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王念孙、王引之是清代朴学的代表人物,《毛诗述闻》是其研读《诗经》的智慧结晶,在勘定《诗》文及前注的过程中,父子二人以自己的身体力行集中阐释了“揆之本文而协”的校释思想,简而言之,即“上下文”互求。“上下文”不仅包括上下文间的词义、句义,也包括上下文间的节奏韵律和贯穿《诗》集首尾的语辞通例,它道出了父子二人简单而素朴的汉语语境观,彰显了汉语言文字的自身属性,在文献整理和汉语研究中给予后人深刻启示。及至今日,程俊英《诗经译注》[25]、周振甫《诗经选译》[26]、高亨《诗经今注》[27]、陈子展《诗经直解》[28]均吸收王说,以“美盛”“柔美”训释“猗傩”,而余冠英《诗经选》则认同胡说,认为“猗傩,有柔顺和美盛二义,在这里是形容苌楚枝条柔弱,从风而靡。
关键词:王氏父子;《毛诗述闻》;上下文;校释法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王念孙、王引之是清代朴学的代表人物,《毛诗述闻》是其研读《诗经》的智慧结晶,在勘定《诗》文及前注的过程中,父子二人以自己的身体力行集中阐释了“揆之本文而协”的校释思想,简而言之,即“上下文”互求。“上下文”不仅包括上下文间的词义、句义,也包括上下文间的节奏韵律和贯穿《诗》集首尾的语辞通例,它道出了父子二人简单而素朴的汉语语境观,彰显了汉语言文字的自身属性,在文献整理和汉语研究中给予后人深刻启示。
关 键 词:王氏父子/《毛诗述闻》/上下文/校释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1YJC740081),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2015CYY003)。
作者简介:彭慧(1980- ),女,河南信阳人,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清代乾嘉朴学的中流砥柱,《经义述闻》是二人校释古籍的倾力之作。王引之秉承父学,并独擅经学,他“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1],对《易》《书》《诗》等十一部先秦古籍进行稽核审定,发前代之谬、解千古之疑,其思辨之精微、论证之严密令人叹为观止。清末,焦循在《读书三十二赞》中便称“高邮王氏,郑、许之亚。《经义述闻》,以子翼父”[2]。此外,即便是力排汉学的方东树也盛赞“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3]。其中,《毛诗述闻》是父子二人研读《诗经》的智慧结晶,共收录了150条校释结论。通读全篇,不难发现,贯穿于其勘定文字、疏通词义的具体实践中,一种令人瞩目的思想理念便是“揆之本文而协”(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简而言之,亦即“上下文”①互求。其中,“上下文”不仅包括上下文间的词义、句义,也包括上下文间的节奏韵律乃至整部《诗》中贯穿首尾的语辞通例。它道出了语境对字词义的影响和制约,体现了王氏父子朴素而可行的汉语语境观。正是基于这种科学的认识,王氏父子不落窠臼、勇于发现,还原《诗》文的本真、纠正前注的纰缪。
一、利用《诗》文“回环复沓”的特殊章法
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通俗易懂、清丽晓畅而著称,在遣词用字上,许多诗篇都保留了原始歌词的面貌,以字数相若、句法相同、用字少变的语句来描写现实的生活,并抒发质朴的情愫。如此,不仅便于记忆、利于传唱,促成其在后世的流传普及,而且成就了其重章复沓、一咏三叹的章法体例,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对于《诗》文“回环复沓”的章法,古圣前贤多有论及,王氏父子亦了然于胸,在《经义述闻·通说》中,王引之便曾提到:“经文数句平列,义多相类,如其类以解之,则较若画一,否则上下参差,而失其本指矣。”[4]于此,他虽未直言《诗经》,但也足以彰显父子二人对以《诗》为代表的经籍体例的深刻认知。于是,以这种质朴而科学的认识为支撑,他们利用诗文前后章节的连贯和统一,使其互为证发,从而拾遗补阙、匡正谬说。
