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伴随新传播方式出现的日报小说具有提高报纸销量的功用，而报纸发行迅捷、影响面广，又使小说读者群极大扩容。本文基于对当时作品及相关资料的分析，探讨了日报小说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其对近代小说创作的推动。光绪三十年以降，上海各日报共刊载小说1185种(含翻译小说222种)，占整个近代小说的95％，可以说《时报》的示范，是日报小说步入繁盛的关键点。“小说界革命”后小说地位迅速提高，报界逐渐了解刊载小说有助发行的规律，新的日报又不断创刊，于是自光绪三十年开始，日报小说数量出现跳跃式增长。三、日报小说创作与传播的特点日报借刊载小说提高报纸销量，而能否提高则取决于读者的认可，《申报》刚恢复刊载小说时便领教了读者的反制力。
关键词：近代日报;小说;传播方式;发展历程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伴随新传播方式出现的日报小说具有提高报纸销量的功用，而报纸发行迅捷、影响面广，又使小说读者群极大扩容。为维持小说持续刊载，各报通过征文摆脱作、译者偏少导致稿源不足的困境，稿酬制度的建立，使创作保持了旺盛势头，也催生了一批职业作家。作为近代数量最大的小说品种，日报小说在规模、作者培养以及创作影响传递等方面都改变了当时的创作格局，但其研究却长期遭忽视。本文基于对当时作品及相关资料的分析，探讨了日报小说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其对近代小说创作的推动。
关 键 词：近代日报/小说/传播方式/发展历程
作者简介：陈大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日报小说是伴随新传播方式出现的新品种，它借助报纸的每日大范围的发行，造就了庞大的读者群，而它的形态变化发展又受到读者群的约束。短篇须短小精干，中长篇作品须适合逐日连载，题材内容须俯就读者情绪、爱好的即时性波动。多家日报每日要推出一、二种小说，极大的需求量得有可观的作者队伍为支撑；新的传播方式使读者与编者、作者的沟通也出现了从所未有的频繁且直接的新态势，于是日报小说在创作手段、素材选择与组合以及与读者沟通等方面都形成自己的特点。
近代日报小说数量与地域分布可由下表显示①：
就目前所知，日报小说占了近代小说总数的将近一半。近代小说在最后十年爆炸式增长，日报小说繁盛是重要原因，新发表模式的建立、职业作家队伍的形成、创作风格的流行、读者与作者与报社互动的频繁等，都与此有密切关系。日报小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是那些作品分布于各地近百家日报且现又分藏于各家图书馆的零散状态，迟缓了相关研究。本文根据多年积累的资料，梳理与分析日报小说从产生到逐步繁盛的过程及动因，探讨其间的重要现象，并对它发展变化的规律与特点作归纳和总结。
一、新传播方式的产生与读者的接受
《申报》是首开先河者，它创刊三周便开始刊载小说，表明设立小说栏目是预定计划。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至十八日连载《谈瀛小录》，写某宁波人在海南岛附近遭遇飓风，最后漂到了小人国。该作是《格列佛游记》部分内容的节译，但未署作者，也未说明此作是外国小说的改编，其按语云：“昨有友人送一稿至本馆，所传之事最为新异，但其书为何人之笔，其事为何时之事，则友人均未周知。盖从一旧族书籍中检出，观其纸墨霉败，几三百余年物也。今节改录之以广异闻云尔。”②编者故弄玄虚，或是想避免翻译小说初引入时读者可能产生的隔阂感。此篇连载并不完整，十八日之篇末云“容俟下期续布”，但未见后续，可能读者的反应并不如意。四月二十二日刊载的《一睡七十年》是欧文小说的改编，仍未署名与不作说明，并同样加上误导性按语：“昔陈抟善睡，每睡必数百年或千年不等。又王质入山樵采，遇二人对弈，观之忘返。洎终局，而所执之斧柯已烂。此皆言神仙之事，语殊荒诞不可考。兹有友人谈及一事，似与此二事相类，不知其真伪，亦不知为何时事也。”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十日连载编译自马里亚特小说的《乃苏国把沙官奇闻》，篇中既云“回鹘”，又云“出师青海”，仍在引导产生这是中国小说的错觉，而篇末又强调“记其事以广异闻”③。三篇小说的刊载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编者故意抹去作品的一些外来痕迹，引导读者产生本土作品的错觉。这是顾忌读者长期以来形成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有意修饰处理以尽可能减少传播时的障碍，但作品整体框架无法变动，使中国读者不习惯的异味无法全数消除。二是为引起读者的兴趣，刊载时都突出作品的“异”。中国小说创作中确有重视“异”的主张，但须得服从劝善惩恶的主旨，《申报》只突出“异”，与其时占主流地位的以资劝惩的小说观并不相符。此外，作品稍长就得连载，人们对每天只能读一段的新阅读方式也无法适应。刊载小说是为了提升人们读报兴趣，从而扩大报纸销售，《申报》此后停止了小说刊载，意味着它的初衷未能实现。
然而此举的开创性意义却不可忽视。运用新传播方式的大门业已打开，其潜在意义是发行量巨大的报纸可使小说传播的广度与深度迅速增加，而以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刊印小说，拥有快捷、便利与价廉的绝对优势，翻译小说进入阅读领域，也同样代表了发展大趋势，只是此时条件尚不成熟而已。申报馆在失利后随即改变策略，以先进的印刷手段出版中国传统小说单行本并大获成功，从此这成为它的重要业务之一。成功的奥秘在于传统小说深受读者喜爱，而先进的印刷手段则保证了价廉物美的优势。申报馆此后35年里不再推出报载小说，但它发明的“新瓶装旧酒”模式，为日报小说重新起步提供了启示。
