《东巡颂》或为其时集体应制颂美之作，兼具文学与史学双重价值。
李固字子坚，据《后汉书·李杜列传》记载，其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⑦，曾直言上书陈外戚、宦官专权之弊，又因与外戚梁冀有隙，外徙为泰山太守。质帝时，“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辅，固所匡正，每辄从用，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⑧后临终曰：“固受国后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挟持王室，比隆文、宣……固身已矣，于义得失，夫复何言!”⑨亦可见其实为忠贞耿介之士。史载其所著章、表、奏、议、教令、对策、记、铭凡十一篇。
《祀胡母先生教一首》⑩《恤奉高令丧事教一首》(11)，皆为其被梁冀徙为太山太守时所作。李固为太山太守时，“太山盗贼屯聚历年，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固到，悉罢遣归农，但选留任战者百余人，以恩信招诱之。未满岁，贼皆弭散。”(12)《祀胡母先生教一首》对其清正廉行推崇备至。胡母子于“宣尼没，七十子亡，经义乖散，秦复火之”之时，依旧能秉醇和之心，“深演圣人之旨，始为《春秋》制造章句”，使“严颜有所祖述征微，后生得以光启”。其极力褒赞胡母虽“贱为布衣，贫为匹夫”，却依旧“乐义好礼，正行至死”之行，以至“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声”，其学《春秋》，读胡母章句，千载之下，思睹其人。《恤奉高令丧事教一首》则盛赞已故奉高县令“修勑闺门，教禁施从，盗贼衰息，狱讼寡少，兴崇经典，威武兼并，考功效实，为郡中最”之行状，痛惜其因小疾而至颠陨，正是“可痛可惜，断绝肝心!太守举门，为之流涕。”其感于母老子弱、门户单微，而对其家有所存恤，并以奉高令之事为典范，以整肃太山之地吏治，正其风俗，以惠民生，以此亦可见其尊经崇儒之思想。李固任太山太守时所作辞章，仅存此两篇，以此切入，不仅是对李固生平行状及思想体系的补正，亦可考察彼时太山之地民生风俗及学术思潮，具有珍贵的史学价值。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录两汉文，具有较高的史学与文学价值，有整篇可补入严辑《全汉文》与《全后汉文》之文，亦可补足严辑全两汉文中断章残句之文，并可与严辑互校文字之误、互定脱衍之文，补严辑缺漏之字，校正严辑文字、时间及颠倒之误。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存录崔骃四巡颂、王粲《七释》等“颂体”文与“七体”文，不仅能校正严辑讹误、顺通文本之意，更能进一步还原文本写作的历史现场，同时在文本的互校与补遗中发现关键性的原创问题，推进“颂体”与“七体”的写作与研究进程。一、整篇可补入全两汉文之文《词林》整篇可补两汉文者，有刘珍的《东巡颂》与李固的《恤奉高令丧事教》《祀胡母先生教》。
关键词：《文馆词林》;校订;颂体;七体 作者简介： 二、可补足全两汉文中断章残句之文 《词林》中所收录可补足严氏所辑全两汉文中断章残句者，有崔骃文四篇、马融文一篇及王粲文一篇。 崔骃字亭伯，《后汉书·崔骃列传》载，崔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13)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又“元和中，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骃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见骃颂后，嗟叹之。”(14)《四巡颂》即分别为东、西、南、北四颂。