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自觉是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资源诉求相适应的理论视域，阐释学重构是中国古代文论不断获得完善和创化、逐步呈现理论自觉的重要路径。以这样多向度、开放性、反思性和整体性品格推进学术实践，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强制阐释”为鉴，走向坚持民族的立场与方法的“本体阐释”，进一步丰富中国当代的文学活动、强化中国文学理论自信、彰显理论研究的中国立场。一、“学术性”与“现实性”：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两个维度“强制阐释论”的提出，引发了部分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强制阐释现象的反思，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自觉，与“失语症”的论争遥相呼应。
关键词：中国;文学理论;研究;阐释;话语;学术;视域;本土;文化;世界性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自觉是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资源诉求相适应的理论视域，阐释学重构是中国古代文论不断获得完善和创化、逐步呈现理论自觉的重要路径。反思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现状，从“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统一、“专业化”与“个性化”的学科自觉、“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内在融通、“本土性”与“世界性”之间的理论张力四个向度论析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自觉与阐释学重构问题；理论与现实、历史与当代、本土与世界在专业化与个性化研究中可以达到多维度融合。以这样多向度、开放性、反思性和整体性品格推进学术实践，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强制阐释”为鉴，走向坚持民族的立场与方法的“本体阐释”，进一步丰富中国当代的文学活动、强化中国文学理论自信、彰显理论研究的中国立场，从而构建更加多样合理的文学理论生态环境。
关 键 词：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理论自觉/阐释学重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物性诗学导论”(15FZW027)。
作者简介：韩伟，李楠，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韩伟(1975- )，男，陕西子洲人，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近年来，张江先生提出“强制阐释论”，直指当代西方文论的诸多缺陷，如“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等等，并且批判了以西方理论为标准阐释中国文学实践与经验的研究方式。其立论文笔犀利、逻辑严密，引发文学理论研究界、批评界持续热议。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以西入中”、“以西解中”乃至“强制阐释”的情况。中国文学理论如何应对西方文论的强势影响，强化理论自觉进而重构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与现当代文论相比较而言，古代文论历经从先秦到晚清三千年左右的变革、积淀和演进，无疑是中国文学理论体系中最具中国特色和诗性气质的组分，其中有些以隐性渗透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注入新传统的构建过程中，或许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走出“强制阐释”的困境提供有效的路径。
笔者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自觉和阐释学重构问题”，旨在从理论自觉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些元问题及其当代重构问题。借鉴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1]的解释，所谓古代文论的理论自觉，表现为研究者在当前文化学术思想背景下，对古代文学理论及其学科研究本身的解剖与认识，对其历史、特色和未来发展趋向的全面把握，需以理论和思想本身为内容，充分体现理性辩证法和研究者主体意识的理论自觉，彰显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品格以及理论自身的独特价值与民族特色。其应有之义包括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专门化与个性化的双重自觉、历史性与当代性的融通以及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双重关照。这四个向度的理论自觉是与阐释学重构紧密联系的，因为文学理论是一个阐释系统，其理论自觉需要通过不断阐释来完成。而从阐释学的视域观察，阐释就是对话，对话就要有必要的沟通、吸收、交锋和碰撞，知识在阐释中生成，这样，阐释就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而且还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和“重构”的意味。如美国理论家路易·芒特罗斯所言：“我们的分析和我们的理解，必然是以我们自己特定的历史、社会和学术现状为出发点的；我们所重构的历史(histories)，都是我们这些作为历史的人的批评家所作的文本建构。”