日报小说重又出现是十年之后。光绪八年，新创办的《沪报》(后曾改名《字林沪报》)开始连载《野叟曝言》，又一次让读者面对小说的新传播方式。决定者是华人主笔蔡尔康，他曾供职申报馆，转入沪报馆时带去了申报馆寻觅多年而获得的《野叟曝言》，他还对书中脱落之处作了增字补句的处理，《沪报》刊载小说其实与《申报》有着不小的关系。不过，《沪报》连载的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小说，它半年前刚由毗陵汇珍楼刊行，售价为“白纸者价洋七元五角，竹纸者六元正”④，大多数读者都难以承受，而《沪报》每日以书页型排印两页，“不过一年，可窥全豹”⑤，到时还可装订成册，相对单行本不知便宜了多少。沪报馆的设计大获成功，不仅“购者踵趾相接”，后来还不断有新的购阅者要求补购先前的报纸，几次重印仍供不应求，直到五个月后还是“追补者尚复纷纷不绝”，他们也不在乎“每张大钱四十文”的价格⑥。沪报馆甚至还想出回购的办法，以解决读者需求：“诸君如有愿将前买之报未曾墨污、裁割者，缴还本报，每张给大钱十文。”⑦
《沪报》的成功意味着小说新传播方式已为读者接受，它须与读者阅读习惯相协调，此当是蔡尔康对十年前《申报》失利的总结。突兀地推出外国小说，自然会遭到读者习惯性的拒绝，《沪报》刊载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减少了新传播方式与阅读习惯磨合时的障碍，这其实也是申报馆以“新瓶装旧酒”方式刊印传统小说单行本经验的移用。同时，在经济上要使读者感到易于接受。小说随报刊载，无需另外付费，故而沪报馆“既较坊间售买不全书本为廉，且更得阅各处新闻，实属一举两得”的宣传确能打动读者⑧。受连载成功的鼓舞，《沪报》后来又先后连载了《七侠五义》、《蜃楼外史》、《异迹仙踪》等作，小说成其必有栏目。蔡尔康为《沪报》赢得了好开端，同时也为日报小说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当得起“恂当日报界之人杰哉”的赞誉⑨。
《沪报》连载的均为传统小说，表明读者的接受尚有以自己口味为衡量标准的前提条件，《沪报》对此只是迎合，因为刊载小说的目的是扩大报纸销量以获取更多利润。只有众多日报都刊载小说，作品又呈现多样化风格，且各层次读者都习惯甚至乐意在阅报时读到小说，新传播方式的地位才算得到完全的确立。此时中国报刊发展尚属起步期，行世者寥寥无几，首刊小说失利的《申报》，也未因《沪报》成功而跟进，在随后十余年间，《沪报》只是孤独的成功者。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新闻报》在上海创刊，但它在随后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并未刊载小说。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创刊的《中外日报》倒是刊载了小说，不过它长时期连载的《续庄谐选录》与《续映中笔记》，是将文言笔记小说拆散了刊登，透露了该报选定的读者群体为士人，刊载这类作品，也似是要与大报的严肃风格保持一致。
日报小说的发展依赖于它的载体，即日报的发展。直到戊戌变法前夕，报刊才较多地涌现。《时务报》、《农学报》、《求是报》等都刊载小说，壮大了报刊小说的声势，而此时日报中乘势推出小说者，却是李伯元创办的小报《游戏报》。该报定位于供人茶余饭后消遣。它创刊月余即开始连载《兰陵生轶事》，写兰陵生与纤娥幼时为邻居，迁居分离近十年后偶遇，伺机短暂相会，“生备述相思之苦，纤娥亦微吐倾慕之诚”，可是后又分离，“消息杳然”，惆怅不已⑩。《泰西列女雅密里传》的篇名颇给人以新鲜感，内容则是广州人韩福随父长居英国，与邻居雅密里“幼同嬉，长同学，而相爱特甚”。一次同游巴黎，韩欲犯以非礼，遭严词拒绝，“自此恩义弥笃，然终不能犯以非礼”，作者最后感叹：“韩则登徒子之流，非真知情者，吾不禁为雅密里叹惜焉。”(11)作品毫无异域气息，作者只是以英国淑女为吸引读者的由头。其他小说如《二情女传》、《记客言道士事》、《某歌姬小传》、《假多情书呆玩月》之类，题材与内容也都服务于该报供人“游戏”之宗旨。《游戏报》成为当时市民中颇有影响的日报时，李伯元仿小说连载，以每五天出一本一回的方式发行《海天鸿雪记》，第一本发行的那天，《游戏报》先刊载两页内容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试读。作品开始推出时尚未完稿，其后便是作者边写、报馆边出的流水作业，李伯元为扩大报纸影响与获取更多利润，竟创造出介于报刊连载与单行本的传播形式。至于作品内容，则是描写上海“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盛”，以及泡影驹光里醉纸迷金与红粉青衫的无数怪象(12)。
一年后，吴趼人创办《采风报》。他或受《游戏报》启发，在创刊号上宣布将连载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并配以插画，“每日一页，蝉联而下”，而且“不另加分文”(13)。它还在别家报上刊载广告，毫不掩饰地说是“北里新闻演成说部”(14)。该书内容是“详志海上繁华，不啻对景挂画，且痛抉花丛弊害，形容荡子痴迷，与夫赌棍拆梢密骗人等种种作为之处”(15)，与《游戏报》推出的《海天鸿雪记》同调，而报上先后刊载这些作品，也成了其时狭邪小说盛行的组成部分。与《游戏报》、《采风报》同属小报类日报的还有《便览报》，该报今已不见，但从其他报纸的广告可知，它在光绪二十五年八月至十月间曾连载《空心大老官传》与《玉京秋水记》，据这些篇名判断，当都属那时期市民爱读的同类作品(16)。
