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汉书》文本逐步形成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正处于汉帝国从政权崩溃到重建秩序的历史阶段，《汉书》本质上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可以视为知识与权力合谋的产物。考察东汉前期政治状况、学术环境对《汉书》编撰及其内容的影响，可以让我们细致领会东汉王朝重建秩序、建立共识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深刻认识《史》《汉》之际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以及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历史编撰的走向。一、经传汉事：《汉书》文本的形成如果从西汉成帝时冯商续《太史公书》算起，到东汉和帝时班昭等完成整部《汉书》的编撰，整个《汉书》的编撰史绵延一百多年，许多重要的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班彪、班固、班昭都参与其中，成为汉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关键词：《汉书》文本;历史书写;文本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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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如果从西汉成帝时冯商续《太史公书》算起，到东汉和帝时班昭等完成整部《汉书》的编撰，整个《汉书》的编撰史绵延一百多年。《汉书》文本逐步形成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正处于汉帝国从政权崩溃到重建秩序的历史阶段，《汉书》本质上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可以视为知识与权力合谋的产物。考察东汉前期政治状况、学术环境对《汉书》编撰及其内容的影响，可以让我们细致领会东汉王朝重建秩序、建立共识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深刻认识《史》《汉》之际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以及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历史编撰的走向。
关 键 词：《汉书》文本/历史书写/文本权力
作者简介：陈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出版过专著《东汉社会变迁与文学演进》。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曾经写道：“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①帝制时代的中国，在诸多“正史”文本的形成和传播中，这两句话也完全适用——政治权力通过指导、影响历史写作，完成历史建构和知识生产；反过来，历史文本又通过人们的阅读、传播形成自己的权力，最终使文化霸权、知识霸权得以确立。如果我们试着追寻这一历史传统的渊源，不难发现《汉书》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汉书》编撰深受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汉书》文本逐步成型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正处于汉帝国从政权崩溃到重建秩序的历史阶段，《汉书》本质上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全面考察《汉书》编撰的历史过程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尤其是东汉前期的政治状况、学术环境对《汉书》编撰及其内容的影响，不仅能让我们细致领会东汉王朝重建秩序、建立共识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深刻认识《史》《汉》之际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以及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历史编撰的走向。
一、经传汉事：《汉书》文本的形成
如果从西汉成帝时冯商续《太史公书》算起，到东汉和帝时班昭等完成整部《汉书》的编撰，整个《汉书》的编撰史绵延一百多年，许多重要的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班彪、班固、班昭都参与其中，成为汉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汉书》的雏形是班彪编撰的《史记后传》，《史记后传》则发端于西汉以来诸家继司马迁《太史公书》(《史记》)而作的“续《太史公书》”。西汉元、成以后至东汉初年，“续《太史公书》”的编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西汉元、成时期为创始期，哀、平、新莽时期为延续期，东汉初年为终结期。“续《太史公书》”的学术潮流，最初萌芽于民间——元帝时期褚少孙出于个人学术兴趣，开始补益《史记》的相关内容。成帝时期，官方力量开始显示其影响，冯商奉诏撰述“列传”以续《史记》，刘向、卫衡也有补《史记》之事。哀、平、新莽时期，刘歆、扬雄、史岑等史家逐渐加入作者的行列，使得续补《史记》的各种文本日渐丰富。东汉初年，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学者文人，也以各种方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可以说，“续《太史公书》”的编撰，就是西汉后期历史人物传记不断丰富、扩大的过程。
“续《太史公书》”这一持续未断的盛事，不仅反映了汉代社会对史学的日益重视，也反映了汉代学术文化逐步机构化、组织化的趋势。西汉中期，长安已“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②，待诏文人或言语侍从之臣出入其间，以供文史之用。西汉后期，藏书之府(“典籍之府”)与能文之士(“著作之庭”)出现结合的趋势，通才达人刘向、刘歆父子整理中秘书，扬雄校书天禄阁，其职责一方面是整理皇家藏书，另一方面则是“知史务”。这些初步成型的官方艺文机构，对后来的历史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的存在，不断挤压着史家的个性和个体声音的表达，成为东汉以后影响历史书写的重要传统和不可忽视的力量。东汉明、章以后，出现了兰台、东观等专门的修史机构，也出现了《东观汉记》这样集体编撰的史书。