《王风·中谷有蓷》一章“中谷有蓷,暵其干矣”,毛传曰:“蓷,鵻也,暵,菸貌。陆草生于谷中,伤于水。”二章“暵其脩矣”,《传》曰:“脩,且干也。”三章“暵其湿矣”,《传》曰:“鵻遇水则湿。”《笺》曰:“鵻之伤于水,始则湿,中而脩,久而干。”引之谨案:“暵”,或作“熯”,《说文》曰:“暵,干也。”……则“暵”为状干之辞,非状湿之辞,可云“暵其干”,不可云“暵其湿”也,而云“暵其湿矣”者,此“湿”与“水湿”之“湿”异义。“湿”,亦且干也。《广雅》有“”字,云“曝也”,《众经音义》引《通俗文》曰“欲燥曰”,《玉篇》“,邱立切,欲干也”。古字假借,但以“湿”字为之耳。二章之“脩”、三章之“湿”,与一章之“干”同义,故其状之也皆曰“暵”。“暵”者,干之貌也。岁旱则草枯,鵻之干乃伤于旱,非伤于水也。(《经义述闻》卷五“暵其湿矣”)
《王风·中谷有蓷》描写了饥荒之年一位女子被弃离家却又无处申诉的悲惨境遇。对于三章中的“湿”字,毛亨拘于字形,以常见义“水湿”释之,郑玄沿袭其说,亦无新解。这里,王引之由前后文义的一致性入手,因“声”而求“义”,指出“湿”借用为“”,与前文“干”“脩”同为“干枯”之义。至此,数百年来萦绕在经学家心中的难题得以迎刃而解,我们也能从中体会到阮氏所谓“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5]的其中深义。流传后世,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6]、胡承珙《毛诗后笺》[7]、程俊英《诗经译注》[8]、周振甫《诗经选译》[9]等均汲取王说,说明“湿”乃“”字之借,表“干”的意思。
《齐风·还》篇:“子之还兮”,毛传曰:“还,便捷之貌。”《韩诗》作“嫙”,云“好貌”。家大人曰:《韩诗》说是也。二章“子之茂兮”,毛传曰:“茂,美也。”三章“子之昌兮”,毛传曰:“昌,盛也。”笺曰:“佼好貌。”“昌”、“茂”皆“好”,则“嫙”亦好也,作“还”者,假借字耳。《说文》“嫙,好也”,义本《韩诗》。好貌谓之“嫙”,犹美玉谓之“璿”矣。(《经义述闻》卷五“子之还兮”)
《齐风·还》以长短错杂的寥寥数语赞美了猎人矫捷轻快、威武勇猛的不凡气度。对于首句中的“还”字,毛传以“便捷之貌”释之。这里,王氏父子不拘成说,由三章语义的统一连贯入手,指出此句文字当以《韩诗》为胜,“还”通作“嫙”,乃“美好”之义。不过,传至后世,马瑞辰并未采纳此说,而是认为“《传》训便捷,以‘还’为‘趲(鬟)’之假借”[10]。陈奂亦认同毛传,指出“便之言疾也,军得曰捷,便捷者,疾得之谓也。《淮南子·兵略篇》‘虎豹便捷,熊罴多力’,与此便捷同”[11]。
综合前说并对比三家《诗》的不同,笔者以为,从语言表达的灵活性上来看,读“还”为“趲”,或读“还”为“嫙”,或许均无不可。以“还”通“趲(鬟)”,表“便捷、轻快”,用词相对具体,突出强调了猎人矫健轻快、威武敏捷的一面;而以“还”通“嫙”,表“美好”,用词则相对模糊,笼统表现了猎人卓尔不群的一面以及带给他人的美好内心体验。此外,在汉语的发展早期,由于语言的模糊性以及汉民族特定的认知心理,处在同一极性上的“大”“善”“美”“好”等往往互通,因此对“还”的释义或许无须过于拘泥。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王念孙、王引之是清代朴学的代表人物,《毛诗述闻》是其研读《诗经》的智慧结晶,在勘定《诗》文及前注的过程中,父子二人以自己的身体力行集中阐释了“揆之本文而协”的校释思想,简而言之,即“上下文”互求。“上下文”不仅包括上下文间的词义、句义,也包括上下文间的节奏韵律和贯穿《诗》集首尾的语辞通例,它道出了父子二人简单而素朴的汉语语境观,彰显了汉语言文字的自身属性,在文献整理和汉语研究中给予后人深刻启示。及至今日,程俊英《诗经译注》[25]、周振甫《诗经选译》[26]、高亨《诗经今注》[27]、陈子展《诗经直解》[28]均吸收王说,以“美盛”“柔美”训释“猗傩”,而余冠英《诗经选》则认同胡说,认为“猗傩,有柔顺和美盛二义,在这里是形容苌楚枝条柔弱,从风而靡。