上海的《沪报》连载通俗小说、小报类日报专载狭邪小说之际，广州《东华日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连载《羊石园演义》。广州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主要发生地，事情虽已过去四十余年，但“此事为吾粤人一大艰厄，中国权力之失，实起点于此，不可以不传”，而“演义能补正史所不逮”，故以小说的形式描述“当日流亡奔走之状、呻吟哭泣之声”，以及事件的始末原委(17)。此篇一大特点，是地名、人名“必取草木中字类同音者代之，使阅者望而知为某人”，如广州称羊石园，番禺县称蕃薯院，而两广总督叶名琛则为大冬叶，作者解释说“借草木以立言，免触时忌”(18)。此书一年后又出单行本行世，说明颇受读者欢迎。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深刻影响广州社会生活的大事件，当地人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而在此期间，上海迅速地从一个小县城扩张为近代化大都市，各色人等与大批资金又为避战乱集中于此，征歌逐舞、灯红酒绿成了城市最显著的表象。地域特色的不同，造成了沪粤两地日报小说风格的差异。
不久，因八国联军入侵，国家已陷入沦亡境地，上海日报小说题材与风格也出现向现实重大问题的转向。李伯元主编《游戏报》时，刊载小说以供人消遣为旨归，可是他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创刊的《世界繁华报》却关注与批判现实。《辛丑条约》签订三个月后，报上就排日连载《庚子国变弹词》。为何要将从义和团起事到八国联军入侵的过程写成小说?李伯元后来解释说，经此事变，国家危机日甚一日，可是朝廷官员、巨商富贾缓过气来后又故态复萌：“和议既成，群情顿异，骄侈淫佚之习，复中于人心，敷衍塞责之风，仍被于天下，几乎时移世异，境过情迁矣。”(19)李伯元在开篇处写道：将近在眼前的史实“重新演说一遍”，是为了“人人不至忘记”，而用通俗语言演述登诸报端，“庶大众易于明白，妇孺一览便知。无非叫他们安不忘危，痛定思痛的意思”。两年后，该报又连载《官场现形记》，极写戊戌变法与庚子国变以来官场种种丑态，诚如后来欧阳钜源之序所言，“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温峤所不能烛之以犀者，无不毕备”。后来无名氏之序也赞该书“如颊上之添毫，纤悉毕露，如地狱之变相，丑态百出”，而以小说“笔伐口诛，大声疾呼”，就是为了“伸大义于天下，使若辈凛乎不敢犯清议”。以撰写狭邪小说而著称的孙玉声也出现类似转向，其作《海上繁华梦》曾在《采风报》连载，而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他创办《笑林报》，每日连载的却是《仙侠五花剑》。“狎鸥子”在作品序中有“红羊劫急，白马盟新；强暴跳梁，桀黠构扇，弱肉争食，公道何存。言者颊鸣，闻之眦裂。痛中原之板荡，借箸谁筹；制南越之猖狂，请缨无路。人情汹汹，天意梦梦”等语，即该创作与庚子国变有着密切关系。作者描写依靠剑侠拯救国家颓势的故事，是无奈于现实而寄情于幻想，但引导读者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毕竟远胜于对秦楼楚馆的津津乐道。
从同治十一年《申报》刊载翻译小说开始，日报小说经历了尝试、沉寂与重新起步几个阶段，而到光绪三十年受到“小说界革命”影响波及时，尽管已经历三十余年，仍只有少量作品问世。此阶段发展缓慢，首先是因为其载体，即日报数量偏少。光绪初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戊戌变法前夕才稍有增加，繁盛要到光绪三十年以后，日报小说从少到渐多的过程无法提速。其次是经济上考量优势不明显。版面用于广告刊登可有直接收入，刊载小说只有在引起读者购报欲望时，才可有增加报纸销量与提升其声望之效。新传播方式与读者阅读习惯之间的磨合需要相当时间，日报刚起步时前景并不明朗，这便导致主办者裹脚不前。庚子国变的强刺激使日报小说状态发生变化，从不遗余力地推出狭邪类小说，到撰写反思历史事件、抨击腐败现实的作品，显示了办报者与作者的转向，而《庚子国变弹词》、《官场现形记》等作不仅风行一时，后来结集出版单行本，仍是供不应求，又恰可证明转向是迎合读者路线的一次成功。此中原因不难理解：国家危亡的阴影已渗透于每个人的生活，迫使人们的关注聚焦于现实政治，阅读取向也随之改变。众多读者的共同需求形成了一种压力，也在推动着办报者与作者的转向。这种压力随着国家危亡的深重与社会矛盾的尖锐不断增强，日报小说反映、针砭现实的倾向也愈发明显。光绪二十八年后，报上开始出现向读者灌输政治理念、引导他们分析批判各种社会现象以及政治事件的小说，以庸俗之作迎合读者的做法相对而言已较少见。此时，各类日报迅速增多，且多设小说专栏，于是日报小说进入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繁盛阶段。
上表显示，光绪三十一年的数量是前一年三倍多，翌年在此基础上又翻番。进入宣统朝，出现每年都在500种以上的平稳态势，与光绪三十年相较，竟增长了二十余倍。此时，作为新兴品种的日报小说在创作目的、手法、过程以及社会反响上都显示出独特之处，这在进入繁盛状态后显露得更为清晰。
就目前所知，日报小说占了近代小说总数的将近一半。近代小说在最后十年爆炸式增长，日报小说繁盛是重要原因，新发表模式的建立、职业作家队伍的形成、创作风格的流行、读者与作者与报社互动的频繁等，都与此有密切关系。日报小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是那些作品分布于各地近百家日报且现又分藏于各家图书馆的零散状态，迟缓了相关研究。本文根据多年积累的资料，梳理与分析日报小说从产生到逐步繁盛的过程及动因，探讨其间的重要现象，并对它发展变化的规律与特点作归纳和总结。