严辑全文依《太平御览》《初学记》等类书抄录而仅存断章残句。《词林》中则保留了完篇，既可对崔骃文学及其思想作更深层次的探讨，又可推进唐前“颂”体研究的进程。 《四巡颂》以《东巡颂》(15)为首。东巡，即东巡岱岳之谓。其开篇便称颂有汉之盛德，盛赞汉皇乃天命之所归：“伊汉中兴三叶，于皇惟烈，允由厥伦，缵三命，胤洪勋。”同时，以“岳礼久而不修”而“海内之所怀思”，描写东巡之美盛场面：“勑勾芒使靖方兮，诏重黎以奉春。乃命太仆，训六驺，路闲马，载师徒，于是乘舆，登天灵之威路，驾太一之象车。升九龙之华旗，立河鼓之灵兆。”其颂东巡之意有三。其一，劝课农桑，履前圣踪迹，行仁德于黎庶。颂谓“躬东作之上务兮，始八政于南行。衍黄夷以烛幽兮，摅大观以省方。裒胡耉之元老兮，赏孝行之畯农。”其二，祭祀山岳，主祭岱岳，祈神灵降幅，保家国安泰：“周觐岱滨，抱礼受制。遂案唐仪，恢旧踪，宣重光，章二祖。柴皇穹于望秋兮，揖百灵于天宗。休明德之馥芬兮，神黤蔼而来。降假太庙而宗祀兮，依显祖之从容。厌帝心而媚神兮，歆庶绩之穆雍。”同时，赞章帝之明德。所谓“上谦谦而祗耸兮，谧玄静以自存。兹业业而弗康兮，惧事事之孔艰。”“况圣主之鸿德兮，绥万邦而屡丰年。宪象豫以崇惠兮，应茂化以恢仁。解天牢以错辟兮，洗宇宙而自新。”以至在其治下的大汉，“风云之所驰骋，日月之所容光。噏和气之所滋熙，嘉土宇之昄章。乔山嵩岳，允怀和柔。遐方表外，慕德而嬉。”其三，对儒学之推崇，对孔子之尊重。所谓“行低佪以经略兮，瞰沧海而旋车。登少皞之曲阜兮，穆相徉以延伫。咏邹鲁之遗风兮，思盛礼于尼父。”其历数前贤之盛德：“勤殷宗之久劳兮，念周人之辛螫。顾成汤之匪徨兮，思周文之不暇。”圣代之乐舞“德音溢于雅颂兮，风声杨于九韶。降漫漫之永猷兮，杨大咸之冥冥。翔虞氏于南风兮，抗云门之淑清。”却并不以此为满足，崔骃笔下，王之所愿，乃是“反天元于太素兮，复赫胥之敦颙。朴人情于无为兮，渐蒸庶于醇醲。”带有些许无为而治的遗迹。同时，其欲将此德推之于万民，使天下来同，正是“祥既臻兮宁百福，要帝命兮丰天德。绥庶邦兮延万亿，纡末途兮贯野王。”末以周游乎天，睥睨天下而盼北归收尾：“登天柱兮涉太行，临高都兮眺长子。瞰八荒兮目万里，回六龙兮横大河。曜文鹢兮厉素波，杨景祉兮被蒸黎，緫休瑞兮怀北归。”气势恢弘，豪迈霸气，自见汉德之深广、汉家之雄风。 《南巡颂》(16)则是崔骃随汉章帝南巡楚地所作的颂美之辞，所谓“于斯嘉时，举先王之大礼，假于章陵。遂南巡楚，略江川以望衡山，顾九疑，叹虞舜之风。”据《南巡颂》序中所述，此篇当与《东巡颂》作于同一时期，其旨在追录古人，以嘉褒贬，颂古人之遗风，赞天子之盛明。在为政治国的具体方式上，其主张“建皇极以制中兮，协乾元之大和。体陶唐之晏晏兮，革历载而承嘉。思保人于赤子兮，悼狱犴之有逋。屡宽刑以宥戾兮，振囹圄而愠辜。陶万国以至孝兮，躬有虞之蒸蒸。”此篇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大篇幅追溯楚国历史，叙述楚民族从初生、称霸、变革再至衰微的过程。溯楚民族之源流，“昔周人踰岐，而漆沮作颂，汉济江沔，胥度此邦，同基王迹，爰即大中。”指出楚皇考之勋绩，可与周人先祖等同。叙楚民族之壮大称霸：“瞰鄢郢之旧居兮，察黎苗之所处。盖鬻子之师周兮，肇于是乎开寓。善熊绎之修度兮，美蚡冒之蓝缕。”“依江汉之势阻兮，据方城而跋扈。废王室之贡纳兮，作檀威而伐克。灭文武之旧封兮，翦汉阳之列国。”同时亦叹其式微乃至亡国：“悲政失而国从兮，郢路芜而为丘。”其褒扬中正耿介之士，申斥奸邪谗佞之徒。所谓“贤庄公之匡救兮，于衰运乎少康。嘉叔时于申息兮，懿孙敖于期思。”“表诸梁于宛叶兮，显伍举于章台。恶启疆之作乱兮，是尹革之斩之。好子囊之忠国兮，顾社稷而垂辞。闵屈平之赴罗兮，痛灵修之被欺。”其行文贞介之气流动，篇末大篇幅的美颂之辞，足见其对楚文化的重视，对楚国先贤的敬仰，对楚国历史功绩的肯定。正是“观云梦之弘薮兮，□三江之所经。巫山崪其寻天兮，曁有姚之湘灵。浮凶虐于彭蠡兮，放有苗于洞庭。远南巢之邪慝兮，疾殷武之攸征。湮驩兜于崇山兮，轼箕公于阳城。蠲饕餮于四裔兮，中夏康而谧清。