关键词:王氏父子;《毛诗述闻》;上下文;校释法 作者简介: 二、揭示《诗》文前言后语间的逻辑关系 “言有序”“章有法”,无论古今中外,在语言表达中,人们都力求在遣词造句的过程中清晰呈现言语的内部逻辑,从而达到段落章节的贯通与完整,实现信息传递或情感交流的目的。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便明确提出“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的主张[12]。有鉴于此,在阅读古书的过程中,我们不妨留心考察语词句段间的上下连贯,并以此作为开启经籍旨意的管钥,正如理学家朱熹所言,“看经传有不可晓处,且要旁通。待其浃洽,则当触类而可通矣”[13]。 《诗》文浅近流畅,其结构内容的层递、映衬是不言而喻的。在勘定字形、阐发词义的过程中,王氏父子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细心揣摩《诗》句上下文间的语义逻辑关系,“寻文”以“究理”②,并充分利用这种认识解惑释疑,还原古书文义的本真。 “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毛传说“宁或灭之”曰:“灭之者,水也。”《笺》曰:“燎之方盛之时,炎炽熛怒,宁有能灭息之者?言无有也,以无有喻有之者为甚也。”家大人曰:“宁”犹“乃”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有灭之者,以赫赫之宗周而乃为褒姒所灭。四句以上兴下,一气相承,词意甚为迫切。若上言燎火难灭,下言褒姒灭周,则上下相承之间多一转折而词意迂回也。《笺》云“以无有喻有之者为甚”,非也,水之灭火非无有之事,火势方盛而水灭之,则为甚矣,不必先言其无有,而后见有之者之为甚也……“宁”、“乃”一声之转,故《诗》中多谓“乃”为“宁”。(《经义述闻》卷六“宁训为乃”) 《小雅·正月》记叙了周幽王宠溺褒姒以致祸国殃民的历史现实,并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孤立无援的满腹感慨。“燎之方扬,宁或灭之”以火作喻,批判镐京危在旦夕而幽王不知忧惧、一味纵饮宣淫的黑暗现实,正所谓“燕雀处堂自以为乐,一朝突决栋焚,而怡然不知祸之将及也”[14]。这里,王氏审思明辨,根据前后四句的递转承接,指出“宁或灭之”当与后“褒姒灭之”相应,非“宁有能灭息之者”,而是“乃有灭之者”。进而,他又从语音入手,阐明“宁”“乃”一声之转,《诗》中多以“宁”代“乃”。 后世,胡承珙在申述毛义的过程中便积极采纳了王说[15],马瑞辰虽未溯诸王说,但亦持同样见解,指出:“‘宁’犹‘乃’也,‘宁’、‘乃’声之转,‘能’、‘乃’亦声之转,故‘宁’通作‘能’,‘能或灭之’犹言乃或灭之。”[16]二人所言异曲同工、相得益彰,《诗》文本意亦由此清晰可辨。及至今日,程俊英《诗经译注》[17]、高亨《诗经今注》[18]、向熹《诗经词典》[19]等均以“乃”释“宁”。 《传》曰:“骙骙,不息也。翩翩,在路不息也。”《正义》曰:“厉王无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马骙骙然,建旟旐之旗有翩翩然,在于道路,常不息止。”引之谨案:《正义》所释本《笺》“用兵不得其所”之说也。今案:诗人睹车马旌旗之动而伤祸乱之兴,非谓祸乱由于用兵也。车马旌旗,随在皆可见之。中山甫之徂齐也亦曰“四牡骙骙”,卫大夫之好善也亦曰“孑孑干旟”,岂必征伐而后有此乎?通考全篇,无一语及于征伐者,不得以意说之也,况厉王时亦无妄行征伐之事。(《经义述闻》卷七“四牡骙骙,旟旐有翩”) 《大雅·桑柔》沉痛斥责了厉王暴虐昏庸、任用小人,而臣子重权贪利、不能匡救君过以致祸国殃民的政治现实,同时也传达出作者诚挚的爱国情怀。对于“四牡骙骙,旟旐有翩。乱生不夷,靡国不泯”一句,郑注云:“军旅久出征伐,而乱日生不平,无国而不见残灭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长寇虐。”孔颖达肯定郑说,也认为“厉王无道,妄行征伐”。于此,王氏父子却不拘成说,从上下文逻辑入手,指出诗人因目睹车马旌旗的连绵起伏而有感于祸乱当头的残酷现实,而非先谈祸乱后及征伐,因而祸乱并非由用兵而起。 传之后世,马瑞辰便认同王说,指出“厉王时征伐甚少,不得云‘无国不见泯灭’。泯,泯乱也。承上‘乱生不夷’,故曰‘靡国不乱’耳”[20]。而胡承珙却不以为然,称“此所谓疑所不必疑者也”,他吸收《诗古义》中的见解,列举《史记·楚世家》《史记·秦本纪》《竹书纪年》《皇王大纪》及《后汉书·西羌传》中的记载,指陈“厉王时有数兴征伐之事”以及“厉王无道,戎狄寇掠”[21]的事实。因此,对于厉王妄行征伐一事,或许我们并不能轻易置否,但王氏立足上下文大胆质疑的勇气和方法却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