一、新传播方式的产生与读者的接受
《申报》是首开先河者，它创刊三周便开始刊载小说，表明设立小说栏目是预定计划。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至十八日连载《谈瀛小录》，写某宁波人在海南岛附近遭遇飓风，最后漂到了小人国。该作是《格列佛游记》部分内容的节译，但未署作者，也未说明此作是外国小说的改编，其按语云：“昨有友人送一稿至本馆，所传之事最为新异，但其书为何人之笔，其事为何时之事，则友人均未周知。盖从一旧族书籍中检出，观其纸墨霉败，几三百余年物也。今节改录之以广异闻云尔。”②编者故弄玄虚，或是想避免翻译小说初引入时读者可能产生的隔阂感。此篇连载并不完整，十八日之篇末云“容俟下期续布”，但未见后续，可能读者的反应并不如意。四月二十二日刊载的《一睡七十年》是欧文小说的改编，仍未署名与不作说明，并同样加上误导性按语：“昔陈抟善睡，每睡必数百年或千年不等。又王质入山樵采，遇二人对弈，观之忘返。洎终局，而所执之斧柯已烂。此皆言神仙之事，语殊荒诞不可考。兹有友人谈及一事，似与此二事相类，不知其真伪，亦不知为何时事也。”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十日连载编译自马里亚特小说的《乃苏国把沙官奇闻》，篇中既云“回鹘”，又云“出师青海”，仍在引导产生这是中国小说的错觉，而篇末又强调“记其事以广异闻”③。三篇小说的刊载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编者故意抹去作品的一些外来痕迹，引导读者产生本土作品的错觉。这是顾忌读者长期以来形成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有意修饰处理以尽可能减少传播时的障碍，但作品整体框架无法变动，使中国读者不习惯的异味无法全数消除。二是为引起读者的兴趣，刊载时都突出作品的“异”。中国小说创作中确有重视“异”的主张，但须得服从劝善惩恶的主旨，《申报》只突出“异”，与其时占主流地位的以资劝惩的小说观并不相符。此外，作品稍长就得连载，人们对每天只能读一段的新阅读方式也无法适应。刊载小说是为了提升人们读报兴趣，从而扩大报纸销售，《申报》此后停止了小说刊载，意味着它的初衷未能实现。
然而此举的开创性意义却不可忽视。运用新传播方式的大门业已打开，其潜在意义是发行量巨大的报纸可使小说传播的广度与深度迅速增加，而以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刊印小说，拥有快捷、便利与价廉的绝对优势，翻译小说进入阅读领域，也同样代表了发展大趋势，只是此时条件尚不成熟而已。申报馆在失利后随即改变策略，以先进的印刷手段出版中国传统小说单行本并大获成功，从此这成为它的重要业务之一。成功的奥秘在于传统小说深受读者喜爱，而先进的印刷手段则保证了价廉物美的优势。申报馆此后35年里不再推出报载小说，但它发明的“新瓶装旧酒”模式，为日报小说重新起步提供了启示。
日报小说重又出现是十年之后。光绪八年，新创办的《沪报》(后曾改名《字林沪报》)开始连载《野叟曝言》，又一次让读者面对小说的新传播方式。决定者是华人主笔蔡尔康，他曾供职申报馆，转入沪报馆时带去了申报馆寻觅多年而获得的《野叟曝言》，他还对书中脱落之处作了增字补句的处理，《沪报》刊载小说其实与《申报》有着不小的关系。不过，《沪报》连载的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小说，它半年前刚由毗陵汇珍楼刊行，售价为“白纸者价洋七元五角，竹纸者六元正”④，大多数读者都难以承受，而《沪报》每日以书页型排印两页，“不过一年，可窥全豹”⑤，到时还可装订成册，相对单行本不知便宜了多少。沪报馆的设计大获成功，不仅“购者踵趾相接”，后来还不断有新的购阅者要求补购先前的报纸，几次重印仍供不应求，直到五个月后还是“追补者尚复纷纷不绝”，他们也不在乎“每张大钱四十文”的价格⑥。沪报馆甚至还想出回购的办法，以解决读者需求：“诸君如有愿将前买之报未曾墨污、裁割者，缴还本报，每张给大钱十文。”⑦
《沪报》的成功意味着小说新传播方式已为读者接受，它须与读者阅读习惯相协调，此当是蔡尔康对十年前《申报》失利的总结。突兀地推出外国小说，自然会遭到读者习惯性的拒绝，《沪报》刊载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减少了新传播方式与阅读习惯磨合时的障碍，这其实也是申报馆以“新瓶装旧酒”方式刊印传统小说单行本经验的移用。同时，在经济上要使读者感到易于接受。小说随报刊载，无需另外付费，故而沪报馆“既较坊间售买不全书本为廉，且更得阅各处新闻，实属一举两得”的宣传确能打动读者⑧。受连载成功的鼓舞，《沪报》后来又先后连载了《七侠五义》、《蜃楼外史》、《异迹仙踪》等作，小说成其必有栏目。蔡尔康为《沪报》赢得了好开端，同时也为日报小说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当得起“恂当日报界之人杰哉”的赞誉⑨。
《沪报》连载的均为传统小说，表明读者的接受尚有以自己口味为衡量标准的前提条件，《沪报》对此只是迎合，因为刊载小说的目的是扩大报纸销量以获取更多利润。只有众多日报都刊载小说，作品又呈现多样化风格，且各层次读者都习惯甚至乐意在阅报时读到小说，新传播方式的地位才算得到完全的确立。此时中国报刊发展尚属起步期，行世者寥寥无几，首刊小说失利的《申报》，也未因《沪报》成功而跟进，在随后十余年间，《沪报》只是孤独的成功者。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新闻报》在上海创刊，但它在随后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并未刊载小说。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创刊的《中外日报》倒是刊载了小说，不过它长时期连载的《续庄谐选录》与《续映中笔记》，是将文言笔记小说拆散了刊登，透露了该报选定的读者群体为士人，刊载这类作品，也似是要与大报的严肃风格保持一致。