采大禹之俭德兮，察忠孝之遗人。”此篇驭奇执正，秉颂体美颂之道，允执厥中。“邈商周之篾如兮，夫何足与神区而并道。陟羲农之遐路兮，逾五帝之峣峣。”其对商周之道秉斟酌之态，却对羲农推崇有加。同时，却不离典谟经国、俊乂为辅之理念，勉励今之天子尊先贤之矩镬，“运八极于诸掌兮，谁道重而不可举”，保汉祚之延绵长远。 《西巡颂》(17)与《北巡颂》(18)的主旨与前两篇相类，巡幸西方与北方，感于两地风貌，历数其故事，以勖勉圣上，广德化而沐黎元，保汉家兴隆。其中，《西巡颂》述章帝平秩西成，巡畿西郊以凝德绥俗，彰其重视农业之旨，所谓“昔既春游，今乃秋豫。终始二端，顺时劝助。”“选元日以命旅兮，召司历以甄时。金声响于华庭兮，奏肆夏以乘车。”此篇强调王道之圣教，引经据典，褒扬尧舜周文等圣明之德行，“瞰黄帝于桥山兮，临颛顼于昆吾。咨二文于汵唐兮，统历下之孤畴。贬采薇之耿节兮，闵子推于介丘。”因之以天文诸神之事，既述巡行之盛况，又以此勉励章帝依前贤之矩镬遗则，承汉祚之福泽：“昧结辔于三代兮，惊仁义以追五。”“俟太极之无原兮，吸沆瀣之遗光。贯九垓而斯高兮，扃八冲以为房。”《北巡颂》述汉章帝东巡狩猎后，出河内，经青兖之郊，回舆冀州，北祭恒山之事。此篇说北地之故事，述前圣之恩德。其“寻轩辕之永胤兮，率天常之长基。畴三条而并存兮，琴四海以为期。”对农事极为重视，“乃班膏衍而振饷兮，彻藉敛以佐农。”“岁温润而含惠兮，宜丰年之禳禳。”其以百神备降之灵瑞，颂汉祚之绵长，宣章帝“敦文教，薄威狱。放虚华，收实确”之旨，以期至“行无留连，田弗游盘”“仁并春天，德与夏并。区烝六合，宇内华荣。蹈八代而上格，抚皇氏之高庭。奋帝猷以临下，绥仲夏之平平”之世。不同于前三篇，此篇末尾存以骚体与三言并行的“载歌”，述明主之盛德，布恩泽于百姓。以神灵之佑，陈汉家天下民生安泰之愿。 马融字季长，《后汉书·马融列传》记载其美辞貌，有俊才，认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19)上《广成颂》而忤郑太后，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后安帝亲政，复出召还郞署。“时车驾东巡岱宗，融上《东巡颂》，帝奇其文，召拜郎中。”(20)刘勰评“马融鸿儒，思洽识高，吐纳经范，华实相扶。”(21)《东巡颂》(22)与前所论刘珍之篇类同，皆为于汉安帝延光三年巡狩泰山时所作的颂美之辞。其叙东巡之盛况，祀圣哲之英灵，祈百神之降福，颂王化之泽流：“肆类乎上帝，实柴乎三辰。禋祀乎六宗，祗燎乎群神。”述往事，思来者，以往者为鉴，依前圣之踵武：“迈种德于九圻兮，览原隰之茫茫。历太祖之所叹兮，顾成皋与荣阳。超济洛径河颍兮，善史伯之有方。求失礼于宋鲁兮，想孔尼乎邹乡。增修德之事事兮，袭令善之福祥。”说今世人杰地灵，倡文明之教化，所谓“选夫稷契龙夔，伊尹仲虺，祖已方回，闳夭散宜。相与升乎朝阳之堂，坐乎清明之庙，讽乎高光之廊，议乎路寝之朝。考羲黄之坟典，案代鼎之征效。验瓌异之玮宝，穷祥应之物数。追踪二皇，踵迹五帝，蹈腾三王，婆娑乎八素之域。”希冀今之主上，履前代帝王贤臣之踪迹，保汉家天下福祚之绵长，正是“享祚亿载考灵宝兮，千封万禅谈皇道兮”。 《词林》中所存的这五篇颂，不仅可与严辑《全后汉文》校勘，并于史料上有所补充，更有甚者，通过与严辑《全后汉文》的异文比对，可用于文学本位的颂体研究。就严辑所存这五篇文章的断章残句论，其所录颂体片段皆无“兮”字，而《词林》中对应之句皆有“兮”字。如《词林》中崔骃《东巡颂》中“躬东作之上务兮，始八政于南行”“裒胡耉之元老兮，赏孝行之畯农”；崔骃《南巡颂》中“惟林蒸之鸿德兮，允天覆而无遗。班云行之博惠兮，淑雨施于庶黎”；马融《东巡颂》中“清夷道而后行兮，曜四国而杨光。展圣义于巡狩兮，喜圻略而咏八荒。指宗狱以为期兮，固岱神之所望。”造成这种文献传抄过程中出现差异的原因值得深究，而文献传抄的差异或正说明，两汉时期此类颂体文与骚体或并无严格的界限，两者由现存文本观之，可作任意切换。因此，这种差异为颂体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参考佐证。 