“续《太史公书》”的不同作者在文本中呈现出来的不同声音、不同立场，使之有了“整齐”的需要，班彪《史记后传》正是这样一种“秩序化”的努力。班彪出于对诸家“续《太史公书》”的不满，如文辞鄙陋、政治倾向等问题，在诸家“续《太史公书》”的基础上，系统整理西汉一代之史事，并最终撰成《史记后传》65篇，成为班固《汉书》的基础。自《史记》余脉衍生而来的《汉书》文本雏形——《史记后传》，由零散而整齐，最终具有了独立价值。
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后，班固继承父亲的事业，“探撰前记，缀集所闻”③，继续《汉书》的编撰工作。永平五年(62)班固因“私改作国史”被人告发下狱，后被明帝任命为兰台令史。以此风波为标志，《汉书》编撰由以学术为主导转变为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由相对独立的历史编撰转变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永平十七年(74)，明帝特意诏问班固有关《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太史公赞语以及司马迁对武帝的态度问题，对正在撰写《汉书》的班固发出警告。这些证据仍然保存在班固《<典引>序》及《史记·秦始皇本纪》之末。承受巨大压力的班固历二十余年之艰辛，章帝建初七年(82)终于呈上《汉书》④，但此时的《汉书》可能只有纪、传部分，而没有表、志部分，仅是规模初具⑤。此后《汉书》文本一直在不断充实完善之中，但直到和帝永元四年(92)班固去世时，《汉书》还有《八表》(《后汉纪》作《七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汉书》最终经过续补而成完璧，其功臣则是班固的胞妹班昭以及扶风马续——班昭不仅续补《汉书》，且授《汉书》于马融，成为《汉书》学的第一人。班昭、马续对《汉书》的续补工作，刘知幾《史通》也有明确的记载。《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授读。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不类本书。⑥
《汉书》发轫于诸贤，奠基于班彪，成书于班固，续补于班昭、马续，至此定型。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云：“(《汉书》)凡经四人(班彪、班固、班昭与马续)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然后知其审订之密也。”⑦
值得注意的是，续补《汉书》的马续以及从班昭受读《汉书》的马融，都出自扶风茂陵马氏，这显示出扶风安陵班氏与茂陵马氏的密切关系。在政治和军事上，安陵班氏与平陵窦氏合作较多⑧，而在文化上则与茂陵马氏合作较多⑨。扶风安陵班氏与扶风茂陵马氏同出一郡，二者关系甚为亲密。马援兄马余之子马严为将作大匠，又与班固等编定《建武注记》⑩，这是班氏与马氏在文化上的第一次合作。而马续、马融兄弟即马严之子，后来班昭授马融《汉书》、马续述《汉书·天文志》，则是班氏与马氏两个家族合作关系的延续。
除《天文志》为马续所撰外，《汉书》主要是由班氏家族成员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书》之竣，乃班氏一族之功；《汉书》之学，为班氏一家之学，但今本《汉书》的署名却只有班固一人，作“汉兰台令史班固撰”。这种做法貌似对班氏家族其他成员不公平，但实际却是古代常见的一种文化现象。
在中国古代，学术撰著常常是一个集体性工作，具体到家族学术而言，家族成员往往休戚与共，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汉书》之前，《太史公书》成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手。《汉书》之后，六朝隋唐之间，父子相继、家族撰史之事甚多，如《汉后书》为西晋华峤及其子华彻、华畅三人合力而成，王隐《晋书》则是踵续其父王铨之志业。又如姚察、姚思廉父子合撰《梁书》《陈书》，李德林、李百药父子合撰《北齐书》，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合撰《南史》《北史》，而初唐颜师古所注《汉书》，不仅参考了汉晋六朝二十余家旧注，而且多取于叔父颜游秦之《汉书决疑》，家学之重要可见一斑。经学方面也是如此，如虞翻的《周易注》为会稽虞氏五世之学(11)，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经过其父范汪以及子弟辈的集体努力方才成书(12)。
这种情况在后代也很多，一部书往往经过两代甚至数代家族成员的共同努力，方成佳撰，具有“中国家族文化的层累性”特征(13)。就班氏家族集体编撰的《汉书》而言，父子、兄妹合撰一书，经数十年光阴和心血而臻于完善。班固去世后，班昭并未因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去争夺《汉书》的署名权，实是符合世事人情之举。由此可见，文化士族在共同经营社会文化声誉的过程中实现了高度的配合，在著作权问题上达成了“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默契。他们不仅是简单的利益攸关方，而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14)。