日报小说的发展依赖于它的载体，即日报的发展。直到戊戌变法前夕，报刊才较多地涌现。《时务报》、《农学报》、《求是报》等都刊载小说，壮大了报刊小说的声势，而此时日报中乘势推出小说者，却是李伯元创办的小报《游戏报》。该报定位于供人茶余饭后消遣。它创刊月余即开始连载《兰陵生轶事》，写兰陵生与纤娥幼时为邻居，迁居分离近十年后偶遇，伺机短暂相会，“生备述相思之苦，纤娥亦微吐倾慕之诚”，可是后又分离，“消息杳然”，惆怅不已⑩。《泰西列女雅密里传》的篇名颇给人以新鲜感，内容则是广州人韩福随父长居英国，与邻居雅密里“幼同嬉，长同学，而相爱特甚”。一次同游巴黎，韩欲犯以非礼，遭严词拒绝，“自此恩义弥笃，然终不能犯以非礼”，作者最后感叹：“韩则登徒子之流，非真知情者，吾不禁为雅密里叹惜焉。”(11)作品毫无异域气息，作者只是以英国淑女为吸引读者的由头。其他小说如《二情女传》、《记客言道士事》、《某歌姬小传》、《假多情书呆玩月》之类，题材与内容也都服务于该报供人“游戏”之宗旨。《游戏报》成为当时市民中颇有影响的日报时，李伯元仿小说连载，以每五天出一本一回的方式发行《海天鸿雪记》，第一本发行的那天，《游戏报》先刊载两页内容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试读。作品开始推出时尚未完稿，其后便是作者边写、报馆边出的流水作业，李伯元为扩大报纸影响与获取更多利润，竟创造出介于报刊连载与单行本的传播形式。至于作品内容，则是描写上海“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盛”，以及泡影驹光里醉纸迷金与红粉青衫的无数怪象(12)。
一年后，吴趼人创办《采风报》。他或受《游戏报》启发，在创刊号上宣布将连载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并配以插画，“每日一页，蝉联而下”，而且“不另加分文”(13)。它还在别家报上刊载广告，毫不掩饰地说是“北里新闻演成说部”(14)。该书内容是“详志海上繁华，不啻对景挂画，且痛抉花丛弊害，形容荡子痴迷，与夫赌棍拆梢密骗人等种种作为之处”(15)，与《游戏报》推出的《海天鸿雪记》同调，而报上先后刊载这些作品，也成了其时狭邪小说盛行的组成部分。与《游戏报》、《采风报》同属小报类日报的还有《便览报》，该报今已不见，但从其他报纸的广告可知，它在光绪二十五年八月至十月间曾连载《空心大老官传》与《玉京秋水记》，据这些篇名判断，当都属那时期市民爱读的同类作品(16)。
上海的《沪报》连载通俗小说、小报类日报专载狭邪小说之际，广州《东华日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连载《羊石园演义》。广州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主要发生地，事情虽已过去四十余年，但“此事为吾粤人一大艰厄，中国权力之失，实起点于此，不可以不传”，而“演义能补正史所不逮”，故以小说的形式描述“当日流亡奔走之状、呻吟哭泣之声”，以及事件的始末原委(17)。此篇一大特点，是地名、人名“必取草木中字类同音者代之，使阅者望而知为某人”，如广州称羊石园，番禺县称蕃薯院，而两广总督叶名琛则为大冬叶，作者解释说“借草木以立言，免触时忌”(18)。此书一年后又出单行本行世，说明颇受读者欢迎。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深刻影响广州社会生活的大事件，当地人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而在此期间，上海迅速地从一个小县城扩张为近代化大都市，各色人等与大批资金又为避战乱集中于此，征歌逐舞、灯红酒绿成了城市最显著的表象。地域特色的不同，造成了沪粤两地日报小说风格的差异。
不久，因八国联军入侵，国家已陷入沦亡境地，上海日报小说题材与风格也出现向现实重大问题的转向。李伯元主编《游戏报》时，刊载小说以供人消遣为旨归，可是他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创刊的《世界繁华报》却关注与批判现实。《辛丑条约》签订三个月后，报上就排日连载《庚子国变弹词》。为何要将从义和团起事到八国联军入侵的过程写成小说?李伯元后来解释说，经此事变，国家危机日甚一日，可是朝廷官员、巨商富贾缓过气来后又故态复萌：“和议既成，群情顿异，骄侈淫佚之习，复中于人心，敷衍塞责之风，仍被于天下，几乎时移世异，境过情迁矣。”(19)李伯元在开篇处写道：将近在眼前的史实“重新演说一遍”，是为了“人人不至忘记”，而用通俗语言演述登诸报端，“庶大众易于明白，妇孺一览便知。无非叫他们安不忘危，痛定思痛的意思”。两年后，该报又连载《官场现形记》，极写戊戌变法与庚子国变以来官场种种丑态，诚如后来欧阳钜源之序所言，“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温峤所不能烛之以犀者，无不毕备”。后来无名氏之序也赞该书“如颊上之添毫，纤悉毕露，如地狱之变相，丑态百出”，而以小说“笔伐口诛，大声疾呼”，就是为了“伸大义于天下，使若辈凛乎不敢犯清议”。以撰写狭邪小说而著称的孙玉声也出现类似转向，其作《海上繁华梦》曾在《采风报》连载，而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他创办《笑林报》，每日连载的却是《仙侠五花剑》。“狎鸥子”在作品序中有“红羊劫急，白马盟新；强暴跳梁，桀黠构扇，弱肉争食，公道何存。言者颊鸣，闻之眦裂。痛中原之板荡，借箸谁筹；制南越之猖狂，请缨无路。人情汹汹，天意梦梦”等语，即该创作与庚子国变有着密切关系。作者描写依靠剑侠拯救国家颓势的故事，是无奈于现实而寄情于幻想，但引导读者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毕竟远胜于对秦楼楚馆的津津乐道。