[2](P268)研究古代文论时，阐释者要对已经揭示出来的意义进行有效性解析，要与古人充分展开对话，使之进入到阐释者的言说语境中，从而使阐释本身成为一种真正的意义建构。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古代文论进行阐释学重构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主体意识，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努力克服研究中的单向思维，对古代文论进行全面挖掘、整理、整合与建构，使那些蕴含在传统文论典籍中的文学思想精华得到创新性转化，并有机地融入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中，对当代文艺学的创新与发展发挥作用与影响。这既是古代文论研究本身的诉求，也是传承创新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迫切需要。
一、“学术性”与“现实性”：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两个维度
“强制阐释论”的提出，引发了部分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强制阐释现象的反思，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自觉，与“失语症”的论争遥相呼应。关于“失语症”的讨论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今天仍被时时提及，理论争鸣深化了认识，然而开出的“药方”却未能有效解决中国文论的“失语”问题，对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也未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如朱立元先生所言：“中国当代文论的问题或危机不在话语系统内部，不在所谓‘失语’，而在同文艺发展现实语境的某些疏离或脱节，即在某种程度上与文艺发展现实不相适应。”[3]这说明，缺乏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双重自觉，忽略理论与文学实践和生活世界的密切联系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文论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我们对古代文论进行阐释学重构时，亟需凸显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双重理论自觉，使古代文论有效回应文学现实的挑战和生活世界的变化，从而恢复其阐释效力和人文关怀。
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是借鉴西方的体制规范、理论观念及研究方法于上世纪兴起的，然而它又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它与中华文化共生，很早就具备了学术的品格。其理论本体是中国古人对文学创作经验、文学鉴赏及诸多文学理论元问题的归纳、概括和总结，凝聚着中国古人对文学现象的抽象思辨，其中许多重要概念或命题是富有理论原创性价值和开拓意义的。这种理论原创性和开拓性，是古代文论中最有生命力的元素。我们今天的研究，无论是沿着前代学者的路子继续搜罗剔抉，还是以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为参照，对古代文论话语进行命名、分类和意义建构，抑或努力发掘古代文论话语背后隐含的文化逻辑、权力关系及其意识形态因素，在更深的层面上求真，[4](P14)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要重新阐释古代文论中这些有生命力的元素。如今，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已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研究领域蔚为壮观，从勾稽和诠释原著到宏观勾勒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从剖析古代文论范畴到民族审美传统的文化观照，从探索古代文论自身发展规律到中西比较、积极寻求“对话”与“视域融合”，研究成果逐年增加，学科不断壮大，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在此过程中，古代的“诗文评”，从以感性的经验描述和印象式点评为主，上升为理论的概括、范畴的演绎及体系的综合，从直观、感悟的方法上升为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辩证方法，形成了注重文献、理论与文学作品相结合，重在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学术传统，逐渐呈现理论的自觉。
然而，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追求不能止步于“死学问”，而要培植其“活生机”，因为理论的冲动是解释现象，缺乏现实性的滋养，理论就会缺乏活力、不接地气。有学者在谈论中国文论话语方式的危机时曾指出，中国文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风骨”、“气韵”等几乎处于和现代文艺绝缘的状态。[5]这提醒我们，当代的文学观念以及文学批评场域生成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古代文论的研究视野中不能缺少现实文艺生活中的理论课题。“只有根植于鲜活的文学实践，并最终指向文学实践，理论才有意义。一切离开了现实的理论，都是空头理论。现实性是理论的生命。”[6]文学理论作为解释文学的知识，需要在鲜活的世界中把握文学背后的生活世界和文化价值。无论我们运用古代文论对文学实践进行阐释，还是对古代文论本身进行解析，最终旨归在于以历史的、发展的学术态度和眼光来观照发展的、变动不居的文学实践和生活现实。