王粲字仲宣，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其《七释》(23)虽为应命于曹植之作，却是其后期重要的作品之一。曹植《七启》序曰：“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崔骃作《七依》，张衡作《七辩》，辞各美丽，余有慕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等并作焉。”(24)可见此次写作实为应时政而生发的集体创作。严辑《七释》源于《北堂书钞》《初学记》和《艺文类聚》等类书，仅存断章残句，而《词林》所存《七释》，则是完整全篇，对于还原文本写作现场、推进“七体”文写作及研究进程，有着重要的价值。《七释》共八段，以潜虚丈人与文籍大夫间的对话展开，潜虚丈人违时遁俗，深藏其身，高栖其志，外无所营，内无所事。文籍大夫对其所行不满，认为君子当“不以志易道，不以身后时”，遂以五味之极、宫室之美、音乐之至、游猎之娱、美色之选、文德之化及大人圣德七事启沃于潜虚丈人。丈人不为前五事所动，而至文德之条，变容而有所悟，再至闻大人圣德，丈人踧然动颜，领悟于圣人之道，遂愿及先圣后踪。值得注意的是，王粲《七释》与曹植《七启》，开启扭转“七体”文写作主旨之势，并于逻辑与结构上推进“七体”文写作进程。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评价“七体”有言：“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25)所谓“讽一劝百”，主要针对枚乘《七发》以降至东汉张衡《七辩》之作。这些七体文写作，以劝导者的铺采摛文为重点，被劝导者的开悟多在文末一笔带过。如《七发》文末“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26)如此行文，不免生硬与突兀。曹植《七启》则在结构与逻辑上推进了“七体”文的写作，加强了劝导者与被劝导者间的互动，注重被劝导者心境与心性的转变过程。王粲《七释》应曹植这一转变而来。由劝百讽一转向招隐。在逻辑与结构上，其于书写第六事时，文籍大夫说之以文德之化，潜虚丈人变容降色，所谓“道若存云，请获容思”(27)，遂转变态度。由此推至第七事，文籍大夫说大人圣德，“形中情于俎豆，宣德教于四邦。布休风以偃物，驰纯化而玄通。”四海之内，“仁泽洽于心，义气荡其匈”(28)，其声暨于海外，和充天宇，四方来同。于是隐逸之士皆载贽而兴起。潜虚丈人遂踧然动颜，称颂赞叹：“圣人之至化，大道之上功。嘉言闻耳，廓若发蒙。老夫虽蔽，庶能斯通。敬抱衣冠，以及后踪。”(29)这一写作逻辑的层级递进，使得劝导合情合理、自然流畅。 以上六篇文章，于严氏所辑《全后汉文》中已存断章残句，与《词林》相较出入甚多，其所校勘之字句，纳入此论文第三部分一并论述。 值得一提的是，《词林》卷三四七颂一七武部上另存阙题一篇(30)，此篇内容虽阙前半部分，但从所存后半部分内容观之，当为征伐所作之颂。其写王师之威势：“蒸气生云霓，尘埃冒千里。”写将军之恤民：“班宝赂，散珎餔，流甘膳，同纤服。恤劬劳，愍疚疾。”写战士之无畏：“故能夫得其死，人忘其劳，懦者生刚，散士争骁。”征伐的最终目的在于结束战乱，还天下以和乐太平。所谓“劳不过一时，而垂祚数百岁，斯非上智玄鉴，独见之绝迹欤。”这正是此篇难能可贵之处。此篇中有“人事协兮皇恩得，金精杨兮水灵伏。顺天机兮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克”一句，严辑《全后汉文》将此句录于崔骃《北征颂》下。学者对此有所考证(31)，其根据《后汉书》之《和帝纪》《窦宪传》，班固的《燕然山铭·序》、崔骃的《仲山父鼎铭》等存留文献，可基本判定此篇即是崔骃所作《北征颂》，以颂证史，价值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