从同治十一年《申报》刊载翻译小说开始，日报小说经历了尝试、沉寂与重新起步几个阶段，而到光绪三十年受到“小说界革命”影响波及时，尽管已经历三十余年，仍只有少量作品问世。此阶段发展缓慢，首先是因为其载体，即日报数量偏少。光绪初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戊戌变法前夕才稍有增加，繁盛要到光绪三十年以后，日报小说从少到渐多的过程无法提速。其次是经济上考量优势不明显。版面用于广告刊登可有直接收入，刊载小说只有在引起读者购报欲望时，才可有增加报纸销量与提升其声望之效。新传播方式与读者阅读习惯之间的磨合需要相当时间，日报刚起步时前景并不明朗，这便导致主办者裹脚不前。庚子国变的强刺激使日报小说状态发生变化，从不遗余力地推出狭邪类小说，到撰写反思历史事件、抨击腐败现实的作品，显示了办报者与作者的转向，而《庚子国变弹词》、《官场现形记》等作不仅风行一时，后来结集出版单行本，仍是供不应求，又恰可证明转向是迎合读者路线的一次成功。此中原因不难理解：国家危亡的阴影已渗透于每个人的生活，迫使人们的关注聚焦于现实政治，阅读取向也随之改变。众多读者的共同需求形成了一种压力，也在推动着办报者与作者的转向。这种压力随着国家危亡的深重与社会矛盾的尖锐不断增强，日报小说反映、针砭现实的倾向也愈发明显。光绪二十八年后，报上开始出现向读者灌输政治理念、引导他们分析批判各种社会现象以及政治事件的小说，以庸俗之作迎合读者的做法相对而言已较少见。此时，各类日报迅速增多，且多设小说专栏，于是日报小说进入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繁盛阶段。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伴随新传播方式出现的日报小说具有提高报纸销量的功用，而报纸发行迅捷、影响面广，又使小说读者群极大扩容。本文基于对当时作品及相关资料的分析，探讨了日报小说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其对近代小说创作的推动。光绪三十年以降，上海各日报共刊载小说1185种(含翻译小说222种)，占整个近代小说的95％，可以说《时报》的示范，是日报小说步入繁盛的关键点。“小说界革命”后小说地位迅速提高，报界逐渐了解刊载小说有助发行的规律，新的日报又不断创刊，于是自光绪三十年开始，日报小说数量出现跳跃式增长。三、日报小说创作与传播的特点日报借刊载小说提高报纸销量，而能否提高则取决于读者的认可，《申报》刚恢复刊载小说时便领教了读者的反制力。
关键词：近代日报;小说;传播方式;发展历程 作者简介： 二、时局动荡之际的繁盛 就日报而言，《国民日日报》是“小说界革命”的较早呼应者，它创刊伊始就连载描写北宋灭亡的《南渡录演义》，痛斥女真人入侵，揭发权臣卖国，并描写亡国的惨象，于现实有多重影射含义。稍后又连载陈独秀与苏曼殊合译的《惨社会》，其翻译并未忠实原著，而是“参照本国社会现象，悉心结构”(20)，故而会有“我们法兰西人比不得那东方支那贱种的人，把杀害他祖宗的仇人，当作圣主仁君看待”等语。该报还直截了当地称赞《自由结婚》“好笔墨，好思想”，“说得透彻，说得痛快”，就是因为它明确提出了“倒异族政府”的主张(21)。 《时报》诞生之日就宣布：“本报每张附印小说两种，或自撰，或翻译，或章回，或短篇，以助兴味而资多闻。惟小说非有益于社会者不录。”(22)有一小事可说明读者对此举的热情：该报连载《火里罪人》后表示，最先“全份寄来本馆者，本馆当赠洋六元以为谢”(23)。广告一出，翌日上午十一时即有人送来全份，午后三点与四点，又各收到全份。良性互动业已开始，刊载小说带动了购报者的增加，《时报》的老人包天笑曾回忆说：“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24)这规律也为别家报社所证实，如自从刊登“实能助读者诸君清兴”的小说，仅一个星期，“定购新闻者已渐渐增加”(25)；又如因刊载小说，报纸“直攻不上的卖，每天多印两万多张”(26)。《时报》的成功引来了仿效与竞争，创刊已十四年的《新闻报》此时也宣布：“本报自即日起，于第二张新闻后特增小说一门”(27)，新创刊的《南方报》、《上海报》、《时事报》等都不甘落后，《申报》迟疑到光绪三十三年也恢复小说刊载，终于形成了日报必有小说的格局。《申报》重新起步较迟，却以252种(含48种翻译小说)居于首位，早三年起步的《时报》屈居第二。光绪三十年以降，上海各日报共刊载小说1185种(含翻译小说222种)，占整个近代小说的95％，可以说《时报》的示范，是日报小说步入繁盛的关键点。 《时报》创刊当天即连载李伯元的《中国现在记》。作者篇首感叹道：“穷而在下，权不我操”，“虽抱着拨乱反正之心”，却是“谁来睬我?谁来理我?”无奈何便借小说展现“生平耳所闻，目所见，世路上怪怪奇奇之事”(28)。内容与写作心态，都易引起不满时局却又无可奈何的读者的共鸣。同日又连载《伯爵与美人》，篇名已寓吸引读者之意，编者又还特意标为“多情之侦探”，将最受喜爱的侦探与言情类型合二而一。《新闻报》第一篇小说是译作《眼中留影》，它的介绍是“警察之颟顸，凶党之险诈，佳人之胆识，侦探之神奇，无不穷形极相，变幻万端”，也强调言情与侦探集于一身。《申报》重载小说时首先推出《栖霞女侠传》《双灵魂》等作，也是顺读者喜好行事。各家都刊载小说争夺读者，这得出奇制胜才行，诚如其时报界人士所言：“就求多数人看，谁让现在是商业竞争哪。”(29)日报面对不同阶层的社会大众，得尽可能地适应其共同喜好，而为了照顾不同阅读取向的群体，即使在同一家日报上，也可看到不同题材、风格的小说。 