内容摘要：《汉书》文本逐步形成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正处于汉帝国从政权崩溃到重建秩序的历史阶段，《汉书》本质上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可以视为知识与权力合谋的产物。考察东汉前期政治状况、学术环境对《汉书》编撰及其内容的影响，可以让我们细致领会东汉王朝重建秩序、建立共识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深刻认识《史》《汉》之际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以及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历史编撰的走向。一、经传汉事：《汉书》文本的形成如果从西汉成帝时冯商续《太史公书》算起，到东汉和帝时班昭等完成整部《汉书》的编撰，整个《汉书》的编撰史绵延一百多年，许多重要的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班彪、班固、班昭都参与其中，成为汉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关键词：《汉书》文本;历史书写;文本权力 作者简介： 二、共识与共谋：作为王朝史学的《汉书》 东晋史学家袁宏曾将战国以来至东汉后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分为四个阶段：战国时期的游说之风，西汉高祖至宣帝时期的任侠之风，元、成、明、章时期的守文之风，东汉后期的肆直之风。从诸家“续《太史公书》”到《汉书》文本逐步形成的元、成、明、章时期，正处于“尊师稽古，宾礼儒术”的“守文”之世(15)。这一时期，儒学影响逐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书》的风格与特点，难免受到这个时代大环境的影响，而与“任侠”之世出现的《史记》产生了巨大差异。 东汉前期，在恢复政治秩序之后，思想文化上建立共识成为统治者考虑的重要问题。在经学领域，光武帝重建西汉今文十四博士，明帝和章帝大力提倡儒学。而在史学领域，东汉皇帝也要树立对历史和现实评判的权威。表现在历史编撰中，就是东汉前期史家的活动与皇权、宗室、外戚势力密不可分。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皇帝直接干预，下达指示，甚至亲自参与编撰活动。如明帝不仅留意《哀牢传》《苏武传》，而且直接参与撰定《世祖本纪》(《光武本纪》)，又如明帝马皇后自撰《显宗起居注》，对政事有所取舍等(16)，即是其例。二是间接干预，派宗室、外戚力量加强领导，予以监管。东汉前期，兰台令史班固、贾逵、杨终等文人的活动，始终受到宗室外戚刘复、刘毅、马严等的指导，这是东汉皇权对历史写作的间接干预。如果说史家是立法者之一，那么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就是这种权力的代表，但到了东汉，这种权力开始被专制皇权所取代。 随着《汉书》文本面貌的不断整齐，政教因素不断加入进来。特别是东汉明帝时期，《汉书》身不由己地加入到东汉帝国秩序重建的过程中，成为东汉意识形态建构的组成部分。永平十七年，明帝特意就《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评价问题召问班固等人，他认为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王子婴的评论，寓有对汉朝或武帝的讥讽之意。永平十七年，正是班固撰写《汉书》的时间，在这个敏感时刻，明帝与班固讨论《史记·秦始皇本纪》末的赞语以及司马迁对武帝的态度问题，显然带有警告和预防之意(17)。《汉书》虽然是权力塑造下的文本，但幸运的是，明帝于永平十七年才发出自己对《汉书》的指导性意见。此时《汉书》已初具规模，明帝的意见虽然对班固的编撰思想有巨大影响，但尚未对《汉书》造成更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从祸福转换的角度来说，《汉书》编撰的早期阶段，是简单的文本形成史，缺少统一的指导思想；后来由于政治因素的不断加入，反而具备了思想上的统一性，拥有了照耀全书的光彩。 《汉书》编撰在中国古代历史写作中是一个特例。由一个复兴的同姓王朝为前代撰写历史，这是以前未有、后来也未见的。前代归于消亡，同姓继起者通过武力重新兴起。《汉书》的批判对象不是西汉而是新莽。为了呈现某种历史必然性，《汉书》在一些历史细节方面或放大或缩小，或有意突出或有意遮蔽，如《汉书》对高祖刘邦、王莽和光武帝刘秀的态度，就需要我们持一颗警醒的心去看待。《周易》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西汉历史的两端都面临“革命”的问题。“有德者必有位”“有德者必有言”，这是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而美化政治家的一个手段，就是将其树立为一个道德典范。随着东汉帝国秩序的建立，班固也在《汉书》中建立了西汉王朝的历史秩序。在《汉书》叙事中，刘邦与刘秀成为正义与光明的化身，居于政治伦理的上风，突出“光明感”、证明“合法性”是叙述主线，宏大叙事是表现手段。而王莽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难免成为被抹黑的对象(18)。这些历史书写都可以视为《汉书》的政治隐喻，它让我们看到历史编撰“怎样隐喻性地呈现了意识形态、权力关系或社会身份对历史事件的彰显、遮蔽和剪裁”(19)。我们自以为能够把握和认知的“真实”历史，实际是读者通过文本虚构出来的想象世界，它建立在权力塑造的文本基础之上，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话语。如果文本作者实现的方法足够巧妙，手段足够高明，它就足以让读者相信自己对历史的想象和建构，相信它是一种“客观”的历史文本。 东汉皇权与精英群体的合作与共谋，不仅是简单地垄断知识，而是生产出符合自己需要和期待的知识——作为一种经典文本，《汉书》就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汉书》具有典型的官方意识形态特征，《汉书》卷一○○下《叙传下》：“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这与《两都赋》开头的说法非常类似：“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汉书》所具有的典型的官方意识形态特征，体现出历史写作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它让我们看到，在某些时候，历史著作会自然地成为意识形态的喉舌，成为国家意志的“代言”和“传声”。但因为它是委婉地传达出官方声音，不那么僵硬刻板，使人在思想认识上更容易接受；不仅让人们感受到统治集团“炎之如日，威之如神”的一面，更有“涵之如海，养之如春”(20)的一面。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充当了“牧师”的角色。东汉前期像班固以及王充、傅毅这样的文人，他们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和讴歌自己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并非政治胁迫所致。而且他们力图将这种精英共识普及为文化常识，唤起一种政治理想，可谓帝国声音的微妙传达。 总之，《汉书》不仅是汉代文明的载体，它的出现，更多体现了一种帝国共识。这是东汉初年的知识阶层对所处时代环境的一种积极回应。