张积玉先生曾说，“学术性就是对某一学科问题研究有创造、有新见、有价值的特性，它最集中地表现为能在前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提供新知识。”[7]古代文论的学术性价值体现为其阐释的生命力和有效性，它的活力和阐释效力需要扎根广阔深厚的生活现实，并有效地参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建构，从而实现意义的现实生成。比如，贾平凹的《废都》以传统的叙事方式写就，莫言的《生死疲劳》运用章回体，金宇澄的《繁花》大量借鉴了话本、拟话本的叙事形式，李佩甫的《生命册》运用了“列传”、“互现”、“草蛇灰线”等古代文学笔法，等等。这些文本与中国传统叙事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用古代文论进行解析，为文本提供新的阐释。从文论话语体系建构而言，现代文论常使用西方文论的一些话语，如典型、主题、形式、结构等。事实上，古代文论的很多术语，如意境、体性、比兴、通变等，都可以成为当代文论建构的重要元素。古代文论可以作为一个意义和价值系统进入当代文论，进入当下中国文学实践和审美活动的现场，在与文学现实的互动中调整理论姿态，通过直面现实获得力量，在现实性的烛照下实现理论创新。
古代文论关于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理论自觉，有助于发现以往研究中被遗忘或者被遮蔽的有价值的文学思想，有助于纠偏过去的研究过于注重文本的纯学术化倾向，回归文学理论批评的实践品格，使理论既有效进入文本内部又积极参与生活现实建构。这就需要我们从今天的时代高度出发，在生存的整体格局和文化价值中，在遵循学术性和科学性原则的前提下，对古代文论中有价值的资源进行阐释学重构与综合，在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互动中推动古代文论创新与发展，激活其理论生命力，丰富其阐释能力，这既包括文学生成的生活现实基础，也包括对文学理想的弘扬——人的自由和人性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要实现古代文论的现实观照，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转换”，简单地在概念、范畴层面将其与现代理论对接，而要研究如何使用古代文论的概念和思想方式真正地理解、接续和重建中国人的情感模式、伦理秩序、生活世界和文化价值。中国古代文论学术性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蕴含着丰富的阐释现实的理论资源，它要保持向精神领域不断拓进的活力和可能，就要面向现实，参与灵动而具体的文艺实践。因此，我们要在对东方思维和中国文化传统高度自觉和价值融通的基础上，重构学术理性、理论思维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内在关联，促进古代文论学术性与现实性的深度融合。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自觉是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资源诉求相适应的理论视域，阐释学重构是中国古代文论不断获得完善和创化、逐步呈现理论自觉的重要路径。以这样多向度、开放性、反思性和整体性品格推进学术实践，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强制阐释”为鉴，走向坚持民族的立场与方法的“本体阐释”，进一步丰富中国当代的文学活动、强化中国文学理论自信、彰显理论研究的中国立场。一、“学术性”与“现实性”：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两个维度“强制阐释论”的提出，引发了部分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强制阐释现象的反思，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自觉，与“失语症”的论争遥相呼应。
关键词：中国;文学理论;研究;阐释;话语;学术;视域;本土;文化;世界性 作者简介： 二、“专业化”与“个性化”：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自觉 1927年，陈钟凡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标志着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正式形成。后来的研究者多沿用陈氏的路数，从“史”的角度进行清理并且运用西方知识体系去统摄中国古代的文论思想，如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蔡仲翔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以及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等等。这一梳理过程，如朱东润言之，“其初往往有主持风会，发踪指使之人物，其终复恒有折中群言，论列得失之论师，中间参伍错综，辨析疑难之作家，又不绝于途。”[8](P1)即使是“史”的研究，也难免有“批评”和“重构”的意味。不同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渐次划定古代文论的“疆界”和言说范围，古代文论也就在此过程中迈向学科化、专业化。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主义的弊端逐步显现，这种精细分工的专业化倾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及至当代中国，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大多集中在高等院校，硕士、博士学位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给古代文学与文论独辟一隅，为这一领域的学术建设提供了知识的专业化的保证。然而利弊相间，当下的古代文论研究、西方文论研究与马列文论研究分疆而治，有益的互动比较少。