提高读者阅报兴趣的宗旨，决定了日报小说与大众关注的热点与话题相契合。福尔摩斯故事人们津津乐道，《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就将他搬到上海，作者自称是“特游戏耳，借题目耳”(30)。受欢迎后又有《歇洛克初到上海第二案》，作者在滑稽取乐中还隐含对现实的讽喻。福尔摩斯根据“履制甚新而底已敝”，判断少年“方归祖国，急思有所运动”而“多行路”。少年嘲笑侦探的判断还不及索讨缠头的妓女，他是归国后“见世事益不可为”，心灰意冷，“惟于醇酒妇人中求生活”，“日必至张园，夜必兜圈子”，所以才会“底已敝”(31)。上海发生金琴荪暗杀案，报纸更不放过人们“无不亟欲知详细情状”的需求，《神州日报》宣布将刊载“金君之历史、之性情及被暗杀时情状”的小说，并希望知情者提供资料“以为小说材料之用”(32)。《长春公报》“闹了看看有二十多日，可也没闹出个刺客的下落(33)，于是也连载了小说《金琴荪》。不过，当《苏州老骚》《滑头吊膀子》与《最近嫖界秘密史》等小说单行本接连现身之际，报纸却未刊载纯为迎合读者的庸俗油滑之作。《时报》的原则是“提倡小说者之善察社会情形”，“惟当以国民最多之数，与乎时势最急之端，以及对于外界竞争最有用之三者，以为之准已耳”，总之是有味与有益“二者兼具之小说”(34)。对痛恨社会上种种不公、腐败与龌龊的撰稿者来说，报纸正好提供了宣泄愤懑的园地。吴趼人可谓其中的代表，当年他主办《采风报》时曾致力于“北里新闻演成说部”，后来现实使他转向，并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奠定了文坛地位。几年后，他发现描写的那些“怪现状”愈演愈烈，“魑魅罔两，布满目前；牛鬼蛇神，纷扰脑际”(35)，于是又奋笔疾书，写成《近十年之怪现状》供《中外日报》连载。 虽只相隔几年，此时的“怪现状”却有异于以往之处。清廷不得已作某些改革，一时间冒出许多新事物与新现象，而在咸与维新表象下，污泥浊水的翻滚较以往更汹涌澎湃。以废除科举后各地办起不少新式学堂为例，这是知识界关心之事，报上也出现不少相关的小说，如《时报》的《虚业学堂》，《上海报》的《毛族学堂》，《神州日报》的《自由学堂》等等，这些作品多在批评挖苦兴办过程中的弊病。《中外日报》的《学堂闻见琐记》标为“滑稽小说”，《华字汇报》的《某学堂之新现象》失望地说：“学堂如此，中国可知。”(36)“明公”的《某学生与某教员》引导读者关心“学生之资格何如，教员之资格又何如”(37)。对教员的批评似尤激烈，“无术”的《考塾师》讽刺说：“教习的薪水却比蒙馆优些，几位时髦的索性剪去辫子，到东洋学习几个月速成师范，回来仗着牌子，更可以多买(卖)几个钱。”(38)王钟麒更将“高谈宪政者”引以自豪的“教育普及”，归纳为“虽学校林立，所造者奴隶材耳，所畜者无赖子了”(39)。教育界变化是人们热议的话题，眼前现象却是“近数年来科举虽已久停，人物却还仍旧，其中奇奇怪怪的现状较诸旧本《儒林外史》尤且百出不穷”(40)，于是便有人撰写了《新儒林外史》连载于哈尔滨的《远东报》。 日报小说对社情民意的即时反映，构成与时代相平行的特点，并表现出与广大读者共鸣的社会正义感。灾荒发生时，就有小说写道：“皖北饥民，嗷嗷待毙。而此一班无心肝之凉血者，尚复酒食征逐。”(41)新春佳节之际，针对有钱者以赌、嫖取乐，又有小说呼吁“官商学界诸公苟能举此新年樗蒲之资、歌舞缠头之耗，悉数以移赈无告之灾民”(42)。灾民挣扎于生死线上，可是“封疆大吏方拥姬妾以自娱，富家大户方居奇而屯积”，“富户犹欣然日盼米价之涨”，有人就将强烈反差的景象写成“短篇时事小说”猛烈抨击，还特意引用秋瑾“秋风秋雨愁杀人”的诗句(43)。有时，还有意选刊内容相类的翻译小说，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一日，《新闻报》刊头广告宣布连载英国小说《饿鬼语》，因为“是时英国麦价奇贵，与中国今日米价奇贵实同”。批评种种社会现象时，那些小说几乎一边倒地同声抨击政府。新出现的警察职责是维护治安，行径却正好相反，立即就有人写小说批评道：“呜呼!警察欤?贼欤?贼效警察欤?警察作贼欤?此之谓中国之警察。”(44)新式警察与历来之衙役无异，后者也是日报小说斥责的对象，他们“无不视民如仇，必尽吸其膏血而后快”，而且“吾国千余州县，无不如是也”(45)。对于各级官员与官场的批判更不遗余力。《官场现形记》流行后，人们嘲讽诟病官场已是公开现象，日报小说秉持这一精神，更使之成为普遍的街谈巷议：“或由官而贼，而貌仍为官；或由贼而官，而心仍作贼；或时贼时官，而人皆称之为官，不得指之为贼”，此乃大家“共见共知也”(46)。另有人总结说，当年李伯元笔下官员是“贪吝钻谋”，如今更是“狠辣诈骗”：“办事要狠，手段要辣，遇智要诈，遇愚要骗。有升官的机会，不妨诬陷同志；有发财的机会，不妨残害同胞。”官员们“守着这妙诀做去，竟是百发百中”，于是乎“良心虽由红而黑，顶子却由黑而红，银子又由千而万”(47)。 宣布预备立宪也是清末重大事件，各种社会反响在日报小说中均有反映。有拥护者，《北京新报》就以“国会业经缩短，各处预备提前。人民程度不完全，且藉说书当劝”为故事开场白(48)，该报为皇家帮衬或是因办在天子脚下的缘故。更多的是详尽描写预备立宪过程中的种种丑事，弥补了当时新闻报导或嫌其琐碎而不录之不足。各地为预备立宪都进行了咨议局议员选举，士绅们视其为进入官场的新途径而使出各种手段，丑态毕露。选举中“令人捧腹”的种种怪事被人“撮而志之”(49)，《时报》在半个月里就接连发表《十某甲》、《后十某甲》与《第三之十某甲》等“选举小说”(50)，《申报》描写了“暗运动请友吃面”、“发传单夏豹君为蜮”等选举实况(51)。《神州日报》刊载俄国立宪怪状的小说，批评指向却是中国：“吾国今日‘立宪’、‘立宪’之声不绝于耳，然而言‘谘议’则俟官府敦促也，言‘自治’则待官府监督也。噫嘻!此其故智，去俄民几何?”小说结尾反映了大众态度：“毋亦曰立宪，预吾辈事乎?”(52)此篇后来又被成都《通俗日报》、旧金山《中西日报》转载，可证明社会反响之热烈。《天铎报》的小说较别致：“不但中国预备得很热闹，便是鬼国里面也奉到阎罗王预备立宪的上谕哩。这些鬼官鬼绅自从见了上谕明文，面子上便都鬼鬼祟祟，做那预备的勾当，好不兴头”。中国的年限是九年，鬼国是九百九十九年，阎罗王还说鬼民“没有一点点立宪国民程度”，得靠“专制魔力压服”，而且“要是认真立了宪，动不动议院就要干涉”，那么“城隍、土地的冰敬炭敬”就没了着落，“可不要变做饿杀鬼吗”(53)?读到这样的小说，读者怎能不会心一笑。关于清廷预备立宪，已有不少严肃的依据各种政治文献的史学论著，若能结合那些小说作考察，似更可有鲜活的感受。 人们厌恶清廷玩弄各种维新手段以维持腐败统治，同时对国家危亡的感受又日甚一日，周边的朝鲜、越南先后沦为殖民地的惨状，深深刺激了国人的神经。以越南亡国为背景的《南陬精卫记》告诉读者，“今日之中国，其地位等于越南，其危险过于越南”，并大声疾呼，“欲醒迷梦，欲图自由，不可不于未亡国时求之”(54)。《双鸳浴血传》以“朝鲜去夏亡国”为内容，明言“处处影射中国将来”(55)。《劫花泪史》描写朝鲜亡国后“国民流离惨悴之情形”，让世人知晓“朝鲜者，皆吾曹之前车鉴也”，奋起抗争，“始可以不致终为朝鲜也”(56)。《亡国泪》则配以多幅图画，展现朝鲜亡国后“满目黍禾，随在荆棘，欲生不得，欲死无由”的情景(57)。其他如印度、波兰、埃及与犹太的亡国历史也一一演为小说，刊于报端，都是要让民众知晓，“世界上宁复有亡国人容足地”(58)。 可是，如何方能摆脱亡国危机?报上小说却没提供切实答案。内忧外患，层见叠出，人们曾寄希望于清廷，但放眼所见却将其击得粉碎，就连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北京日报》也刊载小说告诉人们，“政府大老终日酣嘻如故，徇情纳贿如故，大小臣工运动钻营如故，下视国民空言叫嚣如故”(59)。总之，大厦之将倾，各级官吏却仍是“既没有一些儿振作的心肠，又没有一些儿改革的思想”，“当国的大臣方在拼命的纳贿招权，封疆的大吏又是一味的尸居余气。咳!叫在下做书的从何说起呢?”(60)还有人以寓言手法描写海底龙宫维新改革，小说开始写道：“这几年人世上在这里各事维新，照表面上看起来，都算是处处有点进步的了”，接着便写海底“也在那里大加改良，竭力求新”，结果却是“无奈依旧是那一般旧怪物，那向来的劣根性是除不了的，到头弄得来新旧夹杂，奇形怪状，变做了一团糟”(61)。那些“鱼鳖虾蟹”是喻指人世间各级官吏，靠这批人拯救危亡无望，这已是社会的共识。 在各种日报小说里，宣扬欧美东瀛政治理念的新派人物同样靠不住，吴趼人《情变》对他们“样样都要说外国好，外国人放的屁都是香的”等言论极为反感(62)，有些人甚至认为许多社会问题就是由他们所造成。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神州日报》开始连载王钟麒的《魑魅镜》，篇首作者小序言及写作动机：“比年以来，新学输入，后生小子之鲁莽灭裂，假新名词以济其恶行者不可缕指。于是新学新理在他国则为强国之要，在吾国则适为亡国之媒。”《天铎报》连载的《女侦探》里，作者抨击那些“年轻顶时髦的留学生”，告诫读者别相信“他们满嘴的咭咭啯啯，叫做怎么颠覆政府呢，流血排满呢”，因为他们“也不过借重‘革命’两个大字，做个新党的商标，骗骗铜钱，混口饭吃吃罢哩”(63)。社会上以维新、革命为幌子招摇撞骗者还真不少，他们伎俩蠢笨，还自以为得计，难怪一些作者新撰猪八戒故事以影射，如《申报》的《猪八戒》，《吉长日报》的《猪八戒东巡记》，《神州日报》的《猪八戒之立宪谈》，其揭露则可以《天趣报》的《猪八戒传》为代表：“夫猪之至愚至拙，非冠乎其族类者乎?今八戒始以学佛空门，继则以留学外洋，独能窃智巧之名，以售其奸慝，然则亦可称之曰大愚若智，大拙若巧者矣。”(64) 新党人物被丑化，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斗在当时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日报小说中几不见踪影，只是广州才有不多的几篇。《会客》描写外国囚犯，目的却是要引出篇末的发挥：“以视吾国牢狱中之所谓革命党，一入狱门，则惟以秘密主义死之者，其相去为何如也”，“野蛮国之制度，无一而有人道”(65)。《南越报》连载《铲穿地球》后写道：“黑暗专制达于极点，必有见文明自由之一日。然当新旧交战之秋，则立于风潮之上者，其死状亦惨矣。”(66)该报在黄花岗事件后不久即连载黄小配的《五日风声》，描述革命党发动起义的全过程。或是由于新闻管制，其他各地未见这类小说，不过报社很清楚读者对当时各种政治事件的敏感与关注。秋瑾被杀后，《中外日报》暂停《妒海》的连载，原因是版面要用于刊载相关材料，还欢迎大家参与讨论：“据传单所载，是否秋女士确有可杀之道，其被杀是否非冤，应请熟知当时情事、明白中西律意者一研究之。”(67)从似是客观的陈述中，可以体会到编者的倾向，这其实也反映了读者的意见。总之，此时的日报小说密切关注时局，其阐述的思想，也是日后社会变革的舆论准备之一。 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九年，现所知日报小说总共只有62种。日报本身处于刚开始发展阶段，且又受鄙视小说观念的束缚，日报小说进程缓慢，且小报所载占了很大部分。“小说界革命”后小说地位迅速提高，报界逐渐了解刊载小说有助发行的规律，新的日报又不断创刊，于是自光绪三十年开始，日报小说数量出现跳跃式增长。
上表显示，光绪三十一年的数量是前一年三倍多，翌年在此基础上又翻番。进入宣统朝，出现每年都在500种以上的平稳态势，与光绪三十年相较，竟增长了二十余倍。此时，作为新兴品种的日报小说在创作目的、手法、过程以及社会反响上都显示出独特之处，这在进入繁盛状态后显露得更为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