古代文论以及古代文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较少介入当代文学批评，研究西方文论或马列文论的专家、学者又对古代文论较为隔膜，知识体系的分割易使研究视野受限，从而造成对文学理论一些深层次内涵的遮蔽以及交叉与综合研究的欠缺。同时，目前的学术体制和评价体系对研究者职称评聘、学术奖惩等方面进行数字化管理，使学术研究包括古代文论研究愈发“规范化”和“模式化”。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研究者容易成为精神状态极度僵化的“单面人”，其研究方式乃至话语形态都易趋向单一和枯涩，从而失却古代文论特有的个性、兴趣和生命感受力。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引起警觉，在专业化研究过程中，时刻关注古代文论及古代文论研究的个性化特点。 中国古代文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丰富、创新的过程中，形成和确立起了独具特色、具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美学思想、理论体系和韵味独特的表达方式。其一，以多义性的理论术语和哲理化的命题表达思想观点。叶嘉莹先生曾以八种西方批评术语，即“明喻”(Simile)、“隐喻”(Metaphor)、“转喻”(Metonymy)、“象征”(Symbol)、“拟人”(Personification)、“举隅”(Synecdoche)、“寓托”(Allegory)和“外应物象” (Objective Correlative)与中国的“赋、比、兴”相比较，认为“上述八种西方批评术语，用我们‘赋、比、兴’中的一种就概括了，那就是‘比’。”[9]中国古代文论常因其概念意义模糊遭到诟病，但是从术语界定的开放性来讲，绝对清晰的文学术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中国古代文论的个性化表现之一就在于其开放性而非封闭性。我们常见的一些范畴，诸如“气”、“气韵”、“风骨”、“意境”等，都是多种意义的综合，体现出理论向度的多维性。另外，古代文论中有大量陈述句、判断句或短语形式的文论命题，如“文质彬彬”、“立象尽意”、“发愤著书”，等等。很多重要的文论家，如曹丕、刘勰、钟嵘、皎然、韩愈、白居易、司空图、欧阳修、朱熹、严羽、金圣叹、叶燮等都提出过影响深远的文论命题。其二，以活泼生动的审美经验提炼文艺观点。中国古代文论具有鲜明的体悟性和感受性，很多文论是由作者亲切而直接的审美经验凝聚而成，而且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作者，大多是具有丰厚学养的文学家或艺术家。比如陆机是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著有文论经典《文赋》。音乐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嵇康创作了《声无哀乐论》。论诗经典《戏为六绝句》的作者杜甫是享誉中外的大诗人。苏轼、王若虚、元好问、汤显祖、李渔、王士禛等皆有经典文论，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这些理论言说绝少向壁虚构，或道艺术创作之甘苦，或谈作品鉴赏之心得，或揭示文艺创作的内在审美规律，总是闪烁着诗性的、体己的、圆融的智慧之光，带有活泼泼的体验性质和个性化特点，与生命、感性和经验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三，以松散丛集状态的话语表达系统性的理论思想。从话语方式而言，古代文学理论呈现为古典主义形态。有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专著，如《文心雕龙》《诗品》《原诗》等；又有随感而发的诗话、词话、曲话，如《六一诗话》《白雨斋词话》《蕙风词话》《藤华亭曲话》等；更多的是通过辑录和评点等形式表述艺术观念，如方回的《瀛奎律髓》、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纶和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等；还有大量为他人作品所作的序跋、绘画作品上的题跋，等等。作为理论话语，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表征”虽然大体处于松散丛集状态，然而其“内核”极具系统性、观点极富完整性，需要研究者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深入探寻其核心精神和中华民族典型性格。其四，少数民族文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王佑夫先生在《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中，论说少数民族文论的特点，如针对文学功能论，他就指出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强调文学的抒情言志功能，不同之处在于少数民族文论家并不认为文学所表现的“情”必须受到政治伦理的规范，正相反，他们强调情感的原生性和自在性，认为“文学应当是人的纯真性情的表现”[10](P56)。 中国古代文论上述特点又与中国以儒学为主，儒、道、释三者相辅相成的特定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以及中国人偏于感悟、综合的直觉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家缺少一种‘理论家’身份的自我确认，也缺少一种理论意识的自觉。”[11]今天我们强调古代文论专业化与个性化的双重理论自觉，旨在强调研究主体在专业化研究过程中，要进一步开拓学术视野，时刻关注古代文论的个性化特点，以清醒的批判意识凸显学者生命体验的真实与自觉，从而使研究主体与阐释对象的契合具有重构而非重复的价值发现。这样的研究才是有生命的、具体的研究。只有这样，研究主体“才能评论今天以世界文学为营养的中国作家的作品，也只有这样，才能有资格做文学的领航者和守夜人”[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